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问题，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为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问题研究并深刻把握其内在规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影响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诸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是具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决定着人工智能为何、为谁、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牢牢掌握人工智能领域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以意识形态风险更加隐蔽复杂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为重点，推动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牢固树立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
意识形态风险意识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理解”人类语言，并基于已有数据内容生成响应使用者需求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新内容。随着大语言模型的爆火，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走进了公众视野，并向各行业、各领域加速渗透，悄然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塑造人类未来社会的重要技术力量。当前，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繁荣发展，各类国产大模型全面竞速，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相关产品带来的智能化、便捷化体验。我们在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人类生产力水平取得新进展而感到欣喜的同时，必须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坚决打好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化解攻坚战。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前沿的科学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构成因素，蕴含着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力量。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审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原因在于，科学技术虽属于生产力范畴，不是意识形态，但却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科学技术的应用不仅深刻地影响一定时代意识形态生成的内容与方式，也会受到一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制约，成为服务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有力工具。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既强调了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也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维系统治所造成的科技异化现象。由此可见，本应中立的科学技术在不同的阶级手中往往具有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目的，被披上了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外衣。
以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推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ChatGPT为例，在大众视野里，它常常以一种看似“客观”“中立”的形象示人，向用户强调其所提供的信息和答案是客观的、基于事实的，不表达任何主观意图或价值观。然而，并不能因此轻信ChatGPT就是价值中立、意识形态无涉的。事实上，在语料库选择、模型建构与训练、参数调整等内容生产过程中，它都自觉维系着美西方主流社会的价值判断，诸多问题的回答也存在人为干涉痕迹。一方面，ChatGPT作为一种大语言模型，需要大规模投放数据库和语料库进行预训练，其在庞大的数据中构建的模型以及采取的算法，都遵循着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目标和底层逻辑。另一方面，其理解与生成的自然语言依托于现实的社会文化与社会生活，尤其依赖着充斥在网络空间中的历史数据，这些数据大多是一定阶级立场、观点和看法的表达。当问及ChatGPT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有关问题时，其所作回答基本都遵循着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固有传统，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属性。可以说，大量的西方错误思潮潜藏在ChatGPT所构建的对话环境中，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着根本的冲突与对立。
深刻认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面临的全新挑战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与应用，促使意识形态的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产生重大变革。它进一步改变了传统单向传播模式，能够与受众实时互动，并根据反馈迅速调整内容，这增强了意识形态传播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同时，美西方国家加速布局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加剧了该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此背景下，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是孕育在意识形态领域全新挑战之中的新机遇。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生成、利益驱动、转化应用等方面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必须警惕技术外衣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科技研发者的政治观念和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输出内容的意识形态立场，他们既可以主动选择用哪些数据来进行预训练，同时也可以设计该产品所秉承的政治目标和优先事项。国外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研发者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规训，部分国外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诞生离不开众多资本集团的资金支持。一些产品的全球爆火更是引发了新一轮的资本狂欢，吸引大量资本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因此，资本的逐利本性让我们必须对某些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背后的资本推手加以警惕。在资本的控制、研发人员的价值观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一些国外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可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与应用，促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力进一步向社会和文化领域扩张，美西方国家出台多项相关政策，引导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生成符合其意识形态倾向的内容，由此开展新一轮面向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渗透。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拟人化和交互性使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主体性特征，这增加了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复杂性。通过生动自然的对话交流形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高度拟人化的特点。这使之在向用户传递观点、判断和价值的过程中，将自身塑造成看似不存在秘密缘由或隐藏动机的“智者”，仿佛不具有现实的社会关系或利益诉求，以纯粹“客观”“中立”的科技姿态获得用户的信任。用户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信息真实性及其价值导向的警惕。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对话采取深入探讨交流的模式，看似问题讨论层层递进、问题对话通顺连贯、问题回答条理清晰，给对话用户以“可靠”之感。然而，这一科技理性会使对话用户的反思、质疑、批判等人类理性思维受到束缚。资本逻辑在数字算法及交互对话模式的加持下，进一步降低了对话用户的戒备、防备心理，能够潜移默化地改造对话用户的认知习惯和认知结构。
虚假的意识形态披上科技伪装的外衣并不会变成科学，但是却为开辟真实的道路制造了更多的陷阱和迷雾。通过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的海市蜃楼，在赢得认同和追捧的过程中，逐渐拥有了更多虚拟空间中的话语权，容易让人在对话交互中忽略乃至遗忘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推手。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新的不确定因素，其所开辟出的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空间，让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在网络空间进一步升级、拓展。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挑战，并抓住孕育在挑战中的新机遇，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必须坚持和加强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涌现，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决打赢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意识形态斗争，牢牢掌握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意识形态领导权，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党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回答好的重要命题。
强化党领导下的技术创新，自主研发中国本土的大语言模型。国内生产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要在语料库选择、模型建构与训练、参数调整等具体步骤中明确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导向。现阶段，我们应持续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攻关，并在本土品牌的培育过程中，真正创造出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产品，推动它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共同助力我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配套管理制度。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我国的开发和运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使用的语料库、数据库等进行有效的动态监管，确保我国使用者群体的数据安全。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传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作出积极贡献。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综合管理之中，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承担起主体责任，形成企业常态化自查自纠和政府、第三方企业、社会公众等多方协同配合监管的工作机制。从国家、社会、个人等不同层面，构建相互配合、共同发力的治理结构，形成可验证、有标准、能参与的监督链条，不断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共治模式，推动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建立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队伍，是有效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基础。推动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赶超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而有力的科技支撑，关键在于科技人才。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管理队伍、研发队伍等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增强辨别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引导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人员树立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警惕、杜绝以机器思维取代人的思维的错误导向。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辟的全新话语空间之中，组建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硬的专门技术人才队伍，才能牢牢掌握这一领域的意识形态主导权，确保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筑牢坚实防线。
严防国外部分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成为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真正为人民所用，既要充分吸收和利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一切积极科技成果，也要注重抑制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类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避免被资本所误导、裹挟。要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引导人民群众明辨意识形态领域的是非曲直，增强其对西方错误社会思潮等内容的辨别力、抵抗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为人类社会开辟了新前景。”生成式人工智能仍在持续升温，其对相关产业及相关领域的影响力还在持续释放。在以DeepSeek、豆包、文心一言等为代表的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纷纷涌现、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正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崛起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集中力量大力发展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高度警惕数字工具的意识形态属性，并采取科学、必要、有力的监管举措，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要牢牢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积极主动引导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相协调，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数字化、智能化传播。
（作者：朱继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泽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前线》2025年第12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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