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诸多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研究，并存在诸多对立的观点。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学界似乎对什么是市场和什么是市场经济都没有讲清楚。市场是交换的场所。在这种意义下，市场和经济无法焊接成一个市场经济的概念。与计划经济中政府控制买卖对象、买卖价格相对立，市场经济可以定义为人们自由地到市场上去买卖商品的经济。

这样看来，市场经济确实与计划经济不同，人们在其中有更大自由。可是，一旦考虑到人们并不具有同等的收入、等量的资产，就可以发现，市场经济具有谁有钱谁说了算的属性，甚至可以理解为谁有钱谁说了算的经济。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是收入大致平均分配的市场经济。只有这样，它才能名副其实。沿着这个基本思路，在中央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本文对它进行一种本体论的解读。该文似乎可称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的一种构建。

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王今朝

【内容提要】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结构，可以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四要素框架：供给主体、需求主体、市场体系和政府。基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是由高水平的供给主体、高水平的需求主体、完备公平高效的市场体系和有为政府构成，并在市场交易的合理性中表现出来。四种要素的关系具有辩证性。供给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具有最基础的作用，所有制结构又是决定供给主体性质的最基本因素。政府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要素，而且凌驾于市场之上，对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从而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一、二十大报告关于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定

中国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飞跃。长期以来，中国缺少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的理论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段表述。这段表述（四（一）部分）不仅规划了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工作方向，而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四要素框架。第一，其中关于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国企国资、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的表述都是关于市场供给主体的规定。第二，关于内需、消费、投资的表述都是关于市场需求主体的规定。第三，关于产权、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统一大市场、要素市场、资本市场等的表述都是关于市场体系的规定。第四，关于简政放权、营商环境、宏观治理体系、预算、税制、转移支付体系、金融、反垄断等表述都是关于政府作用的规定。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包含供求双方，而且包含市场体系和政府，见图1。基于这个本体论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水平的高低，就取决于市场主体（供求两方）水平的高低，市场体系的合理性程度以及政府有为程度的高低，最终表现为市场交易的合理性。市场供求主体的水平越高，市场体系的标准化程度越高，政府有为程度越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水平就越高。因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有高水平的市场供给主体、有高水平的市场需求主体、有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有高效廉洁的政府的经济体制。它们的共同作用应该产生出公平、正义、高效和稳定的市场交易。市场交易四性（公平性、正义性、效率性、稳定性）的实现程度直接反映中国市场的有效性程度，直接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水平的高低。其中，公平性是指等价交换的实现程度，正义性是指市场交易的适当性程度，效率性是指市场交易耗尽的速度和程度，稳定性是指市场交易的平稳性程度。值得指出的是，这四个属性之间是有某种矛盾的。比如，市场的效率性必然与公平性发生一定的矛盾，而市场交易越迅速，也就越可能产生稳定性问题。所以，市场交易的合理性要在辩证把握上述四性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正确衡量。

二十大报告做出上述规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西方经济学供求分析框架假设供求主体给定，主要关心供求机制，认为价格调整可以平衡供求。西方一些市场经济研究文献将焦点定位在供给主体上，实际上是主张私有化和保护私人所有权或产权。当中国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受到这些理论影响的学者，有意无意地认为，“自由放任”是基本方向，只要“放手”“放开”，市场供求的持续博弈、相互磨合适应，就可以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均质化，从而达到全面的供求“均衡”状态（见金碚：《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思维——兼论市场体系演化的自发性与建构性》，《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不兼容命题，公开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概念。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依然有人持有“政府力量的扩展，可能导致市场本身毁灭”的极端市场化观点。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造成严重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亟需与这些错误理论划清界限。因此，二十大报告做出上述规定及其所蕴含的四要素框架能够帮助我们厘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确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图 1：中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要素与特性】【注：本图中的政府是指与市场相关的方面。由于资本市场的特殊性，本图把它从要素市场独立出来】

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供给和需求主体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产品的生产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前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应该由公有制企业来承担。马克思《资本论》由于旨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提供经济理论基础，必然在逻辑上全面否定私人企业制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主体只能主要由公有制来承担。然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进行的实践，必然需要给私人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留下一定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允许民营经济的存在，引入GDP核算体系等于承认服务业的合理性，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空间。仅在2013-2021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法人单位数就从12万个减少到不足8万个，集体企业法人单位数从13万个减少到10万个，私营企业单位数从接近574万个增加到接近2629万个，国有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从23万个仅仅上升为32万个，私人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则从727万上升为2755万个。可以说，中国所有制结构形成或接近形成“56789”发展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变得模糊起来，在不否认民营企业发展的必要性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水平的高低就与公有制经济在投资、就业、产出、企业总数中所占比重成正比了。

（一）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确保公有制主体地位

十九大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把不平衡置于不充分更优先的位置。当下中国，不仅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各省内部、产业间也有不平衡问题，不仅总供给和总需求有不平衡问题，国家财政收支、地方财政收支也有不平衡问题，不仅宏观上有种种不平衡问题，而且个人和家庭间有收入不平衡问题。虽然这些不平衡问题产生的根源不能完全归于所有制结构，但与所有制有着根本性的联系。不充分意味着，我国的生产力虽然创造了发展奇迹和稳定奇迹，但相对本来应该达到的水平和社会需要来说，还是不足的。虽然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但毫无疑问，中国在形成类似“56789”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在一些战略性产品领域没有取得应有的突破，从而放弃了本来可以获得的巨大收益。这也与民营企业所占比例的上升和国有企业所占比例的下降呈现时间上的相关关系。战略性产品领域的核心技术发展能够带动诸多产业（新材料、电子、信息、网络、自动控制等）的发展，进而带来极强的财富效应和就业效应。民营企业由于一般都必须追逐短期利润，同时缺乏必要的技术、人力、物力、财力和远见，很难承担战略性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重任。国有企业则不然。在理论上，中国可以采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发挥以国有企业和战略性科技力量为核心的举国体制的作用，对战略性产品进行协同攻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突破西方的技术封锁。应该指出，一些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民营企业实际上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包括关键时期资金的注入。这说明，无论是解决中国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还是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将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确保公有制主体地位落到实处，必须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与非公企业保持适当的比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最根本的差别是它的所有制基础不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必须巩固而不能削弱公有制这个基础。在多种所有制框架下，政府一定要确保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例符合宪法规定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图 2展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循环。它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经济循环周流图的重要差别就是区分了国企和私企。二者比例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水平高低具有根本性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国企和私企，但国企应该占据主体地位，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企业形式是私人企业，私人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

【图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循环】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宪法以及党的诸多理论性、政策性文件都做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近年来多个中央文件反复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然而，并未规定公有制经济在就业、投资、产出、税收、技术创新、企业数量等诸多重要指标上应该占有的比例或比例区间。而正是一个合理的比例或比例区间直接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多少和水平的高低。因此，二十大报告虽然并列地提出两个毫不动摇，但只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有学者试图用包括土地、矿藏在内的公有资产的数量占据优势来说明中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依然存在是无效的，因为土地、矿藏并不一定发挥生产性功能，从而对于广大人民的福利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不产生直接影响。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在上述指标中，公有制占据怎样的比例才能反映宪法规定的主体地位，才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上，以及如何让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达到应有的水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矛盾无处不在，不可能消灭。非公企业也存在问题并且酿成新的问题（如两极分化）。从长远看，非公企业存在的问题和所导致的问题可能更大。因此，既不能以公有制企业存在问题为依据，也不能以民营企业占比达到“56789”来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需要改革，但决不能在改革的声浪中丢掉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该改的坚决不能改。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决不能改的。丢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演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达到高水平了。

（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

之所以需要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是因为中国公有制经济还不能独自支撑解决差异化的劳动力就业、差异化的产品供给和技术创新，还需要非公经济加以重要的补充。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已经给予非公企业发展较为充分的政策空间：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国策给予了非公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2022年底，我国已经有近1.7亿个市场主体；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得大量外资进入；《公司法》等法律规章制度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依据；抓大放小不仅造就了许多民营企业，而且为它们让出了市场；许多行业的企业工商注册登记对资本金的要求一度从实缴制转变为认缴制；近年来出台的多项文件极大降低了非公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放管服改革的推进提升了政府服务非公企业的效率；出口退税、减税降费、政府补贴、社保缓缴等降低了非公企业的资金压力，债转股安排、政府救助解决了大型非公企业遭遇的生存危机；股票出让许可给出了企业家退出机制；国有事业单位的众多科技工作者为非公企业提供了许多技术服务；企业上市对民营企业的开放已经使得3千多家民营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使得民营企业在A股上市公司中已经超过6成，等等。由于这些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从理论上看，我国非公企业已经享有了相当充分的政策空间。至少相比大多数国家，我国有着非常优越的营商环境了。

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涌现了大批民族企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他们在提升我国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中国内部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一支生力军。在有些领域，民营企业已经走在公有制企业的前面。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集体由于出生于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与恩格斯所揭示的残酷的欧洲资本家有所不同，即使一些具有外资背景的民营企业家也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气节。有许多民营企业家肩负了极强的社会责任。有的民营企业家甚至抛弃自己的个人利益来谋求社会利益。现在，有许多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中国雇佣时代已经过去，合伙时代已经来临。所谓合伙时代，就是更加共有化、公有化的时代，也就是共享的时代，共同富裕的时代。我国已经涌现的大批民族企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必将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一些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成为高水平的市场供给主体时，还有数以亿计的私人企业的资产情况、经营能力、创新能力等等是较弱的。它们得到的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对于它们的发展只能是杯水车薪，它们对于大企业所能得到的鼓励和支持只能是望洋兴叹。面对国内日益完善的产业门类和生产能力，可以预计，激烈的市场竞争必然迫使大量民营企业退出市场。在其它情况不变时，这种退出应该也有助于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之所以需要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的大发展也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经济问题：私人利润与工资差异以及大量工人下岗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和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问题。这两个问题越严重，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越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少数企业家通过官商勾结、中外勾结，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断扩张，形成垄断，危及其它企业利益和金融安全。有的企业家甚至布局影响、控制中国的舆论、教育和文化格局，等等。在多种所有制并存和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下，在数以亿计的私人企业的市场主体规模下，如果没有高水平的民营企业家的供给，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建立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企业家要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民营企业要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

在我国形成类似“56789”的所有制格局后，在一些非公企业的行为引起了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必要后，在市场竞争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并使得国家的鼓励和支持趋于无效后，一些人依然片面鼓吹国家鼓励和支持非公企业的发展。这种观点并不有利于中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

（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主体理性化

供给主体自身也会成为需求主体，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供给主体将会有力地保证共同富裕和适当的灵活就业，能够促进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保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即使经济下行也不会产生巨大社会压力。因此，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供给主体会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主体打下基础。然而，需求主体也有相对供给主体的一定的独立性。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求消费从而家庭收入与GDP同比增长，而且要求消费的理性化。消费的理性化既包括不同社会人群的消费的均等化，也包括个人消费行为的合理化。平均而言，高收入家庭无疑享受了远超平均水平的高消费，其中许多消费是非理性的炫耀性支出，而低收入家庭则刚刚脱贫，还面临返贫的风险，被排除在许多市场之外。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应该允许过大的消费差异存在，对必然存在的消费差异应该以消费税等方式加以调节。占人口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家庭虽然处于收入的中间区间，从而具有较高的购买力，但可能被诱导进入到诸多无效的消费之中，比如高价购买住房，诱导性的健康支出，强迫性的医疗支出和教育支出。虽然这种支出模式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但可以归结为消费理性问题。这个逻辑的政策意蕴就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促进共同富裕，而且要加强消费引导，比如，促进农村移风易俗，减少农民婚丧支出；加强租房市场建设，降低买房刚需；促进中医发展，降低医疗支出；开征奢侈品消费税，提高奢侈品消费税率；开征遗产税，堵住捐赠等等造成的税收漏洞，等等。

投资者也是重要的需求主体。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求投资数量与GDP适应性增长，而且要求投资行为的理性化。投资行为的理性化不仅包括确保战略性部门投资的增长，不同部门之间投资的大致平衡，成熟部门投资增速的逐渐降低甚至总量的逐步减少，而且包括单项投资项目的理性决策以及逆周期投资。比如，当下的中国应该抑制金融投资，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增加实体经济投资和研发投资。特别是，必须对国家的产业支持政策进行评价，优化产业支持政策，及时降低对供给过剩产业的投资增速，对战略性部门和重要部门提供低利率的信贷支持。为此，不能单纯以短期利润率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新时代，战略性部门的投资价值已经凸显出来。仅仅考虑相关人才的培养，都需要对战略性部门进行持续的投资，并降低投资失败风险。在投资理性方面，要重点提升研发投资效率和产业基金投资效率。如果没有研发投资效率的提升，研发资金占GDP的比例的上升只能导致研发空转。当前，可以采取的手段包括改变科技产出评价体系，加强科技与产业结合，提升研发支持生产的能力；增加国内期刊供给，减少向国外支付的论文发表费用，等等。随着中国投资资金的丰裕和解决卡脖子技术的需要，中国设立了一些产业投资基金。然而，芯片领域的产业基金运作表明，中国甚至缺乏适当的产业基金运作的管理者，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产业基金的投资理性。如果没有大量的高水平的投资者，中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从宏观上看，市场经济下的民营企业的投资通常是顺周期的。这种顺周期的投资往往加大经济波动。公有制企业可以进行逆周期投资，仅凭这一点，它就具有民营企业难以比拟的优势。

三、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中国的市场种类已经较为完备，市场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但市场过度发展比较突出，市场主体缺乏行为约束，市场秩序较为紊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从重在培育市场转移到重在科学定位市场，提升市场主体行为约束水平，调整现有的市场秩序上。

第一，科学定位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品化市场化不断发展，不仅产品市场大大发展，而且要素市场也培育出来。改革开放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数亿农民从农业中释放出来，使他们成为农民工，改革开放实施的企业改革和就业改革则使得中国劳动、就业格局进一步发生结构性变化。中国曾经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无疑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同时，它也产生了一些学者所说的半无产阶级化和劳资关系问题。今天的中国，随着自动化生产的发展，工业部门对普通劳动者的吸收能力大大下降了，人们发现，即使是研究生学历，也没有当年的中专学历的含金量了。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可能已经不能吸收大部分劳动力了。即使可以吸收，劳动力结构也将发展巨大的结构变迁了。于是，劳动力市场就涉及其局限性问题和优化性问题了。此外，一些学者针对国企改革，提出了经理人市场的概念，主张从市场中选聘国企的职业经理人。如果职业经理人仅仅关注企业短期利润的提高，那么，经理人市场的存在对于中国解决国企领导人选拔机制问题是不够的。美国大企业已经深受经理人短期主义之害了。

西方一些学者把包括劳动力、土地、货币、知识、股票等在内的对象视为虚拟商品，视为并非注定被商品化、市场化的生产要素。在改革开放后，在市场化思维的支配下，中国逐步发展起土地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近几年，中国又建立了几十个数据交易所。从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土地拍卖价格的走低、商业地产需求的下降、高房价绑架消费来看，西方学者的虚拟商品论是有积极意义的。土地本身不是劳动的产物，土地的价格缺乏价值的制约。过高的土地价格将会引起房价高涨，引起整个国家的生活成本上升，最终不利于经济发展。在金融领域，如果金融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越发达，就越有害于经济的发展。数据有可能成为企业有价值的资产，某些数据也具有交换价值属性，但大量数据具有专用性，很难形成交易对象。这说明，科学定位市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市场经济高水平发展的重大主观因素了。

第二，提升市场主体自我约束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道德统御的经济。它不能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样仅仅把短期私人利润作为最主要的动机。虽然市场交换是由买方和卖方的相互作用实现的，表面上遵从自由交换的原则，但不同的买方或卖方具有不同或不对称的地位使得交换并不总是甚至常常不是真正的自由交换。而市场的野蛮扩张在短短的十年左右时间里就可以发展到惊人的地步。比如，我国居民的住房消费被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需要操纵，就是在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形成的，直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房住不炒”的命题才开始得到解决。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实现了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但改革开放后，债务发行又逐渐在中国合法化了。在1994年中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压力加大，催生了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现在，中国国债规模虽然还处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之下，但不少省市的财政已经相当困难了。债务发行主体的自我约束不仅意味着要考虑还本付息的可能性，还要考虑是否需要发行债务。假如许多经济主体发现可以通过债务来融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成为一个高负债经济，就不可能是高水平的了。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必须将社会主义道德融入到生产、交换、交易全过程，提升市场主体自我约束水平。中国不少上市公司上市之后即亏损，不少被特别处理，显示市场主体自我约束对于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意义重大。没有这种自我约束，中国的市场主体将会呈现逆向选择的特征。

第三，调整和提升现有市场秩序。假如中国解决了产品质量问题，那么，市场失序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相对价格与相对价值的偏离。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种商品的价值是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不同商品的价值之比是生产它们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比。然而，市场价格并不仅仅取决于价值，这就使得相对价格可能发生与相对价值的偏离，使得商品价格畸高畸低。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认为，价格机制具有平衡供求的作用，但1978年后四十多年的历史表明，一些商品的价格可以持续走高，市场机制、竞争机制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当商品的相对价格严重背离相对价值后，一些人（通常是少数人）的获利就以另一些人（通常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比如，高房价、高药价、高利率成为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手段。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今非昔比，但金融失序问题较为严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极为重视的重大问题。这都表明，一般情况下，市场的相对价格与相对价值的偏离越大，市场经济的公平性、正义性、效率性和稳定性程度就越低；在竞争发挥作用之前，一些行业的市场失序可能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因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竞争。对于这种市场失序，只能由政府加以调整和整顿。

四、构建有为政府

现有的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中国学者的研究大多考虑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则不统一、宏观经济不稳定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短期运行方面的问题。这确实是构建有为政府的重要方面。然而，决不能把这些方面作为构建有为政府的最主要方面。第一，没有绝对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没有绝对统一的市场规则，也没有绝对稳定的宏观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也远未规范，市场规则也远未统一，宏观经济也远未稳定。第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资产阶级的存在以无产阶级的存在为基础，资产阶级的富有以无产阶级的贫困为条件，这就造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它的存在需要市场容量足够大，另一方面它的本性又对市场容量加以制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会有完全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完全统一的市场规则，完全稳定的宏观经济。而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趋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为政府就不可能实现。第三，有人才有经济，有人才有对生产的需要，人口规模越大，对生产的需要就越大。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是将中国人口规模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原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生育成本、教育成本、养育成本、医疗成本等的增加，已经根本改变了人们的婚姻观念、生育观念，使得中国是否在未来百年时间依然能够保持超大人口规模优势成为一个变数。第四，如果中国未来依然保持一个超大人口规模，环境问题就不容忽视。如果超大规模人口的生产生活使得环境变得不可忍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名副其实了。因此，可以说，构建有为政府，必须确定人口规模目标并将人口规模稳定在这一目标上和促使生产力提升、生活水平提高与环境质量相统一。第五，世界经济史表明，科学技术创新是推动市场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与市场经济秩序、市场规则、宏观经济相比，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水平高低的更为基础的因素是科学技术。在过去几百年中，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创新上走在了世界前列。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的距离已经大大缩小了，在有些方面甚至走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在未来，中国一方面要继续缩短与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另一方面要引领世界科学技术的创新前沿。构建有为政府，必须确保中国科学技术尽快走到世界前沿。

除在人口、环境、科技方面要发挥政府作用之外，要构建有为政府，第一，必须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中国有着长期的大一统传统。这是中国的优势，而不是劣势。在当代中国，只有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才能继承这种传统。因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要求有为政府的存在。有为政府要求党和政府有充分的权力，它的提出正是对中国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扬弃。1990年代初，中国所面对的局面是政府经济权力过度集中。这就使得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方向是分权。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政策框架下，政府必然把大量投资决策、用人决策等权力授权给私人企业，并且只能主要用税收的办法拿走私人企业的利润。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权力又受到了诸多制约。作为追求私人利润的私人企业拥有强烈的逃税避税和争取政府减税动机，使得政府的财源趋于减少，从而在经济基础上给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施加了更大的约束。在缺少财源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用发债的方法来筹集发展经济和稳定经济的资金，这又增加了政府的赤字，甚至有导致债务危机的风险。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这种情况发生后，党和政府就很难发挥作用了。因此，建立有为政府必然要求党和政府摆脱市场经济体制对它的不必要限制乃至倒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发生的应该只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这种职能转变涉及政府如何促进供给主体的发展，需求主体的发展，市场体系的完善以及自身建设问题，而不是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过度退出和政府地位和作用的重大削弱。如果任由以非公企业为供给主体的市场力量自发作用，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了。

第二，必须正确处理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关系。恩格斯把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国家作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而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和以国家资格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列宁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需要代之以计划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突破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虽然这种突破在实践上是有益的，但在这种突破之中，就产生了中国所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属性问题。只有主要依靠公有制来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践行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原则才不会把政府权力变成为特定社会团体或者私人谋求私利的工具，才可能有需求的理性化、合理化，并使之与供给在数量和结构上匹配。只有主要依靠公有制来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加严格地限制商品化的范围，避免出现泛商品化，才能将市场运作的法治、监管以及各种问题的处理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所产生的市场风险，才能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只有这样，各种所有制才能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名副其实，实至名归，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建成。而党和政府是否确立这一理念，是决定未来一段时期政府有为程度的关键因素。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国内与国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长期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这种政策虽然有种种缺点，但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特别是，它使得中国能够集中力量谋发展，取得了德国、日本、苏联等国所未能取得的优势，使得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力量对比，因而，也使得中国无法继续也不可能再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了。当美国把中国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后，必然采取各种办法来围堵中国。这就必然增加中国经济的困难，从而降低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能发挥的效能。面对美国的压力，中国更需要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国既不能四面出击，也不能无所作为。我们认为，从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出发来做出各种政策上的调整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本刊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关系——访厦门大学吴宣恭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

2、何干强：《<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五大“教条”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4期。

3、胡懋仁：《现代生产条件下如何认识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4期。

4、刘凤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9期。

5、陆夏、丁晓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十大要义》，《海派经济学》，2022年第2期。

6、王今朝、张艺、龙斧：《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7、杨承训：《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机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视角》，《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