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子：由国企改革想到柳宗元《封建论》

点击：作者：平子来源：昆仑策研究院发布时间:2016-02-27 09:21:45

【重温柳宗元《封建论》，当代国人果真比上千年前的商鞅、秦始皇、柳宗元更有智慧吗？】

　　前不久，几位朋友争论国企改革取向，甚为激烈。

　　主张国企私有化者认为：国企所谓全民所有，产权并不明晰，只是空洞概念。管理者之所以腐败成风，其根本原因是企业非自己所有，无人认真经营。只有变国企为私企，才能产权明晰，私企老板必为自己而兢兢业业工作，腐败自然杜绝。

　　闻此高论，不禁让笔者想起唐朝柳宗元的不朽名著——《封建论》。虽千年穿越，中国早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若从公权与私权的视角，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无外一理，可知今天重温当年在封建社会背景下的那场“郡县制”与“封建制”的争论，也是极有意义的。

（一）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更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写作《封建论》，是为了强化朝廷的中央集权，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藩镇割据之社会问题，防止私权做大做强，最终各自为政，分裂国家。

　　文中所论“封建”，并非唯物史观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而是指“分封国土、建立诸侯”的“分封”，得到分封的诸侯，在封土内行使私权；文中所提到的“郡县”，是指在国土统归中央管理的集权体制下，设立郡、县两级地方行政，郡大于县，郡、县官员均由皇帝直接委派，在行政区内行使公权。故所谓“郡县”与“封建”利弊之争，实为国家中央集权与个人私权的利害之争。

　　柳宗元从“封建”起源入题，陈述“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并非他们不想去除，而是“势不可也”，“非圣人意”。就是说，“封建制”产生乃社会之初为化解矛盾、去除争夺应势而立，并非人祖圣贤的意志。到“周有天下”之后，“裂土田而瓜分之”，把分割的土地分封给许多诸侯，诸侯国“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像繁星罗列，遍布大地，又“轮运而辐集”，轮辐向心似的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这些诸侯聚而朝见天子，分而守卫疆土。不料久而久之，朝廷的捍卫者成为各自尊大、争土称霸的分裂势力，天子终于失权，只不过在公侯之上“徒建空名”罢了。柳宗元反问，“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难道不是诸侯国自我做强，尾巴太大而周天子指挥不动吗？很显然，周王朝失去天下，败于“封建制”。

　　秦灭六国，中国重获统一。秦始皇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柳宗元称之为“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即打乱分裂了的诸侯国疆土，重新统一设置郡县，彻底废除诸侯王，由中央派出郡县行政长官，也就是废除“封建制”，建立“郡县制”。这样一来，秦朝“据天下之雄图”，国家主要财政大权掌握在朝廷手中，皇帝派遣官员管理地方，“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全面实现了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

　　这段历史说明，虽然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但周朝没有处理好国家集权统治下的公权与私权关系，封国诸侯以私代公，导致了国家分裂，五个多世纪战争不绝，民不聊生，付出了巨大代价。

　　秦始皇虽然集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让地主和农民合法拥有土地，但在一系列财政经济问题上，却强化了国家“公权”。譬如统一文字、统一户籍、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由国家下达法令指导农业生产等，尤其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盐铁开采权和经营贩卖权，全部收归中央，实行官营，创立了封建社会的“国有经济”。秦朝首创的郡县制度，以及对资源性行业和获利丰厚行业实行“国企”垄断官营，确保了国家财政收入，成为建立巩固的中央集权制度，防止私权做大、兼并掠夺进而分裂国家的重要政治经济手段，也为后世历朝历代如何处理好封建统治制度下的公权与私权、公产与私产的关系，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典范。

　　自秦以后，汉武帝不仅实行盐铁官营，而且增施了酒类国家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盛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发展国家贸易，商业发达刺激了手工业的进步，官营手工业比私营手工业还要发达。宋代初年，吸取晚唐覆灭教训，将财权及其他权力全部收归朝廷，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五十多个国家通商，这些都不是仅凭私企力量就可以做到的……

　　可见中国历史上的每个封建王朝，在新兴的时候，都是强化国家公权和国企公产的。秦朝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一如黄河长江之源头活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郡县”与“封建”孰优孰劣，后世有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分歧。这与今日国企产权姓“公”好还是姓“私”好，大有异曲同工之奇。

　　汉初统治者以为，秦强化中央集权，为何“二世而斩”？无疑是“郡县制”以公权排斥私权，造成了秦朝灭亡。正如柳宗元言，“汉有天下，矫秦之枉”，重循周朝“封建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但汉也并未完全走复辟周制的回头路，而是“郡邑居半”，即实行诸侯国与郡县各占一半疆域的“一国两制”。然而后果如何？遂造成国家政权不稳，“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就是说，汉代反叛的都是诸侯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敢于反叛的郡县。

　　柳宗元认为，汉朝是犯了错。因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就是说，秦朝仅短短两世即失政权，其原因不在于实行“郡县制”为核心的集权制度，而是由于官吏“苛政”对百姓过于残酷，官逼民反。他分析，秦朝覆灭与周天子失权有本质区别：秦朝是草民揭竿而起，不是官吏造反，因为官吏均惧怕朝廷；反过来，周天子失权的原因却是“封建制”，是因诸侯力量太强而天下大乱，国家分裂。所以唐朝在建国初有“郡县”与“封建”之争后，就接受了汉朝教训，在全国实行单一的“郡县制”。

　　按理，由东周到中唐历经了一千五百多年，“郡县制”与“封建制”孰优孰劣早已有公论，却不料到了唐中期，已获巨大经济利益的军阀地主豪强却不甘心，大搞土地兼并、藩镇割据，重新擎出“封建制”的大旗，来论证其藩镇割据的合理性，企图用类似诸侯国的世袭藩王制取代郡县体制下的朝廷命官制，永保并扩张其既得利益。

柳宗元讲，他们这些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意为：“封建制”的世袭管理者，一定会把其管辖区内的土地当作自己的私土，尽心治理，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让风俗变好，治理好政治，施行教化比较容易。而“郡县制”的地方官员正好相反，“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那些郡守县令们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着升迁官职，怎么可能治理好地方呢？这与今天那些主张国有产权私有化的精英们，所论何其相似乃尔？

柳宗元严词反驳：“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即从周朝经历的史实，足以可见证明。周朝“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诸侯骄横自满，贪财好战，大多社会混乱的诸侯国多，治理有条的诸侯国少。“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即便这些诸侯王让子民深受其害，只要“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就是说，只要侯伯不造反政变，天子便无法撤换他们！

柳宗元充分论证“郡县制”的优势：汉朝实行郡县的地方，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因为“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官吏犯了罪可以降职或罢免，有才干可以奖赏。随时更换管理者是“郡县制”最大的优势，“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晚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违法乱纪，次日早上就可以罢免。汉朝的这些赏罚任免，是从利益关系上迫使官员们尽心尽责工作，而这些都只有在郡县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做到。

柳宗元《封建论》所论述的“郡县”与“封建”孰优孰劣，本质是国家公权与私权的问题，文中所阐述的道理和历史教训，值得今人重视。柳宗元的论述有两层意思，一是权力所导致的利益驱动问题，二是管理者及时任免更换的问题。单从这两层意思而言，如果把“郡县”替换成现在的“国企”，把“封建”替换成现在的“私企”，其争论与今日关于“国企产权不明晰”，主张通过国企私有化改革来“杜绝腐败”的言论，几乎如出一辙。

类似“郡县制”，国企由国家委派管理者，最大的优势同样是可以随时更换管理者，所以国企是否运转高效？是否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是否贪污腐败？应该不是管理体制问题，而是其他问题。而私企却是资本家的个人私产，即便干得不好，国家也管不着，无权罢免老板。

事实上，中国国企干部的管理水平多数高于私企，许多私企喜欢聘用从国企退下来的干部，也与此有关。而国企干部来到私企之后，最初多有不适应，因为私企为追逐利润，过分降低成本是普遍现象，许多私企不惜减少必要的科学管控程序，甚至偷工减料、以次代好。

国企作为全民所有的“公产”，产权原本清晰，所以不仅要向国家上缴税收，还要上缴利润，以及承担国家赋予的一些社会必要公共责任，如自古以来就有的国家救灾赈民义务。现在中国老百姓的社会福利、退休保障，很大程度来源于国企的财政贡献，更不要说国家的战略投资来源。而私企却作为个人“私产”，仅仅上缴税收而无需上缴利润，救灾捐款，全凭个人觉悟，不受任何约束。

　　面对“公权、公产”和“私权、私产”，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的做法都是强化前者、削弱后者，而今天一些人主张的国企改革方向，却是削弱前者、强化后者。其结果会怎样？如果将大多数国企都改革成为私企，那么由于私人资本的运作规律，国家财政将大幅减少，老百姓社会福利将进一步降低，社会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地方财政更加入不敷出，甚至没有人力财力扶贫救灾解难。

所以，在如今的国家改革大潮中，是否很有必要借鉴历史经验，处理好公权与私权、国企与私企的关系？如果放任私企取代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权基础的国企，资本的私权是否也会发展到侵吞国家公权的地步？一旦失去重要国企所有权，国家的中央集权是否也会因为经济“失权”而导致政治“失权”？国家财权大权如果落入少数拥有巨额资本的豪强集团手中，中国是否也会像当年的周天子失权那样导致政权分崩、国家裂解、天下大乱？如果落入实力雄厚的国外资本集团手中，那就恐怕难逃像希腊那样被经济殖民化乃至国家破产的命运？

至于现在某些国企管理者的腐败，恰恰是私有化改革所致。因为在国企私有化进程中，管理者有太多腐败机会，几乎每日经受坐怀不乱的考验，而“柳下惠”又有几人？腐败利润太大，法律惩罚太轻，所以才会有人敢冒党纪国法之大不违而铤而走险。其实，政府官员的腐败也不在少数。如果认为国企存在腐败是由于“产权不清晰”，就得把国企改制成私企，照此推论，政府官员也有腐败，难道连国家政权也应该分给私人资本，变成四分五裂的豪强利益集团的“家天下”吗？

国企产权的背后是国家公权，私企产权背后是个人私权。即便是在封建社会，也绝不允许化公为私，将国企变为私企，将公权变为私权，怎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代，反而要变国企为私企，让那“国企产权不明晰”的鬼话唬人唬了几十年？

（三）

　　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私，是衡量执政者政治本质及制度良莠的根本标准。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基于封建帝王执政本质，分析因制度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客观效果，有一番生动而精彩的描述。

　　他说，“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秦朝用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作为制度，动机虽然是私，是皇帝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人全部臣服于自己，但客观上却实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大的公。所以“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从秦朝开始！

　　 “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这是讲，无论是商汤还是周武王，都是凭借诸侯的力量才登上天子宝座，所以他们的“封国土、建诸侯”是不得已，而并非大公无私。他们的私心，是要使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的子孙。

　　秦始皇出于私心，强化国家中央集权下的“公权”，是为“大公”；商汤、周武王出于私心，削弱国家中央集权下的“公权”，是为“大私”。柳宗元如此高超的利益分析，真是入木三分！近代以来的中国执政者，无不以“天下为公”为宗旨，得民心抑或失民心，惟决于此！

　　联想到中国近几十年来改革中出现的国企私有化趋势，为何在百姓眼里，改革改到哪里，哪里的工人就下岗，权贵就发财，物价就飞涨，社会福利就减少，贫富差距就迅速扩大？今日中国，经济体量虽大大增加，但财富究竟集聚在哪些人手中“当代表”，而在多少人身上“被平均”？国家防止裂解、维护统一的内聚力到底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确有反思之必要。

　　中国的改革究竟应该向何处去？

　　春节前，又顾国家博物馆，见到以秦相李斯书法而刻写成的琅琊刻石残碑。这是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筑建琅琊台之后，立于台顶的巨大石刻，用于颂秦功业。

　　两千多年过去，现在琅琊刻石残碑上的字迹已难辨认，幸有司马迁《史记》记载内容：“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

　　亲睹此碑，笔者激动得双手微颤——中国于公元前219年便立碑写下如此大智慧之文，而事实上，郡县制的建立比这还要早一百多年，是公元前338年之前商鞅变法的产物。如果没有实行郡县制，秦国就不可能由极弱到极强，也不可能让分裂了几百年的中国重归一统，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秦朝。中华民族的文化统一，中央集权的“公权”制度，是中国历史传统的最大特色，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成诸多小国的根本性原因。

　　笔者又想到毛泽东在去世之前的第三年，建议全党同志读一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说：我们现在还是在仿郡县制，就是多了人民公社。我们现在是中央、省、地、县、公社，基本上是郡县制……

　　毛泽东于1973年8月写诗给郭沫若，题目是《读封建论致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诗中所说的子厚，是柳宗元的字号，代指“郡县制”，文王指周文王，代指“封建制”。忽悟，难道这是借封建社会的“郡县”与“封建”之争，提醒中国将来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而重走私权取代公权的复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