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的层次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政府、政党层，是指不同政治实体间就彼此利益关系进行的对话，包括会谈、谈判、访问、双边及多边会议等，对话主要围绕政治、经济、军事、往来等内容展开，对文化实体间的关系起到引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层是学界层，包括智库、高校、院所、社团、个人及宗教组织之间的交际往来。学界层主要由公共知识分子构成。公共知识分子有四个特点：一是在本专业领域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二是能够利用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三是具有专业之外的世界知识和世界视角；四是关心专业领域之外的国计民生问题。学界层不代表任何利益团体和政府，只表达“社会良知”。这种“社会良知”是基于普通民众的生存权益，反映社会的状况、社会的危机、社会的希望以及社会未来的方向，因而更能反映人类交际规律，乃至人类社会的走向。学界层的跨文化交际改变的是人类思维方式，体现人类思想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状况。学界交际之广泛、深远与深刻远远超出政府和政党，是对政府、政党层的提醒，是对民间对话的辅导，因而可说是跨文化交际的主流。学界层面的跨文化交际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志、考古学、史学、哲学以及某些自然科学学科。学界层的交流要注意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才能使讨论更为深入具体；还要注意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不能仅限于坐而论道，而要关注人类，关注社会民生。

当今，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世界格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要想参与进来，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都需要改革，否则很难成为世界跨文化交际的主力。我们已经意识到跨文化交际的浪潮已经汹涌地奔来，整个中国学界还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

第三层是民间的跨文化交际，包括旅行、商贸、移民、通婚、战争（俘虏）、媒体等。民间交际的特点是分散，通常没有预定的交际主题，基本限于文化表层，很少涉及文化底层，但却是当代跨文化交际的社会基础。民间跨文化交际要走向“自觉”，掌握规律，需要依靠整个民族教育水平的提高，要靠学界积累跨文化交际的经验，上影响政府，下向老百姓普及。

 跨文化交际应特别重视宗教的作用。哈贝马斯针对宗教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曾经发表了这样的观点：今日社会应该在公共领域之中构建理性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大家发现在运用理性和逻辑推理去论证问题时，如果没有信仰作为后盾，往往流于意义的失寻；另一方面人们惧怕宗教运动若没有通过理性的方式致力于相互对话，将导致在基要主义与暴力中自我封闭，误入极端主义的歧途。其次，世俗社会的论点和知识，无法解释世俗社会生活本身，宗教与世俗世界总是共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中，两者互补不足，互相促进。第三，即使在现代社会里也应适应宗教的存续，并应寻求与之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

宗教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决定性地位体现在：第一，宗教与文化同时发生，同一源头；第二，宗教影响了各个民族文化类型和走向；第三，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有大量的各种的宗教信徒存在。宗教已经渗透到各国人民的生活当中，即便教会衰落，其“根”还在。直到今天所有民族并没有摆脱最初宗教对文化的影响，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时候，对这一点必须做到心里有底，要知己知彼，才能有效沟通，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现在世界70多亿人口中有48亿是有宗教信仰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世界，如果不去了解宗教，则无法真正深入地开展跨文化交际与对话。因而，跨文化交际不应该躲避宗教话题，反而应该主动迎接和不同宗教的对话。

我们不仅应该关注中国自己的儒释道等宗教，还应关注世界主要几个伟大的宗教。要理解不同宗教之间的异同。儒家的“天下大同”、“人皆可为舜尧”、“满街是圣人”，其实是一种预设，是对美好而遥远的社会和个体的期望和追求。因为所追求的是世人未曾经历的，因而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故与宗教有相近之处。众多中外学者认为儒学为“具有宗教性的学说”，大概就是这个缘故。道家所追求的“道”、“一”，则更为明显。从人类史/思想史角度看，可以认为人类自始就在追求超越自身、超越现实的更为美好的未来。各种宗教，各种理论学说均在探索人类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均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设。区别在于：1.寄望于神，还是寄望于己；2.其核心理论是否从现实出发，逐步显示其“科学性”；3.所追求的“超越”是否是不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