编者前言

当今时代，生产力的革新与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再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体现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认识的提升，又提出了新阶段创新发展的新方向与新命题。

日前，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原主任姜奇平发表《新质生产力的历史演进与未来发展》文章。以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思考，为我们揭示了生产力形态从古至今的演变轨迹，并大胆展望了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文章不仅梳理了技术革新如何不断重塑生产关系与经济结构，更探讨了在这一系列变革中，人类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本篇全文转发，以飨读者。

从世界历史长河看，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全球经济格局。

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浪潮之巅，思想的碰撞与交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每一次思想交锋，都可能激发出新的灵感火花，引领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方向。

新质生产力虽然是新提出来的概念，但就这个概念所反映的现实来看，早于概念就出现了，并且存在一个客观历史演进过程。然而新概念的提出，启示人们从中要发现未被认知的未来因素。

一

对质的效率认识的不断发展：从多样化、创新到音乐四重奏的效率

新质生产力首先是一个与质存在内在关联的概念。人们很容易想到，质是相对于量而言的事物特征。但人们不一定深想的是，量有量的效率，质有质的效率。

对经济来说，质与量是一对历史存在的矛盾。虽然工业化主要是围绕提高量的效率展开，这种主要体现于规模的量，在经济学上特指同质之量（同质性假定）；但质从工业化一开始，就包含在与量的对立统一之中。质的不同，以多样化（或“范围”）这一概念表示。

多样化最早是斯密提出的，与专业化相并列，作为分工的两个相反方向之一。多样化（或“范围”）是斯密本人直接使用的术语。杨小凯曾说：“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斯密认为专业化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多样化导致市场范围的增加，后人分别称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经济的规模的扩张，表现为量的扩张；而质的扩展，表现为范围——可以理解为人的个性选择范围（体验）、供给选项范围（创新）——的扩张。从这个角度看，新质生产力可以降低人的选择多样化的成本，提高选择多样化的效率。电子商务明显增加了用户的选择，就是这种规律在起作用。

历史上首先从效率角度，把质的不同，当作经济发展主要问题，主要有三位著名经济学家。一位是张伯伦，他发现经济活动中质的不同，会引发均衡点发生系统的改变，其中规律是均衡点随差异化、多样性、异质性程度的提高，按比例由MC（边际成本）向AC（平均成本）移动。AC-MC就成了测度质的差异的不变价值尺度。这启示人们，新质生产力可能引致全局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有规律的。

第二位是熊彼特，他提出的创新理论，是一套完整的新质生产力理论。他认为创造新价值，就是创造新的、不同以往的质。他把质不变，而只增加量，称为物质的“循环流转”，认为这不是在创造新价值。工业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主要表现为同质化。其价值增加主要是同质的价值在量上的增加。这是一种没有（新质）附加值的增加值。创新理论本质上是新质生产力理论，以新质的不断涌现生成为价值创造方式。

新质还具有比创新更全面的含义。创新体现的是供给方面的新质，体验代表的是需求方面的新质，在迭代中达到供求一致的新质，就是抽象意义上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它要求创新+体验的供求双方平衡。

这启示人们，高质量发展需供求两轮驱动，一是创新驱动，二是体验牵引。

TFP（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两类技术：数据要素提高多样化效率

第三位是美国经济学学会前会长鲍莫尔，他提出著名的“莫扎特音乐四重奏的效率问题”。意识到“质的效率”的存在（如四重奏中处理音质、音色的效率，不同于小提琴拉得更快、更高、更强以致走调的“效率”），这种效率不同于量的效率。质的效率主要体现在服务业与服务化中，而量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和产业化中。高质量发展，要提高质的效率，落在产业发展上，要重视服务业、服务化（如农业服务化、制造业服务化）。

对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数据的作用机理，与技术的作用机理类似，都是通过作用于主体要素（如资本、劳动）——如将a作为K（资本）的系数，或a作为L（劳动）的系数——而提高效率。可以把以往的技术，理解为专业化效率技术（a1）；而把数据，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技术”，即多样化效率技术（a2）。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就是通过提高劳动、资本等其他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而实现的。其多样化效率体现在，数据要素通过多场景应用、多主体复用，创造多样化的价值增量，在多次使用中突破传统资源要素约束条件下的产出极限（如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PPF），不断提升数据质量，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

需指出，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只能与信息生产方式、只能与数据联系。在真实世界中，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处于混合状态，工业技术与数据技术也会同时并存，与经济结合后，导致两种经济规律（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共同发挥作用。其结果，依新旧动能投入比例的不同，以及产业化与服务化产出比例的不同，形成它们之间的融合比例（两化融合比例）。当然，从主导的方向上说，在数据时代，提高质的效率的范围经济将取代提高量的效率的规模经济，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

二

新质生产力是专门让经济焕发生机与活力的生产力

质性的历史演进，在数字经济推动下开始具有新的历史内容。从而使一直潜伏于历史中的作为配角的新质生产力，成为驱动、牵引未来的主角。

从2004年起，国内外都有经济学家认识到，ICT（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这意味着，鲍莫尔猜想的以质的效率为取向的服务业的效率，可能与信息业的效率，是同一个问题。数字经济出现了不同于工业经济的生产力发展新方向，这就是从专业化效率为主，转向以多样化效率为主；从以规模经济（做大做强）为主，转向以范围经济（做优）为主。就当前的现实而言，中国经济仍有一个有待发掘的巨大潜力，这就是中国服务业占GDP之比（在55%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旦追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甚至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将极大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潜力。

质的效率的改变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科技在其中起到的一个关键作用，是主要生产要素的质，从不可复用，变为可以复用。把数据视为新型生产要素，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理论的特色之一。对数字经济来说，新质生产力表现在生产要素上，具有复用这一新型特点。复用，是数据独有的新质。数据独具“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这是指，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能够多场景应用，多主体复用，提高劳动、资本等其他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通过“数据要素×”，可以发挥数据要素对于最终应用的倍增与放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与社会分配，进而事半功倍地实现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

沿着新质生产力是质的效率提高这一新思路向前展望，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这种生产力需要有什么样的不同于工业化的空间与基础设施。思考的初步结论是，数据空间与数据基础设施，可能不同于工业空间和工业基础设施，甚至不同于此前一个阶段的数字基础设施。最核心的不同，在于它以“场”为核心原理。　　从场有的视角看世界，在中国有几千年之久的历史，例如周易就是场有论，它不同于西方的原子论，旨在为变易（而不是实有）搭建世界模型的框架。融入当下，数据基础设施也需要为变易（活动、使用、应用、利用）修路搭桥，而不只是静态地提供软硬件这些“东西”。为此需要发展数据场与数据要素场。三中全会区分了数字基础设施与数据基础设施，并且把数据基础设施置于数字基础设施之前，就反映了这种规律。从这个角度说，新质生产力是活的生产力，是专门让经济焕发生机与活力的生产力，是以生生之德为内涵的生产力。

（作者：姜奇平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原主任；来源：新华网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