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敏｜惩恶扬善是国之发展根本，不可动摇！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根植于一个清晰、坚定且被共同捍卫的价值基石之上：惩恶扬善。这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关乎政权兴衰、社会存续、人心向背的根本法则。历史长卷反复印证，凡是此根本被动摇、是非被混淆、良善被欺压而邪恶被纵容的时代，无不伴随社会的溃败与文明的倒退。回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的峥嵘岁月，正是“惩恶扬善”这柄利剑，劈开了旧世界的黑暗，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石。

一、延安的法治之光：平等与铁律铸就希望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革命圣地延安。那里不仅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更树立起法治严明的丰碑。两个标志性案件，至今仍振聋发聩。

其一，是 “黄克功案” 。黄克功，一位参加过井冈山斗争、长征洗礼的红军高级将领，战功赫赫，身上弹痕累累。然而，1937年，因恋爱纠纷，他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此案震动边区。凭借其资历与战功，求情之声不绝，甚至包括贺子珍等高级领导同志的夫人也希望能让他戴罪立功。但毛主席的态度斩钉截铁。他在给边区高等法院的信中强调：“……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最终，黄克功被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这一枪，打掉的是一位功臣的特权思想，树立的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钢铁原则。它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延安，是一个纪律严明、正义昭彰的地方，这里没有法外之地，更没有“刑不上大夫”的腐朽规则。正是这种对“善”（革命纪律、人民信任）的坚决维护，对“恶”（居功自傲、杀人罪行）的零容忍，吸引了无数追求光明的青年奔赴延安。

其二，是 “肖玉璧案” 。肖玉璧是另一位老红军，身上伤疤多达90余处，曾因伤重受到组织特殊照顾。然而，在担任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要职后，他未能守住初心，贪污腐化，克扣粮饷，甚至将根据地极为宝贵的食油、面粉偷偷倒卖，牟取私利。案件查实后，同样有人因其“革命功勋”请求宽大处理。但边区法治的利剑再次落下，1942年，肖玉璧被依法处决。此案与黄克功案交相辉映，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红线：功是功，过是过；功劳不能抵罪，资历不能换命。对贪污腐败的严惩，守护的是边区政权的廉洁本色，保卫的是军民的血汗与信任。

正是这种雷霆万钧的 “惩恶” ，才换来了延安清朗的 “扬善” 环境。毛主席曾自豪地总结出延安的 “十个没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叫化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吃摩擦饭，没有人发国难财。这与当时国民党统治下“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纸醉金迷、贪污横行（“十个没有”的对立面几乎全占）的重庆形成了云泥之别。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两地后，感慨万千，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历史的选择，最终证明了人心的向背：一个坚决惩恶扬善的政权，必然赢得人民的拥护，汇聚起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

二、进京“赶考”的答卷：糖衣炮弹前的不朽警钟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当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党中央从西柏坡移驻北平，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称之为 “进京赶考” ，并告诫全党务必保持 “两个务必” 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担心队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被城市的“糖衣炮弹”所击倒，重蹈李自成农民军进城后迅速腐化败亡的覆辙。

如何答好这场“考试”？新中国建立之初，“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 给出了最坚决、最震撼的答案。刘、张二人是经历过革命战争考验的干部，曾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过贡献。然而，在天津地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后，他们利用职权，盗用公款，倒卖国家物资，生活极度腐化，贪污数额之巨，令人发指。案发后，有人再次以“有功于革命”、“人才难得”为由请求枪下留人。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心毫不动摇。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2年，两声枪响，昭告天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对贪污腐败绝不容忍，无论职位多高、功劳多大，触及红线，必受严惩。

这不是不教而诛，而是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方针下最严厉的救治；这不是寡恩薄情，而是对党和人民事业最大的负责，是对千千万万可能滑向深渊的干部最深刻的挽救。正是这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建国初期那个百废待兴、诱惑增多的复杂环境中，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滋生，塑造了一代干部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提供了无可估量的政治保障和民心资源。

三、原则的侵蚀与民意的警觉：当“宽容”走向歧路

历史的经验如此深刻，何以今日在一些领域，我们似乎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当部分法律专家和舆论倡导者，热衷于引入某些西方司法理念，强调对犯罪者权利的“绝对保障”，主张“废除死刑”，乃至讨论对吸毒等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记录进行“封存”时，广大民众基于最朴素的正义感和历史记忆，产生了强烈的警觉和质疑。

这种质疑并非反对法治进步或人权保障，而是源于一个根本性的忧虑：当对“恶”的惩治力度被削弱，对犯罪者“重返社会”的考量压倒了对社会整体安全和公序良俗的保护时，“惩恶扬善”的根本原则是否正在被悄然侵蚀？

一些论调，将法律的天平过度倾向罪犯一方，将“宽容”“挽救”置于至高地位，却有意无意地淡化犯罪行为对社会、对受害者造成的巨大且持续的伤害。他们引用西方的“恢复性司法”、“轻刑化”理论，却可能忽视了其背后的社会土壤差异及实践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如美国某些地区对轻罪过度宽容导致的“零元购”泛滥、治安恶化）。更有甚者，将民众对严格执法的呼吁，简单贴上“不文明”、“不人道”的标签。他们甚至动用公权力打压民众呼声，善良百姓正义的呼声被他们无情打压，却要大家善待罪犯，这足够双标了。

而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在于：

1、模糊是非界限：过度强调犯罪者的“可怜”与“可恕”，可能冲击社会基本的道德判断，让“恶行”在话语中被相对化、弱化，消解公众对法律的敬畏。

2、伤害公平正义感：守法公民辛勤劳动、谨守本分，却要承受犯罪带来的风险，并可能看到犯罪者受到“优待”，这种对比极易产生“守法者吃亏，违法者得利”的不公感，动摇社会信任基石。正如网友的尖锐质问：“我清清白白做人，凭什么他们回来就和我一样？！”

3、形成特权后门：理论上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轻罚”或“封存”，在实践中可能更容易被有权势、有资源的特定群体所利用，成为他们规避严厉制裁的“安全阀”，从而导致事实上的法律不平等。

4、牺牲长远与整体利益：对个体犯罪者一时的“仁慈”或“机会”，若以社会整体安全环境的潜在退化、公众安全感的降低为代价，无疑是舍本逐末。禁毒领域的“记录封存”争议，正是此矛盾的集中体现。毒品之恶，祸及个人、家庭、社会乃至民族元气，历史教训刻骨铭心。对涉毒行为的任何“松绑”信号，民众基于历史记忆和现实观察（如西方某些地区的“毒品合法化”灾难），产生强烈抵触，是捍卫社会底线的本能反应。

民众的呼声，本质上是呼唤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必须牢牢站稳 “惩恶扬善” 的根本立场，必须优先保障最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整体利益，必须让正义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实现。

四、 历史的回响与永恒的真理

从延安到北京，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始终：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一个社会的健康度，取决于它能否旗帜鲜明地扬善，能否铁面无私地惩恶。

“惩恶”不是目的，而是“扬善”最有力的保障。不惩处贪污腐败，廉洁奉公的善政就无法树立；不打击刑事犯罪，安居乐业的善境就无法实现；不容忍毒品泛滥，健康向上的善俗就无法传承。

古人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维护一个良善清明的社会，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坚如磐石的定力；而纵容恶行、混淆是非，则可能导致社会道德堤坝的迅速崩塌。苏联后期特权阶层固化、纪律废弛、腐败盛行，最终导致理想信念崩塌、政权瓦解的教训，殷鉴不远。

当前，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复杂严峻。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坚守“惩恶扬善”这一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这要求我们的法治建设：

必须扎根中国土壤，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赏善罚恶”、“礼法合一”的智慧，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建设的宝贵经验，而不是盲目移植、套用外来理论。

必须坚持人民立场，立法、司法、执法各环节都应充分倾听和回应最广大人民的正义诉求和安全感需要，法律应成为人民权利的守护神，而非少数人特权的辩护书。

必须保持斗争精神，对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各类“恶”行，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露头就打，决不姑息，以法治的刚性维护社会的清风正气。

小时候邻居大妈讲过一个古老寓言：一日，菩萨途经市集，见一农人肩挑粪桶，汗流浃背，口中连叹生计艰难。菩萨心生悲悯，正欲上前，却瞥见粪桶之中，无数蛆虫正拥挤蠕动，争先恐后欲向外逃。菩萨顿生恻隐，一念慈悲，便施法点化，令诸蛆得化人形。

有言道，今日世间纷乱之象，皆因当年粪中蛆虫，化为人身而来。

这个古老寓言，或许能给我们以另类启示：菩萨心肠固然慈悲，但若不分对象、滥施点化，将“蛆虫”化为“人形”，带来的可能不是福祉，而是世界的混乱。法治工作同样需要智慧与定力，需要明辨是非的“火眼金睛”和捍卫原则的“雷霆手段”。

历史的考题常新，“赶考”之路永无止境。唯有永葆“惩恶扬善”的初心与勇气，坚持真理、坚守原则，以法治的利剑守护善良，以公正的标尺衡量是非，我们才能不断巩固国家的根基，凝聚民族的力量，在复兴之路上行稳致远。

惩恶扬善，是国之发展根本，不可动摇！这既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时代的誓言。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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