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峰：为什么顶层设计的改革红利没有如期而至？

点击：  作者：侯峰    来源：草根网  发布时间:2016-02-04 11:03:36

 

 

        2016年开门不利，股市连续熔断暴跌，汇率波动，资本外逃。经过有关部门、政府智囊、主流经济学专家们多年酝酿并实施的金融自由化顶层设计的改革，未得其利先受其害。这种金融改革新体制机制运行不久就暴露出来的股灾、“熔断”恶性事故，或许只是近年来不惜“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冒进式改革路线问题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令人忧虑的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造成的一次次人祸开始侵蚀30年来的改革成果，加重经济下滑的压力，助长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悲观失望的情绪。

 

        过去3年来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经济主管部门采取了不少重大改革举措，然而效果却乏善可陈，特别是承诺中的改革红利迟迟没有兑现，而人祸造成的恶性事故、灾难却接二连三。究竟这一轮与以往“摸着石头过河”截然不同的改革路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值得国人和本届政府深刻反思。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举办过三次被媒体誉为经济公开课的报告，从中不难解读李总理希望通过公开课的方式让向外界了解他的改革方略和行政理念。

 

        一、尴尬的克强经济学

 

        第一次经济公开课同工会代表“谈改革”，“努力释放改革的巨大红利”“ 增长的下限稳定在7.5%左右”。

 

        2013年10月21日新官上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博士举办了媒体赞誉有加的第一次经济公开课，踌躇满志的李总理深入浅出地为工会代表描述改革蓝图，“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怎么办？要稳增长、保就业，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扩大财政赤字，增加货币供应量。通过打赤字、发票子来带动投资，这样做，虽然当年可能能见效，但需要财政、货币政策有相应的运作空间，更重要的是这种短期刺激政策难以持续。第二种选择，就是坚持不扩大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而是：1.努力释放改革的巨大红利，管住政府那只“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我们不能让看得见的手成为‘闲不住的手’。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简政放权。把铁道部撤销了，改成了铁路总公司。2. 扩大内需，收入分配改革提速 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提高服务业和就业在GDP和总就业当中的比重。3. 扩大开放，沪港直通车、上海自贸区。4. 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引导市场预期”。并强调：我刚才讲的稳增长也是为了保就业，那么我们引导市场预期，确定这个合理区间，就是增长的下限稳定在7.5%左右。

 

        长期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出口、消费。在出口不振的国际大环境下，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李总理仍然毫不犹豫否定了过去行之有效的用投资拉动的经济刺激政策，提出通过释放改革的巨大红利达到稳增长保就业的宏伟蓝图，并把经济下行起稳反弹的下限“稳定在7.5%左右”。无容置疑，李克强对改革红利充满信心和期待。经济学博士背景的李克强在其副总理任内便领导国务院智囊机构、体制内外的主流经济学专家、权威、及政府有关部门实施了一套有强大理论支撑、完整规划的改革顶层设计。上任后更是强势施展抱负，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及科班出身治理经济的理念被誉为“克强经济学”。

 

        外界解读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概括起来就是通过 “促改革、调结构”、“大市场、小政府”，“用改革捆住政府闲不住的手，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李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强调不能“通过打赤字、发票子来带动投资”。在驱动经济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一架疲软无力的背景下，胸有成竹地把另一驾给废了，大有自断后路，背水一战气势，然而“巨大红利”产自何处，如何释放的迷留给了大家。

 

        第二次公开课与两院院士“话经济”，“背水一战” “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

 

        2014年6月10日李克强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所作的经济形势报告。作为李克强总理的第二场“经济公开课” 还是一开场就说GDP。去年我国全年GDP增长7.7%，今年一季度掉至7.4%，虽是小幅波动，仍引发不少院士对经济下行的担忧。李克强开门见山地回应：7.4%仍在合理区间，和所有经济体比较，这个速度是“高稳的”。 2013年GDP“一路滑坡”：2012年四季度7.8%、2013年一季度7.7%、2013年二季度7.5%。也就在当天，中国经济“半年报”发布，2014年二季度GDP回升为7.5%，仍在李克强向院士承诺合理区间。

 

        李克强总理在第二次公开课上向院士们郑重承诺：“争取下半年让上升的苗头变成整体态势，最终在全年要交出不俗的答卷” ，显然李总理对改革红利已经开始释放充满自信，并引用韩信“背水一战”的典故，以强调继续深化改革决心。2014年7月16日，在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当天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再次表示：只要我们的发展有就业、增收入、有质量、提效益、节能环保，没有水分，实实在在，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 流露出为经济下行划定7.5%左右的底线。至于同谁背水一战，如何保住7.5%左右的底线，是理工科院士最想刨根问底的。

 

        第三次公开课给党校学员“讲形式”，打造“双引擎”实现“双中高” “从来没有讲过要死守某一个点”

 

        2015年10月23日李克强给中央党校学员上第三次经济公开课就当前经济形势和重点工作作了报告。适逢国家统计局发布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李克强总理脱稿发言，引用大量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数据，在对比与参照中剖析中国经济，用“成绩来之不易、困难不可低估”来概括中国经济形势。

 

        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预期目标是2015年GDP增长7%左右，而中国GDP增速真的“破七”后还是在国内外引起舆论界广泛关注。对此，李克强表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要死守某一个点，而是让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并解释说，这个七还真不是“破”了，而是来之不易。

 

        这与第一、二次经济公开课充满自信地畅谈释放改革红利和下行底线为7.5%的承诺有很大反差。显然李克强对改革红利能否从天而降开始产生动摇。

 

        第三次公开课上李总理阐述打造“双引擎”实现“双中高”的构想，指出，实现“双中高”，需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要突出补上民生短板、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改造升级等重点，扩大有效投资。高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标语牌，总算开始给改革的巨大红利找到一个注脚，然而，“双引擎”“双中高”就像近年来使用过的众多经济学名词一样，华丽但不脚踏实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像团中央的口号，有新意，有激情，不过要靠它拉动经济，远水解不了近渴。而是否真正花心思“扩大有效投资”，意味着为是否重新启动投资驱动这架马车留下伏笔。

 

        李克强的导师厉以宁先生在《我们对简政放权的认识加深了》一文中讲：“计划经济体制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实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潜力巨大。只要加快体制改革，深化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潜力就会迸发出来。而深化体制改革的核心“让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就为中国改革的深化指明了方向”。说白了就是用去政府化、市场化、私有化，这一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释放改革的巨大红利。

 

        二、“努力释放改革的巨大红利”，理念中的改革的红利到哪儿去了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每轮改革对中国经济都起到巨大促进作用，可谓改革红利源源不断，但为什么唯独此次经过精心准备顶层设计的深化改革，酝酿时间最长、舆论造势最广、国际参与最彻底、体制内外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及西方社会评价和期望值最高，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呢？

 

        1.此轮深化改革不可谓准备的不充分。按政府首席经济智囊的原话：“顶层设计包括基本的价值取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以及先后顺序。因为中国已经过了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阶段”。从2012年初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共同发布的《中国2030》，到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838改革总方案》，在世行美国专家的帮助下经过政府智囊团及主流经济学专家们长期运筹帷幄，包括基本的价值取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以及先后顺序的改革顶层设计，比以往任何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更有西方经济理论支撑，理性谋划，不需要东摸一下西摸一下的乱试，因此理论上讲，此轮改革更具可操作性，改革红利的期望值也更高。

 

       2.此轮深化改革不可谓决心不大。多年来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新一轮改革与以往相比，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由“浅水区”转向“深水区”、攻坚期，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改革就无法向前顺利推进，因而，必须“杀出一条血路”，下决心转换政府职能，大刀阔斧砍掉政府身上诸多“看得见的手”，为市场让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引领经济。

 

        3.此轮深化改革不可谓落实不到位。作为新一轮深化改革重点之一的金融体制改革迈出前所未有的步伐，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降低准入门槛、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股市开辟境外直通车、自由港、扩大杠杆刺激股市的措施使得股市出现前所未有的疯涨和暴跌。在简政放权，捆住政府“闲不住的手”方面更是力度空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 的口号惊天动地。

 

        4.此轮改革战略意图不可谓不深。学术界、舆论界、政界精心营造出一种与以前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割裂开来氛围，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摸着，摸着，摸不着石头了”的比喻，表达彻底摒弃所谓过时的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线。采用美其名曰：理性探索，更高层次的改革，为大胆复制西方经济学理念铺路。从基本的价值取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以及先后顺序精心设计谋划，到一步步地把改革的导向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化引导，改革的重点由体制外转向体制内，倒逼政治体制改革。可谓是一条世界瞩目、西方期待的改革之路。主流经济学界为什么不喜欢“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必要摸着石头过河，只需要“理性地”、虚心地效法西方经验，践行用西方理论为中国打造的顶层设计才是真正彻底的改革。去年中国股灾爆发后，美国财长首先关注的是“我希望（股市动荡）不会让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放缓”。地缘政治上美国在中国南海不惜亲自披挂上阵，冒着擦枪走火的风险几次三番地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强化盟国围堵中国的战略；经济上拉帮结伙试图通过TPP把中国排斥在下一代国际贸易体系之外，可以说美国正在不择手段地遏制中国崛起，然而美国却偏偏乐见和期待着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经济改革。是等待中国经济随着改革更加强大，还是急切盼望“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像当下的金融改革一样把中国经济一次次熔断，资本外逃、股市及经济更容易被美国控制？如果改革出现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才是中国改革最大的危机。

 

        5.市场正在发挥着主导中国经济走向的决定性作用。从世行的《中国2030》到国务院发展中心的《838改革总方案》一脉相承地采纳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核心价值，勾勒出为中国深化改革量身定做的顶层设计蓝图，如此精心编织出来的宏图大志，“大市场、小政府”，西方经济学理想中的完美架构，按设计者的初衷，理应为中国经济带来欣欣向荣的巨大改革红利，然而转眼三年过去了，顶层设计的权威、智囊、高层现在却无法解释改革的红利并没有如期而至，不期而遇的却是惊天动地的天津大爆炸，危及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掏空无数股民的股灾，一轮又一轮的股市暴跌，以及人民币贬值，资本外逃的不祥之兆。2016年股市开盘第一天暴跌7%，触发熔断机制，接着四天四次熔断，累计跌幅16.93%，超过2015年6月最大“股灾”周跌幅，证监会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停止使用指数熔断机制。是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宣言以来，证监会不作为、乱作为的又一次人祸。

 

        金融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的中枢，一旦失稳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不仅是短期巨大波动而且可能产生伤筋动骨的深远影响。像这样7%跌幅的股市动荡，2015年已经发生过7次。这种不计后果，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不惜杀出一条血路”决心推进的金融改革造成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状对于“已经过了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阶段”的所谓顶层设计构成莫大讽刺。股市暴跌、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资本外逃，中国金融信誉严重受损，都源自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正在发挥着主导中国经济走向的决定性作用，被自己捆住手脚的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充满自信，号称“中国已经过了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阶段”，超越“摸着石头过河”，否定邓小平改革路线，一步到位的所谓顶层设计深化改革，特别是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改革把由政府主导转向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最终会不会将中国金融系统、乃至中国经济拖垮，才是令国人揪心不已的关键所在。是什么精神力量让那些读过几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只会纸上谈兵的专家、智囊、官员，就敢蔑视邓小平的改革方法论，贸然拿民族的前途命运、国家的经济安全、亿万百姓的福祉作赌注，硬把生动活泼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往僵化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条条框框里塞呢？

 

 2016年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党组会议强调：要严惩金融领域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为什么在2015年中央高压反腐的大环境下，全国腐败现象、违法违规行为明显下降，唯独金融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全域暴涨，这难道仅通过“严惩”几个替罪羊就能掩盖新自由主义“顶层设计”的制度缺陷所犯的“颠覆性错误”吗？

 

 三、苏东三十个后社会主义国家采纳西方“休克疗法”的改革红利

 

苏联土崩瓦解后形成的15个国家，以及14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加上苏联的卫星国蒙古共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休克疗法”的顶层设计下，集体实现了从宪政民主到私有化的彻底改革。转眼1/4世纪过去了，他们地覆天翻般的社会变革为这30国带来多大实惠呢？1990年到2011年间，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中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波兰的改革红利是其国民收入增加了119%，其中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乌克兰只有负的“改革红利”，至今没有恢复到苏联鼎盛时期的水平。而中国GDP总量从1990年的1.866万亿，增至2010年的 39.798万亿，增长了21倍（>2100%）。改革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中等发达国家，文化、教育、经济、百姓生活、各种产业等各方面比中国水平领先几十年，而在过去短短25年时间里中国在航天、探月、空间站、卫星导航、商业卫星、超级计算机、高铁、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无线通讯标准、造船、程控机床，超级工程、长距离电力传输、工程设备制造、深海探测、核能、节能环保、无人机、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以歼20、东风21、战略核潜艇、052D型导弹驱逐舰、99A坦克为代表的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国防工业，以微信、阿里巴巴、百度为代表的网络信息产业等几乎所有传统及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远远把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甩在后边，开始拥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甚至许多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开始出口美英等发达国家。据人民日报1月3日报道，亚洲开发银行近日发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远超日本7.7%的份额。反观曾经大幅领先中国的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过25年的西化改革，如今除了军工产业还在吃受西方高科技封锁国家传统市场的老本外，其它产业除了卖资源外，几乎都成了西方现代产业的附属殖民地。曾经享誉世界的俄国、波兰重工业如今自主知识品牌产品已萎缩的无影无踪，科学研究专利发明、文化事业、高等教育更是一落千丈。财政部长说中国不改革体制机制、不改变发展方式，在未来5-10年内有50%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说反了，如果中国不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短短20来年取得突飞猛进的上述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成就，而是走印度、苏东30国那样的市场经济道路，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的产业殖民地，才无疑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可见并非凡是改革就一定有红利，错误的改革路线还可能导致像乌克兰那样陷入政治长期动荡、官员腐败无能、经济萧条、贫富差距拉大、族群分裂、甚至国破家亡的悲剧。

 

 为什么中国新一轮所谓顶层设计深化改革的红利没有如期而至，道理很简单，因为世行主导的《中国2030》采用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脚本的顶层设计与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休克疗法”改革的措施如出一辙。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红利

 

  改革30年来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贬低、妖魔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舆论充斥海内外，甚至体制内的许多人也都不敢承认有中国模式的存在，认为中国改革即便暂时成功也是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和借鉴意义，因此才需要通过西方理论顶层设计出来的，彻底的改革。的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主动学习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受益匪浅。然而如果把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当作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么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改革远比中国更彻底，因而改革的红利理应更大。印度、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本身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更应该早于中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几十个国家都被西方经济学权威看衰、“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的社会主义中国远远甩在后边。既然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并非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的红利滚滚而来，必有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独到之处。

 

 1.毛泽东领导建立的新中国几乎是从一张白纸上开始绘制蓝图。在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在一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绝对作用的经济体内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即使构建一个最基础的工业框架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一就是挑战常规，尽管也有不少像大跃进那样失败的教训。解放初期，在朝鲜战争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和西方封锁下，中国政府选择打破常规，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的经验，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仅用了一个五年计划，就构建了包括轻重工业在内的，较全面的基础工业体系。到改革开放前夕，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勒紧裤带成功建设了一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从运输机歼击机到缝纫机、从汽车火车到自行车、从导弹原子弹到原子笔、从现代科学哲学到芭蕾舞、从供销社信用社到赤脚医生、9年义务制教育等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2.前30年打下的基础为后30年改革开放经济起飞铺平了道路。有人小看前30年的基础，认为可有可无。其实即使到目前，像印度这样的大国都没用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以至于快速发展的印度经济所有高技术、主战军工产品都需要靠引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向发达国家派出留学生，在美国大学里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中国研究生在那里勤奋学习，而一直规模和中国相当的印度留学生大军，除了扎堆在几个热门专业外，其它专业几乎是凤毛麟角，就是因为印度国内没有，也不重视只有大国才拥有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下的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有人嘲笑中国的“山寨”能力，其实如果没有基础工业，你连山寨的机会都没有。别人送你一架包括上万零部件、涉及几十个产业的战斗机让你复制，你只能无奈地把它送到牛车厂、自行车厂，能山寨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短短二三十年之间内，在几乎所有产业实现了从进口替代的山寨，到自主创新走向世界，靠的正是前30年奠定的完整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用了六十年时间在各个领域能够全面崛起，而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几乎与新中国同时起步，却至今没有一样产业技术走在世界前列，这就是有没有一个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础的天壤之别。计划经济在中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中国搭建起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教育体系、科研体系、国民动员体系、以及人才的储备，虽然苦了两代人，但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3.计划经济有功也有过，与时俱进改革的红利才会源源不绝。无容置疑计划经济有过辉煌也有过走麦城的时候。上世纪下半叶，全球范围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低潮，越来越僵化的意识形态导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发展的中后期出现严重束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现象。然而这并非计划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没有与时俱进的灾难。就如同早期资本主义也曾面临巨大的难题，直接导致上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而那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曾显示过无比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许多经验得以复兴。

 

 当中国人民从文革的激进躁动中平静下来，第二代领导人意识到僵化的意识形态已经严重抑制经济活力的时候，开展了一次全党全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针对性地去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因素，按照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红利随之迸发出来了。在此，中国改革最直观的感觉是市场经济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最容易忽视的是改革红利产生的土壤。

 

  人们只注意到包产到户释放了改革的红利，人们最容易忽视的是，社会主义从制度上保证耕者有其田，计划经济还发挥了极大社会动员作用，把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五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封闭懒散、麻木不仁，被迷信和宗族势力控制的小农意识形态，通过共产党有效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充分提升到近现代思想水平。如果考察对比一下70年代中国农民和印度农民的精神面貌，就不难理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最大难题是唤醒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问题。计划经济年代，被僵化意识形态束缚的中国农民，虽然也承受计划经济之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前夜，已经从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社会提升到同城市意识形态水平一致的计划经济社会。当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号角吹响，中国社会意识到计划经济不一定必须有人民公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非势不两立，当政策从僵化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无须动员，在耕者有其田的社会主义体制下长期被压抑的能量立刻迸发出来。高昂的进取精神，平等意识，勤劳致富的信念或者说追求财富的热情，使得中国农业最先释放出改革的红利。特别是当年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勤劳致富，这些不起眼公有制的遗产，却是缺少这一课其它国家农业社会望尘莫及的。

 

 印度农民耕者无田，有田者不耕，以及种姓制度、贫富悬殊的阶级固化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劳动生产力，印度拥有比中国多出1/4的耕地却只有中国一半的产出。私有制、市场化、宪政民主并没有提升印度农业生产效率。安贫乐道，逆来顺受让印度社会失去改革的动力，失去中国农民身上那种平等、自强不息的精神，也自然就远离改革，远离改革红利。

 

 4.改革的红利是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基础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世界上有无数各式各样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然而近30年来像中国这样通过改革实现快速全面崛起的国家绝无仅有。中国改革的红利是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基础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缺一不可。

 

    论自由市场经济印度比中国经验丰富得多，私有制彻底得多，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比中国好得多，没有人对印度技术封锁，然而60多年下来，印度从经济到技术、从学术研究到文化体育事业，却都远远输给了顶多算半市场经济的中国公有制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论计划经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比中国坚实正统得多。苏联解体后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共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在集体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思维的改革过程中得到西方政府和市场经济学大师们无私的帮助，以及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然而他们的改革成果比中国却相形见绌的根本原因就是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及公有制的基础，实行了一套西方顶层设计“休克疗法”的彻底改革，导致了一场举世公认，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大范围的改革灾难。其中的大多数国家至今不仅没有品尝到改革红利，得到的却是贫富差距扩大，产业殖民地化，科研文化水平一落千丈，腐败泛滥和政府效率低下的恶果。尤以乌克兰为甚，在改革和颜色革命的推波助澜下，乌克兰实现了最彻底的宪政民主改造，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严格按照西方顶层设计进行私有化、市场化、国际化、去政府化改革，全世界都最直观地看到了他们“巨大的改革红利”：族群分裂、经济衰败，传统优势产业不断消亡，国破家亡、民不聊生，至今远未达到苏联时期的水平，成为西方顶层设计“休克疗法”最好的注脚，殊不知休克了就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然而中国主流经济学专家、智囊、高官们却无比崇拜新自由主义的理念，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推动大市场、小政府，国企混合所有制私有化改革，掏空公有制，并最终由私有化经济基础决定中国的上层建筑，倒逼政治改革，彻底乌克兰化。

 

 2015年10月19日厉以宁在北京日报《我们对简政放权的认识加深了》一文中称，“中国的双重转型仍在继续推进。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仍未完成。计划经济体制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计划经济体制”俨然已经成为 “让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最大障碍，简政放权的核心就是让计划经济体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厉以宁为计划经济的定位使人想起一句文革语言，一切牛鬼蛇神，你不打，它就不倒，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如今计划经济体制成了你不打，它就不倒，需要被彻底清算的“反动派”？这需要对计划经济有多少深仇大恨才会发出如此“改革”动员令。

 

 五、最少享受改革红利，却背负着“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体制机制”原罪”

 

 2016年1月4日李克强在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上说，现在不同省份出现的分化现象很严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的地方困难很大，但一些创新发展的省份，依托“互联网+”，出现了想象不到的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动力。“同类型的企业，各方面条件差不多，为什么有的能盈利，有的却大幅亏损？说到底还是个体制机制问题”。

 

 李克强总理把当下资源原材料大省的困境归结到“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上，企业亏损“说到底还是个体制机制问题”是不公平的，那些所谓“创新发展省份”和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享受特殊财政税收政策、经济开发区、特区优惠政策而率先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产业升级进而占领全国市场，并吸引全国优秀人才，从而有了创新发展的资金、技术积累、和人才优势，拿他们的创新优势和成果与其它省份比“动力”有失公道，把曾经为沿海省份崛起做过重大牺牲、在中央计划中“甘当”垫脚石的内陆省份的落后归结为计划经济思维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

 

  “一些创新发展的省份，依托“互联网+”，出现了想象不到的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动力”。其实不只是中国，就世界范围而言，凡是具有创新发展的地方，无论是美国硅谷还是北京中关村、深圳，无一不是人才荟萃、资本雄厚、高技术产业云集的地方。即使在科技发达的美国，也只有少数几个具备人才、资本、高技术产业基础的地方出现了“想象不到的新业态、新模式”，而大多数州，特别是农业州，传统工业州的不景气已经经年累月，至今毫无起色，甚至闻名于世的汽车城底特律都变成了“鬼城”，他们恐怕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传统计划经济思维”。

 

 沙特，世界第一资源富国，有的是钱，缺少的是人才和高科技技术积累，他们也没有发展出新业态、新模式，难道也是因为沙特王室都是“传统计划经济思维”？

 

 计划经济的创始国苏联曾经是各项产业技术大幅领先中国的超级大国，如今放弃了计划经济、公有制的俄国，差不多靠卖资源为生，其大部分产业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也没有出现新业态、新模式。

 

 如若把化解行业产能过剩、实现地方经济脱困的宝压在转变传统计划经济思维上、靠壮士断腕的决心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就能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此招如果真的灵验，俄国总统普京就没有当前的经济困境了。早在上世纪90年代俄国采纳西方顶层设计的“休克疗法”就已经彻底放弃了“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和公有制体制，进行了彻底的体制机制革命。25年过去了，他们非但没有发展出新业态、新模式，连苏联时期领先世界的老本也都差不多吃光了，只能靠出卖资源维系政府财政预算平衡。

 

 李克强强调：“同类型的企业，各方面条件差不多，为什么有的能盈利，有的却大幅亏损？说到底还是个体制机制问题”。这句话如果出自一个90后还情有可原，但凡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不会不知道，沿海“发达”省份是因为开放得早，30年来差不多有一半时间享受各种政策倾斜，资金扶持，和沿海沿边地缘便利等优势，各种外资企业、打着外资旗号的私企、混企所有制企业等拥有中央、地方林林总总各种各样诸如三减五免之类的政策优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获得过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同时作为中央计划下的牺牲品，内陆省份及国企背着各种沉重的负担，在极为不利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还要承担着维持国家税收的基本面，特别是国企什么时候享受过和外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私企同样的税收优惠呢？现在部分内陆省份、国企出现困难却说什么“各方面条件差不多”，是“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说到底还是个体制机制问题”，这显然不是为处在经济困境中的地方、企业解困，而是为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找突破口，为私有化“僵尸企业”铺路。

 

        六、迷信新自由主义带不来改革红利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捆住政府闲不住的手，说穿了就是新自由主义或者说里根经济学 “大市场、小政府”的翻版。且不论学经济的都该知道里根经济学曾给当年美国经济带来多少伤害和隐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有本质不同，照搬里根的办法当作中国的改革良策，就如同请兽医给人看病，治不死就算万幸了，期待有改革红利，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存在一股强大的歪风邪气，或者说是充斥学术殖民地化的气息，即无论中国经济出现什么问题，那些经济学家们都能引经据典，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找出解决之道，当然这种邯郸学步式的生搬硬套只能是赵括那种纸上谈兵的办法，除了添乱，于事无补。到目前为止，三年来金融领域顶层设计改革最直观的效果就是股灾，股市跌跌不休、熔断再再再熔断、资本外逃，牵连到经济下行再下行。经济学家们张口凯恩斯，闭口亚当斯密，一会刘易斯拐点、一会芝加哥学派、什么索洛余量、什么这个侧那个侧西方经济学术语满天飞，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之所以有这样的学术风气，核心问题是他们不承认中国发展模式存在，不愿意在中国丰富的改革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而是绞尽脑汁把西方理论往中国的改革方案上套，如果成功了就又是西方理论的伟大，如果出师不利则归罪于体制障碍，改革不彻底。

 

        大政府，积极管理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所决定的。西方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走的是私有化、市场化基础上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在此过程中土地的原始增值被私人独占，政府只能通过市场获取土地的所有权。而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土地的原始增值主要为国家和社会所有，极大减少土地纠纷，是其它私所有制国家不具备，为中国经济发展平添的巨大动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有的巨额发展红利，是中华民族之大幸。有计划地使用好这笔红利是各级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也是中国经济的特色。正是由于各级政府强大的资本实力（土地财政）和旺盛的发展冲动使得中国城市面貌在短短20年时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拉动中国经济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和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为过去30年来中国崛起增添难以估量的助力。

 

        表面上看拉动中国经济的是出口、消费和投资三驾马车，而三驾马车背后的中国经济，特别是投资的原动力来自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高储蓄率，企业逐利旺盛活力，中央明智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以及最充满生机和激情的地方政府与企业经济利益共同体，或被称作地方有限公司式的发展模式，当然还包括与之匹配的宽松的国际环境，或者说难得的发展机遇期。不过这个发展机遇期全世界共同享有，却只有中国抓住了机会，在短短30年内成功全面崛起。中国如此优越的制度表现和高效的行政能力，长期以来却被自己的主流经济学界妖魔化，常常把前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无限上纲上线，贬低得一无是处。理论界、舆论界批判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攻击公有制的目的说穿了就是试图要通过土地私有化断了政府的财路，也就断了地方政府发展的动力源泉；抹黑公有制国企，离间不同所有制实体间的关系，制造国、民对立，最终达到稀释、消灭公有制，掏空公有制宪法的目的；捆住“政府那只好动的手”扼杀最有效、最活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级政府与企业联动的积极因素，让自由市场取代政府主导中国经济，乃至国家的走向，把民族的前途命运放在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中，然后坐等红利从天而降，不是幼稚，就是别有所图。

 

        通过深化改革捆住各级政府“闲不住的手”，中国经济由此失去超常规发展的重要动力，就必然告别改革开放30年来超常规发展的“老常态”，进入到经济下行，与其他国家发展速度相同的所谓“新常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抑制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和协调作用，在经济学法理上完美地效法西方的大市场、小政府的里根经济学，就如同把鸿鹄的翅膀捆住，跟鸡学怎么在地上跑得快。然而，再快，能比原来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得快吗？

 

        计划经济有缺陷，所以需要改革，与时俱进。公有制基础上政府参与的经济活动有滥用权力的地方，所以需要反腐倡廉、简政放权，然而不能因为政府和公有制企业滋生腐败就认为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不可救药，甚至用抹黑公有制的手段以达到推翻公有制的最终目的，就不是改革，而是打着改革旗号的颜色革命。一些政府高级智囊、专家、权威们一提公有制就恨的咬牙切齿地拿当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说事，一提国企就把20年前改革前国企的弊端抖露一遍，这不仅是偷换概念，转移话题，更是别有用心。

 

       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彻底放弃公有制、计划经济实现宪政民主、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已经25年有余了，至今经济表现平平，老百姓从未看到“巨大的改革红利”，而他们贫富差距更加悬殊，腐败现象并没有因此收敛，反倒是比中国有过之无不及。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效率低下的问题出自僵化的意识形态，当时认为只有100%的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比如百姓养只鸡鸭都会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同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的是，改革开放的红利来自打破僵化的意识形态，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换句话说，不管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能够给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我们都应该采纳，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崛起创造的辉煌正是践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极大发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点，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即中国模式。

 

        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变成另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他们彻底否定和妖魔化计划经济、抹黑公有制，通过其控制的改革话语权和改革设计权，正在把改革引向另一个极端，即只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去政府化才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这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正在抑制中国经济的活力，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中国经济下行只是序幕，乌克兰悲惨的一幕或将在中国上演。股市动荡、汇率大幅波动、资本外逃、经济下行开始给我们敲响警钟，绝不能任由新自由主义把苏东30国、拉美、东南亚祸害够了再来祸害中国。

 

        采纳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捆住政府闲不住的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正在彻底颠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政府企业市场良性互动，彼此激励奋进生动活泼的局面。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实践论》的主体能动性思想，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给了地方政府很大的自主权，放开手脚，让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试验创新，从而激发了区域间争先恐后的竞争局面，不仅是省与省之间要直接竞争资源、人才、投资、市场，甚至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之间都要竞争。在这种世界唯一，生动活泼的竞争局面下冒出许多像东莞、昆山这样富可敌国的县域经济，涌现出无数个超十亿百亿产值的乡镇。这种创新体制有足够诱因让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利益主体，所以地方政府常把整个管辖范围看成自己的一个大的企业集团，能够有效调动所有的资源，而政府自己就像企业集团的总部。这种世界独一无二的创新体制是中国奇迹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如今政府发展积极性被冠以“政府闲不住的手”，在“改革”政治正确的圣旨命令下不得不把经济的主导权让给市场，30年来中国各地方高昂的经济热情随之变成死水一潭，如今仅有的速度也是惯性使然。一盘好棋，生生被所谓顶层设计搅乱，可悲啊！

 

        七、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

 

        人民日报1月3日报道，亚洲开发银行近日发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亚洲各国的欢迎。日本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25.5%下降至2014年的7.7%。显然高铁、核电和卫星产业都是以国企为主导研发的，这些国企不仅按主流经济学界常说的所谓依靠“行政垄断”占领国内市场，而且同西方跨国公司同台打雷一竞高下，在没有被主流经济学所妖魔化的所谓“行政垄断”的情况下，同样占领了不少国际市场，甚至出口到美英等最发达国家。事实上中国国有企业从改革开放初的技术落后、效率低下、政企不分、人浮于事、大而全、小而全，在国际上毫无竞争力的落后企业，通过改革和发展到如今成为全面介入国际竞争的现代化企业，不过二三十年，中国国有企业的进步速度举世无双。

 

        然而在国企捷报频传、为世界瞩目的同时，中国主流经济学界、舆论界、甚至体制内不少人抹黑国企的声音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什么“国企定位不清（主人缺位），政企不分，行政垄断、与民争利、效率低下”。不管中国高铁、核电、商业卫星、载人航天、北斗导航、探月工程、深海潜水器、超级计算机、港口机械、船舶制造、程控机床、大型水电、盾构机、超级工程、电力传输、军工等国企为主的产业在世界上多么成功，在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眼中，国企姓国就带有永远抹不去效率低下的原罪，并认定国企只有混合所有制（私有化主人定位）才是唯一出路。二三十年前日本企业拥有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是中国企业可望不可及的高山仰止，如今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而日本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25.5%下降至2014年的7.7%。着名的夏普等许多日本巨型企业都面临严重亏损、破产或卖掉得命运。如果说国企必定效率低下，莫不是中国的企业都私有化了，而日本企业都国有化了？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低，难道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自由市场经济失落的20年吗？事实上只要不戴有色眼镜看问题，无论中国国企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比任何一国，包括美日等发达国家逊色。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过去20年奇迹般的进步在中国主流经济学权威、智囊、某些政府高官眼中却是“粗放发展引起的种种恶果，例如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投资过度、消费不足、货币超发等等问题愈演愈烈”，百害而无一利的不堪。2016年1月20日，吴敬琏教授在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时再次发表演讲追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95年就已经提出，已经有20年，为什么至今没有实现？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作为一名经济学学者看不见笔者上述中国在几十个工业领域的技术跨越，非要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20年没有变，若不是老人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就是别有用心。环顾世界有哪个国家20年来取得像中国一样如此多的产业性技术飞跃？一个也没有。以台湾为例，30年间没有一项值得骄傲的产业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贡献等于零，台湾才真正存在“体制性障碍”。显然吴敬琏所追问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虚，矛头对准“体制性障碍”才是实，才是他20年来孜孜以求“改革”的源泉动力。有这样的国务院高参参与或把持顶层设计，改革向哪里去，才是不得不问的大问题。

 

        吴敬琏为《大道无行 - 铁道部：政企合一的失败样本》作序的《高铁危言》中讲“就高铁而言，虽然开通了8千多公里的营运里程，其中有些线段也的确具有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效益，但是，由于规模过大、指标过高和投资效率低下，浪费十分惊人，投入的资源和产出的成果之间完全无法比拟。所以，无论从成本效益分析还是从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考虑，都显得得不偿失，甚至完全误配。事实还表明，铁道部门领导自称的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最短的建设工期、每小时38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百分之百的安全系数等方面的‘世界纪录’，或者是华而不实的自我吹嘘，或者是完全子虚乌有的杜撰。而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除养肥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外，还欠下了高达2.5万亿元的未偿债务，要由平民百姓今后去偿还”。 如此不顾事实地攻击国企，攻击铁道部是需要对公有制有多么大的深仇大恨，才能致一个正常人到达连起码的是非观都不顾的境界。

 

        改革开放相当长的时间内，外企在中国享受超国民税收待遇，却从来没有见那些主流经济学专家、智囊们为负担沉重的国企鸣过不平，反倒是经年累月地攻击国企垄断、低效、腐败、与民争利…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国企从困境中顽强崛起，用不到20年的时间超越所有发达国家，走在了世界高铁技术的前列，为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争了光，为国企争了光，为中国模式争了光，他们就极大的不高兴了，必欲置铁道部于死地，必欲置中国高铁之父于死地，并且如愿以偿了。其实中国高铁的质量、安全、效率是不是“华而不实的自我吹嘘，或者是完全子虚乌有的杜撰”，是不是“投资效率低下，浪费十分惊人”，是不是“得不偿失，甚至完全误配”，自有公论，全世界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可悲的是吴敬琏这种背离起码的事实依据，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抹黑国企、妖魔化公有制的奇谈怪论在中国，在高层却有很大的市场，按吴敬琏语“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这种“改革共识”的力量主导着经济改革顶层设计，吴敬琏本人更一直是国务院问政经济的座上宾，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讽刺。

 

        八、资本角度还是人民角度看待公平和效率，是检验是否真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制、自由市场体系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提升了资本的效率却未必提升社会效率，特别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水平。当前新一轮深化改革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还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作为评价改革成功与否，和评价企业及社会效率是攸关执政党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以人民利益至高无上，有没有变色政党的关键所在。社会主义一切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资本主义一切从资本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讲效率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的效率指的是社会的效率；资本主义的效率指的是资本的效率。2007年华尔街的贪婪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而那些负有不可推卸责任把公司带入破产边缘需要政府来救助的公司老总们，在被迫辞职的情况下却仍然按合同从政府救助金中享受多达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离职金，这种合法的社会腐败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保证。而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的无数失去工作、一夜间损失终身积累的财富，生活无着的人们却得不到合理补偿，这种恶劣的社会现实却保障美国资本的效率、资本的公平，是美国资本主义价值观和体制的最好诠释。

 

        在宪政民主的美国，即使百姓通过民主机制走上街头，发起席卷全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对于由资本控制的美国立法系统国会两院偏袒资本的本质毫无影响，合法依法腐败是美国制度无法医治的癌症。公有制下腐败，贫富差距可以通过直接反腐和政府限制国企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来掌控，而私有制社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企老板开多少工资别人无权干涉，老板一天的收入比工人一年的收入还高，只要资本赚钱，市场就可以起决定性作用，别人就无权干涉。公有制的效率是相对于公有而言，也就相对于所有人的整体利益而言。私有制的效率是相对与私有而言，也就相对于拥有私有财产的私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需要找到兼顾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平衡点，平均主义大锅饭要不得，但是一味追求资本的效率而无视下层百姓的生死更要不得。

 

        中国某些利用权力、机会、先发优势、钻政策空子先富起来的一些人，认为他们的财富是他们自己赚来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想回馈为他们积累财富付出过巨大牺牲的中国劳苦大众，不是到海外挥霍就是成亿地捐给外国大学，也不愿救助中国穷人，资本外移，移民海外，阶级固化，欺负压榨雇员，建国以来形成的平等的社会氛围已经被资本的效率消耗殆尽，使得生活在下层的百姓看不到希望，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彻底违背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衷。然而在西方价值观笼罩下，钱在他们名下，他们有往任何地方使用的权利，这是资本的效率和公平，主流经济学追求的高级境界，然而却是社会的不公，社会主义的不幸。

 

        以主流经济学价值观取向，把美国合法腐败，保护资本的利益看作是程序正确，是先进的制度，而中国无论腐败还是反腐，缺少美国那样的法律支撑，一党专制，是程序落伍，制度落伍，必须彻底改革。百姓的福祉不是他们改革的目的，美国的制度程序才是他们的毕生追求。日前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指出：“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正在日趋严重。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样的社会效率再高，与百姓何干？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水准都有很大提升，仍会有无数生活在中下层百姓怀念改革开放前中国朴素平等的社会人文环境。邓小平当年提出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特别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还强调“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然而，多年来在崇尚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所谓主流经济学的操弄下，改革唯一的目的成了追求资本的效率，这还是共产党的改革吗？

 

        考察改革的成败，对社会有利的事必定符合处于这个社会的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对资本有利的事必定只符合资本家的利益，但不会符合其他不拥有该资本的人的利益。地位不同，立场不同，谈效率时的衡量标准绝不相同，结论也自然不同。中国公有制铁路系统20年票价冻结，企业效益不高，但是其社会效益，对于全社会劳动成本降低、效率提高、控制通货膨胀有着难以估量的贡献，但是吴敬琏等站在代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中国铁路必是效率低下、浪费惊人、腐败严重难以估算。2016年1月3日《英国车票新年涨价民怨沸腾 公营私营之争愈演愈烈》报道“消费者权益组织对新年车票涨价表示愤怒，认为允许公共交通私营化是造成车票连年上涨，而列车准点和服务水准却长期没有起色的主要原因”“原本已经是“欧洲最高”的铁路车票价格一涨再涨，同时服务并没有多少改善，可以说英国的铁路票价已经与现实严重脱节”。反对党工党指责保守党政府推行铁路私营化是导致车票价格连年上涨的主要原因。站在劳苦大众的角度，由英国工会联合会组建的“为铁路行动”组织称，如果铁路运营能收归国有，英国公众每年将节省15亿英镑。

 

        英国的铁路私有化始于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几乎将所有的铁路出售外包，但因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发生多次火车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撒切尔夫人的国企私有化改革从根本上削弱了劳工力量，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问题严重，以至于许多人至死都不原谅她。2013年4月初，被誉为“铁娘子”的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逝世，英国示威者欢呼雀跃。以私有化着称的撒切尔主义是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主张“小政府，大市场”。撒切尔的私有化改革即使在纯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下仍然争议不断，却有不少中国经济界权威、官员把它当作法宝引进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改革中来，令人唏嘘。

 

        中国铁路运输系统无论效率、管理、还是安全，都比美英私有化的铁路系统水平高多了，然而由于是公有制违背了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随成了主流经济学专家、智囊、官员改革的众矢之的。特别是由于高铁的成功，为国有经济挣了光，阻挡了他们国企私有化“体制改革”的正当性，于是就变成主流经济学专家、智囊、官员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仅把高铁之父判了死刑，还不惜以《高铁危言》这样极尽歪曲、抹黑手段迫不及待地要把铁路作为国企私有化的突破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甚至声称，铁路方面改革的核心，是看外部的投资者能不能，愿意不愿意进入，改革是否成功就看这个指标。显然社会公平效率不是他们眼中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私有化才是。2016年1月1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为大规模铁路私有化拉开序幕。

 

        九、缺少社会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制度自信就是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抹黑、妖魔化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至于连体制内都不敢正视自己那一段既艰苦又辉煌的历史，甚至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行之有效的“五年计划”都不敢再被称作计划而改叫“五年规划”。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教育界、舆论界、甚至政府某些部门已经被新自由主义，以及，或显、或潜的西方意识形态所把持，主流政界、学界、舆论界没有人愿意、也没人敢系统整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升华社会主义理论这种“政治不正确”，吃力不讨好，甚至动辄遭到舆论大规模围攻的学术理论研究。从上至下缺乏有组织地提升社会主义的理论动力，以至改革开放近40年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运作的大背景，而社会主义理论仍停留在“原始阶段”，时常处于被抹黑、歪曲却无力辩驳、反击的尴尬境地。中国自身的不自信，还直接间接影响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理论信仰上的支撑，越南正在“变色”与“坚持”中挣扎。

 

        没有理论上的“新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2.0、3.0、4.0 ···，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的经济理论、市场理论、金融理论、法治理论、政府功能界定、社会主义伦理教育体系、各种所有制体制机制框架、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在税制、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公有制企业激励机制中的法律规范等，而是空举着社会主义招牌，却凡事都要照搬西方的办法，削足适履，不仅事倍功半，并且从根本上讲，奢谈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一句空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之上的，今天中央倡导的中国梦，华夏文明的全面复兴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起点，完善华夏文明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理论的落伍与西方资本主义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升级换代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话语权之争意义重大。理论落伍必然导致理论和制度自信的严重缺失，执政党的不自信，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让出理论和舆论的道义制高点，为新自由主义思潮乘虚而入，登堂入室进入顶层设计提供了可乘之机。尽管中国科技事业日新月异，产业进步举世无双、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完善，解放军战士时刻守卫海陆空天边放，然而，由于缺乏坚实的新社会主义-华夏文明理论基础，歪曲、抹黑、妖魔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舆论、“主流经济学理论”也日新月异，轻易借着改革之名，把中国金融弄得门户洞开，危机四伏。更可怕的是思想理论的缺失导致意识形态脆弱，一旦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掌握最高领导权，再坚固的堡垒也会像超级大国苏联一样，一夜间土崩瓦解。

 

         这就是为什么一边高喊三个自信，一边却无奈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困住政府闲不住的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垄断着改革。

 

        十、缺少制度自信的改革不仅没有红利，还可能把中国带入深渊

 

        新自由主义顶层设计改革已经某种程度扭转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线，使得某些领域新一轮深化改革战略出现颠覆性错误倾向。三年来的改革，不仅没有带来 “改革的巨大红利”，反倒是正在重蹈苏东30后社会主义国家及拉美国家采用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改革灾难的覆辙。去年以来金融系统出现的乱象、一次次危局与不惜杀出一条血路推进的新自由主义顶层设计之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去政府化所谓深化改革脱不开干系。这一轮金融自由化改革已经不止“杀出一条血路”，而是已经杀得天昏地暗，中国股民、企业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中国经济伤筋动骨，乃至影响到世界经济都为之前景暗淡。

 

        解决当前金融领域的乱象危局不是靠技术性的堵漏，找几个替罪羊就能彻底改观，战略性的失误必须由战略性大动作来纠正，启用得力将才，彻底停止新自由主义顶层设计这种削足适履的改革，回归到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线上来。

 

        回顾改革历史，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社会意识形态悄然间已经从僵化的计划经济思维转变到僵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私有化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上来。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束缚了经济的活力，如今僵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在左右改革的进程，照此下去并长此以往，也必然使得中国经济患上目前制约西方经济发展同样的病，重蹈希腊等国，及日本失落20年的复辙。股市暴跌，汇率波动，资本外逃，经济不断下行，“失去的xx年”的兆头已经在所谓顶层设计深化改革的第三年充分显现。

 

        十一、“历史终结论”，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是“顶层设计”者的心魔

 

        三年来所谓顶层设计深化改革的红利至今不见踪影，妖魔化计划经济，歪曲、贬低政府职能、抹黑国企的声浪却一浪高过一浪，正在对中国传统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源自于中国体制内外批评“中国改革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源于政治改革的迟滞”的那些专家、智囊、高官内心深处被人植入的一块心魔，即迷信和无比崇拜美国为首的西方现有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骨子里认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纪80年代“历史终结论”中所表达的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西方那样的体制机制在他们心中占据天堂般的位置，也就成了他们改革的“终极目标”。正因为有宗教般迷信这一“终极目标”，才不惜用铁的手腕来推进他们心中的所谓“真理”。因此一提及中国改革，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拿美国模式这个标竿往中国改革上套，如果中国没有像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采用美国为社会主义国家用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理论量身打造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宪政民主化为标志的“休克疗法”，中国的改革再成功也是“保守”“不彻底”“迟滞”“半途而废”“没有前途”的。

 

        笔者在《什么是中国可能面临的颠覆性错误 - 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对中国预防颠覆性错误的重大启示》一文中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在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及拉美国家的改革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讨，通过这两种改革深入分析和数据对比，孰优熟劣一目了然。其实世界早已看得很清楚，近年来面对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即使福山本人都不得不深刻反思他所提出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结论，并开始承认中国比西方的政府效率高。2015年底《福山：世界倒向中国模式 西方应自省》的文章称，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2月30日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题为“出口中国模式”（Exporting the Chinese model）的文章指出，其他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之间的选择，对于未来政治格局影响深远，中国模式能够带动欧亚国家转型并促进增长，中国的政治模式也随之会获得广泛的尊重。

 

        尽管中国正在赢得全世界，包括美国学者的广泛赞誉和尊重，却始终得不到中国主流经济学专家、智囊、高官们，这些“自己人”的尊重，政界、理论界、舆论界的所谓精英们总是把中国计划经济与改革经验踩在脚下当作时髦，以贬低中国博得关注和喝彩，拿是否传播西方意识形态作为判断学术水准的标尺，把是否受过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教育作为是否拥有正统经济学基础和所谓“改革共识”的潜规则，进而作为能否参与顶层设计的先决条件，《走哪条路？用哪批人？》道出中国主流经济学和高层的悲哀。

 

        那些西方的崇拜者尽管饱读西方“经书”，其实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除了大学校园，基本没有在西方长期真实生活的经历；虽然英语流利，目睹过西方鼎盛时期奢华社会的表象，却对西方社会缺乏深刻的观察和理解，幼稚地把西方理想化、天堂化；自以为是地把幻觉当现实，把梦想当理想，五体投地地匍匐在被他们自己抽象美化了的西方模式中，并通过垄断的话语权、教育权、决策权影响着无数追随者把中国崇洋媚外之风气推向极致。

 

        十二、改革本身需要科学化、制度化建设，也应该有熔断机制

 

        人类社会进步就是一个不断变革进化的过程，总结改革方法论，规范改革程序，是人类社会现代文明迟早到达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已经基本迈过必须用战争推进社会变革的阶段，也已经领教过疾风骤雨式的运动推进社会变革带来的灾害，再用撸胳膊挽袖子、不惜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式的血淋淋改革方式进行改革，带来只会是另一场灾难。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不仅在中国改革实践中取得成功，而且对人类社会主动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有深远意义，绝不是什么“改革到了深水区，摸着摸着就摸不着石头了”，只能回过头来走新自由主义那一套肤浅的改革方法论所能替代得了的，如果硬要替代，断崖式股灾，熔断、熔断、再熔断就是其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后果。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中国经济因为长期高增速成长而格外引人注目。2007年由美国华尔街引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为了应对金融风暴的冲击，中国政府于2008年启动了“四万亿计划”。在这项计划的刺激下，中国在全世界的普遍经济衰退中“风景这边独好”，并且起到了带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的表现成为不同于西方模式，有别于印度自由经济模式，又迥异于斯大林模式的“中国模式”。一时间，“中国模式”收获了铺天盖地的赞誉，俨然成为了新世纪经济发展模式的先锋和典范。然而最不认可这一“模式”的群体却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专家、智囊、政府某些高层官员们，不仅“谦虚”地否认有中国模式的存在，更不择手段的抹黑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道路，迫不及待地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模式上去。

 

        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尽管矫枉过正带来一些负面因素，然而在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正是由于中国挺身而出使世界避免了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再现，也使得中国“弯道超出”，总体经济实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由2007年GDP世界排名第四上升到现在的第二，人均GDP从2007年的2,667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8,062 美元，8年增长202.34%。然而，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却罔顾中国在高铁、核电、超算、网络信息、手机、超级工程、程控机床、无人机、北斗卫星、探月、太空舱、大型工程设备，一大批世界顶级技术水平的军工产品等等在过去8年集体井喷式技术跨越，这一世界绝无仅有的现象，并且中国的火车头作用拉动全世界的经济及消费，带动世界资源有效配置，直接扩大进口，间接提升出口，还极大提高了包括万公里高铁及城市建设优质固定资产的存量，以及把中国财政货币篮子成倍扩大等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些经济学权威们、博士、专家智囊们却把中国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投资拉动污蔑成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 “引发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投资过度、消费不足、货币超发等等种种恶果”，“扩大财政赤字，增加货币供应量。通过打赤字、发票子来带动投资，这样做，虽然当年可能见效，但需要财政、货币政策有相应的运作空间，更重要的是这种短期刺激政策难以持续”。“政府习惯于遇到经济问题就想办法从需求侧解决，靠投资拉动来解决问题，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给侧的时候往往也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政府出手来改变供给结构、改变供给的体系，用这样的办法”。他们就是这样把传统发展经济的办法污蔑的一钱不值，然而他们自己除了会套用照搬西方经济学概念，这个侧那个侧，云遮雾罩，靠画一张改革红利的大饼欺世盗名外，却并没有什么具体切实可行的措施，除了祷告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梦幻中的新自由主义能带来奇迹外，现实中等了三年，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金融乱象丛生、经济下行再下行。

 

        眼下的所谓顶层设计深化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面否定我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贬低后30年来行之有效的各种模式和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信奉“休克疗法”一步到位的顶层设计。否定三十年来，中央政府主导，各级政府积极参与的，有计划地投资拉动调整经济的手段，尤其是他们通过全面妖魔化、歪曲、抹黑包括“四万亿计划”在内的，政府主导、计划经济基础上市场经济结出的累累硕果，达到攻击和终止公有制及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中主导作用的目的。这种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让市场牵着政府、改革、经济、社会的鼻子走，其结果必然是世界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体都在低速运行，中国经济只有下行才符合市场决定论的“新常态”；抹黑公有制、妖魔化国企、制造国、民对立，最终达到稀释公有制，政府去功能化，用不断私有化的经济基础倒逼上层建筑改革，最终掏空社会主义公有制宪法。

 

        现在这种背离宪法，违逆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并导致金融灾难、经济下行下行再下行的改革，到了必须停下来反思的时候了。

 

        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线就是一种“治大国如烹小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审慎作为，小步快行，用实践检验，有错必纠的改革之路。解决当前改革中出现的乱象，就必须回归30年来行之有效的邓小平改革路线，即在小范围内“大胆试，大胆闯”，搞特区、搞试点，成功了大面积推广，失败了再退回来。即在战术层面大胆假设， 1979年邓小平曾激励习仲勋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大胆试，大胆闯”；而在战略层面，却小心求证，搞特区、搞试点，成功了大面积推广，失败了再退回来。邓小平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却从不敢认为“中国已经过了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阶段”，搞什么顶层设计，一步到位的改革。那种上来就撸胳膊挽袖子，不惜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设计出来的鲁莽改革，瞎折腾，搞得股市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就不奇怪了。

 

        要实现华夏文明的复兴，首先必须在理论界、教育界、舆论界、执政党和政府内部去除独尊西方那种徘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心魔，中国才会有自主健康的改革。

 

        当前改革当务之急必须完善改革自身的实践检验评价机制和“熔断机制”，才能扼制改革乱象，有效避免犯戈尔巴乔夫那样借改革之名，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之实的路线错误。尤其在改革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改革路线，该停下来的就必须坚决彻底停下来反思，只有把改革方法论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才能避免为改革而改革，避免打着改革“政治正确”的旗号“犯颠覆性错误”。

 

（作者系旅美文化和战略观察者；来源：草根网）

 

【侯峰简介】清华大学毕业，曾在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参与和见证了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的大变革。90年赴美留学，现在美国从事信息安全，系统控制和管理工作。出国后，延续国内的经历，一直用心体会，观察，比较，和反思中美的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分析，探索两国的国家战略；汲取西方工业化社会成熟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经验；站在海外的视角，为祖国的崛起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