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新古典经济学兴衰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点击：  作者：王今朝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03-04 11:10:18

 

        【摘要】新古典经济学得到占人口少数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又采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法论伎俩、蒙昧主义的议程设置手法、“一俊遮百丑”的真理检验标准霸权逻辑、对其他学科“先下手为强”的“以空间换时间”诡计、自我保护的“免疫”诡辩，从而被许多人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占据了西方经济学主流，又因“发展中”国家、民族思维能力的退化而在这些国家勃兴。然而，世界的发展已经使得情况发生逆转，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无可挽回地没落，它在“发展中”国家的勃兴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经过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革命，庸俗经济学逐渐取得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经过凯恩斯主义革命，新古典又逐渐取得了微观经济学的形式，并从中生出宏观经济学。实际上，这种新的形式已经表明，新古典经济学无法指导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管理。可是，许多新古典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把Arrow and Debreu（1954）视为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最成功的证明（而实际上是证伪），[1]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在20世纪60年代被新古典学者狡猾地称为是经济学的最高成就，同时，经济学的大厦被认为在这个时候已经建成。然而，恰恰是接下来的30年中，西方经济理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尽管不无问题，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也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无可争辩地在西方经济理论界衰败了，使它演变成西方约30余个经济学流派中的一个支流了（Akerlof，2007）。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欧洲发生债务危机以后，新古典的声誉更是扫地了。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地位演变的逻辑过程是什么？从政治社会学（奥罗姆，1989）的角度看，这是值得深思的。在目前中国，这种深思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历史来看，正是新古典在西方已经决定性地没落之时，却在中国异军突起，仿佛它就是真理，仿佛它就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真经。不彻底思考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兴起的政治社会学机理，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难以建立！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历史机遇

　　马克思通过区分财富与价值，既肯定了土地、资本提供使用价值、效用、财富的可能性，也建立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即从数理上看，可以把并且只能把价值看作是唯一由劳动数量和质量所决定的变量，土地、资本只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条件性因素，而不是价值的原因性因素。根据这一逻辑基点，马克思就否定了资本主义私人利润、利息等存在的合理性。

　　如果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关于社会关系的科学，并且，如果社会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人类的平等、公平和正义的话，那么，经济学的基本对象只能是价值而不能是财富。这是因为，财富包含价值，但也包含自然资源之类与劳动无关的东西。一旦我们把经济学主要限定在价值范畴之内，就可以根据上述逻辑基础，推出两大结论：既然作为一种自然资源的土地不能创造价值，那么，封建社会的分配关系是不合理的；既然作为过去的劳动的产物的资本不会创造价值，那么，资本家凭借资本所有权占有利润与地主凭借土地所有权占有地租具有同样的逻辑的不合理性。

　　如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庸俗经济学应该死亡，而新古典经济学也应该因为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而丧失历史机遇。可是，新古典经济学秉承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经济学几乎所有本质性的观点，如三位一体公式、资本主义利润天经地义、资本主义秩序永恒不变、市场等于自由等，[2]依然存活下来并有所发展。为什么新古典获得了这一历史机遇呢？一方面，人类关于经济秩序的真理性认识不是一蹴而就，人类的认识往往受制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庸俗经济学产生、发展的18-19世纪依然有感性和直观观点生存的深厚社会土壤。在这两个世纪中，生产力的增长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使得大规模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扩大产生了不断扩大的对商品供给的需求，从而引起了原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外包、圈地运动、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资本家对生产过程控制的不断加强、通货膨胀，参见匡特，2007，第7-15页）；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旦形成，就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从而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循环之中。这个历史事实容易产生庸俗经济学因素，并且在庸俗经济学因素产生后保留它们、“发展它们”。人类进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时候，上述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在整个19世纪，欧洲虽然产生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以及它们的各种组合还非常盛行，在上述生产方式之中的人类思维的这种状况必然产生庸俗经济学因素。

　　庸俗经济学一经产生，就得到了欧美资产阶级的鼎力支持。欧美资产阶级在反对地主阶级的时候需要支持工人阶级，而一旦资产阶级的统治得以确立，人沦为劳动力商品，商品翻过来统治人的时候（胡代光，2006），就不得不支持庸俗经济学来麻痹工人。如果工人们像马克思那样认为，他们的劳动创造了90%以上的价值，资本家应该和他们一样只取得可以比较的工资收入，那资本主义的利润、利息、租金等资本、资产收入就不可能存在了，从而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就不存在了。不仅如此，资产阶级鼎力支持庸俗经济学还因为后者是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这一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不用庸俗经济学协调它们在财政、金融、所有制、法律等领域的行动，对抗对立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不赋予相关行动以“合法性”、“合理性”，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实现、延续其对经济的统治，也就不可能实现、延续其资本主义的政治。从新古典对中国和俄国的侵入（阿里吉，2009）看，资产阶级鼎力支持庸俗经济学还因为后者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推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让经济落后国家永远处于发展中状态，让它们永远服务于发达国家利益的需要。正是由于上述的客观需要，才使得某种庸俗的经济学被少数西方人奉为“主流”、“显学”，并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办法灌输到世界人民的头脑中去。无论古典、新古典还是凯恩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货币学派、供给学派都是如此。没有社会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即统治阶级的支持，这种反映异化的人类社会关系的“经济规律”能够存活下去并发展成为“主流”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历史性机遇由此产生。我看到，有年轻的研究生深深地体味到自己处于社会的底层，但他（她）们没有意识到，仅靠找到一个好工作是不够的，需要做出艰苦的有效的反抗，自己的命运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二、新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SWOT分析

　　资产阶级的支持为新古典的存活提供了条件，而在这种物质支持之下的新古典学者们的主观努力则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经过一定的发展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一度成为欧美经济学的“主流”。

　　首先，新古典在方法论上采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伎俩。经济研究长期曾为定性分析所主导。二战后，新古典学者突破了马歇尔对于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保守的看法，移植了数理的公理化推证模式，把数学变成了经济研究中的天子。给定假设，新古典的推理过程，如由效用最大化推导需求函数、用利润最大化推导供给函数，在局限的意义上，不少是较为严谨的，对特定的目的来说，不少结论是成立的。新古典不仅移植公理化模式，还在定量方法使用上不断推陈出新、精益求精。比如，它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就从简单线性回归发展到向量回归，从参数估计发展到非参数估计。这些都不仅赋予了数学工具在经济研究中的合法性，而且赋予了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独特性。合法性和独特性的结合非常容易诱导那些天真的人们相信新古典的科学性。因而数学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就具有了天子的地位，成了号令天下的大旗，而新古典学者也就因而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能力。

　　其次，新古典在议程设置上采用愚民的蒙昧主义。今天包括哈佛、耶鲁在内的世界名校培养的许多学者、诺贝尔奖得主依然是唯心主义思维的名人。这些名人通过设立诸多唯心主义命题研究议程把人们陷入到无效劳动中去。这对新古典经济学尤其适用。19世纪西方最流行的经济学教材的作者J.S.穆勒（他的框架、概念对马克思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说都有明显影响）说，亚当·斯密的著作中许多言过其词。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本身就是使用夸张这种修辞手法来说明利己的行动可以产生利他的结果。可是，现代的新古典理论家们根本不理睬穆勒的这个洞见，他们仍然试图构造证明看不见的手的一般均衡理论，结果，反而说明，“看不见的手”根本就不存在。尽管如此，一般均衡理论还在向可计算一般均衡理论进一步发展。霍奇逊（2008，第6-7页）说：“在战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般均衡分析在经济学中成为时尚。人们一直试图描绘市场均衡存在与稳定的一般条件。直到20世纪70年代遇到了分析上的困难为止，这一工作一直处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人们对博弈论的兴趣增加才使之黯淡下来”。

　　一般均衡的思想或许还有些道理，符合辩证法全面联系的观点，然而，西方学者研究一般均衡的方法最终却背离了唯物主义，从而看似精彩纷呈，实际上是大量无效劳动。阿罗（2010）指出，期货市场的存在为一般均衡理论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西方已经出现了一些期货市场，但一般均衡理论的成立要求期货市场无所不在。[3]然而，现实中不可能有这些市场，这些市场自身的存在会把市场经济压垮。因为一旦牵涉期货市场，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就产生了，而且，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种类与数量随着期货市场的数量的增加呈指数增长。这些探索神话世界规律的分析涉及到大量的无效的智力活动，它与神学曾在中世纪曾吸引人类大量无效智力活动没有什么差别。需求曲线、供给曲线、劳伦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库茨涅茨曲线、帕累托效率等都是类似的例子。当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唯心主义命题上面又受到唯心主义学者影响的时候，新古典的光环就产生了，新古典的愚民目的也就达到了。过分推崇一般均衡思想的人，包括阿罗，都没有注意到，世界可能充满着如火药桶一样的一触即发的矛盾。因此，熊彼特把一般均衡说成是晶莹剔透的理论、经济学的最高成就不过是一种呓语。

　　新古典的愚民政策不仅见于它的最典型代表——一般均衡理论，在其它诸多理论中都表现出来。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试图说明，私人的恶德即是公众的利益。某些私人的某些恶德确实可以成为公众的利益，但如果说所有的私人的恶德都会成为公众的利益，那就是根本违背事实的。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博弈论的囚徒困境理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理论、甚至凯恩斯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都是典型的以偏概全、以局部解释整体、以现象代替本质的理论。对于高级智识人士而言，这些理论或许只是具有启发性，而不具有定论性。但当一个国家通过大学系统、教科书体系把它们推而广之希望全民接受后（为了维护统治，这是必然的）就都变成愚民理论了。[4]Ostrom（1990）文雅地称新古典理论是一种隐喻，McCloskey（1986）称其为修辞，直白一点，就是指责它们是愚民理论。只有彻底地揭露这种以理论、学术、研究之名行愚民政策之时，才有可能让真正科学的理论得到宣扬！不彻底结论这种理论的愚民性质，就难以给革命者以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就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对待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确的态度可以在西方国家对待宗教的“你可以存在，但要实行政教分离”的坚定态度中找到对应物。

　　第三，新古典在真理检验标准上采用“一俊遮百丑”的霸权逻辑。从经济学看，降低工资、毁灭资本、革命科技、创新管理、加强福利、劳动后备军消失、世界市场建立是资本主义保持活力的措施。二战以后，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欧美发达国家获得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并把它们用于股息、利息、研发、行贿、政府支出、工人饶让，比如，高层经理就得到了薪酬、股票期权、奖金、转让金、基金等各种报酬，而工人也得到了相对历史上或相对国外劳动者更高的报酬（雷斯尼克、沃尔夫，2010）。这使得美国无论白领工人还是蓝领工人都能够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当工人们当期收入不足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发展起各种金融工具来支撑工人借贷消费，比如住房抵押贷款。新古典学者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时繁荣、一时稳定作为霸权性真理检验标准来证明新古典理论的正确。而他们中极端主义者坚信不会出现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再次出现已经证明，他们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们只是被他们同一派的人物推到前台充当经济学家的傀儡！只是做了傀儡后有了自我标榜资本的经济学家。西方教科书的世代更替也对此有所表现。比如，它们许多都把供求分析放在前几章的位置，实际上是承认价值分析非常重要，但又用供求分析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一些早期西方学者提出的自然价格概念。又如，它们把GDP核算体系替换了马克思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最本质的问题是取消了统计部门对经济各部门间的联系的监测和为商品拜物教留下空间，而不是它没有测量闲暇和产品质量。

　　第四，新古典在与其他学科对抗上采取“先下手为强”的“以空间换时间”诡计。新古典学者通过不断向其他领域渗透的“先下手为强”策略，延续了新古典的生命。如果新古典把自己封闭在狭义的经济学领域之内，那么，由于其自身的哲学和方法论不外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意识形态不外是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僵化、矛盾境地。[5]通过把新古典方法向其他领域殖民，新古典的生命得到了延续。比如，许多使用新古典传统研究货币理论的学者（如瓦什，2001），客观上为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理解货币金融领域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知识。从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看，这种货币理论也适应了资本主义国家金融领域的发展。再比如，新古典方法还从封闭经济渗透到开放经济领域。尽管社会主义意味着更小规模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王今朝、龙斧，2011），但就是仅存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都会使得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具有某种价值。又比如，就是反对新古典的学者，无论他是制度经济学家（North，1993），还是信息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2001），还是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Lewis，1954），还是其他什么经济领域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依赖新古典的工具。新古典因其人多势众，采用先下手为强的方针向不同领域殖民，客观上填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这些领域的真空，[6]换得了生命的延续。

　　由于新古典上述可能的发展和“价值”，在历史上，出现了大量与新古典有着这样那样联系的学者。仅从经济思想史上看，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就有斯密、李嘉图、萨伊、瓦尔拉斯、马歇尔、凯恩斯、萨缪尔森、哈耶克、弗里德曼、丁伯根、米德、米尔达尔、琼·罗宾逊、阿明、Ostrom等人。其中，对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我们可以简单地斥之为极右而加以无情地批判，对于其他人，特别是其中大量的左派，却不得不一分为二地对待。比如，在上述名字中，丁伯根之后的名字都与某种社会主义具有亲密的关系。就是瓦尔拉斯本人，也赞成土地的国有化，并把它作为新古典理论在现实中运用的前提条件（Cirillo，1980）。这表明，新古典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也有某种相通性。这既增加了新古典理论家们的现实性，又增加了反抗新古典理论的可能性。毕竟，这些新古典学者的社会主义思想不被许多后来的新古典学者看作是新古典思想。因此，今天，毋庸置疑的是，在诸多领域，抵抗新古典的马克思主义抗体不仅有待恢复，还有待产生。

　　第五，新古典在自我保护上采用诸多“免疫”诡辩。新古典历史上遭受了无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攻击，[7]因而不得不设置诸多“免疫”诡辩来为自己辩护。比如，针对假设真实性质疑，新古典学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争辩，经济理论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其假设的真实性，而取决于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因而除非出现一种更强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不会被取代。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自我实现性——你如果相信它，它就会实现。化用阿明（2010）的话，那就是，资本主义因为有了初始的积累而实现了进一步积累，有了初始的市场经济而发展起新的市场经济。如果你相信了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就会显示出一定的逻辑性。这导致它“免疫”成功。另一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设立了诸多假设，可是，这些假设的真实性是可靠的，并且解释力和预测力也是超强的。因此，新古典的上述免疫只能理解为强词夺理的诡辩。

　　又比如，还有新古典学者承认新古典理论存在问题，但把它作为绝对真理的一阶逼近、作为人们的共同约定。还有新古典学者把利他也用利己来解释。这都属于新古典的“免疫”诡辩。

　　主要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策略，在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就确立了起来，并且加上如下第6个原因，它在20世纪90年代登陆中国、俄国，新古典玄机得售,并且逐步呈铺天盖地、漫山遍野之势，尽管中国这样的外围国家的收入被欧美中心国家吸走（普雷维什，1983）。

　　第六，新古典在拓展国际空间上遭遇“发展中”国家、民族思维能力的退化。真正厉害的思维能力能够见事于未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都是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成长起来的理论大家、方法论大家。他们不仅具有高超的抽象、具体、分析、综合、归纳、演绎能力，从而发展出一个个惊世骇俗的理论，还培养了与他们同时代的一大批人和后面时代的一辈辈人。本来，有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这些国家和民族对庸俗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不仅具有免疫力，而且具有攻击力。然而，人生有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科学的思维能力有可能因为一个卓越人物的逝世而退化。苏联电影《解放3：柏林之战》中，斯大林会见罗斯福、丘吉尔时曾谈到杜勒斯与德国人秘密接触，他的台词是：“我们都健在的时候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之间决不允许有什么危险的分歧。但是十年后，也许不到十年，我们不在了，新的一代上来了，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现在所经受的一切，那时候会怎么样呢？”这就表明了领导人更迭在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上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因素。[8]

　　事实证明，斯大林上述担心不无道理。在他们身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免疫力、抵抗力、攻击力降低直接诱导资本主义国家把新古典普适化推向全世界，并使之部分得逞。这也可以为社会心理学的光环效应、近因效应和启发式代表性思维等非科学思维的存在所解释。在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今天，在思维、观念、理论、方法上，正如阿明（2010）所说，一些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一些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摆脱资本主义危机”，而实际上，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接受摆脱陷于危机的资本主义，才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根本出路。否则，所谓“新兴市场”的兴起最多将使得“三元组合”陷入困境，使得世界局势陷入到类似一战、二战前的权力重新分配的动荡之中。与之相适应的，流行于发达国家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即把工资和消费水平的上涨视为工人劳动的充分和恰当的补偿、把消费水平看作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也在发展中国家盛行。借此，不仅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被取代了，甚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岌岌可危了，取而代之的是与新古典有着天然结合的美妙的美国梦、普适经济学的幻境，尽管改革开放伊始，中国老一代留美经济学家指出西方经济理论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强调对西方经济学只能借鉴，不能照搬，尽管中国20世纪80年代进行过反精神污染的运动。

　　三、新古典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地位江河日下的SWOT分析

　　无数的事例表明，最耀眼的时刻往往是下坡路的开始。新古典在20世纪60年代被视为经济学的最高成就。可是，高处不胜寒，恰恰在接下来的30年中，它在西方就演变成为30个经济理论流派中的微小的一支。这不仅是它所处的种种外部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使然，也是其理论自身矛盾使然。

　　首先，新古典“先下手为强”的“以空间换时间”诡计遭遇西方诸多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外部学术传统抵制。西方的学术传统中，尽管不乏不同意甚至攻击马克思理论的事例，可是，与新古典背道而驰的如果不是更多，也是比比皆是。比如，对新古典至为重要的理性假设，马斯洛、H.西蒙就有不同的概念。而从更高的哲学层面看，任何一个对黑格尔哲学具有理解的人都不会同意新古典的形而上学，尽管它们都是唯心主义。从这里看，新古典的发展始终只是西方一些学者的踽踽独行而已，这些人的“先下手为强”、“以空间换时间”的一意孤行策略最终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其他学科领域不会仅仅是抵制新古典，我们可以预料，正如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抵御住德军进攻就转入反攻一样，其他学科在抵御了新古典的进攻之后，也会转入对新古典的反攻。而且，新古典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越疯狂，其他学科最后的反攻就会越强大。

　　其次，新古典方法论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伎俩和议程设置上的“愚民”政策遭遇风起云涌般的内部新生代学术“起义”。20世纪50年代，当受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许多学者深入了解了新独立的国家的社会现实的时候，他们很多都转向了新古典极端市场化理论和极端数理化方法论的反面，从而不仅成为不受新古典议程设置愚化的代表人物，而且成为不受数学这一新古典天子命令的诸侯。比如普雷维什、米尔达尔等人。他们对于理论和方法的取舍采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即把事实放在了理论的前面，是用鞋去适应脚，而不是用脚去适应鞋。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毛泽东一代人一样。面对中国百业待举，我们可以设想，他们不会根据新古典理论，建议中国建立什么市场经济，而是主张大推进、进口替代等结构主义发展战略，尽管其比苏联和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要差（正是由于这种不彻底性，导致它们在发展经济学中被认为是失败的，甚至是非科学的）。对新古典许多具体理论和概念的存在性、可靠性、合理性批判等更是铺天盖地。西方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从方法论角度系统地对新古典加以反思，而不再只是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的片言只语的零敲碎打！所以才有诺奖得主阿克勒夫说，到20世纪9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经济众多理论流派中的一个支流了。西方这种新生代的这些风起云涌般的学术“起义”不见得就意味着它们代表最高的科学性，但就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动摇封建统治一样，它们至少使得新古典方法论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伎俩和议程设置上的“愚民”政策同时破产，推动了经济学的改朝换代。

　　第三，新古典的“一俊遮百丑”的真理标准遭遇政策实践领域的“反其道而行之”。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视了政策制定的本质过程。政策制定不仅要建立在详细的调查基础之上，而且要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评估。科学的行政管理、行政决策过程根本不允许面对巨大的可避免成本的发生而无动于衷，不管它是否是以新古典的名义。新古典孤立地假设资源稀缺，却看不到某些人资源极端匮乏，而某些人资源极端丰裕，以及由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带来的巨大的政策问题。正如阿罗（2010）所说，对一些人（富人）而言是理性的，对于社会就是非理性。新古典假设人只有经济属性，即使政治人也按照经济理性去行动，这根本无法解释林肯、罗斯福这些美国总统与其他总统之间的差异性。新古典假设社会可以由代表性个人来说明（方法论个人主义），却看不到，正是人们在地区、种族、民族、教育、性别、家庭、年龄等领域的差异性带来了诸多政治、社会、文化等公共问题。新古典既脱离所有制，又脱离价值，还否认阶级对立，这使它根本无法解释美国的巨大的社会分层，无法解释美国巨大的社会分层下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延续（Ostrom，1990）。新古典还假设完全理性、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空间集于一点、市场万能、外部性可以忽略、法律无偏、货币中性、产权明晰、制度不重要，这些都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无法接受的假设，实际上也是欧美市场经济延续所无法接受的假设。新古典不仅对成本、利润带上了普适化的天使般的光环，还用增长至上、消费主义来延续资本主义。新古典强调均衡，否认非均衡，否定利润率下降，更否定利润率下降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毁灭。不用关心新古典的理论是什么，只要关心它的假设，就可以预知新古典的未来了。[9]

　　第四，新古典的理论和方法免疫遭遇客观事实的颠覆性攻击。按照新古典，资本主义的政府应该越小越好。可是，今天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根本离不开欧美国家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也离不开国际政策。在财政上，美国政府庞大的刚性的军费开支就是其军事工业的基础，这构成其军事寡头收入的主要来源。凯恩斯主义甚至认为，美国经济是一个军事经济（匡特，2007，第252-254页）。在货币金融上，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存在和支持，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可能会来得更多更猛烈。福斯特、麦克切斯尼（2010）甚至把金融化基础上的金融部门的扩张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在国际经济关系上，无疑，正是美国鼓励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和资本账户开放政策。[10]这不仅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廉价的、丰富的生活必需品，从而降低了美国工资，还为美国的奢侈性的投资提供了资金。而这还是西方享受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殖民主义、工业革命、炮舰经济政策、势力范围划分、帝国主义、国际资源掠夺、廉价劳动力使用（先是国内后是国际）等（龙斧、王今朝，2012；张夏准，2011）。西方的经济成功不是因为它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而东方的经济落后也不是因为它没有采用新古典经济学。这不仅是学理使然（弗兰克，2000），而且是历史的事实。如果新古典足以保证经济的成功，那么，英国就仍然会是日不落帝国。对这些客观事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一旦为人们所知，就会逐渐并最终彻底打掉新古典理论自身编织的美丽的花环。阿明（2010）预测，正如20世纪的世界解放斗争浪潮一样，今后将完全可能由一些边缘国家来挑战寡头资本主义体系。

　　第五，新古典的国际兜售遭遇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大众觉醒。新古典可以欺骗人们以一时，可以欺骗一些人一世，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所以，尽管新古典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登陆了，尽管中国不少人一度把新古典看成是普世的，尽管他们不少至今仍然把新古典作为判别他人研究是否是经济学研究的标准，但随着中国新一代人的成长，随着中国自身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新古典经济学在世界各国将会出现一次巨大的退潮。人们会思考，成型于英国经济世界第一的地位被美国所取代的1870年的边际主义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否能够成为指导世界大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呢？

　　四、结 论

本文分析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流行和胜出并不是由于它的不存在的科学性，而只是由于它千方百计地设计并使用了SWOT框架中的强势性因素，它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和俄国的异军突起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在中国和俄国的勃兴即使不是回光返照，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以及中国、俄罗斯、拉美等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已经大大催化了前面所述的五种导致新古典经济学地位衰落的因素的作用。新古典看似依然强大，但其处心积虑建立起的SWOT优势实际上已经近乎耗尽，只能无助地等待对它的最后一击。中国目前所推动建立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应该在此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它应该成为推动世界格局真正转向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的新型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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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现在人们已经清楚，由于市场的协调作用受制于市场主体的性质，因此，这种协调决不是一个和谐的、不受人们意志控制的无意识过程。否则，世界各国就无需建设什么市场体系，只要让它自发演化就行了。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后重新缓口气至关重要的战争（如二战）和创新活动根本不是市场活动。所以，有无市场对于所有企业是关键性的，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但决定资源配置的绝不是仅有市场。

　　[2]为了保证本文的严谨性，这里需要明确指出，本文把这几个特征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义。这使得本文对新古典的批判集中于这几个特征上，与新古典的其他方面无关。比如，本文并不否定许多西方被视为新古典的学者也有许多好的观点。可惜的是，中国的新古典学者并没有学到西方新古典学者许多这些好的方面。这是本文目的所指。

　　[3]这是因为生产需要耗费时间，新古典原来所设想的许多市场实际上是期货市场，而非现货市场。

　　[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Lewis（1954）认为，凯恩斯理论是新古典的脚注。公地悲剧理论、囚徒困境理论、集体行动理论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 Ostrom（1990）所否定。

　　[5]比如，它忽略了各种可能的反馈，如一国经济从市场出清到市场崩溃的发展。

　　[6]  参见雷斯尼克和沃尔夫（2010）。

　　[7]  正如巴兰（2000，第6页）所说，如果把现有经济和社会秩序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且只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来思考问题，即使最能干的学院经济学家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所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基本困境：被迫不断在几个同样有害的办法中做出选择。

　　[8]   随着苏联档案解密，西方对斯大林有了重新认识，这种新认识高度评价斯大林。参见Davies et al. （2005）。

　　[9]  它首先或隐或显地设定假设，再从中推导出这些假定所预先设定的结论。所以，新古典的科学性无须从理论结论来加以检验，而只需要分析其假设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从数理逻辑看，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的核心假设。因为正是这些核心假设支撑着新古典理论，而且，如果这些假设是完备的，从数理上它能推出什么样的结论就是确定的。

　　[10]  关于巴西的例子参见玛·罗哈（2003）。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系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根据作者来稿编发，原载产业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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