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最大的新闻莫过于中央宣布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阅读新华社通稿，不难看出，雄安新区实际上就是陪都，设立雄安新区实际上就是部分迁都。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2007年11月9日，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FT中文网）刊发《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一文，一时引发舆论热议。正值设立雄安新区尘埃落地之时，重发此文，以资参考。

                                                                         2017.4.1

       梅新育：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

FT中文网，2007年11月9日刊发；

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15322?page=1；

迁都？没错！中国确实应当认真考虑迁都了，因为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选择首都，应当考虑国家发展和应对挑战的需求，而在当前的情况下，当初定都北京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其负面作用却与日俱增。北京继续充当首都，不仅对整个国家发展构成了额外的负担，城市自身也走入了死胡同。

尽管早在两千多年前，燕国就在北京地区建立了都城；但在历史上，北京并非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其作为大一统中国政权首都的历史是在元、明、清三朝。显然，今日中国选择首都时，不能从自始至终奉行塞北本位、视中原为鱼肉掠夺对象的蒙元政权的视角考虑，审视明成祖定都北京的出发点方才恰当。明朝兴起之后，蒙元残余势力败退塞北，但卷土重来之心未泯，有明一代，明廷始终视蒙古为头号大敌，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子孙：“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明朝天下精兵良将，尽在九边。但在没有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的古代，起初定都南京的明廷与其他任何一个定都腹心地区的王朝都面临相同的两难：如果放手赋予戍边重兵集团主将足够的自主权，他们向安禄山看齐的风险很可能上升到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内虚外”政策、束缚戍边重兵集团主将手脚，军队的作战能力将遭到严重削弱，“靖康之变”和崖山的悲惨结局永远铭刻在明人心头。对此，明成祖选择了迁都北京，“天子守边”，充分显示了大明王朝前期朝气蓬勃、勇于直面挑战、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529年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选择定都北京时固然有接近当时的友好国家之意，但在百万苏军虎视北疆之时，我们再次看到中国显示出了同样的英雄气概。

然而，时至今日，当初选择定都北京的这些最重要理由都已不复存在：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我们无需“天子守边”就能够防止安禄山之辈重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东方已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对华最大军事威胁的方向；内蒙古已经牢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土，苏联解体、中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消除了来自北疆的军事威胁，首都从北京南迁已不具有类似南宋那样面对威胁投降逃跑的含义；定都北京已不再有接近盟国的意味；……

与此同时，继续定都北京的负面作用却日益暴露。在这样一个缺水地区，北京竟然已经发展成为近两千万常住人口的巨型城市，我们不能不考虑是否已经超越了环境容量？是否最终会为此付出无法承受的重大代价？是否已经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

正是为了满足北京不断膨胀的需求，在水资源方面被迫作出牺牲的地区已经从海河流域上下游和周边省区扩大到了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汉江流域。如此大规模、远距离的跨流域调水，对汉江下游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未必没有可能解决不了北方的环境问题，反而把本来环境还好的南方也毁了。我们看到，北京搬迁了一个首钢，可计划大力发展的芯片等产业耗水量似乎也不逊色。与其千里迢迢高成本调水到缺水地区，何如将相关产业、资源部署到水源丰富的地区？

就北京自身而言，过多的人口和产业正在急剧恶化这个城市的生活品质。由于人口过多，相应地机动车过多，北京的交通堵塞早已是全中国大城市中最大的梦魇，以至于被赋予“首堵”之名；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资产市场泡沫不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威胁吗？我们可以指责是“钱松地紧”造成了北京房价领涨全国的局面，但是我们必须反思，无论执政者具有怎样的改善民生的良好愿望，但北京这样一个地方的环境容得下大幅度放松地根政策吗？在保护低收入阶层权益、改善民生的旗号下，我们可以要求政府在北京维持低廉的水价，但我们无法改变从外地调入的水资源注定高昂的成本，而这些水资源本来可以在其他地方以低廉得多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得到。

更糟糕的是，只要继续定都北京，北京环境负担、生活品质继续恶化并波及其他地区的趋势就不可能逆转。作为一个必须继续实施中央集权制传统的大国，中国必须在首都集中相当的资源；而只要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北京，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人们就会涌向北京寻求发展机会，这是中国国民不容剥夺的权利，但其结果客观上必将进一步加大北京的环境负担。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所作报告谈到了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但继续定都北京，恐怕就是最大的区域发展失误。

如果北疆仍然存在一个虎视眈眈的重大现实军事威胁，如果北京现在只有三五百万常住人口，那么，我们确实不应该或者不必考虑迁都；但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认真考虑迁都了。从长远来看，迁都有助于化解上述问题；就中短期而言，随着国内外对奥运之后中国经济前景日益瞩目，迁都有助于提供一个新题材动员经济，克服潜在危机。如果迁都，应当在长江中下游之交处选择一个周边空地比较广阔的中小城市作为新都，这样一个新首都地理位置适中，环境容量大，市中心能够提供其他现成大城市所无法提供的地皮建设中央政府各个部委；由于新都土著人口不多，难以形成足够强大的地头蛇势力绑架中央政府一味索取局部私利，也容易全部使用普通话交流，而不至于在首都还大量使用方言交流。

2007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