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五一：清朝“防汉”国策留下的深刻警示

 

清朝的悲剧在于，其“防汉”国策本质上是对“多元一体”民族观的背离。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加剧近代化困境，但根源在封建制度的封闭性。将治理简化为“压制主体民族”，而非构建共同体意识。这种内耗式治理，使国家在面对工业革命、殖民扩张等全球性挑战时，既无开放动力，更缺变革基础。清朝的覆灭印证，任何政权若以分裂取代团结、以压制取代融合，终将被历史淘汰。唯有打破民族隔阂，构建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方能让文明在开放中焕发生机。这正是清朝“防汉”国策留下的深刻警示。

清朝入关后，始终将“防汉”作为最高国策，这种以民族压迫为核心的治理逻辑，不仅耗散了自身统治优势，更在近代化进程中将国家拖入封闭与落后的深渊。其本质，是封建政权对“主体民族信任危机”的极端应对，最终在内外矛盾的交织中走向必然覆灭。

一、“防汉”国策的先天性缺陷：治理优势的自我消解

清朝统治能力本可超越明朝，但其从立国之初便将“防汉”置于优先级。清军入关后以“剃发易服”“文字狱”构建高压统治。其中“剃发易服”政策的实施，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手段强制汉人改从满族发式衣冠。

1645年清军攻占南京后，多尔衮颁布“剃发令”，规定“自部文到日，亦限公文到日，亦限十日，尽行剃完，各衙门官员，尽行注册，其有迟疑不遵者，定行重处”。在常熟等地，清军“差人分路剃发，有远遯者，即行剿洗”，甚至“有为守发全节而被杀者，有因避剃发而自尽者”，这种以暴力强制文化同化的举措，将防范汉族反抗置于国防建设之上，直接导致军事资源向“维稳”倾斜，削弱了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

这种“防汉”逻辑在西方殖民势力介入后陷入两难，若优先“防洋”，需争取占人口95%的汉族支持，但清廷始终无法突破“防汉”优先级，最终陷入“防汉耗尽心力，防洋失去民心”的死循环。

二、“防汉”与“防洋”的抉择困境：主体民族信任的崩塌

当西方殖民主义东扩，清廷被迫在“防洋”与“防汉”间抉择。陈天华《猛回头》的警示——“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道破清政权的本质困境，不得到主体族群信任，便无法与占据全面优势的西方殖民者角力。

当广大民众普遍认为“朝廷名存实亡”时，政权合法性已彻底瓦解。这种信任崩塌，使清廷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危机中，无法动员全民抗敌。

三、历史镜鉴：封闭与内耗必然导向衰败

清朝的悲剧在于，其“防汉”国策本质上是对“多元一体”民族观的背离。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加剧近代化困境，但根源在封建制度的封闭性。

将治理简化为“压制主体民族”，而非构建共同体意识。这种内耗式治理，使国家在面对工业革命、殖民扩张等全球性挑战时，既无开放动力，更缺变革基础。

清朝的覆灭印证：任何政权若以分裂取代团结、以压制取代融合，终将被历史淘汰。唯有打破民族隔阂，构建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方能让文明在开放中焕发生机。这正是清朝“防汉”国策留下的深刻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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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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