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在跟读司马南的重走长征路，他在走，我在网上通过他的文字来感受，等我能走的出来的时候，我也要去走！分享给大家

重走长征路，更理解了毛泽东

（以下是我在重走长征路上写的第9篇文章，为2016年8月25日我在湘江战役纪念馆所写，但被删除了，说是内容非法停止访问。文章有什么问题，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

姓秦的姓李的姓周的最高三人团。 这张照片是我在广西兴安县所在的红军湘江战役陈列馆拍的，这3个人的体态动作语言相当微妙，值得仔细解读。 挥手正在说话的是军事顾问李德，坐在那里看地图的是博古，飘着胡子叉着腰的是周恩来。

被剥夺了所有权力靠边站的毛泽东，那时瘦的厉害，高烧41度。长征时他和野战医院被编在中央二纵队。

这位就是少年天子，居高临下地代表共产国际、代表正统马列，代表临时中央的博古先生。本来可以靠颜值吃饭，共产国际把它塞到中共中央来担任实际上的一号负责人，24岁成为最高负责人，这个时候也不过27岁，少年气盛啊，书呆子气呀！

左手边那位就是中共的实际最高负责人博古。

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本来只是顾问，博古把他摆到了全军最高统帅的位置上。 蒋介石那边第五次围剿听德国人的，红军这边反围剿也听德国人的。 李德（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32年春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将经费交付佐尔格。奥托·布劳恩是在当年秋天到达上海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 “从第一天起”，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这位洋顾问的瞎指挥就开始了。

红军长征时的周恩来。 他是最高3人团成员之一。 他在技术层面上，在局部，在有的时候反对洋顾问的一些做法，但总体上在政治路线上军事路线上听命于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各种各样的活动接踵而至， 到处都在歌颂长征，我们在路上遇见了好几拨像我们一样的长途而来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队伍， 至于地方上党团组织负责的各种活动就更多了。 这对不对呢？对的。 好不好呢？好的。 应该不应该呢？应该. 但是，够不够呢？ 当然很不够。

对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只有一个形式感的纪念是不够的,我们在缅怀那些长征中捐躯的红军将士的同时,必须深深地牢牢地汲取教训,懂得教条主义的危害，懂得马列主义必须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懂得如何才能够走好新的长征。

不错，毛主席是讲了，长征以国民党的失败和红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不错，蒋介石是在红军强渡湘江之后，蒋介石垂头丧气说功亏一篑， 不错，我们今天是以长征胜利80周年为题来做纪念， 但是从福建进入江西，从江西瑞金走到于都，从于都走到湖南永州道县， 又从湖南永州道县赶到广西全州（湘江战役的主战场）， 再到广西兴安老山界，听到的看到的越多，越是心情郁闷， 当于湘江战役的旧址看着那滔滔的江水，想着当年那上面飘着一层灰色红军尸体的情景， 我竟生出索性放声大哭一场的感觉。 我能理解，当年27岁的军团长林彪为什么泪如泉涌。 我能理解那么多后来共和国当了将军的老同志，为什么说到湘江战役表情凝重难以自持。 以湘江战役惨重的失败为标志，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危害可谓登峰造极，“三个代表”（代表共产国际、代表正统马列主义、代表临时中央）的那一伙子颐指气使刚愎自用的书生，在断送了中央苏区的基础上,差一点彻底断送了红军。

尽人皆知，之所以开始长征，是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之下不得已的行动，但即使在这个时候，也还是有很多可选项，但最高3人团那3个人，姓秦的，姓李的，姓周的，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尤其是听不得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一封又一封的写信给他们3人,可谓仁至义尽苦口婆心，但那3人的共同意见是，突围方向只能、必须向中央根据地西南，沿着赣粤湘佳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这五岭就是毛主席长征诗当中的“五岭逶迤腾细浪”的那个五岭，按照我党的规矩，下级服从上级，没得说，毛泽东也只有从命。

 从军事上来说， 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硬对硬、强对强、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这套“德意志二傻子”战略方案，让英勇善战机动灵活的红军彻底几乎拼光了老本失去了固有优势， 中央红军再不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只有死路一条。 长征本来就是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央红军包括中央苏区带来的恶果，事已至此， 自让人沉痛万分，但并非无路可走无牌可打，这个时候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略的主张，依然可以抓住时机，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好歼灭战，扭转一下被动挨打局面。 但是，那个27岁的年轻人以“三个代表自居”，放不下架子，抹不开面子，脸绷得紧紧的，怕最高权力最高尊严被藐视， 他们的趾高气扬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精神，一个晚上就变成了，内线转移到外线的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胆子像兔子一样小心翼翼地规避着敌人， 连并不清楚我军意图也并没有准备的民团他们都要绕着走， 连搂草打兔子的农民的智慧都没有。 他们想的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脑子里便只有到湘西去的概念， 连一个赵本山卖车拐的那个弯儿都不会拐！ 毛主席讲过，领导就是预见性，也就是说，有本事的领导能多看出几步棋，而我们最高3人团只下这一步棋,脑子就不会转弯儿了。 你不转弯儿，人家蒋介石是日本武官学校毕业的战术专家，蒋介石早已经看穿了你的意图，你脑子不转，不是等死吗？这一次，蒋介石有一帮德国顾问，这一次蒋介石集中了40万兵力，这一次蒋介石亲自担任剿总司令,各路军阀一涌而上. 1934年9月20，蒋介石致电其北路“围剿”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通报“长汀之匪主力，企图突围西窜”。他命令薛岳作好围堵准备。蒋介石调薛岳、周浑元两路军追击，又急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湖南军阀何键、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立即调集部队，全力进行堵截。蒋介石在红军的进军路上，一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布下四十万大军，红军的最高3人团，不改变策略不改变方案，脑子不转弯行吗？

毛主席早看出了这一步棋， 尽管毛主席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 尽管毛主席大会小会上承受了那么多的无理的指责，尽管毛泽东的头上3年来顶着“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游击主义”的帽子，“富农路线”的帽子，“右倾的帽子 ”,尽管博古等几个人天天防着毛泽东， 尽管李德无中生有贼喊捉贼到处放风说毛泽东搞宗派主义，为了党和红军的利益，在红军出发前，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经龙布西北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的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义、耒阳，越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 后来的军史研究专家比对着毛泽东的方案， 赞叹这一步棋精到，在大局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下局部走活，但这个正确建议，正如您所料到的没有被采纳。主力红军继续按教条主义的原来的部署，所谓听命于3人团，其实是引向蒋介石重兵把守的埋伏圈，伸着脖子等着人家砍哩。 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这一路行进过程中，我们也接触了一些地方党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和地方的干部，大家谈得最多的是博古式的“大搬家”。军情危机，瞬息万变，蒋军围追堵截，血盆大口张开，在这个时候，姓秦的，姓李的，姓周的最高3人团的领导，似乎忘记了打破敌人“围剿”是一项可能会失去老本儿的战略行动，他们严密组织和实行了一次浩浩荡荡的“大搬家”。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人数一万多人，光是雇来的征来的挑夫的担子就有一千多付，各军团机构臃肿，非战斗人员也很多。还携带了大批辎重，包括需要几十人抬的笨重机器，如制造机械、印刷钞票和宣传品的机器、野战医院的X光机等坛坛罐罐都统统被带上了,编好的草鞋滴哩当啷带了一堆,兵工厂的工人挑着枪走路,而很多红军战士手里并没有枪…… 军事专家介绍说， 在五岭地区，行军路线是这样的，“三八右”（以三军团和八军团为右翼），“一九左”（一军团和九军团为左翼），“五殿后”，即五军团从后面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 古今中外有这样排兵布阵打仗的吗？曹刿论战那个时候也不能这种打法呀！这种排兵布阵更像是乔峰大英雄接了一个镖出行，长长的挑夫队伍和拖着笨重设备的中央纵队根本就走不动，一天行8里，一天行进9里，多的一天也不过走32里地……小脚女人一样一寸一寸往前挪， 主力红军要掩护中央纵队， 还要沿途随时准备战斗。 这样的战略转移，不要别人来打，自己的战斗减员就不得了，以前党史军史不好意思讲，现在似乎放开了，可以讲了，突破前三道封锁线2万多人就没了，哪去啦？生病了，跑了，走不动啦，开小差了！天越来越冷，翻山越岭非战斗减员情况相当严重。

为了防止敌机轰炸，只能选择夜行军和爬大山。以前小学生课文当中，陆定一写的那篇《老山界》仔细描述了队伍行进的速度，老山界就是“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里边的“五岭”最高的那个峰，那种蠕动着向前挪步的情形，连同挑夫，近十万人的队伍，沿着五岭山脉的羊肠小道艰难地行进，拥挤不堪，走走停停，火火急死个人呢。

我们以前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为了表现红军的英勇豪迈，通常不好意思面对这种历史的真实。 我倒是觉着，讲清楚这种历史的真实，才让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才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意见为什么是正确的为什么重要？无职无权靠边站的毛泽东为什么得到了全党全军的拥护？为什么说毛泽东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 最高3人团的瞎指挥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假如形势不是那么急迫，瞎指挥也就瞎指挥了，但这样的情势之下，瞎指挥的先生们决策的失误，是要以红军将士的生命为代价的…… 这时的毛泽东大病初愈，红军出征前他急火攻心高烧41度，这时他不但没有决策权力，而且人家根本就不通知他，连红军转战略转移这么大的事都对他保密一一有人心里边防着毛泽东哩。

此刻的毛泽东，他践行着自己说过的话“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对整个全局了如指掌的毛泽东，当然猜得透蒋介石怎么想，当然也了解红军此刻行动及其引发的系列行动意味着什么， 但他有沉重的无力感，他既不能改变蒋介石的行动，也不能改变红军的行动，忧心如焚的毛泽东只有一封一封信，一封一封加急电报上书3人团，周恩来有些民主作风，另二人不屑一顾。 在最初红军远行之前，他们都不想带上毛泽东，但后来考虑到，只有带上他，才能更好地防着他 ，又因为项英提防毛泽东，项英留在苏区变成了党军一把手，怕给项英的工作带来麻烦，另有一则分析讲到了决策者想到的是将来还要回来的，如果把毛泽东留在了中央苏区，以毛的威望，怕那个时候不好处理回家的关系……

总而言之，毛泽东这个名字很敏感，毛泽东的建议和方案一律不予考虑，毛泽东没有权利参与决策，毛泽东被编在中央直属二纵队，博古不喜欢的张闻天、肠子受伤在担架上起不来的王稼祥和毛泽东走在一起，人家决策者在一纵队。 假如你是毛泽东，让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形，请问，您会怎么想，您又会怎么做呢！要挽救中国工农红军，挽救革命，挽救党，你有什么好法子想吗？ …… 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掰开揉碎给各位讲， 重走长征路，我们更理解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