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在甘肃河西走廊的敦煌发现了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邮驿机构的遗址——悬泉置遗址。由于遗址中出土了35000多枚汉简和数以万计的其他文物，被分别评为“八五”期间和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由于遗址的位置及其展现的历史功能，曾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也由于出土物的丰富尤其是30000多枚汉简的出土，对我们重新认识丝绸之路和欧亚大陆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4年6月22日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悬泉置遗址和悬泉汉简

悬泉置遗址的位置坐落在甘肃西部瓜州县和敦煌市交界处，在瓜敦公路南侧1000米的山丘底下。遗址南部是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山涧有泉水流出，名曰悬泉水，经年不断。悬泉置即由此得名。

遗址的院落、房屋、马厩等均为汉代遗存，但坞院的西南角压一烽墩，属魏晋遗存，故遗址的时代总体上属汉晋时期。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和敦煌卷子的记载，到了唐代，还称此地为悬泉水，并有悬泉驿、悬泉镇、悬泉乡的设置。

它的建置、分布、规模、格局、人员编制、车马数量、管理体制、功能作用，以及它在国家社会中的角色，在悬泉置遗址发现以前，我们几乎知道得很少。而悬泉置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古代驿置机构的完整形象，再加上大量的汉简和出土文物，从宏观到微观，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细节，都得以生动地揭示出来。从下到上、从地方到朝廷、从边疆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通过解剖麻雀，使我们对遥远的过去有了新的认知。

总的说，悬泉置地处交通要道，它所承担的任务又是传递文件和接送使者，所以悬泉汉简的记载几乎都与中西交通密切相关。不光悬泉汉简如此，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河西汉简和新疆出土的所有汉简，无不如此，都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手资料。

西域及汉朝与西域的关系

历史上狭义的西域主要指阳关以西到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到巴尔喀什湖以南，大约有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里，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已有多处发现。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遗址遗物更是广泛分布。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200年这段时间里，东西方人种、文化、语言在这里交融、碰撞，为匈奴和汉朝的势力进入此地准备了广阔的社会背景。

关于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史书上对一些大的事件、人物都有总括性的记载，但大多缺乏具体细节的描述，而汉简的记载却从细处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从这个角度看，汉简作为原始记载的第一手资料提供的佐证就显得极其重要。

西域五十五国中，有四十八国属都护管辖，其中南道十七国，中道十五国，北道十六国。另有七国，在今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不属都护”。

先说南道诸国。《汉书》说“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说的是昆仑山以北，塔里木盆地南缘。在这条通道上，悬泉汉简对其中的十国有程度不同的记载，它们是：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蒲犁。比如：“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传车马皆当柱敦。”说的就是元凤四年楼兰尚未改名为鄯善之前，楼兰王等二百多人前来中原时路过敦煌悬泉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新疆有关部门单独或者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在对上述地区进行的多次发掘中，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汉简是汉朝势力进入西域的早期记载，同后来发现的各个时代的历史文物，共同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盛衰兴废，是最早、最原始、最具体的档案记录。

总之，悬泉汉简保留了大量西域都护府设立后直到西汉末年西域三十多个国家前来京师路过悬泉置停留的珍贵记录。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总领西域，而对西域各国不采取内地的郡县制而仍其旧俗；在重要的战略地区驻兵屯田，以保障不受匈奴侵犯并负责地方治安；对大国如乌孙和龟兹辅之以和亲，结昆弟之好；注重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等等，对西域广大地区进行了有效管理。

从汉简材料还可看出，西域各国通过频繁地来汉活动，依附感归属感和向心力不断增强，他们需要汉王朝的强力保护。史书的记载和出土汉简的佐证充分说明，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汉与西域已完全形成一个统一整体。

大宛和康居

中国最早的官方外交就是张骞出使，就是同中亚打交道。上面所讲汉与乌孙的关系已经涉及中亚，下面所讲大宛和康居，主要就是汉王朝与当时中亚地区的关系。

大宛，地处费尔干纳盆地，东南北三面矗立着天山山脉、吉萨尔-阿赖山脉，中间一块盆地东西长300多公里，南北宽70多公里。总面积在7800多平方公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边界犬牙交错，但盆地内的大部分土地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两千多年前张骞首到此地时，以农耕定居的居民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

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第一站就到了大宛。当时的大宛对来自远方的使者相当热情，供吃供喝，还派向导车骑，把张骞送到康居。后来由于汉武帝派使者求取汗血马不果，导致了公元前104至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的行动。最后订城下之盟，获善马数十匹而还。史书云：“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汉与大宛的关系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也基本保持了正常的往来。

 古代中国与中亚的外交关系自张骞揭开序幕后，大量的汉简材料为其增添了许多鲜活的细节，具体而生动。“一带一路”的战略，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

汉王朝与西亚及南亚的关系

大月氏最早是河西走廊的一个游牧部落。“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汉书·西域传》）但根据近年的考古调查，可能从天山以东到河西走廊都曾是大月氏的活动范围。汉朝初年，由于匈奴崛起，迫使大月氏不断西迁，最终定居在阿富汗北部。张骞到来时，大月氏已臣服大夏，都蓝氏城（史书也作监氏城），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已从游牧生活逐步转为农耕定居。

从大月氏臣服大夏到贵霜帝国建立之前一个多世纪，由于材料的缺乏，我们还处在一种无法认知的茫然状态，因之学术界称之为“黑暗时代”（《中亚文明史》第二册第137页）。悬泉汉简关于大月氏的记载，正是公元前半个世纪的材料，可以使这段黑暗的时代看到不少光明。如“甘露二年三月丙午，使主客郎中臣超承制诏侍御史曰顷都内令霸、副侯忠使送大月氏诸国客，与□候张寿、侯尊俱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御属臣弘行御史大夫事，下扶风廏，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这是公元前52年5月3日，御史大夫府开具的一封传信。要求从扶风厩以西的沿途驿站都要为前送大月氏诸国客的使者提供食宿和车辆。简中所谓“大月氏诸国客”者，说明除大月氏使者外，还有其他西域国家的客人。从史书记载看，宣帝甘露年间（前53年至前50年），汉与乌孙的关系可谓浓墨重彩，而汉与大月氏关系却只能在汉简中才能看到。

乌弋山离，其地在安息的东部，以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和锡斯坦为中心，西到兴都库什山，东到克尔曼沙漠，是往昔安息东部的德兰努亚那和阿拉科细亚两个行省的地盘，早先是安息王朝的统治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28年左右，大批塞人南下引起十数年的动乱，安息王派贵族苏林率军镇压。结果苏林镇压塞人后，自己建起了独裁政权，从此有了乌弋山离。《汉书》中有专条记载，悬泉汉简也有乌弋山离来汉的记录。汉简的记载用原始档案把汉朝和乌弋山离连在了一起。

罽宾是大月氏西迁中亚后迫使塞人南迁建立的国家，所谓“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王治循鲜城，在今天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塔克西拉（怛叉始罗）。此地虽四面环山，但山间盆地的自然环境良好，是今天巴基斯坦的工业基地。两千多年前，由西域通往罽宾的道路极其艰险。史书记载其道路绝远，“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显然是高原反应十分强烈；“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悬度。”不光道路崎岖，还要经过悬度，就是在悬崖深涧，要利用绳索才能悬空而度，十分危险。“畜坠，未半阬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根据史书的记载，汉武帝时期已通罽宾，但罽宾王自以为道路绝远“兵不至也”。先有乌头劳剽杀汉使，后有阴末赴杀汉副使以下七十余人，所以汉与罽宾的关系时断时续。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1876-1958）曾在上世纪前50年里，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出版了《塔克西拉》三卷本巨著。发现了距今2500年前波斯统治时期到佛教兴起后的大量遗迹遗物，证明此处曾是早期的佛教圣地。悬泉汉简中有关罽宾的记载如：“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属董并、叶贺所送沙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汉简与史书记载，前后印证了中原与南亚次大陆的久远关系。

张德芳，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政府参事、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长期从事西北汉简的整理研究，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悬泉汉简整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