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接续与复兴，其理论基础、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三重内涵互为表里、彼此渗透、相互建构。奉个人自由为圭臬、推崇全面私有化、否定社会主义，表征了新自由主义拥趸者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刻揭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限度及其潜在的意识形态侵略性，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制高点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理论反思和辩证批判，进而从学理上论证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理念的背道而驰，并说明应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抵制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思潮之一，致力于“绝对自由”而提出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推行“历史终结”的重要手段。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新自由主义试图依靠“自由市场、最小政府、私有产权”等经济学话语建立对我国改革方向、政治导向和价值取向上的话语霸权。认真清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内在矛盾，揭露它非政治的表象和反政治的实质，对我们自觉批判和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无疑具有前提性意义。

一、新自由主义的当代镜像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它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1]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个人主义为本位来建构国家制度，具有明确的反对集体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倡导这一理论的主要有以哈耶克为首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等。

新自由主义从一开始无人问津的书斋学问，到世纪之交迅速崛起为具有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说，与凯恩斯主义的失灵有着直接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战后重建的需要，在“罗斯福新政”的推动下，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广泛实施，资本主义世界迎来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增长黄金期。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期，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持续性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低迷，甚至陷入了高失业、高通胀、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滞胀”困境，凯恩斯主义在“滞胀”问题面前陷入了全面危机。在全球经济政治竞争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国家干预最小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逐渐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支配性地位。如果说凯恩斯主义在国家干预、社会福利、劳资合作等政策取向上尚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色彩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则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面清算和颠覆，其实质是彻底的“去社会主义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无疑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所裹挟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了对全球的侵略。同时值得提及的还有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与苏联模式的破产，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在客观上强化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霸权地位。从整体上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新自由主义借助国际资本势力进入中国，通过支持改革开放、参与经济发展讨论、开展学术交流等方式获得巨大的话语空间，并假借改革之名纠集了一批拥趸者。新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努力寻找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一种平衡，试图在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清除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和权力障碍。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阶段，新自由主义及其“变体”都企图使中国走上全面私有化的改旗易帜之路。由于过分推崇市场逻辑，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对人民利益的隐蔽性剥夺，产生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权力寻租、官员腐败等制约中国发展的重大社会难题。与此同时，潜藏在新自由主义背后的泛市场化、物质化、权力化以及政治化等复杂面相逐渐被揭露和批判。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制度性危机，资本主义世界所标榜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遭到了质疑和指责。但新自由主义并未因此在中国偃旗息鼓，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它借助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之契机，继续通过经济一体化、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等话语不断重申、强化自身的逻辑，广泛参与理论和政策的讨论，企图左右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方向。

二、新自由主义的三重内涵

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新自由主义可以分为理论、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它们互为表里、彼此渗透、相互建构，共同表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三重言说。在理论层面，新自由主义秉承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降的个人主义传统，主张个人自由、反对集体主义；在经济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反对公有制；在意识形态方面，新自由主义从所谓的自由走向霸权，宣扬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一）从哲学源头来看，新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

以个人自由为原点来建构理论体系是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传统。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几经调整和改造，但崇尚个人主义、坚持个人至上的社会秩序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根本立场。自由主义内部流派和分歧固然众多，然而在将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视作“文明的核心价值”和社会发展基石方面并无二致。以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个人自由的核心价值体现为不受侵犯的个人利益，而个人利益是解释一切历史事件的唯一动因，个人利益的实现与否是判定一切社会行为的最终标尺。这种把追求最高利益的个人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又称作“经济人”假设。新自由主义认为，人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动物”，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逐利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满足个人私利。而要实现上述目的，首要推崇的是自由，即个人完全自主的、不受外界约束的、自我支配的自由。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视域中，集体主义必然与这种自由相冲突，因为“集体主义者哲学的内在矛盾之一是，虽然它将自身建筑在个人主义所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道德基础之上，但它只能够在一个比较小的集团里行得通。”[2]157新自由主义者进而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时，它才是国际主义的，但一经付诸实施……它就会马上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2]157

大卫·哈维曾对新自由主义的特征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他认为，“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和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个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4]由此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的角色和作用仅仅是自由制度的“守夜人”，他们明确反对集体主义以及与集体主义相伴随的计划经济。哈耶克在其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就明确指出计划经济的三个弊端：损害资源配置效率、阻碍消费者愿望实现、产生政治上的集权主义。进而言之，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干预市场机制的国家行为是有害的，必须完全放任市场的自由，这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概括起来，崇尚个人自由，反对国家调节，主张市场竞争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根本特征。

（二）从经济政策来看，新自由主义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反对公有制

财产私有制被新自由主义理论奉为圭臬，也是个人主义理念在经济领域最为直接的体现。这一理论的要义是：经济自由是个人自由的首要价值，是实现经济效率和财富积累、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而私有制则是保证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自由发展的最原始的动力。只有在个人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条件下，市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有效发挥，才能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相关的经济活动。哈耶克认为，只有具有独立行动的个人手里掌握着生产资料，才能摆脱别人的控制，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2]12，如果生产资料都落到他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全权控制我们”[2]12。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机制是对个人经济追求的承认与规范，是一种在完全尊重和保护个人利益和自由基础上自发形成的、最自然、最合理、最有效的社会秩序和协调机制。他们把市场经济视作是与私有制最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模式，而且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最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对理性主义的国家干预和社会主义他们则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如果“放弃市场竞争，用中央计划和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过程和进行资源配置，是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而且必定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通向奴役之路”[2]11。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都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将实现彻底的私有制确立为主要战略目标。

（三）从意识形态性来看，新自由主义从“自由”走向了“霸权”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受强制的自由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具有极端重要性，但被新自由主义所推崇和描述的自由自发的秩序，是否正如他们所言，完全是一个“非人为设计的结果”？[4]如果追溯西方经济发展史和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我们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的形成和运作不仅带有鲜明的制度安排的印记，而且从未摆脱政治权力的操纵。从新自由主义向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来看，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政治权力强制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海外发展空间，企图利用新自由主义理论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体系。换言之，新自由主义“惠及”发展中国家的不是自由、平等的竞争机制，而是强加了一整套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的核心就是西方价值理念和制度体系，其真实目的在于从这种制度安排中获得特殊的利益和权力。就这一意义而言，新自由主义充当了在理论上论证对外开放市场、对内放宽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及合法性的角色。当“自由、市场、权利”等话语被安排在一套严密的形式逻辑和知识体系中，这种“合法化”的知识也就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力。

毋庸置疑，肇始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无论如何遮蔽其意识形态性，都不可避免要为资产阶级代言、要为资本主义的利益张目。“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指出，历史终结，“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5]福山信心满满地认为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最理想、最完美的社会形态，因而根本不存在超越资本主义形态的其他社会形态。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野心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鲜明，敌视社会主义制度指向明确。

三、新自由主义的限度及批判

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新自由主义有其自身无法超越的理论缺陷，而作为一种实践，它也并非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对待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我们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制高点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揭示和批判，吸收精华与去其糟粕并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应当看到的是，作为一种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理论，新自由主义有其科学成分和积极因素。改革开放30余年的经验启示我们：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崛起不能置身于市场经济活动规则之外，更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因噎废食，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客观上讲，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产权明晰、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理念对于调动经济主体积极性、增强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和科技资源共享，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这也是一个时期内新自由主义理论占据主流地位不容忽视的原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推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资本、市场等要素在人类追求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仍然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不能人为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等概念进行严格的对立，而要保持它们之间必要的张力。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当前我们的重要任务仍然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自由特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市场规律的引导下形成自主意识和经营自主权，防止权力滥用和资本寻租。同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对经济领域活动作过明确的论述，他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6]马克思不仅鞭辟入里地指出物质生产的极大发展对于实现“自由王国”的重大意义，而且重点强调了规避“盲目的力量”、依靠“消耗最小的力量”“适合人类本性”的重要性，深刻回答了今天仍困扰我们的关于效率与秩序之间的争论，回应了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市场经济的质疑。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的思想不仅不是束之高阁的陈旧理论，而且其深邃伟大的思想仍然是指导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宝贵思想理论资源。

其次，应当反思的是，被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的个人自由，最终成了少数利益集团和掌权者的特权；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竞争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却赋予了强势群体更多的利益机会；极端个人主义过分突出了个人的主体性地位，却威胁着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自生自发的市场理论与美国推行“华盛顿共识”，强迫第三世界国家开放市场之间的悖论等等。新自由主义把自由视为最高秩序，把自由交易作为市场经济的天然法则，把利益最大化作为是市场活动的伦理准则，这些理论与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不断深化的经济危机和权力市场化的腐败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正如阿玛蒂亚·森对市场制度的症结的分析：仅仅在市场自由的意义上谈论发展而不考虑发展与各种社会条件的关系，势必会导致社会分化。[7]更进一步来说，会引向大卫·哈维所说的精英统治或重建阶级力量。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效率、利润的极端追求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谐持续的价值诉求之间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注定了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马克思早期与国民经济学家的论战中就批判了自由主义者只关注纯粹个人自由，而没有与更高程度的社会关系相联系，没有关注到社会财富发展同时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问题，并且深刻指出其原因就在于国民经济学家将目光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8]41。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501现实的自由是要通过个体形式来实现，但并不等于个性与社会性的分裂或是对抗，相反，个人自由终究要体现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马克思把个人与社会视作一个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动态循环，把整体的、普遍的发展作为个体发展的前提条件，把“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完成了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建构，实现了对极端个人利益的自由主义全面而彻底的矫正。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同构性原则。一方面，发展市场经济的每一项举措都要密切围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核心目标，否则就会失去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价值；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的变革和改造同步，最大程度地凝聚人民意志和集体智慧，在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不断超越现存的社会关系，真正实现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对于哈耶克所谓的人的自由绝对不能与集体主义共生，否则将走向“通往奴役之路”的言论，究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异化”及其导致个人与社会对立和紧张的体现，我们需认清其理论实质，防止掉入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陷阱。

再次，应当警醒的是，在全球经济仍受国际垄断资本力量控制的今天，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倾向。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仍然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就是以近代以来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为基本制度结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行为单位，以多元文化并存为最基本的国际现实，以全球自由经济贸易为基本交往手段，这是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基本的框架”[9]。从现实发展动向来看，资本逻辑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仍然是新自由主义扩张的催化剂，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相当强烈地巩固了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路径，显然新自由主义并非是一种纯粹关于市场经济的、非意识形态的理论，其真正面目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霸权。因此，要警惕国际垄断资本打着以拯救全球经济为名而行掠夺全球财富之实；要警惕西方发达国家打着自由、平等、公正的旗号，实行贸易、人权、环保等双重标准；要警惕西方发达国家把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市场万能论、私有产权神话作为“分化”“西化”发展中国家的工具。简言之，在清醒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危害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要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性、阶级性和局限性。尤其要保持头脑清醒，正确辨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新自由主义放任自由经济的本质不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自觉抵制、反击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渗透和破坏。只有在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才有能力在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解决分配公平、贫富分化的问题，使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

[2][美]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英]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

[4]F.A.Hayek，law，legislationandliberty，Vol.1：RulesandOrder，Chicago，1973，p.20.

[5][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7][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12-115.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李强，庄俊举.历史、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3）.

（作者： 乔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