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网络上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出现了各种“大奶当街打小三”视频，场面火爆，情景惨烈，恶妇逞威，红颜喋血，然而围观者众，同情者寡。

      初看这样的视频，顿觉触目惊心。小三，曾经有一个更为中性的名称“第三者”，她们一度被视为敢于追求爱情的女英雄，是思想解放的象征，不想转瞬之间就沦落到被人当街辱打的境地，真可谓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令人觉得可怜可叹。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作为文革的遗产，人们面对的是一个私生活十分严肃甚至有些保守的社会。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和近代以来漫长的中国革命中人们一直把革命作为最高价值有关。在革命的年代里，对爱情的追求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这没什么问题，但和平时期过分强调这一点就变成了“爱情可能会妨碍革命”、“谈恋爱就是落后、不革命”。不可否认，这种认知与风气构成了对人们自然属性的某种压抑，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虚伪，这就为后来的“思想解放”预留了空间。

      更重要的是，文革的结束使得革命的前景消失了，而失去了革命的前景，对私生活的过分束缚，就显得荒诞不经了。于是，突破这种束缚，反而具有了“革命”的含义，同时也具有了道德光环，而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名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更是为这种“突破”提供了理论依据。

      1979年，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的《简·爱》公映了。这部电影在一代中国人心中产生的激荡和颤抖几十年后仍余音袅袅，为罗切斯特配音的邱岳峰那低沉的、略带沙哑的、充满磁性的男声“简，嫁给我，说你嫁给我”，让无数青涩少女的心都融化了，而为圣约翰配音的尚华那军号般激越的宣告“不！我发现了上帝，在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中，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更是在观众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不过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罗切斯特是有妇之夫，简·爱其实是一个“第三者”——由此，“第三者”通过简·爱的形象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获得了正面意义。

      同一时期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还有女作家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小说中，张洁以委婉的文笔，伤感的色彩，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从主人公女儿珊珊的角度，讲述了身为作家的母亲钟雨和一位老干部之间“凄凉悲惨”，但“镂骨铭心”的爱情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老干部有一个共患难几十年的妻子——一个工人的女儿，他们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已经“互为左膀右臂”。

      这一类的作品，赋予了“第三者”一种“反道德的道德主义”，虽然作为“第三者”是不道德的，但由于她是为追寻爱情，反抗没有爱情的婚姻，因此又是道德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庶几可以算作是《简·爱》的中国版。“母亲钟雨”的悲剧命运，不仅确立了“第三者”的道德性，甚至为她们添加了殉难者的光环。

      与此同时，八十年代崛起的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作品，也对这一趋势推波助澜。比如在张艺谋的《菊豆》、《红高粱》中，主人公的婚姻都是反道德、反人性的，于是打破这种婚姻就是道德的。同一时期在内地少女读者中大为流行的琼瑶小说，则为“第三者”加装了一道“纯情、浪漫”的光环。

      在这样的文化及心理背景下,“第三者”获得主流社会的接纳、包容、乃至仰慕就不足为奇了，一些“第三者”甚至出书、上电视，讲述自己的“绝对隐私”，俨然成为道德偶像。

      但是，正如“革命高于爱情”的逻辑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一样，“爱情高于一切的逻辑”达到顶点之后，也在悄悄地走向反面。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喧嚣声中，这一逻辑逐渐蜕变成“欲望高于一切”、“金钱高于一切”，这在女作家池莉发表于九十年代末期的小说《来来往往》中已初现端倪。在小说中，林珠和康伟业的关系，就只和性有关，和爱情无关，而时雨篷和康伟业的关系，就更是只和金钱有关了。

      当然，更为有力推动这一转换的还是电视，在各种相亲节目中，“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登堂入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相亲节目客观上已经变成了女性的大卖场，上场女性的脸上都明明白白的写着三个字“我要钱！”

      思想解放到了这一地步，无疑是“彻底”的，甚至是“到底”的，唯一的副作用是“第三者”失去了道德光环的庇护，真正成为“赤裸”的，其被当街辱打，也就不可避免了。由于“小三”追求的仅仅是利益，所以当街打小三甚至和当街打小偷一样，甚至获得了一些市民的喝彩。

      中国女权主义走向极端也是“第三者”失去道德光环的一个重要因素。女权主义本来具有反对性别歧视，追求妇女解放的进步含义，然而在中国一些极端女权主义者的推动下，却渐渐演化成追求不承担道德责任的片面权利，但女权主义的拥趸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看似很爽的“权利”其中暗藏的陷阱是女性的自我非道德化，反而使“前卫”的女性们失去了道德保护，不承担道德责任的后果就是不受道德保护。

      更要命的是，类似“我可以骚，你不能扰”这种“片面的权利”，其实是只承认女性是性骚扰的客体，不承认女性可能成为性骚扰的主体——这是一种标准的男权主义观点，因为它假定了男性骚扰女性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因此反而具有了正当性。

      简·爱在发现罗切斯特已有妻室后，尽管万箭穿心，但还是毅然选择了离开，她不要片面的权利，承担起了道德责任，最终才获得了无可置疑的幸福。

      鲁迅先生说，连续的向左转，最后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脸上免不了会火辣辣的。女权主义者竭力张扬女权的结果，反而论证了男权的合理性，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