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五一｜警惕“文化展示”下的教族捆绑——从回族认知偏差看民族与宗教的边界

习五一｜警惕“文化展示”下的教族捆绑——从回族认知偏差看民族与宗教的边界

2025-12-06

我认为，民族是历史的共同体，宗教是个人的信仰。回族作为中国分布比较广的少数民族，其文化的价值在于“多元融合”，而非“宗教单一”。当我们用“宗教符号”来定义回族时，不仅伤害回族内部的多元性，更阻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宗教不等于民族，信仰是私事，身份不该被定义。”唯有坚持“民族与宗教分离”，才能让回族文化在“百花齐放”中，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而非宗教极端主义的温床。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人民政府微信公众号“幸福金桥”刊登《【民族宗教法宣月】领略百花齐放的民族文化——回族》，让人大跌眼镜！当“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学习月”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呈现回族文化时，其内容却暗藏危险的逻辑，将回族与伊斯兰教强行绑定，用“宗教服饰”“清真饮食”“斋月封斋”等符号，将多元的民族简化为单一宗教的附庸。这种认知，不仅违背宪法关于“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民族与宗教分离”的原则，更与当下中国社会“打破教族捆绑”的集体共识背道而驰。

一、“回族文化”的宗教化叙事：从历史到现实的错误归因。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人民政府官宣文章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将“回族”等同于“伊斯兰教的载体”。例如，在“回族的发源历史”中，强调“大批穆斯林从中亚迁入”，却刻意回避回族形成过程中与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的融合史，更未提及明代“回族最终形成”时，已是一个以地域和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民族共同体，而非宗教共同体。

这种历史叙事的偏差，直接导致对现实的误读。在“回族同胞你们穿什么？”中，将“白圆撮口帽”“礼拜帽”定义为“因伊斯兰教尚白色”，却忽视回族服饰的多样性。在云南、贵州等地，回族妇女的传统服饰甚至融入苗族、彝族的刺绣元素；在河南、山东，回族男子的日常着装与汉族并无二致。将服饰单一归因于宗教，本质是用“教义”替代“文化”，用“教规”掩盖“习俗的多元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回族的信仰”部分将“开斋节、古尔邦节”直接定义为“回族节日”，却未说明这些节日本质上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而非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事实上，我国其他穆斯林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同样过这些节日，而回族内部也有大量非信仰者并不参与宗教活动。这种“以教代族”的表述，正是“教族捆绑”的典型表现。它将民族身份与宗教信仰强行绑定，让“回族”成为“穆斯林”的代名词，进而模糊民族作为“历史共同体”的本质。

二、“教族捆绑”的现实危害：从身份混淆到社会撕裂。

“教族捆绑”的核心矛盾在于，当宗教戒律，如饮食禁忌、服饰规范，通过“民族习俗”之名渗透公共领域时，不仅模糊公民身份认同，更阻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而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人民政府官宣文章恰恰为这种“捆绑”提供“文化合理性”的支撑。

例如，在“回族同胞你们吃什么？”中，强调“回民对肉食的选择比较严格”，却未说明“清真饮食”本质上是宗教饮食规范，而非民族固有传统。历史上，回族的“清真饮食”确实与伊斯兰教相关，但在现代社会，大量回族青年早已突破“牛羊肉为主”的限制，甚至完全不遵循宗教饮食禁忌。将“清真饮食”等同于“回族饮食”，不仅忽视民族内部的多元选择，更可能导致“非清真食品=非回族”的错误认知，进而加剧民族间的隔阂。

而在“回族的文化”中，将“花儿”定义为“伊斯兰国家迁徙带来的山歌品种”，却刻意淡化“花儿”在西北多民族中的共通性。甘肃、青海的汉族、藏族同样传唱“花儿”，其歌词中既有宗教元素，也有爱情、劳动、自然等世俗内容。这种“宗教化”的解读，本质是将回族文化从“多元共生”中剥离，强行纳入“伊斯兰文化圈”，最终导致民族文化的单一化和封闭化。

更严重的是，这种“教族捆绑”的叙事，可能为极端主义提供温床。“蒙面罩袍（布卡）借‘民族服饰’之名渗透”，金桥镇人民政府官宣文章对“白帽”“盖头”的过度强调，恰为这种渗透提供“文化合法性”。当公众将“戴头巾”视为“回族传统”时，就容易忽视其背后的宗教极端主义符号，进而放松对极端化的警惕。

三、打破捆绑的路径：从“宗教分离”到“文化交融”

要纠正这种认知偏差，必须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法律保障信仰自主权，公共领域去宗教化，民族与宗教分离”。

首先，在历史叙事上，应突出回族的“融合性”而非“宗教性”。回族的形成是中亚穆斯林与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长期融合的结果，其文化内核是“多元一体”——既有伊斯兰教的元素，也有儒家文化、汉族民俗的痕迹。例如，回族的“花儿”中既有阿拉伯语词汇，也有汉语方言；回族的建筑既有清真寺的拱顶，也有汉族四合院的布局。只有还原这种“多元融合”的历史，才能打破“回族=伊斯兰教”的刻板印象。

其次，在文化展示上，应区分“民族习俗”与“宗教戒律”。例如，“开斋节”是宗教节日，而“回族的春节”，如甘肃的“跳火节”、云南的“赛装节”，才是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清真饮食”是宗教规范，而“油香”“馓子”等食品，在回族聚居区早已成为各民族共享的美食，不应被贴上“宗教标签”。只有将“文化”从“宗教”中剥离，才能让回族文化真正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最后，在公共政策上，应坚持“去宗教化”改革。“清理商铺‘伊斯兰’标识”“废止地方性清真食品条例”，这些措施并非否定回族文化，而是为了打破“宗教身份”对“公民身份”的覆盖。广州回民小学的“普通餐+西北餐”制度，既尊重了不同信仰者的需求，又避免“清真=回族”的单一认知。江苏的“清真食品认证改革”，则打破宗教组织对“清真”标识的垄断，让“清真”回归“食品属性”而非“民族属性”。

我认为，民族是历史的共同体，宗教是个人的信仰。回族作为中国分布比较广的少数民族，其文化的价值在于“多元融合”，而非“宗教单一”。当我们用“宗教符号”来定义回族时，不仅伤害回族内部的多元性，更阻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宗教不等于民族，信仰是私事，身份不该被定义。”唯有坚持“民族与宗教分离”，才能让回族文化在“百花齐放”中，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而非宗教极端主义的温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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