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离发动战争还有多远？

点击：  作者：王广涛    来源： 民兵智库  发布时间:2016-05-15 08:58:05

 

           4月22日，《东京新闻》报道，日本自卫队武官正式向文官宣战，要求把管理自卫队的权限更多地向文官转移。对此，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指出，日本的自卫队终于开始暴走，战后为了避免战前的悲剧重演而设定的“文官统治”原则已开始被侵蚀，而这一切都跟战前的日本如此相似。

距离上一次日本发动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多年，现在再将日本与战争联系起来，似乎有点危言耸听。然而，近些年来日本一系列的举动都在表明它在向军事大国化的方向转型，从意愿、实力方面来看，随着安倍“军国化”路线逐步蔓延，日本似乎离战争越来越近。

1法制准备，为军国化大开方便之门

2006年，安倍以“摆脱战后体制”为政治口号当选日本首相，仅仅一年，他就在安保领域实现了两大突破。

第一，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这一升格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国防的重视，此后，防卫大臣可以内阁大臣名义向财务省申请防卫预算（过去的防卫厅长官并无此权力）。此举推动日本国家财政预算向防卫领域倾斜，从总体上提升军事在日本政治中的分量。

第二，通过“国民投票法”，为实质性修改宪法铺平道路。众所周知，“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不保有军队和战争权）一直制约着日本军事大国化进程，安倍欲摆脱束缚、在安全保障实现实质性突破，必须修宪。

而根据宪法第96条第1款规定，修宪必须由全民公投来完成。一直以来，日本国内虽然有修宪的讨论，但是在国民投票这一关却没有实质进展，安倍此举算是修宪的大跨步。

2012年，“二进宫”之后，安倍的安全保障策略更加精致。安倍重新拾起第一次内阁时期设立的“安全保障恳谈会”，开始从制度上进一步打破战后日本安全保障的禁锢。

在自民党的竞选公约中，安倍明确提出“发挥首相官邸司令塔的功能”，主张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日本版NSC）。“司令塔”这个说法特别敏感，因为很容易让人想起战前日本军队的“参谋本部”。2013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成立，安倍的心腹谷内正太郎担任首任安全保障局局长。

谷内正太郎与安倍晋三

作为日本版NSC的配套措施，安倍又在同期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意在通过控制言论的方式保守国家机密。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始祖”中曾根康弘在其担任首相的1980年代就有过制定类似法律的想法，因为国会的反对无果而终。然而，安倍却做到了，即便该法案出台后一直广受诟病。

随后，安倍冒着割裂日本社会的巨大风险，于2015年9月19日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新安保法案是由十一个法律“打包”通过的法案，几乎囊括了有关日本安全保障的所有重要法律文件，对日本今后军事动向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

日本群众抗议新安保法

今年，3月29日，新安保法案开始实施，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它认可了“集体自卫权”，并将其适用范围由日本本土扩大到周边地区，同时也放宽了对可使用武器的限制。在此问题上，该法案跟日本宪法原则存在冲突。因此“违宪”成为了日本舆论对该法案的最大批判，可以想见，安倍下一步动作就是“修宪”。

安倍第二任期以来在安全保障领域一系列动作都说明，战后日本安全保障战略中的“专守防卫”理念已经衰落。

近些年，日本防卫半径越来越大，从东海、到南海甚至波及印度洋和波斯湾，这已经大大脱离其固有的防卫生命线，“防卫”一词已经过时，其安全政策似乎已经逐步开始摆脱“防御性”逻辑，逐步向“进攻性”转移。

2扩大战争机器，“军学工复合体”正在形成 

一、连续十年武器进口排名第一

美国国务院2015年12月31日公开的《2015世界军费支出、武器转移》报告显示，在2002-2012年这十年间，日本武器进口额为1661亿美元，年均进口额为150亿美元，在全世界170个调查对象国中排名第一。这一数字接近排名第二的英国与排名第三的韩国的总额。

自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增加，其中装备购买和研究开发的费用的增幅最大。

根据2015年《防卫白皮书》，日本上一年的防卫总预算超过48000亿日元。其中，日本自卫队员工资、补贴、口粮等开支占到防卫总预算的近半数。此外，最大的两项支出就是武器装备维持和进口费用。2015年度日本武器进口的预算额度是7400亿日元，约占总防卫经费的15%。

“宙斯盾”型驱逐舰

斥巨资进口装备表明：日本自行生产的武器装备不能满足所需，须通过进口追求更高精尖的武器装备。

海空一体战中所必需的武器装备在日本武器进口中占据核心地位。例如，2016年度武器进口清单中有用于防御弹道导弹的“宙斯盾”型驱逐舰一艘，F-35A战斗机7架，SH-60舰载直升机17架以及E-2D舰载预警机、鱼鹰旋翼机等若干。

按日本防卫省的说法，这些高端武器装备旨在“有效防御来自大陆方向的打击”，把中国以及朝鲜纳入其“防御”范围之内。

三菱重工、IHI、三菱电机合作生产的F-35战机（代工）

二、武器研发进入新阶段,“军工/军学复合体”正在形成

自安倍上台以来，在大量进口先进武器装备的同时，通过增加对自主研发的投入，来提高日本战略自主性和军事技术的更新换代。

研发领域的一个特色是“军学复合体”的形成。目前，日本防卫预算中对研发的投入总额仅次于美国，据世界第二。一直以来，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奉行和平主义精神，对军方的研发委托持抵制态度；然而，近期，日本的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日本防卫省的研发项目。

2015年，随着日本政府实行《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日本一批优秀的大学陆续开始申请防卫省的研发项目（虽然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几个传统名校明确表示拒绝，但是仍然有不少大学提出了申请）。2015年的防卫省公开招标研究项目共收到109个申请，最终获准的只有9个，其中4个来自大学。

同时，“军工复合体”的功能强化加速了日本从国内军工企业购买装备的步伐。2015年9月，日本财界最大的利益团体“经团联”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关于加强防卫产业政策的建言”，“经团联”不仅要求日本政府加强对防卫产业的支援，同时要求日本政府继续放宽武器出口的限制，为日本军工企业的发展某出路。

在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驱使下，日本军工企业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老牌军工企业相继从日本政府手中获得大笔订单。

川崎重工产品P-1反潜巡逻机

有学者认为，日本军民两用工业体系非常健全，虽然战后一直强调民用部分，但是很多企业都具备军工性质，一旦进入备战状态，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军工产业体系，甚至实现核打击能力。

在此基础上，若随着日本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原则，2013年安倍内阁同意签署“武器贸易条约”，日本武器进出口也开始摆脱传统限制成为“正常国家”，恐怕不久的将来将实现武器贸易的“出超”。

3舆论战：渲染中朝威胁、打压反对意见

过去，日本防卫省一直公开将朝鲜视为主要威胁，中国还没有成为日本防卫白皮书的“常客”。然而，近年来，渲染“中国威胁”的笔墨从未间断。

在2015年7月发表的年度“防卫白皮书”中，中国相关内容占据了大部分，其中增加了“海洋相关动向”版块，其实质是根据对中国海洋动向的判断制定日本的应对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对日本防卫白皮书中“中国威胁论”进行批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回应道：防卫白皮书完全没有渲染或者强调中国威胁的意图以及相关表述。而日本媒体则直接而明确地把2015年防卫白皮书中对中国的描述视为“中国威胁”。

即便日本政府未明确表达，经媒体解读和传播之后，日本民众会自然而然地将中国视为日本的安全威胁，以此为突破限制、实现扩军提供合理性。这才是防卫白皮书的真正目的。

被迫辞职的新闻主播

日本虽标榜自由民主，但是就近来的动向来看，似乎与其所标榜的自由民主越来越远，“打压舆论”成为日本人频繁讨论的关键词。

四大新闻机构的舆论调查显示，安保法案通过后，日本国民普遍对其持反对态度，媒体对安倍的批评也与日俱增。安倍控制舆论的策略有点接近战前的国家主义，即或明或暗地打压媒体，减少不利于自己政策的负面报道。

2016年3月，日本媒体界三位著名的新闻主播（评论员）因为日本政府的干预而被迫辞职，他们分别是朝日电视台的古馆伊知郎、NHK的国谷裕子和TBS的岸井成格。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显示，日本新闻报道的自由度自小泉纯一郎内阁开始至麻生内阁（2002-2008年）的排名从20名跌至50名左右，到了民主党内阁则逐渐回复到17名甚至11名。

然而，随着安倍的二进宫，2013年的排名已经降到53名，2014年降到59名，2015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媒体自由度排名为61位，2016年更是下跌11位跌至72名。无国界记者组织把安全保障事务的信息不透明和特定秘密保护法列为其媒体自由度降低的主要原因。

4壮大自卫队，武官参政倾向日趋明显 

一、积极塑造日本自卫队正面形象

战后以来，受到之前侵略战争等负面因素的影响，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评价和关注均不高。近年来，日本政府积极推动自卫队从幕后走向前台，为日本自卫队扩军、扩编争取民意基础。

自卫队征兵海报

自小泉内阁时期将自卫队派往阿富汗、伊拉克参与战后重建开始，日本民众对自卫队的负面印象开始发生改变。在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之后，自卫队因在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受到日本国民的肯定。日本各大媒体正面报道自卫队的频率也开始增加。

根据日本内阁府的舆论调查显示，2015年，日本国民对自卫队持良好看法的超过92%。但是，日本国民对自卫队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过程中的作用，而海外派兵以及参与战争尚没有明确的支持取向。

二、日本自卫队武官参与决策之倾向日趋明显

为了确保不再重蹈战前覆辙，日本在政军关系中确立了“文官统治”的原则。但是，随着日本政府开始愈加重视自卫队，自卫队武官主张增强自身决策权力的呼声越来越高。

作为日本首相和三军最高指挥官，安倍召见自卫队武官的频率明显提高，同时，自卫队武官参与高水平决策的次数也显著增加。在新成立的日本版NSC中，自卫队武官的出席也成为一道新的风景。

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

由上述可知，日本自卫队中武官影响力的增强已经对“文官统治”原则构成挑战，直接表现就是武官在决策中影响力的增加让日本军方更加好战，从而提高日本发动、参与或被卷入战争的几率。在防卫领域的禁区被相继打破的前提下，日本距离战争的接近，不仅仅体现在“物理”上，更多的体现在意识上。

这极易唤起日本国民和周边国家的历史记忆：曾经给世界造成惨重创伤的“军部体制”要复活了么？不仅仅是曾经的受害国，日本人对此也怀有深深忧虑。

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指出，日本的自卫队终于开始暴走，战后为了避免战前的悲剧重演而设定的“文官统治”原则已经开始被侵蚀，而这一切都跟战前的日本如此相似。

5日本“军国化——战争”道路上的阻碍因素

综上，从法律和制度支持、武器装备基础、舆论准备以及武官在决策中的分量加重等现状来看，日本重返军国化道路的轮廓日渐清晰，无论是从意识、意愿，还是从实力角度分析，它显然具有参与军事行动甚至战争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存在多种限制因素，从目前来看，应该说，日本已经走近“军国化”与战争的“临界点”。

美日军演

第一，日美同盟的掣肘。从美国角度来说，战后美国长期驻军日本，除了无节制地扶植日本，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也是其重要的职能之一。在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寄希望于将日本作为“小伙伴”来行使其所谓的“集体自卫权”，为美国“分忧”，但不允许其有越权行为。

第二，自卫队“兵荒”困扰。近年来，自卫队一直处于“兵荒状态”，常规缺口在2-6万人左右，现自卫队总人数在25万左右。新安保法案通过以后，由于放开了海外派兵的限制，人们对于可能带来的伤亡深表疑虑，甚至有些防卫大学毕业生拒绝自卫队的就业安排，转投民间企业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必将加剧“兵荒”态势，安倍“扩军大计”难以如愿。

日本民众召开反对修宪集会及抗议游行

第三，舆论及法制制约。虽然安倍信誓旦旦地宣称要在任内解决修宪问题，但是由于反对意见众多，难以如愿以偿。据共同社5月1日报道称，共同社最新电话民调结果显示56.5%的日本民众“反对”在安倍执政期间修改宪法。

近年来，在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操纵下，日本舆论存在总体保守化的倾向，但是日本国内对于战争依然敏感，日本以任何名义发动、参与的战争都要过国内这一关。

为迎合选民，安倍在第二次问鼎首相宝座之前打出“安倍经济学”以争取支持率。然而，上台后，他迅速将焦点转移至政治和军事领域——日本版NSC、特定秘密保护法、新安保法案等一系列颠覆性措施接踵而至。当这些举动危及其内阁支持率时，安倍便再打经济牌，将负面影响化至最小。然而，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状况长期得不到实质改善的情况下，“安倍经济学”已经引起质疑，这种“两层皮”的策略恐怕难以为继。

此外，在具备意愿和实力的情况下，还需要有参与或发动战争的契机。近来，随着日本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位频繁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在刚刚过去的七国集团外长峰会，在主办国日本的推动下，与会七国外长通过了谴责中国南海政策的宣言，而在接下来的伊势志摩七国峰会，不可避免地还会有一波反对浪潮。但是，这并不足以让日本有勇气挑起战端。

就日本自身而言，日本在安全上一直搭美国的便车，但是，如果跟美国在安全上过于亲密，特别是若在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上有所松动，那么日本就有卷入美国发动的战争的危险。这由日美同盟的结构性要素所决定，目前，日本要单方面改变这种结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主动挑起战争的可能性。

对于中国来说，对日本安全保障的动向保持足够的关注，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对于其种种挑衅行为，需要格外留意并且做出灵活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