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下午，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在京举行。多位政府官员和学者列席此会，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为主题，提出了他们的供给侧改革主张。财政部长楼继伟发言认为工资应与效率同步增长，劳动合同法让政府通过立法和司法约束了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要求修改劳动合同法，以利于企业控制工资。

　　在生产严重过剩，失业率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楼继伟部长主张政府不要干预劳动力市场，让资本家们可以自由地降低工资，压榨劳动者（这样共产党员干部良心何在？）。让劳动者工资下降，由于他们是社会的消费主体，主要受收入限制，收入的下降，必将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带来生产过剩增加，使更多企业倒闭，从而引发真正的经济危机。这显然是一个馊主意。

　　自主流经济学家们主导我国的经济改革以来，我国劳动者收入占国民产值的比重就一直在下降，从1980年占62%下降到现在只占41%。低于直接所有国家，相反，美国的劳动者收入占国民产值比例一直保持在80%以上，2009年的金融危机，美国更是增加到88%。而且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工业消费品生产企业一个个失败，基本都关门倒闭了。中国则达的生产能力则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很多产品产量都远超美国历史最高水平。我们作为竞争的胜利者难道还比不上失败者吗？失败者在不断增加收入，我们的胜利者反而不能增加收入，这是为什么？

　　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强调与美国和西方接轨。楼继伟先生作为财政部长，一定很清楚，美国财政收入的支出方向。 美国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补贴老百姓，包括直接和间接补贴。2009年补贴老百姓收入的开支占美国政府财政收入70%，占美国净国民收入的32%，人均直接补贴给美国老百姓的收入，平均到每一个老百姓头上，都高达7000美元，超过中国当年人均收入的2倍，所谓美国的富裕，实际是美国政府补贴出来的，财政部为什么不接轨？为了对付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消费下降，2009年美国政府净增加债务1.5万亿美元，用于补贴老百姓，占当年美国政府给老百姓补贴的三分之一，也超过当年我国全体老百姓的消费。

　　美国的高工资，也是政府补贴加制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推动的。在如此高的补贴下，工人还愿意拿低工资吗？更大的差别在于，美国政府从高收入者，包括资本家手上收税，补贴底层老百姓，而我们则从普通老百姓手上收税，例如，我国起征点为月收入3500，通过收税和四金，实际收入不到2000，年收入只有2.4万元。而我国政府收上来的税收，很大部分用来补贴资本家。报纸上报道政府补贴企业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种做法，都是在不断增加生产过剩。

　　楼继伟等推行的政策，实际是美国精英用胡萝卜和大棒在全世界推销的华盛顿共识政策，该政策以“休克疗法”闻名，早已声名狼藉，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摒弃了，但在我国却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财政部楼继伟部长曾在2006年发表文章说，“客观地分析，‘华盛顿共识’要求的三点 （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其实在中国都实现了。中国的宏观经济一直比较稳定，财政政策也很谨慎，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决策的自由，即个人决策的自由，价格基本上决定于市 场。国有经济成分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不高，只有30%左右。……中国经济也是非常开放的”。楼部长告诉大家，中国政府按照美国精英要求，实行了“华盛顿共识“政策。我们分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现在我国的国有经济成分只有10%了，远低于美国50%水平。华盛顿共识政策包括要求政府不要给老百姓补贴，要求政府减少干预经济，包括劳动力市场，显然楼继伟先生的主张是符合华盛顿共识要求的。

　　我们压低老百姓收入，让大量产品过剩，只好低价贱卖给西方，否则就积压成废物了。 于是，我们虽有史无前例的巨大产能，但消费低，西方不搞工业消费品生产，却能高消费，过上了不劳而获的生活。我们的积累也很少，基础设施建设积累速度远低于美国，例如，仅1886年美国就建成铁路2.7万公里，超过我国新世纪前10年建成铁路总长度，接近改开30年的铁路建设积累。美国仅1946年就建成机场1259个，是我国现有机场数量的两倍半。哈佛大学弗格森教授总结，就是中国人负责生产，美国人负责消费的中美国。

　　我们为什么不与美国的做法接轨，将财政收入用于补贴老百姓，提高老百姓收入和工资，让老百姓消费我们的产品，而是按照美国精英的忽悠去做，任凭资本家压低老百姓收入？难道楼继伟部长不知道，美国将中国看成是最大的战略对手吗？2008年美国发生危机的时候，不正是采用补贴，防止消费下降，应对危机，才避免经济崩溃的！

　　【附录】楼继伟：劳动法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定于2月19日在北京召开。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出席并演讲。

　　楼继伟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约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

　　以下为演讲实录：

　　楼继伟：我的发言题目是关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全要素生产率，题目和我不太搭配，我就讲讲前面的。

　　1981-2012年，中国、美国、日本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0%、43%和35%，我们比日本高。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些劳动生产力停滞的国家，我们认为不太行，实际上提高还是挺快的，比如说日本，日本1995-2000年，2001-2005年，从2006-201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提高是30%、66%，70%，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正不断提高。

　　我们在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我们说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约束，立法和司法层面上有所体现，最终很大程度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

　　工资刚性增长脱离劳动生产率

　　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实际上代工制是灵活用工，不可能长期发展。法律造成的扭曲，使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生产力极大的退出。我们老讲工资上涨，但是退的太早了。

　　现在企业必须签订长期合同，但从企业来讲，如果我没有订单了我就放假，有订单了再招回来。再一个新进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造成劳动力市场下滑，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损害很大。

　　再一个，降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企业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训成本，使非技术员工成为技术员工。现在企业最需的是技术员工，而情况是，企业把员工培养好了他就走了。如果企业说，如果员工要走就要支付大量的费用，则技能工人很难招。工资增长降低劳动力市场投资的意愿。学生失学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培训，所以出来了劳动派遣工的制度。企业内部应该推行工资集体谈判。

　　怎么办呢？我认为下一步应该保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再有一方面，不能说就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企业不愿意培训。如果有动力的话，应该把职业培训和企业结合起来，这样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来源：作者来稿，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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