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国家的大数据战略背后藏匿的是操纵性极强的意识形态渗透，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众多事件的来龙去脉，掌控了话语权也就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他们深谙意识操纵的伎俩，利用其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影响别国民众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立场，所谓的“信息自由”不过是把数字网络作为传播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技术平台。大数据时代，由于存在着国家间的大数据发展不均衡状态，西方少数国家的思想文化借助网络、大数据进行全球传播，这势必会冲击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危及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集中反映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经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意识形态安全也自然成为维护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引领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因素。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政治信仰安全、道德安全等内容。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意识形态安全处于重要地位，关乎道路安全、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是维系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点。在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以其强劲的发展势头，给国家的发展带来各种机遇，又如同“潘多拉魔盒”，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挑战和威胁。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要立足时代发展新特点，把握规律，增强全球意识、战略意识、危机意识和创新意识，切实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一、大数据时代与意识形态宏观态势

互联网时代，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人类数据呈爆炸式增长，以数据为驱动力的革命正引导人类社会迈进大数据时代，并将日益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根据国际数据中心(IDC)的监测，到2020年，全球数据总量将会增长44倍，达到35.2泽字节(ZB)，人类所产生的数据量将会以大约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保持下去。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工业时代可以分为若干发展阶段，以蒸汽机为核心驱动力的“蒸汽机时代”，以电力和内燃机为核心驱动力的“石油时代”和“汽车时代”，以信息技术等为核心驱动力的信息化时代。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加快了信息化向社会各方面的渗透，必然推动以海量信息(大数据)为核心驱动力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有学者指出，大数据驱动的新时代为信息化3.0——智慧化阶段。1995年以前，是信息化1.0，即单机信息化时代;2015年进入信息化2.0，是以联网应用为特征的网络化阶段;现在是信息化3.0，以数据的深度挖掘与融合应用为特征的智能化阶段，随着大数据的到来，我们正迎来信息化的第三波浪潮。随着信息数据的大规模、海量级增长，我们已经无可避免地置身于一个以“PB”(1024TB)为单位的大数据时代。

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来看，大数据时代是按生产力和技术发展的水平来划分的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认为，就人类总体历史而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大数据时代这一概念的提出并没有改变当今时代的根本性质，我们所处的依然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是“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并存、共处和博弈的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处在交锋的状态中，同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西强我弱”的态势在短时期内也不会有根本性变化。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大数据向外传播和渗透更为快速、隐蔽。另一方面，在信息网络化的今天，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冲破了传统意义的国家界限，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具有了全球性，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更为便捷了，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也要清醒认识到，大数据时代，国与国之间、一国内部不同地区间存在数据上的落差。不同国家由于教育水平、经济水平、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信息化发展水平等条件不同，在对信息通讯等数字化技术的接触、掌握和应用程度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导致数据分布不均衡。从国家间来看，大数据的传播虽然具有无国界限制性，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被大数据拉近，但是，如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一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收集、使用和掌控大数据的技术和能力上的差距导致在国家间出现了“信息穷国”和“信息富国”。一方面少数国家和地区在迅速地信息化或网络化，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或隔离化。但大数据时代到来，并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大趋势。

二、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时代的本质并没有因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发生根本改变，所有成功的技术都会敲响警钟。大数据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价值同时，也蕴含着潜在的风险，诸多风险挑战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大数据所呈现出的一系列特点，加大了我们党对社会舆情判断的难度。大数据时代，作为其核心资源的大数据所呈现出的一系列特点深刻影响着社会舆情。大数据的总量呈滚雪球式扩大，大数据的类型多样化，既包括以数据库为核心的结构化数据，还包括像文本、图片、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对这部分数据的处理和管理非常复杂;数据价值密度小，海量的数据中仅有一小部分是有价值的信息，需要高度的洞察力和分析力;在纷繁复杂的数据当中，有些虚假的数据会导致错误或无效的分析结果。大数据的这些特点，导致社会舆情因海量的、更敏感的大数据而具有复杂性。因大数据的无限性和人们占有并分析大数据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对社会舆情的判断难度倍增，国家把握社会舆论导向的难度增大。

思想宣传工作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思想宣传工作的关键是要把握社会舆论的导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大数据所承载的有价值的信息和言论，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分析，则直接影响政府对社会舆情的判断，我们党的思想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如何在海量、复杂的信息中占有充分的数据，并作出客观精准的分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这是大数据时代给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对数据的滥用和误用威胁了人们的隐私和自由，影响了政府公信力。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政府和企业对个体的监视变得更容易，成本更低，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而获得了更多的价值，这极大地刺激了对个人数据利用的企图，在采集、存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误用、滥用的情况。数据多被二次利用，搜集数据之初的“告知”与“许可”在数据产生多方面用途的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了，大数据对个人隐私的威胁在多数情况下充当了“不自觉的工具”。个人隐私权因大数据的误用和滥用而受到威胁，这不仅损害了个体的利益，更严重的是损害了个人的人身安全，导致在大数据时代因对数据的不当使用而人人自危。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份通过网络发布的信息，面对的都不是一个特定群体，而是全体国民。当拥有采集信息能力的政府经意或不经意地使用个人信息从而导致个人隐私的暴露成为常态的时候;当政府用所采集的失真数据作出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行为进而损害个体利益的时候;当出现信息安全管理大失控、谣言大传播、隐私大泄密的时候，将引发巨大的争议，导致陷入“塔西陀陷阱”。一旦失去了公信力，党的思想理论宣传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也将面临失守的危险。

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贪婪的本性极有可能推动大数据被不当使用，形成负面效应。大数据从自身属性来看是一种资源，就像石油、煤炭一样，其本身没有主观选择性，只是客观记录人类的活动和行为，以数据的方式客观呈现出关于一个人、一件事的科学判断，但如果和资本结合，就会存在“异化”的可能，从而使大数据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被利益至上原则所忽略和否定，甚至被扭曲。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利益，这就导致在现实中，数据变成商战中的武器，一些商家利用虚假的甚至耸人听闻的数据来扩大自身的影响，用数据换取利益。一些数据的掌控者占有、公布、分析、预测数据，通过数据表达代表其自身利益的价值观，进而掌控社会舆论导向。大数据一旦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在舆论中就会呈现出主观选择性和意识形态斗争性。

大数据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妄图通过“大数据霸权”实现其对别国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西方国家从未放弃过其妄图解构、改造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野心。如果说互联网拓宽了西方意识形态传播的渠道，大数据则提升了其意识形态领域较量的“战斗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其高科技优势，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跨越延伸的背景下，基于各种传感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网络监控系统，获取其他国家的相关数据，通过海量计算对世界各国形成监控。例如，美国先后推出《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网络空间国际行动》等重要战略规划，确保自身在网络空间和数据空间的主导地位。借助大数据，美国等发达国家全球数据监控能力升级，从而造成我国数据安全和数据防御风险上升。西方国家的大数据战略背后藏匿的是操纵性极强的意识形态渗透，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众多事件的来龙去脉，掌控了话语权也就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他们深谙意识操纵的伎俩，利用其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影响别国民众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立场，所谓的“信息自由”不过是把数字网络作为传播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技术平台。大数据时代，由于存在着国家间的大数据发展不均衡状态，西方少数国家的思想文化借助网络、大数据进行全球传播，这势必会冲击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危及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三、大数据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增强几种意识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院时指出，大数据是工业社会的“自由”资源，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面对大数据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和冲击，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自信迎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更要有足够的智慧应对大数据的发展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借鉴先进经验，发挥大数据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中的积极作用。有人将数据比喻成信息化时代的“石油”，说明大数据对于一国经济、科研、医疗，甚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以战略眼光看待大数据。一要积极借鉴国际社会关于发展大数据战略的先进经验。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把大数据的发展摆到国家战略层面加以推动，使大数据正在成为世界新的战略资源争夺的一个新焦点。美国将大数据视为强化美国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2012年美国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从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并应用大数据。2012年5月，联合国“全球脉动”计划发布了《大数据开发：机遇与挑战》报告，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积极响应，如英国“数据权”运动、日本面向2020年的“ICT 综合战略”、韩国大数据中心战略等先后开启了大数据战略的大幕。对于我国来说，应借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推行大战略的做法，推动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增强数据意识，加强数据立法，发挥大数据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二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袭。全球大部分网络根服务器都在美国，这意味着美国的情报人员可以进入思科、微软、谷歌等科技公司的服务器，其获取和分析数据的强大能力也同时反映出其意识形态渗透的目的直接性、手段隐蔽性和强烈的政治性。美国“棱镜门”事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必须使产生大数据的各类载体的领导权和主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只有这样，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善用大数据技术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有针对性地抵御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和侵袭。

增强危机意识，增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动权。面对大数据的发展对个人隐私所带来的挑战，对国家的信息安全、军事安全，尤其是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必须增强危机意识，包括发展大数据的战略意识和风险意识。一要制定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在2018年底前要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率先在信用、交通、医疗、卫生、就业、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资源、农业、环境、安监、金融、质量、统计、气象等重要领域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数据开放是大数据时代的必然趋势，数据开放是数据共享的前提，通过数据共享，搭建起国家各领域交流的信息网络，这种以大数据为依托的信息网络为党的思想宣传工作提供了新的载体，大数据分析本身就有利于党和国家对社会舆情的判断，把握舆论动向才能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二要规避在使用大数据过程中的风险，确保大数据安全。在数据充裕的时代，人们对数据盲目崇拜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使民众对大数据分析的结果过分依赖。为此，一方面要加强防范。利用大数据传播的即时性第一时间澄清社会突发事件的真相，表明政府态度，防范谣言所引起的社会恐慌;利用大数据传播的广泛性宣传党的执政理念，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反动言论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利用大数据技术的先进性提升保密技术，防范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被泄露和窃取。另一方面要疏堵并用。对于积极正当的政治参与和意见表达等，要加以疏通和正确的引导;对于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有害信息传播，则要坚决地“堵”。打好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仗，才能占领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和制高点。

提高创新意识，以新理念、新方法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新挑战。大数据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要应对挑战，开创新局面，必须提高创新意识。一要增强大数据意识，进行理念创新。要加大舆论宣传，在全社会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文化氛围，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应该充分利用大数据，转变传播观念，利用“大数据思维”关注和掌握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思想状况与价值追求。二要创新宣传和管理工作方式。加快构建网络舆情监测体系，通过对新闻网页、论坛、网站时评等网络资源进行全网和定向采集，利用大数据技术过滤无关信息和有害信息，抽取提炼关键信息并进一步分析舆论价值观倾向和民众社会政治态度。建立有效的信息反馈、分析机制，凭借有效的反馈机制，对政务微博信息传播方式进行合理控制、调整和改进。提炼高频词，及时了解人们的思想动态，最大限度地整合民心，汇集民意，汲取民智，直面民众质疑，及时主动地给予回应。

(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党建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