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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夫: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感悟与解读
点击:  作者:乔夫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01-09 09: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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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6日,一个令全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写下这个题目,缘于前不久所在单位组织的一次“走近伟人”学习辅导。通过走近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信心斗志。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是深受世人敬仰爱戴的伟大领袖。正是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很了解,我在选择走近这位伟人的角度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选择了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进行感悟与解读的方法,主要想通过回顾梳理毛泽东在解放人民、造福人民、立国安邦、呕心沥血等方面的努力,领悟和感受他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光芒。

 

  一、解放人民,战争年代的人民利益至上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最紧密结合的成果。9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功。回顾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说,为人民服务贯穿了他的全部革命生涯,始终是他人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他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集中体现和折射,也是深受人民拥护爱戴的水之源、树之根。

 

  (一)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与提出,有着十分深厚的思想基础。

 

  一是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说“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要“为人类服务”、“为人民服务”,强调“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1871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使用了“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的提法。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也提出,党的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就是在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原著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了“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思考。

 

  二是批判地吸收了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在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民”是先哲们思考探讨的永恒主题,并产生了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遗产。夏禹倡导“政在养民”,周公主张“敬德保民”,孔子编选的《尚书》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毛泽东在广泛汲取民族文化营养的同时,认为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民本”思想说到底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他曾借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教育党的领导干部要“顺”而不要“逆”人民群众“那个水”。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则是他批判地吸收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形成的人生价值思考结果。

 

  三是对中华民族劳动人民传统美德的扬弃。中华民族历代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极为珍贵的传统美德,比如,乐善好施、济困扶贫、同舟共济等。这些美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力量。毛泽东形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不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简单继承,而是一种扬弃,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对其进行的提炼与升华,是自发的阶级感情向自觉的阶级觉悟的跨越与发展。

 

  从具体形成发展脉络看,有这样三个时间段:

 

  1、青年时代有一颗为民助民之心。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父亲叫毛顺生,“原是贫农,年轻时因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后来靠做小生意和勤俭持家,逐步买回了他的地。这是毛泽东同志回忆父亲的原话。母亲叫文素勤(娘家排行第七,也叫文七妹),是湘乡县唐家坨人,“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是毛泽东回忆母亲的原话。

 

  少年毛泽东从小生活在农家里,和劳苦民众有着不解的渊源,对百姓的疾苦与荣辱感同身受。他从6岁起就开始做一些砍柴、拔草、拾粪、放牛等农活。8岁开始读私塾后,早晚放牛,农忙收割庄稼。到了十四五岁,几乎天天和家里的长工一起干活。这些经历使他对旧社会底层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熟悉。他对交租谷的农民,用隐瞒父亲的办法给予关照,并劝父亲把自家的两亩地转给农民。

 

  毛泽东在青年学生时代,就决心要改变人民大众的困苦处境,决心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1910年4月,湖南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这年洞庭湖发大水,长沙、湘潭、衡阳等地闹旱灾,投机商人和富豪地主不仅不救灾,反而囤积谷米,导致粮价飞涨,穷人们买不起粮食,甚至出现了全家投河自尽的惨剧,饥民们去衙门请愿却遭到枪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饥民们放火烧了官府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和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被捕的饥民不计其数,许多人被杀后头颅悬挂在长沙城南门外示众。这件事对毛泽东的心灵产生了极大震撼,他觉得参加暴动的饥民和自己家人一样都是无辜的百姓,这种悲惨境遇,在毛泽东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毛泽东回忆这些,称其“影响了我一生”。

 

  毛泽东也正是在亲身体验和感受了劳苦百姓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生活与求解放、盼幸福的强烈愿望后,才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正式提出“为人民服务”。

 

  1939年2月,毛泽东致信张闻天谈起“为人民服务”,并从唯物主义道德观的角度初步阐述了“为人民服务”。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着人民大众的”。

  1943年,他又在党的内部指示中提出了“为群众服务”思想。但最著名、也是最为系统论述为人民服务思想,还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篇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

 

  1944年9月8日,在中央警卫团组织的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讲演,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了“为人民服务”思想。

  10天后,他发表了《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篇著名的演讲、光辉的著作,起源于悼念中央警卫团一名战士张思德。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进行严酷的经济封锁,军民正在开展“大生产”运动。张思德所在的中央警卫团利用夏秋两季烧木炭来做中央机关过冬保障准备。烧木炭是个又脏又累的苦活,张思德就主动要求去烧炭,再苦再累从无怨言,任务完成得很出色。烧木炭要经过伐木、找窑、出炭、包装、背运等七八道工序,火候的要求也很严格,张思德为了烧好炭就干脆吃住在窑边,晚上也要多次爬上窑顶去观察烟色和火候。

 

  就是这个张思德,他不仅炭烧得好、草鞋编得好,还是个认真细心、责任心很强的人。他在担任毛泽东警卫任务时,为了让晚上工作的毛泽东上午能多睡一会儿,发明了“控绳拉铃”的通讯方法,即在毛泽东窑洞院子的树上系一根细绳子,绳子的一端通向警卫班宿舍,里面挂一个小铃铛,如有情况,外面哨兵只要一拉绳子,警卫班就可以立即出动,且不会打搅毛泽东的休息。有时毛泽东外出开会,张思德就在他身边执行警卫任务。

 

  当时有爱国人士赠送给毛泽东一台八个轮的救护车,据说此车有一定越野性能,车身宽大能坐十个卫士,车尾则有专供卫士站立的踏板,以防后面有人偷袭。于是,这个站在后面的地方就成了张思德的专用“站位”,由于站在车后背对着行车方向,风沙和尘土很大,毛泽东有时拍着他的肩膀,让他到前面去避一避,张思德却总是笑笑,依旧站在那里。

 

  后来,当毛泽东听说张思德被埋在窑里还没挖出来时,他很着急很生气地说:打仗死人没办法,搞生产死人不应该。他指示警卫队长:那一带狼多,晚上要派人站岗,要是尸体被狼吃了,你这个队长就不用当了。并亲自交待:要尽快把尸体挖出来,洗干净,买一口棺材;开追悼会,我要讲话。于是,就有了毛泽东虽然只有半小时、却永留史册的精彩演讲。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速记室主任张树德对演讲的内容做了符号速记,之后又与其他在场的文秘人员对文稿进行了整理,后来由主席秘书胡乔木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稍事斟酌,随即在文章的上方一挥而就,从此“为人民服务”这5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便成了这篇著名讲演的标题。“为人民服务”这个思想定位和宗旨定位,很快传遍了延安,传遍了陕甘宁边区,传遍了全国各大战场。张思德也成为了“为人民服务”的意义象征,毛泽东透过对张思德牺牲精神的提炼升华,向全党发出了“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的人生价值倡导。

 

  3、把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章。

 

  1944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工作者时指出: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中,他说:“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同志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在党的七大上,经过讨论审议,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正式写入了党章,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进行了全面准确的定位。

 

  也可以说,这是为人民服务思想形成发展的三个重要节点。

 

  (二)人民利益至上的信仰追求。

 

  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是毛泽东始终遵循的人生行为准则。

 

  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是我党我军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这里除了中央领导集体的英明正确,首先也离不开毛泽东自身对党和红军命运的高度负责精神。

 

  红军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情况下的突围和战略大转移。当时,已经失去红军指挥权、领导权,因重病只能在担架上跟随行军的毛泽东,面对红军不断由被动走向被动的局面,面对红军接二连三遭受重大损失,他多次向领导层提出非常重要的军事作战建议,却没有人理会。即便这样,毛泽东并没有选择离开,也没有简单的“跟着走”。

 

  当红军经过湘江血战,8万6千红军只剩下3万人时(这是什么概念?5万6没了,差点损失2/3),面对这种情况,他在无比悲痛之余深深感到了形势的危急严峻。他利用与王稼祥同在担架上行军的机会,经常一起分析党和红军的形势,讨论军事指挥上存在的失误和错误。就这样,王稼祥和他对形势的看法逐步有了很多共同点,都感到当前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感到改变中央领导和红军指挥方式的重要。王稼祥把自己的这些想法,与张闻天进行了交流,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毛泽东的态度,他们取得一致意见后,通过与毛泽东交流,更加感到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价值所在,王稼祥先后又找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交换意见,王稼祥由此成为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

 

  1935年1月15至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在博古作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主报告后,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在分析失败原因时,对李德、博古进行了不点名批评,对军事指挥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随后,毛泽东作了大约一小时的重要发言,阐述了自己的军事战略、军事指挥思想和主张,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热烈拥护。可是,关键是博古、李德怎么看,毛泽东长征后类似的建议并不少,问题是不被理会。

 

  这次毛泽东发言后,第一个发言支持的就是王稼祥,随后是张闻天,他俩不仅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而且都旗帜鲜明地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当时,王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可想而知,他们的态度对遵义会议的胜利产生了多大影响。此外,担任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在会上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周恩来的鲜明态度,更有效地促进了会议的最后成功。

 

  这次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常委内部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其实,毛泽东当初被剥夺红军领导权时,就曾向周恩来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然而,如果没有他对党和红军命运的高度负责,如果不是把革命的利益至上,如果不进行锲而不舍的努力争取,又怎么会有带领党和红军走出困境,由胜利走向胜利的机会?

 

  就在50多天后,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市苟坝村召开了扩大会议,也叫“苟坝会议”,讨论红军是否袭击打鼓新场问题。结果,多数人出于对打鼓新场物产丰富能补充后勤补给的考虑,坚决支持攻打。毛泽东综合分析驻守黔军外有城墙、内有碉堡、援军召之即来等因素,却坚决不同意攻打。甚至提出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据理力争,结果,非但没有劝阻成功,还被免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再次处于完全被动状态。

 

  眼看遵义会议的成果将要毁于一旦,眼看红军又将处于生死攸关的险境,怎么能就此放弃呢。入夜后,毛泽东提着马灯步行两公里多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想通过做“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的工作,做进一步的争取。他们谈了很久,其中谈的内容人们难以知晓,可毛泽东此刻的心情,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是带着怎样的无奈、委屈,带着怎样的责任、意志,带着怎样无懈可击的正确道理,来维护和捍卫自己对革命事业的信仰与信念呢?那夜他们说了什么无人知道,人们知道的事实,就是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第二天不仅重新召开会议,改变了进攻计划,还恢复了毛泽东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并重新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遵义会议的精神进一步得到了落实。事后获悉,敌人已集中8个师,计划在打鼓新场合围红军,由此毛泽东再次挽救了红军。

 

  (三)几个关节点的英明决策。

 

  于重大抉择之际,方显英雄本色。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为我们党、为中华民族、为人民军队的整体利益和发展着想,做出了无数的正确英明决策。这里我们只回顾四个有代表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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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四渡赤水。1960年,毛泽东会见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可马利时,他钦佩地说,“您指挥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次战役媲美。”毛泽东却说,“三大战役算不了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千回百转、出奇制胜,是红军长征以来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毛泽东用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不仅摆脱了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还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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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在国民党方面极易被挑唆发生新内战的复杂情况下,毛泽东迅即提出“放是上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杀为下策”的原则,通过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赴西安谈判斡旋,促成了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了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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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进军东北。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及日本宣布投降后,毛泽东很快领导中央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备方针,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央东北局,派彭真、陈云等于9月18日即抵达沈阳展开工作,同时组织山东军区、新四军和陕甘宁等解放区部队2万名干部、11万大军海陆并进开赴东北。这为后来的组建东北野战军、取得辽沈战役胜利,乃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个战略决策和时机的把握,都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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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解放全中国。我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一边散布“和谈”烟幕,一边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国际上一些大国明里暗里也都支持“分治”,就像现在的朝鲜。毛泽东和党中央站在全国人民立场上,于1949年4月21日向全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保卫中国人民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当日清晨,我军在长达一千华里的战线上发起进攻,23日晚即占领南京。毛泽东挥笔写下: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二、造福人民,和平时期的人民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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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毛泽东洪亮的一声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诞生。为人民谋幸福、让人民当家作主人,是建国初期的重要任务目标。

 

  (一)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

 

  既不搞一党制,也不搞西方的多党制,而是多党合作下的政治协商制度,包括开国大典的54门礼炮、28响,代表的就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54个单位、个人和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人民为主体的制度机制要求,干部要参加劳动,人民要参加管理,“工农兵学商”是社会公认的主体,也就是今天的“精英”群体。

 

  毛泽东不仅自己经常带人深入工厂、农村调研,他的秘书们也经常带着任务下去调研。1955年针对农村出现的问题,他还借身边警卫分队战士探家的机会,赋予他们调研任务,连续三天分别听取15个战士的调研汇报。后来,还有了像陈永贵、吴桂贤纯农民、纯工人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如果只从朴实作风上看,给人印象是深刻的。毛泽东明确他俩三三制(1/3工作、1/3去调研、1/3回原单位劳动),吴是纺织女工劳模,当副总理只有37岁,有个资料,她在京还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的每月76元工资,中央和国务院开会要交2角钱茶叶费,她从来都喝白开水,说喝茶睡不着,厨师做饭冬天青菜贵,她说不爱吃,要便宜的,不要秘书自己管文件,母亲带孩子在北京站下车找她,被警察当坏人给扣下了。1977年辞职回厂里,下车就问车间的晚班是哪个组,当晚就去车间,和原来一样还挡四台车。 这些事用现在眼光看,让人难忘。

 

  (二)净化社会环境。

 

  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社会环境或者说社会治理应该什么样?毛泽东从为人民切身利益负责的角度,狠抓了对黄、赌、毒、贪的治理。运用人民战争的法宝禁烟铲毒、封闭妓院、刹赌治贪,横行千百年的四害很快连根拔除,使新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无娼无毒、不敢贪、不敢赌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保持长达30多年。在反贪污腐败方面,人们印象比较深的是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毛泽东为此说:

 

  “正是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只有处决他,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由此,刘青山、张子善的反面典型警示了后来无数人。

 

  (三)反对官僚主义。

 

  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怕的就是官僚主义。毛泽东始终对官僚主义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并将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1930年,他在《寻乌调查》中首次使用官僚主义,后来又多次加以批判。1963年5月29日发表的论《反对官僚主义二十种表现》,今天读来仍然十分朴实生动。

 

  比如,一、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作调查研究,因而脱离实际,脱离领导。不做思想工作,不抓具体政策,上脱离领导,下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然祸国殃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再如,十、送文件不看就批,批错了不承认,文件听别人读,别人读他睡着了,心中无数,不和人商量事情推来推去不负责,对下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对同级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误事的官僚主义。

 

  可见,讲得何等形象具体,没有空话虚话。同时,也采取多种措施反复狠抓对官僚主义的防范纠治。可以说,让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整个国家上下都是很强的。

 

  三、立国安邦,大国战略的谋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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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确立独立自主外交方针。

 

  建国初期,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和实施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成为新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外交方略。这些体现独立自主精神的外交方针,彻底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外国列强在华的一切特权,使新中国在开国之初就获得完全自主的地位。

 

  他针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尤其是美国的封锁政策和为其侵华行径的狡辩,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为新华社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评论,系统地揭露和批驳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同时,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一边倒”的方针作了深刻论述,指出: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这些作为政治方针的一边倒,由于新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所限,也被贯彻于外交工作之中,即将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了首位。

 

  根据这个精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定共同纲领时,规定的外交原则就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导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外交方针为: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和平。

 

  这一外交原则、方针,博得了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赞扬和同情。新中国一成立,立刻就得到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多个国家的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也积极与对中国有友好态度的国家发展外交关系,通过谈判,印度、缅甸、瑞典等许多国家也都与国民党政府断交,与新中国建交。可以说,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三个世界”的理论划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等外交方略,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突破重围、争取发展空间、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都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坚实基础。

 

  同样,毛泽东以他战略家的韬略和魅力,创造了许多独有的外交风格与方式。

 

  比如,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代表团到达苏联莫斯科访问,1月20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抵达,经过与斯大林等谈判,于2月14日由周恩来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以及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访问苏联获得巨大成功。


  再如,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抵北京对中国进行秘密访问,他向毛泽东提起曾让驻中国大使转达的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问题,解释:苏方打算在中国南部设个长波电台,来指挥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执行任务的舰队;为抵御美日的威胁,两国宜建个联合舰队。毛泽东早就觉得此举似有不妥,当即予以拒绝。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他再次见面。毛泽东穿着游泳裤披着浴袍与西装革履的赫鲁晓夫在一起,使赫鲁晓夫觉得氛围不相称,也让随行人员找来游泳裤换上,并随毛泽东一同下水。下水后,汉鸭子的赫鲁晓夫只好向工作人员要来救生圈,抱着随着毛泽东在水里划,毛泽东则如鱼得水,畅快而游,这种实际上的交谈方式,其各自的氛围感受已完全不同,会谈的内心感觉也必然不同。当后来苏方提出要撤回援助的专家时,毛泽东则自然有底气说,好啊,那对我们也是一个锻炼。


  还比如,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谈话,大病未愈的毛泽东那机敏风趣的谈吐和“以上那些烦人的问题我并不想介入太多,反倒喜欢你的哲学讨论”的交流,又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展现了怎样的智慧?与毛泽东谈哲学,对方本身就已经没有了交流的对等。

 

  许多历史瞬间,给人们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二)做出抗美援朝决策。

 

  1950年10月的抗美援朝是对新中国领导人的一次重大考验,也是毛泽东艰难做出的重大决策。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快速逆转,国际社会的各种因素也更加复杂,在短期没有苏联空军支援的情况下,毛泽东纵观国际国内战略大环境,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全局的高度,力排众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当时,他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新中国正在百废待兴,中央领导集体内部看法不一,尤其是与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交战,我军的将领过去没打过,许多利弊得失不得不反复推敲。然而,毛泽东不仅做出了英明决策,而且献出了儿子毛岸英的生命。今天回头看,抗美援朝的巨大付出和赢得的巨大胜利,不仅为我们国家赢得了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崭新地位,同时也换来了我们若干年的和平环境和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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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完成“两弹一星”建设。

 

  1955年1月15日,一块神秘的石头摆在了中南海丰泽园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桌子上,这是一块铀矿石,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了科学家钱三强、李四光的介绍,这次会议作出了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

 

  1956年4月,中央发出抽调干部和工人参加原子能建设的通知,一大批人不告父母妻儿,离开大城市,销声匿迹、隐姓埋名到荒漠戈壁投身研制。

 

  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中央有不少人主张下马,有个关于下马的报告邓小平批给毛泽东:只看前一页半即可。可见后面都是讲要下马的理由。毛泽东把此件压了一年多,反对再搞的人多、职务又高,立即否了不行,真下马又于心不忍,唯一的策略就是拖,只要没批下面就在继续搞,直到1962年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印度又在边防挑衅滋事,毛泽东才作出了“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的批示。

 

  事后许多人回忆,如果当时下马了,就错过了搞核武器的最佳战略机遇期。

 

  包括2015年10月我国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83岁药学家屠呦呦,这位“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无院士头衔)成为了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第一人。而她获奖的成果“青蒿素”,就是她和她的团队在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指导下于1970年代在三流条件下取得的世界一流成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首次原子弹试爆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进行了百万吨级的氢弹空投试验,1970年4月24日,我国东方红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今天试想,我们如果没有“两弹一星”,不知能否顺利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不知还能否有今天国际的大格局,不知还能否有今天说话的底气和实力?毛泽东同志为了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做出了永不磨灭的巨大贡献。

 

  四、呕心沥血,奉献一生的家国情怀

 

  毛泽东同志从参加革命起,可以说一生都在紧紧围绕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不懈地奋斗。他对人民是那样的全心全意服务尽责,对亲人和自己又是那样的勤俭朴实、默默奉献。这里不妨回顾三个方面的难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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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牺牲无悔。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毛泽东不仅贡献了自己非凡的聪明才智和全部精力,还在他的影响下,一家6位亲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杨开慧、儿子毛岸英、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妹妹毛泽健、侄儿毛楚雄。

 

  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毛泽东的孩子们长期与他离散。毛岸英早期与母亲杨开慧在一起,后来去了苏联,在那里还参加了对德作战,1944年他就是一名苏联红军坦克部队的上尉。他1946年初回到延安,先被送去“当农民”受教育,后又去了工厂。中央决定抗美援朝时,用毛远仁的名字在北京机器总厂工作的毛岸英,主动申请参加志愿军去朝鲜参战,并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

 

  我看过一篇反毛者写的文章,说毛让儿子去战场是为孩子将来前程打算,令人感到气愤。指挥红军从千难万险中走出来的毛泽东,会不知道战争的瞬息万变和血流成河?会不知道与美军交手能有多大风险?作为最高领导人,带头把儿子送上战场,就是今天的一个乡长,不知他会找出多少不让儿子去战场的理由。

 

  毛岸英参战34天后牺牲,毛泽东是过了许久才得知的,他沉默很久,才说:战争嘛,总是要有牺牲的。有人建议把墓迁回国,毛泽东说:不必了,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葬在哪里吧。

 

  1990年,中央警卫局在清理毛泽东遗物的一个小柜子时,发现有毛岸英的衬衣、袜子、毛巾和一顶军帽,这些衣物不是身边工作人员收拾的,甚至都没有人看到过。从毛岸英牺牲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在26年时间里没人知道、没人经手这些衣物,这些东西直到毛泽东去世14年、毛岸英牺牲40年后,才被人们发现。

 

  这难免让人们联想,当为党和国家操劳的毛泽东在忙完一天之后,当夜深人静或者临近拂晓的时候,就是人们皆知的到了毛泽东应该入睡的那个下半夜,作为父亲的毛泽东,捧出这些曾经带着儿子体温的衣物,将有怎样的绵绵思念与深情呢?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伟人,把自己对孩子最深厚的情感,藏在了不为人知的最深处。

 

  还有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她被捕后敌人开出的条件很直接,只要登报公开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释放。然而,面对生与死,面对政治信仰、人间真情与出卖灵魂,她选择了献出自己的生命。她是被敌人砍下头颅挂到城门上的,坚定的信仰与悲壮精神感天地、泣鬼神!毛泽东为了纪念杨开慧,带着深厚感情写下了答李淑一的不朽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二)艰苦节俭。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他的一生无论如何辉煌,他始终在生活追求上没有改变农民的本色。他1949年8月23日搬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后,一直住到1966年8月,因工作人员趁他外出调研进行了维修,他觉得没有必要,生气搬进了旁边的游泳池更衣室,他对工作人员说,“再小怕什么?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吗?”身边人只好把小传达室给他改成了卧室。他每月只吃两三次红烧肉,平时主要吃杂粮、青菜,几乎每天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

 

  据资料记载,毛泽东领的本来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610元,1958年后国家困难,他带头把自己工资降到了三级,每月404.8元,一直到1976年去世,没有变过。他每月固定的开销有200多元,其中:党费10元,房屋及全套家具租金84元,李敏、李讷两个孩子学费初期每人15元、后期每人30元,冬季取暖费30元。其他机动开支:一个是,吃饭。全家每月用于吃饭100元左右,从供应科拿一棵菜必须现场交钱;请民主人士吃饭、到外地有人请主席吃饭,都由工作人员事后算账,别人请客他出钱。另一个是,烟茶钱。烟每月花销100元左右,茶叶钱几十元,在外开会主要自带茶,没带喝一杯茶,临走付2角钱。江青工资每月243元,主席是一号帐、江青是二号帐,各花各的,包括牙膏、手纸、茶钱等,每样都由分管工作人员详细记账并定期汇报。

 

  毛泽东盖的毛巾被最多时打过73个补丁。他的稿费由中办特别会计室专管,由他签字审批才能动,主要用于资助民主人士和老家的乡亲,汪东兴要定期汇报。1976年去世时,他的124万稿费作为党产由党组织统一管理,没有给后人留下物质上的财产。毛泽东的直接后人,至今没有经商的,两个女儿过着平民一样普通的生活。如果说艰苦节俭,毛泽东不仅一生自己做到了,而且作为最大精神遗产传给了后人。

 

  (三)鞠躬尽瘁。

 

  用倒计时的方法计算毛泽东生命的最后日子,是令人心酸的。人们都知道,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精彩言谈,可是人们却不知道,就在9天前的2月12日,毛泽东因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甚至心脏停止跳动,经过紧急抢救才脱离危险。会见当天由于脚肿的厉害,现画样做了大布鞋。然而,原本计划只是礼节性会见的15分钟,却谈了一小时零五分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是,会谈结束,疲惫的毛泽东在沙发上静坐了30分钟,才去卧床休息。

 

  1976年9月8日,是这位伟人生命的最后一天。这天他在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图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和氧气管的情况下,在一会昏睡一会清醒的状态下,在别人用手托着书和文件的情况下,他分别用几分、十几分的一点点时间,共看了两小时五十分钟的文件和书。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的时间是:1976年9月8日16时37分。在那样一个时刻,如果说这位伟人还不知道当时的境况,那是对伟人的误读,甚至是误解。

 

  他应该什么都清楚,他知道这些已没有任何意义,可他仍想更多地看一些,更多地了解掌握一些,这既是他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同时,也是他一息尚存、对党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关心与无限牵挂。他用自己的行动让我们永远知道:什么叫鞠躬尽瘁!什么叫奉献终生!

 

  “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宗旨,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应该从毛泽东一生的不懈努力和实践中,受到怎样的教育启迪?感悟怎样的浓浓初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民族的期盼!更是党和人民发出的响亮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有责任有义务也应该有觉悟,从现在从自己从小事做起,时刻把人民的利益举过头顶,不畏艰险,奋勇向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来源:昆仑策网,根据作者来稿编发,原载于“海疆在线”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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