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妍 高艺|守正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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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妍 高艺|守正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
2025-12-14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守正创新的价值追求。在内在逻辑继承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延续了毛泽东文化观中的灵魂与精髓，集中体现在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坚守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坚定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秉承文化发展开放包容的理念等方面。在时代内涵发展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又是对毛泽东文化观的创新与升华，创造性探索以“第二个结合”为引领的文化发展新路径，系统性完善文化发展制度性框架，战略性确立新时代文化使命的文明论命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理论品格，不仅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思想保证，也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理论根脉，其力量熔铸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同时也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与基因之上。毛泽东文化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首次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为指导党开展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其包含的原创性理论贡献与创新性理论突破，开辟了党的创新理论在文化领域发展的新境界。通过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如何实现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梳理党的文化理论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到新时代文化思想的演变轨迹，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创新、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继承
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赓续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鲜活经验，在文化领导论、文化主体论、文化本质论、文化开放论等方面与毛泽东文化观一脉相承。这种理论体系间内在逻辑的接续演进，深刻印证了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连续性。
（一）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
毛泽东文化观中关于“党领导文化”的一系列观点构成了毛泽东关于党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在抗战时期，毛泽东认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毛泽东看来，思想领导问题的核心是必须建设一支党领导的“文化军队”，这是解决一切政治任务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毛泽东认为，政权存续的颠覆性风险并不在于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文化领导权率先丧失。在毛泽东的带领下，通过开展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宣传教育以及对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的批判，占领思想文化高地，捍卫了文化建设的党性原则。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延续了毛泽东文化观中关于党领导文化的政治立场，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新形势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潮，亟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防护网。只有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建立和完善党的意识形态阵地，才能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的“红色地带”不受侵蚀，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在具体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从根本上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只有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才能把握“做人的工作”这一关键，构建起党领导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格局。此外，还要推进文化领导权领域的理论创新。从“九个坚持”到“七个着力”“十一个方面”“十四个强调”，对于“什么是党的文化领导权”“怎样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在进行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探索，关于“党管文化”“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宣传”等观点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
（二）坚守文化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文艺工作的两个核心议题：“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这不仅是毛泽东文化观立足人民的生动体现，也是指导文艺创作与服务人民的重要原则。所谓“为群众”，即要求文艺创作者将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作品的终极服务对象，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阶层或群体。至于“如何为群众”，则是对文艺工作者创作导向的进一步追问，即如何创作出贴近人民、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文化作品。毛泽东认为，既然我们的工作对象是人民群众，“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毛泽东始终注重劳动群众的文化需求，这就意味着文化工作的重点是要“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尊重文化建设规律，实现作品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统一，高雅艺术与通俗表达的融合，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深度的双重提升，才能创造出真正属于人民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种人民性集中体现以下三个维度，即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首先，依靠人民，意味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与创新，其源头活水在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点滴与实践探索，要激发人民参与文化创造的历史主动，构建坚实的文化主体性精神基石。其次，为了人民，则是基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现实考量。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要贴近群众、广受欢迎，还要具备深刻的教化意义，能够启迪人们的心智、陶冶人们的情操，使文艺的精髓内化为民众的精神气质，外化为具体的行为实践。因此，文艺工作者要“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真正实现文化育人、艺术连心。最后，造福人民，是指文化要将全体人民作为造福的对象和评判的主体，即“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一方面，要重点推进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均衡化改革，发展城乡公共文化事业，保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确保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做到文化取之于民、造福于民，从而解决基层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要把群众口碑作为检验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的首要标准，确保文艺创作始终沿着“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创作什么”的正确方向前进，源源不断推出展现时代气象、传递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
（三）推动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毛泽东认为：“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概言之，就是要将经济、政治与文化视作一个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文化既作为社会存在的镜像反映，又对历史进程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对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就无法唤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力量来保证中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权，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和反帝反封建服务。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中国革命形势放缓的背景下，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工作重心从“革命”转入到“建设”之中，指出：“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文化作为现代工业与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在哪个时期，“毛泽东都始终高度重视以文化艺术、思想理念等策略方式凝聚民心”，将文化供给能力建设确立为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变量，形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早期理论雏形。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将文化作为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毛泽东“重视文化对经济政治反作用”的理念，从不同方面分析了文化对于社会的反哺作用。一方面，明确了“四个自信”的关系。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以文化自信为基础和内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因此，对于文化的自信支撑着我们对于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成为国家繁荣、民族独立的灵魂与基因，“‘四个自信’的并列强调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质量与成效，强调了文化建设成效与经济建设成效、政治建设成效的‘齐头并进’”；另一方面，把握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总之，文化软实力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尺，中国共产党必须要继续加强文化与社会的双向沟通，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良性互动和深度交融，以文化为引领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与方向指引，让中华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四）秉持文化发展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民族性聚焦本土基因的传承创新，而世界性强调文明互鉴的融合转化。毛泽东文化观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具体体现为毛泽东对待文化的两个维度。其一，从自身文化出发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鉴。早在“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从对比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劣出发，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潮”。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进一步了解资本主义文化，指出我们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其二，从现有文化出发实现文化的自身发展。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内在的生命力，不论是“古为今用”，抑或“洋为中用”，最终目的都是为自身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内在的生命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重大论断，指出要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实施，正是在已有文化的基础上，中国本土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是文化自我否定与自我发展的蜕变。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深刻把握两个大局的背景下，持续强调以开放的姿态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目标层面，开放性立场旨在达成双重目标：一方面，致力于“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另一方面，积极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实践层面，开放性立场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两大策略得以实施。所谓“走出去”，即加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与叙事体系，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深入思考如何与时代并进、与世界共鸣、与人民心声相契合，唯有打牢中国文化的深厚根基，方能确保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站得住脚、传得开声。而“引进来”，则是通过开放文化市场，引入外国文化产业与产品，这一过程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世界，还使全球优秀文化成果成为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泉。在原则层面，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是开放性立场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正确的文化是适合中国和社会主义的，是适合人民需求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理念，不仅是对毛泽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新的时代表达，还是中国人民对于文化要求的水准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观的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充分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观核心理念的基础上，从文化道路、文化制度、文化使命等方面对毛泽东文化观进行了创新性突破和时代性建构，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新理念、新论断，构成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行动纲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转换，深刻彰显了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内生特质。
（一）开创“第二个结合”：探索文化发展的新路径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创造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理论命题，而广义上的中国具体实际就已经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在学理层面已蕴含文化维度的理论前瞻性。毛泽东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毛泽东重视传统文化遗产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传统文化的智慧经验，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扬弃过程中去寻求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价值。总之，毛泽东文化观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传统文化资源与科学理论之间的互动转化，蕴含着“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在建党百年历史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指明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的文化道路。首先，“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创新与发展。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实践的上层建筑方面，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关联，但仍然存在较大差异。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起源于战国时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因此，如何将这两种不同源头的思想融合于现代中国并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智慧，成为“第二个结合”提出的时代背景。“第二个结合”回答了如何化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差异的问题，尽管二者来源不同，但它们的辩证思维模式存在一定的契合性和一致性，这决定了它们能够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共生发展。其次，“第二个结合”的条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契合性。二者的结合不是做简单的“加减法”，也不是直接拼接或者全盘融合，这种结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和基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优秀精神基因，进而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最后，“第二个结合”的价值目标是巩固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当代中国在文明复兴进程中建构的文化主体性，其本体性根基深植于五千多年的文化传统中，而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两个结合”所巩固的文化主体性的最生动的体现。因此，我们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旨在为文化主体性提供坚实的支撑，在全球化语境中筑牢文明发展的自主性根基。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文化发展的制度框架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毛泽东文化观的生成，适应于打赢战争和恢复经济的需要，因而大多采取的是“动员式”的文化管理模式。例如，在革命斗争时期，党在文化建设上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因此大多都以“动员式”的组织教育为主，即通过组织士兵群众开展文化活动、宣扬革命精神、鼓舞军民打赢战争的斗志。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文化工作的制度性文件也只能聚焦于政协会议通过的临时宪法，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要求，贯彻“普及”“提高”的精神，通过开展识字和扫盲运动，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工农兵文化水平。
诚然，毛泽东文化观契合了战争年代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格局动荡、任务紧迫的时代背景，“动员式”的文化管理模式以其灵活性的特点很快地完成了时代任务，这无疑是时代需求的直接产物。而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呼唤着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更加稳健的步伐推进文化建设，更加注重文化建设的稳定性与长远规划，致力于文化发展的制度化和法治化进程。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改革文化体制机制方面作出全面部署，为文化建设适应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凸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发展制度化建设方面的原创性理论贡献。首先，构建系统性的意识形态保障制度始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标志着意识形态治理从政策引导向制度规约的范式转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等。从责任落实机制到信念培育体系和理论武装工程，党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制度出发，不断调整和完善意识形态领域的体制机制，形成覆盖意识形态工作全链条的闭环治理结构，为文化法治化建设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理论支撑。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致力于优化文化供给和服务机制。根据《决定》要求，不仅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通过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城乡文化供给差距，扎根基层创作出不负时代和人民的文化精品，还要大力支持文化产业，深化文化领域行政审批备案制度改革，释放文化产业活力，打造文化新业态、新产品，以文化消费为引擎推动经济发展。
（三）明确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要建立新社会，必然要对旧思想、旧观念展开彻底的“决裂”。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毛泽东认识到，对待“旧文化”要批判吸收，“新文化”则要贴近人民生活、激发人民革命热情，在这种新旧文化的摩擦过程中，也就指明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化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在抗战取得胜利、中心任务转换的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实现文化的现代化，成为新时期的文化命题。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既要用社会主义新文化巩固新生政权，也要用新文化来调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时代文化使命是一个相互联系、逐渐深入的统一整体。首先，“新的起点”揭示了文化使命的立场和大局。一方面，要站在中华民族文化的立场上，挖掘中国本土资源，传承民族精神财富；另一方面，要立足世界文明交流的大局，用世界文化的营养哺育和滋养民族文化。其次，“推动文化繁荣”构筑了文化使命的基础和支撑。要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并行、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并举、保障文化产品与人民需求并进，实现文化的繁荣昌盛，打造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工程。再次，“建设文化强国”勾画了文化使命的美好愿景和基本任务。文化繁荣与强国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前者为战略实施奠定物质基础，也只有建成文化强国，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最后，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要把握“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这三大核心要素。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定自信，具体表现为要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继承发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彰显历史主动、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集中体现。秉持开放包容，意味着要以宽广胸怀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将中华文明的智慧与方案贡献于世界，“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融通中外、兼收并蓄的崇高追求。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和正确方向，进而扬弃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内容，积极融入数字化、信息化等现代性要素，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文化生产力，全面助推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
与发展毛泽东文化观的价值旨趣
习近平文化思想，凭借其深厚的理论底蕴、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独特的中国风格，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纪元。它深度继承了毛泽东文化观的核心价值与精神旨趣，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理论上的创新与飞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深化与发展。这一思想体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论基石与行动纲领，为我们在文化领域的实践探索提供了根本遵循与智力支持。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开放的理论视野和包容的文化情怀，积极探寻并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于人类文明的复兴进程中，为促进全球文化的多元共生与共同繁荣，展现了独特的中国视角与中国贡献。
（一）历史传承：推动了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时代表达。在战略地位维度，要正确看待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定位，将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布局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把文化建设作为“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摆在实现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突出位置，构建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型现代化范式，为社会发展提供深层价值支撑与创新动能。在文明传承维度，要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文化建设的精神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理论体系，强调既坚守“文化根脉论”的历史本体性，又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机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中国智慧与经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供给源，从而站好文化主体性立场，站稳社会主义文化脚跟，要牢牢把握党的文化建设领导权。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一根本任务出发，重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并将其作为“七个着力”的首要工作，在舆论、新闻、网络、报刊等宣传领域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创新。
（二）实践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思想保证
习近平文化思想构建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体系，其实践逻辑为创造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首先，以人民为中心是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基点。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精神需求的水平也在不断升级，只有不断地完善精神文明，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愿景才能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解决了文化归根结底是“为了谁”“依靠谁”“造福谁”的问题。其次，“两个结合”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进路。“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创新发展，同时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逻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文化强国伟大事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使文化强国建设深植于本土实践与历史文明的沃土中。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坐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因此，通过打造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文化作品，使创造出的文化作品具有感染力，做到以艺通心，树立起基于情感认同的价值追求；通过建立教育引导与情感共鸣相结合的价值传导机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社会生活，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精神动力。
（三）文明互鉴：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开放性格局和世界眼光为人类文明的复兴找寻到新的道路，对于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新的世界文明交往方式以及推动世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时代发展大局，提出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此作为崭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西方以贪欲为驱动力的资本主义文明不同，强调文明交流借鉴、文化和谐包容”，从而打破了“西方化=现代化”的迷思，消解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模式下霸权主义的排他性，用人本逻辑超越资本现代性的资本逻辑，实现了对资本现代性的祛魅。中华文明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以“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理念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新的路径，同时也为世界文化的繁荣提供中国智慧与方案，加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第二，建构了新的世界文明交往方式。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创造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采取和谐沟通的方式来建构平等伙伴关系的新模式。全人类共同价值从文明交流的角度解决了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在当前国际舞台上，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其独有的包容性和普遍性为其他国家解决争端、消除隔阂提供了新的方案选择，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和原则、贡献了文明动力。第三，拓展了世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路径。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但社会主义究竟去往何处，是复刻和重构资本主义文化体系，还是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是目前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因此，只有适合本国的文化才是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注重从历史和国情出发，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创作思路。这种结合自身的实际国情和文化传统、实事求是的文化发展思路，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路径，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化道路选择的方法论指南。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包容性，为党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深厚土壤。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既印证了中华文明“守正不泥古”的连续性特质，又彰显了“创新不离宗”的包容性品格。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党的坚强领导确保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实现文化利民、文化惠民。同时，应在全球文明互鉴的宏阔视野中，系统把握文化治理的深层规律，通过构建文化创新体系与价值转化机制，着力开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境界，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
（作者：张妍，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艺，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边疆经济与文化》2025年第12期”修；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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