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的大作《软埋》在社会各界引起轩然大波。方方本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毫不掩饰自己在创作这部文艺作品时，实在是怀着满腔的悲愤与仇恨，旨在为自己的家族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发出痛彻心扉的复仇与抗议之声：

“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们背后家人的不幸却几近雷同。而株连到的子女们，亦都如前生打着烙印一般，活在卑贱的深渊之中。这些人数，延展放大开来，难以计算。当一个人成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成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满屈辱。这种屈辱，从肉身到心灵，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盖因为此，当一切平复之后，当“成分”（年轻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两个字，但它曾经是我们成长中最重要的参数）不再成为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标识之后，当他们从幽暗的深渊走出来之后，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更愿意选择把那些没有尊严的日子，把那些伤痕累累的私人经历深藏于心。不再提及，不再回想，也无意让后代知道。仿佛说出这些，便是把自己已经结痂的创伤撕开来让自己重新痛。而这痛，就是那种痛不欲生的痛。”

曾几何时，方方的痛也确曾能够赚得我些许同情的眼泪。我记事时已经是文革后期，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所谓屈辱经历，但是对其二等公民的身份地位还是有所觉察。不知何故，立志与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以捍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的我，对这些剥削阶级的后代却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我一方面为自己根正苗红的贫苦出身骄傲无比，另一方面又在私下里暗暗地同情着方方们的遭遇。冥冥之中我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如果我不是生在世代为贫雇农的贫寒家族，如果我苦大仇深的父亲在逃荒要饭来到北平后一不小心发迹了，我怎么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后代？如果不幸生为剥削阶级的狗崽子，我的人生将会展现出怎样一幅悲凄惨痛的画面？这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曾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让我对方方这些命运的“不幸者”生发了无限的同情与惋惜。

然而改革开放后，我和方方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以及个人命运均发生了对换性的急剧逆转。在方方终于摆脱歧视与屈辱而扬眉吐气之时，我却成为了人们日常歧视与侮辱的对象。在致富光荣的年代里，贫穷就是最大的耻辱。在新老权贵趾高气扬的时代，劳动者就是公认的贱民。上高中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从英语老师那轻蔑的语气里认识到了自己出身的卑微。我这才明白在工人阶级丧失领导权的时代巨变面前，我父母的职业非但不再能给我带来任何自豪与骄傲，反而将我推入了贫穷、耻辱与卑贱的社会底层，终此一生我必须背负着卑贱者后代的标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挣扎求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因着我的家庭出身，我在求学、就业以至择偶等方面的劣势地位也就越发明显。无论我如何煞费苦心地极力冲出这贱民的行列，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当然，如果我在获得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选择留在国内，或许还可以乘着社会主义制度所铸造的阶层流动的最后一班列车，得以晋升到与方方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在我选择出国定居之后，已经固若金汤的西方资本主义阶层制度迅即将我彻底打回了我祖辈的命运轮回。在西方所谓“自由”“民主”的社会里，我无可选择地背负着卑贱阶层耻辱的十字架，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重复着我父亲在旧中国所走过的生活轨迹。

于是，我便不幸而又有幸地亲自体验了在方方所流连忘返的剥削阶级的天堂里，广大劳动人们地狱般的生活惨状。我更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方方所描述的那种“痛不欲生的痛”。当然，这绝对不只是我个人的痛，这是千百年来全世界劳动人民每时每刻都深切感受到的切身之痛：

“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们背后家人的不幸却几近雷同。而株连到的子女们，亦都如前生打着烙印一般，活在卑贱的深渊之中。这些人数，延展放大开来，难以计算。当一个人成为“社会底层的穷人”，或成为“工人农民”的子女，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满屈辱。这种屈辱，从肉身到心灵，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 当“财富与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长大的年轻人可能蔑视这几个字，但它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中衡量人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参数）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道德品质已经不再成为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标识之后，…… 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更愿意选择把那些没有尊严的日子，把那些伤痕累累的私人经历深藏于心。…… 仿佛说出这些，便是把自己永不结痂的创伤撕开来让自己重新痛。而这痛，就是那种痛不欲生的痛。”

如此看来，方方的痛和我的痛原来竟是如出一辙，甚至连痛的内容都是如此雷同，都是一种因着屈辱低下的家庭出身而来的痛。不同的是，在方方及其小圈子的人痛不欲生的社会主义社会，我的亲朋好友感到的却是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喜悦。而在方方的父辈们尽情地享受着“现世安稳、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时，我的父亲却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困境中苦苦挣扎。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聪明伶俐、勤劳善良的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十几岁就开始给地主扛长活，连媳妇都娶不起。方方家族自然只顾享受自己的“父慈子孝”与 “现世安稳”，绝对不会去关注我父亲颠沛流离、背井离乡的生活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方方们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当广大劳动人民在剥削阶级的欺压下受苦受难的时候,方方们从未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同情与怜悯，他们不但袖手旁观、助纣为虐，还丧尽天良地对受苦人发出“穷鬼活该受苦”的冷酷政治宣言！这也就不难理解土改期间苦尽甘来的广大农民群众对方方家族及其同道的深恶痛绝了。方方不去责怪自己祖辈的自私与残忍，反而责怪翻身农民无可厚非的复仇心理，岂不怪哉！当我亲身领教了方方们得势后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忍与无情之后，对他们在新中国所受到的咎由自取的惩罚开始心生幸灾乐祸的快感，反倒对自己当初的那一丝不忍之心感到悔愧难当。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如果不将妄图复辟封建剥削制度的地主阶级及其孝子贤孙打翻在地，然后再踏上一万只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劳动人民的苦难将永无尽头！当然，究竟是穷人活该受苦，还是剥削者压迫者活该受罚，作为阶级利益尖锐对立的两方，我和方方显然绝无就此达成任何共识的可能。

其实，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在大革命之后的社会激烈变革中，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方方一伙的人生经历只不过是新社会诞生前难以避免的短暂阵痛而已。当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建立起来之后，方方的痛和我的痛，都必将成为历史的陈迹而同时不复存在。而在方方所要鼎力维护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以及社会关系之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所承受的则必定是永无休止的痛！可见，在干净彻底地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以前，真的是豪门不入地狱，穷户难进天堂！而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土地改革的正义性之所在！

    （作者简介：李建宏，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现旅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