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矛盾凸显，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内外环境非常复杂，境外反动势力通过各种方式拉拢扶持异见分子，既有“文化精英”，也有“民间草根”，既有与我们斗争多年的“老对手”，也有近几年新露头的“新生代”，势力遍布教育、社科、法律、文化、经济、民族宗教等领域。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积极健康向上，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但同时也必须看到，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矛盾凸显，各类社会热点问题叠加出现，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内外环境非常复杂，境内外敌对势力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对我发展上牵制、形象上丑化、思想文化上渗透，企图压我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而且涉及的领域和话题日益增多，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的任务相当繁重。

1意识形态斗争的国际新动向

新世纪前后，美国的一些政要认为，美国的强大不仅在于它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更在于它的价值观和思想文化，这是美国的立国之基。“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把意识形态摆在国家战略的突出位置，不惜动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种手段在全世界进行更加全面的意识形态战争，大力推进其全球民主化战略。

一是在阿拉伯国家推动“大中东民主化”战略。美国为了控制中东能源战略要地，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在阿拉伯国家竭力推动“大中东民主化”战略。如美国在武力攻打伊拉克的同时，已制定一项针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改造战略，其目标是从伊拉克入手，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对阿拉伯世界进行逐步改造，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铲除所谓伊斯兰极端思想对美国的威胁，以实现对中东地区的全面控制。为了实现大中东战略，美国制定了《美国中东伙伴计划》，强调解决中东问题必须大力、持续关注这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教育改革问题，要让民主之风吹遍中东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以军事干预和多种施压手段为后盾，强制一些阿拉伯国家改变政治体制，实行美国式的民主，使中东向美国靠拢，从而牢牢控制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从而巩固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在此战略下，美国在西亚、北非策动了“M L H革命”，掀起了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使得在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相继发生，导致很多国家领导人下台，政权更迭，形成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把西亚、北非变成了一个乱象丛生、永无宁日的地区。

二是在前苏东国家推动“颜色革命”。美国为了在中亚建立亲美政权，挤压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空间，近年来一直在前苏东国家和中亚地区搞“颜色革命”，使这一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政权变更。美国有官员公开说：“颜色革命”钱是美国人出的，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所以说每场颜色革命，实质上都是美国在民主化的名义下，发动的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不流血政变。

三是在亚洲推行扩大自由和民主主义战略。美国为了遏制中国，保持在亚洲乃至全球的主导权，在亚洲推行扩大自由和民主主义战略。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则在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鼓吹要推进中国的政治过渡，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为了实施遏制和演变中国的目的，美国还搞了一系列动作。一方面实施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日美韩同盟，在中国周边部署兵力，向台湾出售武器，对朝鲜、缅甸等渗透和施压，在香港策划“占中”事件，构筑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包围态势。同时策动部分东南亚国家和我国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给我国制造麻烦，挑动菲律宾等与我国争夺南海主权，支持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与我国争夺东海主权，拉拢印度、澳大利亚等对中国进行围堵等。另一方面非常露骨地加强对中国的民主化攻势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通过硬的和软的两手在中国搞亚洲版的“天鹅绒革命”，从而遏制中国、演变中国。

四是在联合国之外搞所谓民主同盟。美国为了在全世界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谋划在联合国之外搞所谓民主同盟。2006年10月，美国出台了一份题为《铸造法制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详细地提出了搞美国主导的所谓民主同盟国界的战略构想。报告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联合国等各种国际组织已经不能适应美国利益的需要，对这些组织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如果改造不成，那么就干脆用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民主同盟来取代联合国。这个民主同盟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主导，吸收一些具有相同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国家组成，不符合西方标准的不民主国家被拒之于同盟之外。民主同盟要整合所有民主国家的力量，奉行“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干涉主义，对其认为不民主、不自由的非民主国家要迫使其改变政治制度、改变人权状况，解除核威胁和军事威胁，必要时甚至要动用武力。民主同盟的核心就是在全球推行美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

2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在国内的特点

第一，国际国内相互影响，内外势力相互勾连。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往往都有国际背景。西方国家驻华使领馆、媒体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以种种名义在我国境内活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培植所谓反政府力量。他们一是通过资金扶持、邀请出国讲学、西方政要高规格接见等方式，在我司法、宗教、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领域培植代言人;二是通过舆论声援、抗议示威等方式对我进行政治施压，支持境内所谓被打压的“异见分子”和“维权人士”，把这些政治异见分子变成他们的“马前卒”;三是以教育、社科、法律、文化、经济、民族宗教等为重点领域，通过各种方式拉拢扶持具有一定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异见分子，既有“文化精英”，也有“民间草根”，既有与我们斗争多年的“老对手”，也有近几年新露头的“新生代”，企图打造“标杆人物”，拼凑所谓政治反对派。四是一个时期以来各种反动势力每年都在一些重大关头滋事闹事，煽动所谓广场战、媒体战、外交战、文艺战等，活动得到了境外敌对势力的极力响应，目的就是“分化瓦解中共”。

第二，行动更加有组织，组织化公开化趋势更突出。主要有六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把价值观输出作为核心内容，极力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二是把渗透基层、争夺群众作为重要方式，极力煽动群众同党和政府对立。三是把议题设置作为重要突破口，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设置具体性、价值观中性以及深层次等各类议题，现实政治性指向非常突出。四是把“异见分子”“意见领袖”作为依靠力量，鼓动这些人不时推出“意见书”“公开信”，发出与党和政府不同的声音。五是煽动极端民族、宗教情绪，甚至煽动、策划、组织暴力恐怖活动。境外宗教势力通过天主教地下组织、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等，在我国境内搞各种非法宗教活动，传播西方宗教思想。六是近年来境外反动组织加紧策划整合向境内渗透，对我国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他们公开宣称要借鉴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颜色革命，发起中国的天鹅绒行动，推翻我国家政权。

第三，炒作社会热点，攻击或影射攻击中国。他们经常利用互联网、报刊、图书以及广播电视等各种传播手段，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司法制度、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攻击，抓住突发事件或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有组织地炒作，并有意捏造假消息，混淆视听制造混乱，有意识、有计划地将舆论引导到对我国根本制度的怀疑和否定上。当前，敌对势力以“维权”等名义，更加频繁地插手一般经济社会热点问题，更加直接介入群体性事件。他们借我国县乡两级换届之机，以直接鼓动和指导“关系人”参选等方式，干扰基层换届选举。

第四，公开和隐蔽结合，合法与非法并用。当前在我国境内，意识形态问题呈现以其他领域问题面貌出现的趋势，如在经济领域关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讨论中，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胜利”，并意图通过加大新自由主义推销力度，影响中央决策。在境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是利用互联网渗透活动升级，把互联网作为与陆、海、空、太空同等重要的第五“战略领域”，利用自己的网络霸权地位，高举“网络自由”牌，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二是凭借技术优势，加紧研发“影子互联网”“开放技术”等“绕道”技术，把一些有重大影响力的网站作为渗透工具，利用其博客的组织动员功能，推动网上议题在我境内落地。三是研发“翻墙软件”，通过变换升级技术手段突破我信息关防，支持我们国内的反对派，搞文化和政治渗透。四是千方百计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企图突破我国文化市场限制，畅通无阻地进入我出版物、电影、网络文化等领域，给我国的文化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第五，“棒杀”与“捧杀”结合，利用与遏制交互。由于现在中国在国际上的分量越来越重，一些西方国家非常不愿意看到我们强大，千方百计要遏制和打压我们。他们一会儿是抛售“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唱衰中国，“棒杀”我们;一会儿又是蓄意高估中国实力、夸大中国作用、设置“美丽陷阱”，让我们承担难以承受的国际义务，“捧杀”我们。他们还每每利用国际重大活动攻击和干扰中国，如近年来他们接连策动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和刘晓波，干涉我国内政，并通过资助敌对互联网站、向我国境内偷运各类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等方式，对我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战。

3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说到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较量，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两大话语体系”的角力，是要不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旗帜的交锋。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就会不断加大对我国牵制和西化分化的力度，始终把渗透颠覆的矛头对准中国。所以，我们要清醒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清醒认识一些错误思潮和观点的本质及其政治危害，清醒认识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上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更加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打好主动仗，掌握主动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第一，要强化领导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工作紧密结合，一同部署、一同落实、一同检查、一同考核。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要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作为第一责任人，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党委(党组)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协助党委(党组)书记抓好统筹协调指导工作。党委(党组)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部门、单位的意识形态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要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分析研判，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认识和处理好相关问题。要在事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问题上，对舆论热点、理论争论和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表明立场态度。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哪个地方出了问题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不允许散布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第二，要规范管理权。要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领导，统筹协调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在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中体现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努力构建强有力的工作网络，整合有关资源和力量，形成强大合力。要强化队伍建设，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批政治坚定、学贯中西、勇于创新，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和宣传工作。要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监测采集机制，定期对舆情信息进行监测采集，搞好梳理汇总、分析研判、风险评估和预警防范，对一些苗头和倾向性舆情前移预警关口、前置防范措施，建立健全依法查究机制，坚决打击各种捏造事实、造谣传谣、恶意诽谤等行为。要按照网络生态和运行规律，综合运用法律手段、技术手段治理网上乱象，既打好正规战、阵地战，又打好运动战、游击战，机动灵活、针锋相对、出奇制胜，牢牢掌握舆论战场的主动权。

第三，要提高话语权。首先要把握好舆论导向。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牢牢坚守媒体的党性原则和社会责任，把正确导向要求贯穿到工作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从政治、内容、程序、技术等各方面把好关口。要善于用好新媒体这个资源，纳入我们党的执政资源，为我所用，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引领，把抓导向、造声势的要求体现在每一块版面、每一面荧屏、每一个频道、每一个网页，旗帜鲜明地“亮剑”、理直气壮地发声、有理有据地批判，在抢占阵地中确保话语权始终为我所用。其次要做到快速反应。要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人工搜索与技术检测、综合分析与专题分析等相结合的方法，准确分析思想舆情状况，科学预测舆情发展走势，增强处置工作的前瞻性，第一时间拿出针对性的处置办法，避免出现“谣言面前，真相也投降”的被动局面。其三要积极引导。要引导党员干部明辨理论是非，对影响大、危害大的错误思潮和主张进行有力批驳，帮助人们分清是非、澄清认识。要针对网络时代的特点，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对一些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具体意见，对由现实利益问题引发的不满，对因社会变革冲击而产生的非理性心态，通过建立健全信息发布机制和政策解读机制，及时发出权威声音，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疏导情绪，化解矛盾。

第四，要增强主动权。要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思想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引领和推动事业不断发展。要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要切实加强思想教育，在整个思想理论界、文化艺术界及媒体从业人员中要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壮大主流舆论。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正确把握舆论导向，有效引导社会热点，培育健康向上的舆论生态，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凝聚起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推进改革的广泛共识和巨大合力。积极开展舆论斗争，在涉及方向、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发声、勇于碰硬、敢于亮剑。

第五，要强化阵地建设和管理。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看好自己的阵地，管好自己的队伍，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一是要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培训等活动的管理，加强对各种研究会、协会、学会等社团的管理，加强对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管理。加强对图书影视制作机构和各类民间文化工作室的管理，加强对社会服务场所举办的各种讲座、论坛的管理，明确主管部门，严格管理制度。二是要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和境外基金会在华活动的管理。对境外非政府组织要全部纳入依法管理，特别是严格管控背景复杂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我国教育社科领域、司法领域、新闻出版领域和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的活动，防止其借培训、交流、资助等名义对我国境内新闻记者、律师、高校师生、农民工群体搞渗透。三是要加强各类宣传文化阵地的管理。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出版社、办新闻网站，严把媒体从业人员入口关。切实加强对报纸、杂志、图书，以及广播电视谈话类节目、现场直播节目等的有效管理，确保各类宣传阵地严守宣传纪律。四是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加强网络信息内容建设，加强网络编辑、网络评论员等队伍建设，分领域、类型、分层次建设强大网军。加强对网络论坛社区、博客微博客、手机客户端、语音聊天室、视频、短信等的管理，加强对微信等社交类网站应用的管理，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舆论管理格局，依法打击网络谣言、网上淫秽色情信息和网上违法犯罪活动，加强网络空间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