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里，我们目睹了大量的“Facebook革命”，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再到伊斯坦布尔、基辅和香港的广场上发生的运动。对于这些运动，社交媒体都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一旦硝烟散尽，这些革命大多未能建立起任何可持续的政治新秩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随着这么多声音得到放大，达成共识成了不可能的事。

　　那么问题来了：社交媒体更擅长打破原有秩序，而非建立新秩序吗?

　　最近，一个重要的人物用一个大大的“是”，回答了上述问题。这个人便是谷歌(Google)的埃及雇员瓦埃勒·古尼姆(Wael Ghonim)。他的匿名Facebook页面帮助发动了2011年初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革命。那场革命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却未能产生一个真正民主的替代选项。

　　那以后，古尼姆便搬去了硅谷。12月，他发表了一段TED演说，讲述的是他过去的错误认识。演讲值得一看。古尼姆开场便说：“我曾经说，‘如果想解放一个社会，只要有互联网就够了’。我错了。说那些话时，是在2011年，那时我匿名创建的一个Facebook页面帮助发动了埃及的那场革命。‘阿拉伯之春’显示了社交媒体的巨大潜力，但也暴露出了它的巨大缺陷。那个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推翻了独裁者的工具，最终让我们四分五裂。”

　　本世纪初，阿拉伯人涌向网络。古尼姆解释说：“渴求知识和机遇，渴望和全球其他所有人建立联系的我们，逃避令人沮丧的政治现实，过上了另一种虚拟的生活。”

　　他指出，后来到了2010年6月，“互联网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浏览Facebook时，我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埃及年轻小伙子的尸体，他身上留下了拷打的痕迹。被警方杀害的这个人叫哈立德·赛义德(Khaled Said)，29岁，亚历山大人。我在他的照片中看到了自己……我匿名创建了一个叫‘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的Facebook页面。仅用了三天时间，这个页面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他们都是有同样的担忧的埃及人。”

　　很快，古尼姆和朋友用Facebook集思广益，“这个页面成了阿拉伯世界最受关注的页面……社交媒体在这场行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帮助发起了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它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并不孤单，也让政权无法阻止运动。”

　　最终，埃及安全机构在开罗追踪到了古尼姆。他被痛打一顿，后被扣押11天。但他获释三天后，在他的Facebook帖子的鼓舞下奋起的那数百万名抗议者，就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

　　唉，这种狂喜很快逝去，古尼姆说，因为“我们没能建立起共识，而且政治斗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他还指出，社交媒体“只会放大”这种两极分化，因为它让错误信息、谣言和仇恨言论的传播，让同类声音的聚集变得更加容易。这完全是一种有毒的环境。我的网络世界变成了充斥着煽动文字、谎言和仇恨言论的战场。”

　　支持军方和伊斯兰主义者的人利用社交媒体相互诋毁，而古尼姆和其他很多人所处的民主中心地带却被边缘化了。他们的革命成果先后被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和军方窃取，兄弟会失败后，军方上了台，然后逮捕了许多最初促成革命的世俗派青年。军方有自己的Facebook主页，也在上面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那是一个令人感到挫败的时刻，”古尼姆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保持沉默，我用这段时间反思过去发生的一切。”

　　以下是他针对如今的社交媒体得出的结论：“首先，我不知道如何应对谣言。如今，强化人们的偏见的谣言，可以在数以百万计的人群中被取信和传播。”

　　第二，“我们倾向于只和与自己观念一致的人沟通，而且因为有社交媒体的存在，我们可以禁止任何人的消息出现在眼前，取消关注，或屏蔽他们。”

　　第三，“网络上的讨论很容易降格为愤怒暴民的发泄……就好像我们忘记了屏幕背后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一张头像。”

　　“第四，改变自身的观念变得极为困难。因为社交媒体传递信息迅速而短暂，我们被迫仓促下结论，用140个字就复杂的世界事务发表犀利的观点。一旦这么做，这些观点就永远不会从网络空间消失。”

　　第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他说，“今天，我们的社交媒体体验被设计为利于传播而不是参与，利于张贴而不是讨论，利于浅薄的观点而不是深度的讨论。 就好像我们认为自己是来这里对着他人说教而不是与他人对话。”

　　古尼姆没有放弃。他和一些朋友最近创立了一个网站Parlio.com，用以呈现就有争议和往往是热点的议题展开的有智慧的公民对话，它的目标是缩小人们在观念上的差距，而不是扩大它们。(我在Parlio上参与了一场辩论，发现它挺吸引人，而且颇具实质性。)

　　“五年前，”古尼姆总结道，“我会说，‘如果你想要解放社会， 你只需要互联网就够了。’现在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解放社会，首先要解放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