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27日，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来华访问，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蒙哥马利说：“阁下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摇摇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的‘得意之笔’。”一直以来，人们对毛泽东的“得意之笔”津津乐道，争相传颂，但对之前发生的土城战役却少有提及。

实际上，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的第一个大仗，也是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实际领导地位，恢复军事指挥权后指挥的第一个战役。可以说，没有土城战役，就没有后来的“四渡赤水”，正是土城战役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但是，土城战役首战失利了。80多年过去了，总结这“一场败仗”的教训，原因是多方面的，情报失误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战前敌情摸得不准，“出其不意”反成了“腹背受敌” 

土城战役主战场——青杠坡战斗遗址

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寻求建立革命根据地。此时，蒋介石已调集40万兵力，企图将3.5万多名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情势危急，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部队撤出遵义城，逐次向北转移，向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江北上。

土城地处贵州西北，赤水河穿境而过，其东、南、北为险峻山岭，急流湍啸，是赤水东岸重要渡口，素有“黔北重镇”之称。赤水城地处川黔交界，东南部山高坡陡，西北部河谷开阔，有公路连接附近的川黔各县，是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必经之路。

在离开遵义前，毛泽东基于当时的情报信息和客观条件作出决定，派林彪率先遣部队红一军团一部约4000人先行出发，攻土城，占赤水，希望他能为大部队扫清道路，使红军得以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

林彪率部一路所向披靡，顺利抵达赤水河畔的土城，但在向不远处的赤水城挺进的过程中遭遇敌人的负隅顽抗。当时，赤水城已被川军第五师十三旅、教导师一旅先行占领，他们连夜抢筑了坚固的碉堡和强大的工事。红军与敌人整整激战了一天，还是毫无进展。 

林彪

林彪无奈向中革军委报告了前线失利的消息。突进赤水受挫，红三、红五军团与敌人在青杠坡苦战正酣，毛泽东急令林彪火速返回增援。两地相距有30多公里，鞭长莫及。在赤水方向和青杠坡方向两线作战，造成了红军兵力分散，加之敌我兵力悬殊，红军腹背受敌，最终导致战斗失利。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战略部署，原是为了迷惑蒋介石，使蒋摸不清红军的意图，并趁其不备，在其尚未设防的地点强渡过江。因敌情摸得不准，导致判断失误，陷入了与敌人胶着的状态，而支援部队又迟迟赶不到，红军陷入了十分危急的困境中。

战斗发起前，中革军委根据前方侦察的情报，判断当前敌情是：“今日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域之敌约四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根据这个判断，参战敌军4个团，约5000多人，而中央红军总兵力（中央机关、后勤人员除外）约有2万人，兵力对比大约是4∶1，红军兵力上占有明显优势。而且，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有利地形，可以采取奇袭或伏击的方法予敌以重创，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也是有把握的。再考虑当时的情形，如果不迅速消灭追击而来的川军，红军很有可能会陷入川军部队的三面包围之中。

但后来证明，这个敌情判断尤其是对敌兵力规模的判断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原以为敌人是2个旅4个团约5000人，实际上却是6个团1万多人，而且敌人还有增援部队源源而至。时任军委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对敌情判断失误原因作了这样的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 

孔石泉

按照当时敌军的编制，一般是一个旅辖三个团，一个旅的兵力是一个团的三倍。一字之差，令战场力量对比瞬间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给红军带来了几乎全军覆没的危险。

战场情报获取失误，错把“郭部”当“廖部”

从1935年1月24日红五军团与川军郭勋祺部展开的梅溪阻击战开始，红军对战场敌情的掌握就出现了失误。1月27日5时30分，在朱德关于红军28日行动部署的命令中这样写道：“本十五日，我五军团先头营在梅溪与由温水开来敌约两个团兵力激战，经多次冲锋，均为我击退……判断进击梅溪之敌，恐系川敌廖泽所部……”

而国民党《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部二十四年一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中记载：“二十二日午前九时，廖旅始将酒店垭、松坎之匪驱逐后，当即占领……该旅即以一营维持该地秩序，一营位置于松坎前方二十里之七镇溪，一营据松坎右翼三十里之箭头山……”“二十五日我郭指挥，在温水、吼滩一带，将伪第五军团（约万余人）击破，并已将匪截成数段……”

由此可以得知，在梅溪与红军激战的应该是川敌郭勋祺部，而非廖泽部。廖部仅辖模范师第三旅，而郭勋祺和潘佐为同一预备队，辖教导师第三旅和独立第四旅，兵力远胜于廖部。郭部素有川军“模范师”的称号，战斗力在川军中首屈一指。 

郭勋祺

27日6时，在关于川敌行动情况的通报中，仍将郭部误判为廖部。据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权衡敌我力量对比后，断然作出了“乘敌薛岳部主力尚在乌江以南、黔敌又遭到红军沉重打击的有利时机，以红一、红九军团各一部阻击由赤水、习水南进的川敌，集中主力求歼川敌教导师第三旅、独立第四旅共四个团于土城东北的枫村坝、石羔嘴、青杠坡地区”的决定。

青杠坡战斗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恶仗，激战终日，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近乎陷入胶着状态，打成了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据俘虏交代，实际参战敌兵力为郭勋祺、潘佐旅6个团1万多人，另有两个旅还在后面跟进。郭勋祺部先到土城布防，以逸待劳，凭险据守。红军攻坚，正好撞进了敌人的埋伏圈，伤亡惨重，不得不立即撤出战斗。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针对这次战斗有这样一番评价：“毛因失算使红军遇上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他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

轻敌思想滋生蔓延，“速决战”变成了“拉锯战”“消耗战”

在红军各级指挥员眼里，川军与不堪一击的黔军“双枪兵”（持鸦片烟枪和步枪）相差无几，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普遍吸食鸦片，纪律涣散，战斗力衰退。1933年，坐镇阆中的军阀田颂尧部主力38个团共6万余人，对红四方面军展开了“三路围攻”，最终以失败告终，极大地鼓舞了人民，也让红军指战员对川军的实力窥见一斑。甚至当时的红军战士一边行军一边还哼唱着贵州小调：“白军好像一条狗，红军牵着到处走；白军好像一头牛，红军牵着到处游。”

中央红军进入土城后，中革军委立即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当周恩来介绍完当面敌情后，毛泽东问道：“这一路川军，到底有多少人？”刘伯承回答说：“据侦察报告，大约为四个团。” 

土城战役中的川军

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谨慎地说：“既然只有两个旅四个团，我们集中三五个军团打他一下，行吗？”即便是曾身为川军名将的刘伯承也只能摇摇头说：“我离开川军多年，现在刘湘到底如何，我也不清楚。”

其实，红军的当面之敌郭勋祺部是刘湘手下的一支精锐部队。郭勋祺早年曾与朱德同为川军同僚，与刘伯承、陈毅等十分熟悉，对开展思想工作这套办法非常欣赏，遂效仿施行。很快，郭的部队就成了川军中赫赫有名的“模范师”，官兵不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而且武器装备精良，极具战斗力。

对川敌情况底数掌握不清，导致不少红军官兵过于乐观、轻敌。在与川军展开激战的过程中，敌人并没有如红军所愿，“战斗力全无”，节节败退。相反，他们作战风格极具攻击性，战斗力极其强悍，不但没有被消灭、被打退，反而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步步进逼，越战越勇。这也导致土城战役最后相持不下，原本想打一场歼灭“双枪兵”的“速决战”，却打成了一场“拉锯战”“消耗战”。 

扎西会议旧址

土城战役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一渡赤水，进入了川南古蔺、叙永境内。后来，中共中央在云南威信县一个叫作扎西的地方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对红军进行了整编，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役失利的教训，他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们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主要教训有三条：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