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尊严”是近代的名词，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这样的名词，但有这样的思想。在中国古代，表示人格尊严的词语，是“志不可夺”、“高尚其事”。这一思想，起源很早，大约成书于西周初年的《周易古经》蛊卦说：“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传》云：“不事王侯，志可则也”。这以“不事王侯”为高尚。不事王侯即是不屈于王侯，亦即保持人格的独立。这是最古的关于人格尊严的思想。

孔子提出：“志不可夺”的观念，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肯定了人人都有不可夺的意志。他又赞扬伯夷叔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所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即是保持人格的尊严，不屈服外在的势力。

孔子又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其所以辟世、辟地、辟色、辟言，即为了保持人格的尊严。孔子自己不赞同辟世，但实行“辟地、辟色、辟言”。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辟地、辟色、辟言，努力保持人格的尊严。

孟子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他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生命是宝贵的，但是有比生命更宝贵的。死亡是可厌的，但是有比死亡更可厌的，这比生命更宝贵的即是人格的尊严；比死亡更可厌恶的即是人格的屈辱。孟子举例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礼记·檀弓》所载饿者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即是孟子所说“乞人不屑”的例证。为了保持人格的尊严，宁死不屈。这是儒家所努力宣扬的。

人们常常引用孟子关于大丈夫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这三句之前还有三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三句也有重要意义。“居天下之广居”，意谓有行动的自由；“立天下之正位”，意谓在天地之间有一定的地位，亦即确立自己的正当地位。孟子提出“立位”观念，亦即认为每人应确定自己在天下的位置，也即肯定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位”不是官位，而是人格的地位，孟子亦称之为“天爵”，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即是人的道德成就。

孟子又引述曾子之言说：“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这一观点，近代学者称之为“以德抗位”，其实质是肯定品德高尚者的人格尊严，认为有道德的人决不屈于权势。

孟子又有“忘势”之说，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者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犹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虽然游说齐梁之君，但赞扬不见王侯的贤士。孟子的一系列言论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中国古代关于人格尊严的思想。

《礼记·儒行篇》提出了“可杀不可辱”的观点。《儒行》云：“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这强调了刚毅精神。“可杀不可辱”即保持人格尊严，宁死不屈。“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即《周易》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可杀不可辱”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自古以来，历代都有特立独行之士，坚持自己的志操，抗节不屈。尤其在民族危难之时，如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更有许多志士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的一个方面。

儒家一方面宣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赞颂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但在另一方面，又肯定“君臣之义不可废也”。这种情况可以说表现了双重道德观。孔子既赞美文王、周公，又同情“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表现了双重标准。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到了今天，君权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一方面要强调个人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个人对于民族的义务。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