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文化可以拿来赚钱，但不能靠糟蹋文化赚钱

点击：  作者：冯骥才    来源：大千世界  发布时间:2017-02-17 09:44:23

 

          我们必须正视：一种文化上自我糟蹋的潮流正在“所向披靡”。

我们悠久历史养育和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尤其那些最驰名、最响亮、最惹眼、最具影响的——从名城、名镇、名街、名人、名著，到名人死后的墓室和名著里出名的主人公，乃至列入国家名录的各类各种文化遗产等等，都在被浓妆艳抹，重新包装，甚至拆卸重组，再描龙画凤，披金戴银，挤眉弄眼，招摇于市。

那些在“城改”中残剩无多的历史街区，忽然被聪明地发现，它们竟是一种天赐的旅游资源。已经拆掉的无法复原，没拆的虽然不再拆了，但也难逃厄运——全被开发成商业风情街——实际上是风情商业街。

更糟糕的是被世人称作“最后的精神家园”的古村古镇，也在被借名“腾笼换鸟”，迁走原住民，然后大举招商，一个个被改造成各类商铺、旅店、农家乐、茶社和咖啡屋混成一团的“游客的天堂”；在这天堂里连一间见证历史的博物馆也没有，导游讲的故事传说不少是为吸引游人而编造的伪民间故事。

山西“大同古城”

至于各种名人故居，大都是找来一些与其主人毫不相干的红木家具、老瓶老壶、文房四宝，三流字画，不伦不类地摆一摆，好歹布置个模样；没人拿名人的人当回事，只拿名人的名当回事。

还有那种原本安慰心灵的寺庙，不少处竟成了世俗的闹市。至于种种文化遗产，更是这种热热闹闹重新“打造”的对象。其中的历史的内涵、文化的意蕴、本土气质和个中独特的精神都到哪去了？没人管也没人问。

少林寺，一柱香卖6000元

有人说旅游原本就是走马观花的快餐文化，用不着太认真。那么，就再看看我们影视中的历史文化吧。

我们的历史名人只要跑到银幕和荧屏上，不论明君重臣，还是才子佳人，大都多了一身好功夫，动不动大打出手，甚至背剑上房。他们好像都活在时光隧道里。虽然身着古装，发型和配饰却像时尚名模；没有确切的朝代与地域，一切衣食住行的道具、物品和礼俗全是胡编乱造；有个老样子就行，或者愈怪愈好，历史在这里只是借用一下的名义，一个空袋子，任什么乱七八糟、炫人耳目的东西都往里边塞。

《满城尽带黄金甲》剧照

一边是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涵，只留下躯壳，再滥加改造；一边是荒诞不经和无中生有的伪造——这便是当今国人眼中的历史文化。

经过这样的粗鄙化的打造，在人们眼里，古村古镇无非是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名人故居不过是名人在世时住过的几间屋子，庙宇都是烧香叩头却不知灵验不灵验的地方，历史上的人物全有几招花拳绣腿，全离不开男欢女爱，全不正经；没有庄重感、神圣感、厚重感、甚至美感。

我们不是把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挂在嘴边吗？如今国人从哪里能够感知这种博大精深？只能去一座城市才有一个的博物馆吗？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编钟

文化不精不深，怎样可能“做大做强”？真正强大的文化一定又精又深。比如唐诗宋词、维也纳的音乐、俄罗斯文学和美国电影。只有在精深的文化中，才会有大作品和大家的出现，社会文明才能整体地提高。

问题是当下这种鄙俗化的潮流，这种放肆的粗制滥造，这种充满谬误、以假乱真的伪文化，正在使我们的文化变得粗浅、轻薄、空洞、可笑、庸俗，甚至徒有虚名，一边有害于公众的文化情怀和历史观，一边伤及中华文化的纯正及其传承。我相信，在这样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很难对自己文化心怀挚爱与虔敬。如果我们不再深爱和敬重自己的文化，再伟大的文化不也要名存实亡？

山东阳谷县“西门庆故里”

到底什么动机与力量使这种潮流正在变本加厉？我想应当一句话戳穿，即以文化谋利。为了赚钱发财，为了GDP。GDP是衡量政绩的尺度——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与症结之一。

任何事物进入市场，就不免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不免依照消费需求和商业利益调整自己。但调整是科学调整，不能扭曲甚至破坏自己去换取经济利益，就像自然资源的开发不能破坏生态。

文化更具特殊性。因为文化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精神功能。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文明与全民素质。不能为了畅销、热销、票房、上座率和收视率成倍增长，为了市场人气攀升，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和“疯狂的GDP”，而放弃文化固有的精神的准则，即文明的、知识的、道德的、真善美的准则。这准则也是文化的尊严，这尊严一旦被践踏被玷污，文化也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因为被糟蹋的文化反过来一定还会糟蹋人的精神。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由此说，问题真正的要害——不是拿文化赚钱，而是糟蹋文化来赚钱。还有比这样赚钱更无知、更野蛮吗？

当社会文明素质上升时，愈美好的东西愈有市场；当社会文明素质低下时，愈鄙俗的东西愈有市场。为什么我们为赢得市场和收视率就去迁就低俗，甚至不惜糟蹋我们的文化？

我们是否听到我们的文化正在呼叫：不要糟蹋自己的文化了！

任何有文化良心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个声音。

山西云丘山，正在消失的古村落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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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情况如何？

冯骥才：十几年过去了，从做出的一件件事来讲，民间文化保护有了一个轮廓：有法律保护，有《非遗法》；确定了一批传承人，也有了一些资金支持。有些国家，比如俄罗斯，就没有做这些整体性的非遗保护。这些成果跟知识分子的呼吁、媒体发出的批评声音、公众的文化保护意识密切相关。

这些虽然慢慢建立，但都挡不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破坏的势头。前几天我在北京开会，我说我们的“非遗”正遭受第二轮破坏，主要原因有：

第一，申遗时，带着政绩需求，目的不纯。申遗成功了，政绩提升了，“非遗”就被扔在一边了。

第二，虽然给传承人发补助，但很多时候，他们见不到钱。有一次，我们想给日本、韩国等非遗保护做得好的国家介绍我们的经验，就近带他们去看了天津的国家级非遗“皇会”。现场，老人把伞盖等表演的家伙摆出来，那是乾隆年间的老东西，外国人一看，全傻眼了。我问那个会头，国家给传承人的资金补助，你收到了没有？他说，什么补助，不知道啊。我当时一听，坏了，我知道很多人收不到，别让日本人看咱笑话，把他支走了。现场，我写了个单子给他，“冯骥才欠某某会5万元”，叫他凭此为证，到我的工作室来拿钱。他不好意思来，后来协会派了一个人把钱给了他。

第三，非遗成为省级、国家级保护对象之后，有了知名度，就有企业进来开发。你想，民间的文化首先是自娱自乐的，又是手工的，承受力很小，很脆弱，和机器生产不一样，不能大量复制。比如说，湖南隆回有一支花瑶，他们刺绣非常精美，我们把这个刺绣列为国家级非遗。名单一公布，马上就有人把刺绣开发成旅游产品。现在，这个刺绣简直不能看，就跟电脑画的一样，什么文化内涵都没有了，大量复制。再这么下去，过十年，花瑶的刺绣就会消失。

第四，没有专家支持，这是非常严重的原因。在日本、韩国，他们把非遗称为“无形文化遗产”或者“人间国宝”。他们的做法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手艺很绝的木工，你的周围就有一个专家组，会主动帮助你，给你制作档案，帮你出主意，告诉你如何坚持自己的特点。对于天津皇会，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因为这些非遗，是代代相传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但不见得他们对自己的东西有认识，这得依赖专家。可是，我们的非遗，可以说，95%以上后面是没有专家支持的。

第五，城镇化的影响，这是最致命的。我们有一个调查，这十年，每天约有90个村落消失，这既包括传统村落，也包括自然村。我们历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我们的非遗绝大部分也在村落里，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都在村落里，如果村落消失的话，这些都不存在，就无所依附了。这些村落消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城镇化。粗暴的城镇化进程对中国文化的根，特别是对非遗，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破坏。城镇化把村落彻底铲平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村落里有种特殊的音乐，只有我们这个村落有，如果村落消失，这个音乐也就没了。这不是说有几个会音乐的人在，就能传承下去，而是这个村落里的人都喜欢这一种音乐，有这样一个文化土壤、文化空间。总体来说，民间文化一方面在稀薄化，大量地减少，另一方面，它变得流动，越来越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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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当我们谈论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把它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看待，而不是觉得它是自身发展或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

冯骥才：对，民间文化本来是生生灭灭的，人们不再认同，就会放弃它，这是很自然的。有些东西，人们不喜欢它，它会消失，谁也没有力量挽留，这可以称为“正常消亡”。我认为，这是事情的一面，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从“文革”进入改革，从计划经济一下进入了市场经济，又一下子城镇化了。这样的“急转弯”，有些东西消失得太快，你都来不及思考。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很高，轻视精神的价值。

还有，这些年的社会变化，使得我们缺乏历史情感、文化情怀。我们对我们的文化不太在乎，这跟西方不一样。几年就把所有城市都变成了一个样，这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生过。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提出文化保护，在一个非正常的转型时期，不能完全让民间文化正常消亡。

新京报：说到市场经济，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如何面对消费主义的侵袭？如果我想做民间文化保护的志愿者，这可能是要首先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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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我注意到文化遗产保护遇到的一个难题：保护会引发关注，关注有时会不可避免地被商业利用，即使没有旅游开发，也可能由于过度的关注，人来到现场观摩，而有所破坏。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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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一个另外的例子。我去凡尔赛宫的时候，有人请我看一间60平米大小的屋子，这是以前皇室人员去大厅在这里短暂休息的地方。这屋子曾经漏雨，损坏很严重，后来开始修缮，我去的时候刚修好，在里面却不觉得是刚修的。我一问，才知道这屋子修了16年。60平米，修了16年！屋子里椅子的垫布都拿出来研究，什么材料，什么方法织的，都有专门研究。这样对待文化的态度，你说敬畏，什么是敬畏啊？我们什么地方敬畏，嘴里敬畏啊。我们应该反思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地热爱我们的文化，是不是真的热爱？

我也在反思：国家到底把文化放在一个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必须反省，不然我们无论怎么做，也不太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我和你说的这些话，如果不是我说，换一个高级别的领导人来说，那个作用比我大得多。我说的话，只不过比一般老百姓的声音大一点而已。另外，我们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文化责任感，也需要反思。全球消费化的时代，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公民也需要反省，最需要反省的是，我们有没有公共意识？我们说的这些话题，都跟个人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公共空间有关。

本文来源：《新京报》2013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