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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之女:要不是毛主席,没人能替我父亲平反
点击:  作者:高凤英    来源: 东方伟人  发布时间:2018-07-19 08:44:12

 

       【编者按】:1939624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这位蒋介石花10万大洋买其人头却不得的一代名将,却被新四军领导人向蒋介石呈请而枪刑照准,年仅32岁。

36年后,高敬亭的遗腹女高凤英冒着巨大风险上书毛泽东,请求中共中央澄清其父被杀原因,并作出结论。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亲自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1977427日,沉冤38年的高敬亭案得以昭雪。2013年冬,乍冷还暖,高凤英女士在家中接受了本刊编辑王金梅的采访,讲述她为父亲平反的坎坷经历。

我母亲要不是坚强,早死过了

王金梅:1939年您父亲高敬亭被错杀时,您多大了?

高凤英:当时我还在我母亲肚子里,我父亲19396月被杀,我是这年8月出生的。我还有个姐姐,当时才刚刚一岁。

王金梅:您母亲史玉清也是一位老红军,曾经的金刚台英雄八姐妹之一,您父亲被错杀后,她也受到牵连了吧?

高凤英:我母亲15岁就参加革命,1931年入党。之前因为家里穷没读过书,后来有点文化都是自学的。她人很坚强,又机灵能干。当年金刚台8个女兵,最后有的给国民党捉去了,或卖掉或给人做了小老婆。我母亲却从没被捉到,因为她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熟悉环境、查看地形,猜想如果敌人上来的话,她要从哪里跑。听她讲,我父亲被关押不久,她就被软禁起来了。

父亲被错杀后,她受到牵连被开除党籍,成为反革命家属,遭到无尽的歧视和打击,甚至连平时的战友、朋友都不能与她有任何接触。我母亲自尊心很强,参加革命后各项工作从来不落在别人后面,却一夜之间成为打击的对象,精神压力可想而知。我母亲要不是坚强,早死过了。她说,当时她也想过不如投河死了算了。但一想到我年幼的姐姐和肚子里的我,就于心不忍,而且也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后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决心不管受到多大打击也要活下去,把两个孩子带大。

王金梅:在这种情况下,您母亲能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你出世后,跟着母亲也吃了不少苦吧?

高凤英:我出世后就和母亲随部队行军。当时部队给有孩子的人都安排挑夫,但我们那个挑夫身体有病,我妈把粮食都省给他吃,他还是把我掉到稻田里去了。我那时好小,都不知道哭。我母亲说一次行军途中,因为挑夫没劲,走得慢,我们掉队了。结果人家都到部队吃过饭了,我们还没到。后来部队负责人讲怎么到现在她们母女还没到,就派人来找。这才发现原来挑夫正带着我们往敌人方向走,幸亏找得及时,否则我们可能就被敌人发现,杀掉了。

王金梅:当时部队战友对你们怎么样?

高凤英:我母亲讲,其实那时大多数人心里对我们还是同情的。她生我的时候缺衣少食,我父亲又刚被错杀不久,但就这样她还收到好多好心人送的吃的、穿的,都不知道是谁给的,全是悄悄放在窗台上,不敢直接给我母亲。因为迫于当时的形势,大家表面上都不敢和我们多接触。

我母亲说我刚会走路的时候,有一次她去打饭,旁边很多人在政治学习,她因为是反革命家属,政治学习不让参加。她就把我放在那里,结果她打饭回来的时候,发现我趴在泥地里,满脸、满鼻子、满嘴都是泥巴,要是她迟来几分钟我可能就被憋死了。那些人都在旁边学习,却没有一个敢过来拉。那天晚上我母亲饭都没吃,抱着我哭了一夜。

王金梅:后来您母亲因行军环境所困,不得不先后将你姐和你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了?

高凤英:是的。我姐先被放在了一个老百姓家。其实开始我母亲是准备把我放在这家的,后来知道他家本来小孩就多,又穷,怕我在他家受苦,就要把我领出来。但他家死活不让我走,因为那时如果一个部队孩子放到老百姓家,只要部队给战士发什么,就给这老百姓家也发什么,像粮食、毛巾、衣服都有,他家穷所以不愿放我。我母亲因为我小,便把我带出来,把我姐姐放在他家了,我就跟着母亲随部队走。后来,我母亲把我寄养在了另一户老百姓家。

王金梅:当时把你寄养在哪里?

高凤英:苏北盱眙县一个古城。当时,我妈通过地下党找到这户条件算不错的人家,他家没有孩子,就夫妻两人和一个老父亲,在农村来说因为人少,条件还好。后来闹荒年,村里榆树叶、榆树皮都被人吃光了,我在他们家没吃这个,因为他们有存的粮食种可以吃。不过那时农村孩子还是很苦啊,我在他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干活,家里人吃的菜、猪吃的菜都是我一个人挑。所以我很能体会农村人的不易。后来农村病人来医院找我看病,我都尽心尽力,病人家属请吃饭,我也绝对不去。你想100斤稻子才七八十块钱,请我吃一顿饭花四五百块钱,要卖多少稻子?送红包我也不收。我一生当医生,很坦荡。一没出过医疗事故,二没收过红包。

王金梅:您在他家待了几年?期间您知道自己的身世吗?

高凤英:大概有7年。我养父母人非常好,也没有隐瞒我的身世,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红军寄养在百姓家的孩子。他们一家待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记得有一次,因为地主告发,说我养父母家藏了共产党,还有枪和子弹,就把我养父抓了起来。但养父为了保护我硬是不说,差点被枪毙掉。最后还是我养母花了20多担粮食才把他担保出来。

王金梅:在他家的这7年间,您母亲来找过您吗?

高凤英:没有,她后来随部队一路行军到山东、东北,敌人就紧跟在后面打,那样危险怎么可能来找我!

 “我入党、当兵都没受到影响

王金梅:您是哪一年回到母亲身边的?

高凤英:19493月我母亲从东北一路南下到合肥后,被安排在皖北行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母亲派警卫员先后3次到我养父母家接我,我都不愿意。因为我和养父母感情很好,舍不得他们。最后还是他们亲自把我送回合肥的。为了感谢养父母对我的恩情,我回合肥后我母亲每年都寄钱给他们,也经常接他们到合肥来小住。

王金梅:那您姐呢?

高凤英:她死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妈也派人去找了,但因为我姐待的那家人得了霍乱,全死了。

王金梅:回来后您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了?

高凤英:回合肥后我母亲就送我上学了。我在合肥读完小学、初中,1958年考到合肥一中。在一中念了一年,因生病住院休学一年后转到芜湖医专(皖南医学院前身)上学,后又回合肥到安徽中医学院西医专科班学习。

王金梅:您什么时候知道您父亲事情的?您母亲和您说过吗?

高凤英:我是1958年上高中之后才知道的。此前我只知道我父亲是高敬亭,被杀了,但具体怎么被杀的不知道。母亲也一直没告诉过我,因为她怕我知道事情原委后会仇恨共产党。直到我上高中后,我父亲生前的战友、干休所好多叔叔才告诉我,我父亲是被错杀的,是冤假错案。像干休二所的熊挺叔叔来我家提起我父亲的事时,都气愤地拄着拐棍直捣,说我父亲是被冤枉的。还有上海市原副市长裴先白等,都跟我讲过。

王金梅:裴先白也是您父亲的部下?

高凤英:是的,当时他是新四军四支队宣传科科长,算是有文化的。我父亲的事都是他们和我讲的。

王金梅:那时候在学校,人家可知道您是高敬亭的女儿?

高凤英:都知道。

王金梅:您有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高凤英:没有。因为当时大家心里都知道我父亲是被冤杀的。上芜湖医专时,校长就是我现在爱人的父亲,也是新四军老兵,他们都知道我的情况。那时我在班上是班长,还入了党。

王金梅:入党也未受您父亲冤案的影响?

高凤英:没有,可以说我入党、当兵都没有受到影响。入党前,支部找我谈过3次话,让我写入党申请书。我提出两点:第一,按共产党员标准一条条对照,我不够格;第二,我父亲是高敬亭。对我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组织上说,第一,不可能每个共产党员对照党章都条条符合,是要经过教育学习的;第二,你父亲的问题对你没有影响。

王金梅:那说明虽然当时您父亲的冤案还没有被平反,但大家心中都有杆秤。

高凤英:是的。就这样组织找我谈过3次话后,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就批准我入党。

王金梅:从安徽中医学院毕业后您到了哪里?

高凤英:我被分到四川了。因为那时修成(都)昆(明)线,沿途部队医院急需人,就从安徽、辽宁、上海、浙江、北京这几个地方的医学院要人。我被挑中分到了四川西昌的三十七医院,因为当时我是党员,他们认为我比较优秀。挑我的人和我讲,西昌这个地方气候很好,冬暖夏凉,去了之后确实是这样。后来我们医院又转到四川雅安,离成都近一些。

王金梅:反右和文革的时候,您和您母亲可受到冲击了?

高凤英:没有。反右我们都没受冲击。文革时,我母亲在省牙防所(即今天的合肥市口腔医院)任领导,当时医院有3个领导,另两个领导一人参加一派,我妈哪一派都不参加,因为参加哪一派,都要和另外一派斗。我因为在部队也没受冲击。

 “做好脱下军装的准备,给毛主席写信

王金梅:据说在您上书毛泽东之前,您母亲就曾萌发过为您父亲申诉的念头,后来也写过信给毛主席,您知道吗?

高凤英:我知道。1959年毛主席视察安徽后,我母亲曾为我父亲的问题给党中央写过一封信,但那封信未转到毛主席手上就被转回安徽省委了,我母亲还因此遭到一些人的训责。1963年开展甄别平反工作时,我母亲日思夜想就是有一天党中央能为我父亲说句公道话:高敬亭不是反革命。但因为之前写信遇阻,我母亲对再次向党中央申诉就心有疑虑。

王金梅:您是哪一年为父亲的事写信给毛主席的?

高凤英:我最后写信的时间是19751110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已经从四川调到合肥一五医院了。

王金梅:您是哪一年从四川调回来的?

高凤英:1971年。当时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她又只有我一个亲人,便给省军区打报告,希望调我回合肥。后来省军区调令到成都军区,正好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和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是老乡,一通电话就同意放我了。那时正值林彪事件后,部队团以上干部都要学习一个星期,学完后我就办手续回来了。

王金梅:您写信时文革还未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时是怎么想起来给毛主席写信的?

高凤英:那时我正好看了一部戏叫《杨三姐告状》,对我触动很大。我想杨三姐一个农村姑娘都能把自己姐姐的冤案告赢,我不管怎么说还是个大学生,有知识有文化,为什么不能为我父亲的问题写信给毛主席呢?父亲被错杀的时候,我还没出生,我要向毛主席把这个问题问清楚。于是,我就鼓起勇气,做好脱下军装的准备给毛主席写信。

当时我还和我爱人说,可能因此要倒霉。我爱人讲,怕什么,大不了回农村,我们父辈不都是从农村来的吗?我想也是,就算回农村,他有知识,我有技术,实在不行给人家看病不收钱讨口饭吃总行吧。就这样,我提笔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开始写得很长,有8张纸。我母亲看后说,你写那么长,主席哪有时间看啊?所以我就把信的内容减啊减,最后只剩不到两张纸。后来这封信是托人带到北京寄的。

王金梅:也是通过邮局寄的吗?

高凤英:是的。

王金梅:您信封上是怎么写的?

高凤英:我写的是北京市中央毛泽东主席收

王金梅:信发出后,你们等得很焦急吧,可知道一些进展?

高凤英:从信发出后,我和我母亲可以说是天天想、夜夜盼,那种万分焦急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后来我听人说毛主席收到信后20天,也就是1130日,便叫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调查我父亲的案子,并嘱以其结果告我

王金梅:您可知道是谁把这封信转到毛主席手上的?因为当时主席的眼睛已看不清东西了,刚刚做过手术。这中间肯定有人帮您转这封信,否则这封信到不了主席手里。即使到了,也不一定会看并作出批示。

高凤英:19757月唐由之给毛主席做过白内障手术,这我知道,当时我正在北京广安门医院进修。这封信最后能到主席手里,过程很复杂,确实有人帮我,但我不能告诉你,这个我和谁都不会说的!我只能说这个社会好人还是多数,人家都知道我父亲是被错杀的,他太冤了!

王金梅:什么时候有了进展!

高凤英:1214日,毛主席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是项英。

王金梅:也就是说对于这封信办理过程的每一步,基本上您都知道?

高凤英:差不多。19764月我再到北京进修,每个周末休息时我父亲生前的老部下、老战友就喊我去,还带我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去了解情况。我这才知道毛主席批示后,中央军委办公厅为调查我父亲的事,专门召开了知情老同志座谈会,我父亲生前的很多战友都为我父亲写了证明材料。

王金梅:应该说您父亲的那些老战友,为您父亲的平反做了很多工作。

高凤英:可以这样说。

 “要不是毛主席, 没人能替我父亲平反

王金梅:毛主席在批示中明确说,怀疑您父亲冤案的责任在项英?

高凤英:是的。虽然叶挺当时是新四军军长,和蒋介石一直有联系,处死我父亲的电报也是蒋介石批的,但叶挺毕竟是党外人士,项英作为新四军政委,难道会毫不知情?

王金梅:当时蒋介石在新四军领导人所呈电文上的批示是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高凤英:你想当年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都抓不到我父亲,现在白送上来,还不高兴死了。所以我父亲的死和叶挺有很大关系,但项英也有责任。现在看批判我父亲时历数他的七大罪状,一条都不成立。还讲他贪污军饷回家买房置地,真是可笑。

王金梅:主要原因是曹杨叛变

高凤英:当时都讲是我父亲让曹玉福、杨克志投靠国民党的,哪有这个事呢?其实曹杨叛变我父亲事前根本就不知道,我后来听我父亲一些老战友讲,当时曹、杨跑掉以后,我父亲气得不得了,还骂了句妈的,跑什么跑啊,有事照事讲啊。但结果就把这个事情加在我父亲头上。你想,国民党把我父亲的父亲、哥哥们都杀了,我父亲可能投靠国民党吗?还讲我父母结婚时,炮竹纸就有一尺厚,可能吗?

王金梅:我看材料讲,您父母结婚时条件非常差,在一个破庙里,什么都是破的,只有一副对联是新的。而且那时也不敢放那么多炮竹啊,要是把国民党军引来怎么办?

高凤英:讲我父亲对中央派来的同志不尊敬,他战友后来都跟我讲,这是胡说,中央来人后,我父亲把自己的床都让给他们睡,把他们安顿好好的。不能说因为有一点不同意见就是对中央不尊重啊?我母亲讲,长征前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让我父亲把藏在大别山老百姓家的伤员集中起来,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当时困难得很,很多老兵、伤兵都是从一家一户找到治好后加入我父亲部队的。国民党又实行残酷的清剿计划,两里就设一个岗严查,不许百姓和红军接触。我父亲他们冬天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但就这样我父亲部队的人数却越来越多,成为新四军成立后4个支队中人数最多、装备最强的支队。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胜仗打得多,得民心。人家都讲他爱兵如子,哪怕一个战士牺牲了,他都绝对不会丢下不管。

王金梅: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您父亲能在失去与党中央任何联系、敌我力量悬殊的极端困难情况下,独立坚持游击战争3年之久,把红二十八军发展壮大,使大别山红旗不倒,可谓功勋卓著。不过,我也从一些资料上了解到,说您父亲有一些军阀作风。

高凤英:这你讲得对,我也听我母亲讲过我父亲这方面的事。那时子弹不是很缺乏嘛,一次李占彪开了两枪没打到敌人,我父亲一生气就甩了他一鞭子,骂道:妈的,你子弹打哪里去了?

王金梅:我看台湾余英时先生的书上讲,他父亲当时是岳西大别山一带的地主,也就是通过勤俭节约攒了点钱的小地主,后来红二十八军的人去筹集军饷,让他们家交两三万大洋,他家没凑到这么多钱,最后就被红二十八军枪毙了。

高凤英:这个我不清楚,你要到当地去了解。据我父亲战友和我说,我父亲当年在大别山群众中影响很大,他被错杀后,百姓都很怀念他。如果有你说的这种事,恐怕也是在当时战争的恶劣环境下,没办法。但你看当时肥东褚老圩子等地的大地主,我父亲都没有枪毙啊。

王金梅:我曾听离休老干部龚纬说,他当时在褚老圩当儿童团团长,看到了枪毙您父亲。

高凤英:我父亲性格很刚毅。当时杀我父亲的时候,他不服,一直讲我没有错,最后被按到水里。

王金梅:我看他穿军服的那张照片脸很瘦,戴个军帽,您的眉眼和他很像。

高凤英:我母亲说我父亲是很瘦,高个子,脸长长的,身体不好,常打疟疾,一打疟疾就用担架抬着。我父亲很好学,小时因家里穷,没念过书,后来在部队就跟郑位三他们学知识。当时他练毛笔字的纸都能堆一房间,后来他毛笔字写得很漂亮。

王金梅:那时在大别山区,很多人都听过高敬亭这个名字,但不知道人长什么样子。据说那时候国民党缉拿您父亲的悬赏告示上,名字都写错了。

高凤英:所以讲,为什么在大别山我父亲被国民党那么多军队围剿,最后都没抓到。当时他得不到党中央任何信息,就靠看国民党的报纸来分析形势。

王金梅:后来搞国共谈判也是您父亲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了,然后自己去谈的,还用的化名。

高凤英:谈判的时候,我父亲寸步没让。抗战中,他带着四支队在庐江、巢县一带和日军打仗,也是节节胜利,还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等。

王金梅:对啊,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战——蒋家河口伏击战就是他们打的。

高凤英:所以讲我父亲太冤了。要不是毛主席,没有人能替他平反。

王金梅:后来哪一年正式给您父亲平反的?

高凤英:1976年因为毛主席去世,他生前批示对我父亲冤案的复议和讨论被搁置下来,直到19774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才正式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王金梅:接到这个平反通知后,您很激动吧?

高凤英:那是啊。我是5月份被省军区和一五医院领导喊去后,才知道我父亲的冤案正式平反了。当领导把平反通知交到我手上时,我忍不住哭了,心里百感交集。院领导就安慰我说,小高别难过了,您父亲总算平反了,这是好事,你和你母亲也应该欣慰了。到家后我激动地告诉母亲,爸爸平反了!我母亲看着盼了多年的平反通知,既高兴又难过,往事一件件、一桩桩都涌上心头。

 “我爸生前的老战友对我都很好

王金梅:您父亲平反后,组织上可对你们母女给予一些照顾?

高凤英:平反后,很多关心我们的老同志都到我家来看平反文件,大家都为我们感到高兴。中央军委、南京军区、安徽省军区、一五医院领导也都来看望我们,对我们母女很关心,并征求我们意见,询问我们有些什么要求。我们实事求是提出的几条意见,基本都得到了采纳。后来民政部部长程子华还专程来合肥找到我们母女,询问我们几十年来的生活情况,希望我们能正确看待我父亲的问题,还勉励我们要继续听党的话。

王金梅:听说您父亲平反后,为寻找他的遗骸还费了一番周折,最后是在哪找到的?

高凤英:我父亲当年被错杀后就葬在肥东青龙厂,当时也没有墓,所以很难找到准确的埋葬地点。为了找他的遗骨,我在肥东县人武部和我们医院领导的帮助下,曾经3次到青龙厂找当地老同志开座谈会,后来找到一位当年给我父亲抬棺的老人,按照他的指点,终于在一个三角形的水田下找到了我父亲的棺材。棺材挖出来的时候都烂掉了,我就把骨头捡起来火化了。

王金梅:当时您母亲也去了?

高凤英:没有,因为她身体不太好,就我去的。

王金梅:挖出来的一刹那,您应该是泪水纵横吧?

高凤英:心里很难过,心情根本就没办法形容,悲伤和恨都融合在一起了。我当时真是恨,这也才理解为什么我母亲以前一直都不和我讲我父亲的事。

王金梅:您父亲火化后,骨灰安放在什么地方啊?

高凤英:安放在南京,开始是让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因为太远了我就没同意。

王金梅:以您父亲的资历安放在北京八宝山是足够的。当时他是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一支队司令员是陈毅,二支队司令员是张鼎丞,三支队司令员是张云逸。

高凤英:因为那时南京我还有个叔叔,我叔叔孩子都在南京。

王金梅:您还有一个叔叔?

高凤英:是我的亲叔叔。

王金梅:那他也应该受到您父亲的牵连了?

高凤英:我叔叔叫高志强,是我父亲带出来参加革命的,我父亲被错杀后,他离开了四支队,好像到了沙家浜那一块,我母亲就和他失去了联系。解放后,他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后来是南京八一医院的副院长。当时为了联系我们,他找了全国28个省都没找到,最后还是写信到安徽省委才找到我们。

找到我们后,他就叫我到南京去。我初二放暑假的时候去了他那里,他让我到南京上学,我舍不得我母亲,就没去。我叔叔是个军事干部,性格很强硬。文革期间有人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批斗他,他当场就把桌子一拍,指着那些人,你们给高敬亭定性,给他定性啊!结果他们都不敢吭声了。当时我婶婶是南京一个大厂的书记,也因为我父亲的问题被免职了。

王金梅:据说您父亲骨灰安放仪式举行时,遗像还被搞错了?

高凤英:是的。骨灰安放时要我父亲的照片,但战争年代哪有几个照相的啊?我叔叔原来有一张我父亲的照片,后来打黄花塘的时候身上一张纸片都不给带,就搞丢了。我父亲被错杀后,身边的东西都被搜走了,我母亲也没留任何纪念品。后来是一位老同志提供了一张1938年叶挺、项英、周子昆等5人的合影,错把周子昆当成了我父亲。

王金梅:您母亲当时也没认出来?

高凤英:因为时间太长了,加上我母亲父亲结婚在一起也仅有一年多,我父亲就被错杀了,所以没认出来。

王金梅:那后来怎么找到您父亲照片的?

高凤英:是在解放军陆军第61师武汉办事处找到的。该师的前身就是新四军第四支队。

王金梅:您父亲平反后,他生前的那些老战友都来了吗?

高凤英:是的。像万海峰叔叔他们都来了。

王金梅:成都军区原政委万海峰以前是您父亲的警卫员吧?

高凤英:对,万海峰这个名字还是我父亲帮他起的,他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叫毛头。所以他对我父亲很有感情,现在每次我到北京去,他都让我住他家。还有其他一些我爸生前的老战友对我都很好。其实他们是把对我父亲的感情,寄托在我身上了。

王金梅:他们看到您的时候,会感慨万千,这是我老首长的女儿啊!从小受那么多磨难,老首长又被错杀,而且他们中有的人还受到了牵连。

高凤英:有的人受到牵连,有的没有。后来离开这支部队的都没受到牵连,还在安徽这一片的就受到了牵连。像万海峰叔叔后来调到其他地方去了,就没受到影响。我父亲平反后,李先念高兴得不得了,讲我们是老朋友了,这是大好事啊。我听说后心里还很疑惑:他和我父亲当年不在一个支队啊。后来才知道,那时李先念的部队打得没什么人了,就到红安来找我父亲。我父亲在红安有个留守处,留守处的人就和李先念讲,首长,你不要到山里去找高敬亭了,我们也是高敬亭的部队,你就在这领导我们打仗,也是一样的。

王金梅:李先念后来是五师政委,其实他一直有一个情结,总觉得大别山区的这些指战员们受委屈了。

高凤英:是啊,所以我为什么写信给毛主席,一个是为我父亲,第二个是为当年大别山区牺牲的那么多同志,还有那些受我父亲冤案牵连的同志,他们有的后来作为高敬亭余毒被肃清,或降职或离队,我也要为他们鸣不平啊。

文章来源:《江淮文史》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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