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不要为封建王朝招魂

 

如果你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即「国家」绝非超然于社会之上的“公共利益”代表，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的暴力机器——那么，你就不应该在参与当前这场持续甚久的网络争论时，仅仅拘泥于民族主义的表面杀伐或是聚焦当前某些局势的“政治时效性”，而更应当回归到作为一个「新中国群众」必然要回归的逻辑场域之中。

 

除非，你拒绝紧握新中国的价值观，拒绝以「新中国群众」的阶级姿态参与政治话题乃至政治活动。

 

1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纲领性著作中，毛主席曾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形态做出了明确的划分：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地主、贵族和皇帝占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土地。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明白这几句话，就不会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叙事里，一切封建王朝的政治底色都是反动的，都是会在新中国这面照妖镜前现出原形的。

 

纵观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国历史上所有主流封建王朝，尽管在疆域、国祚、文化政策、统治民族构成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政治本质——即“政治底色”——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维护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阶级的剥削与压迫。

 

因此，当以新中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更高阶、更进步的社会形态与政治制度为参照系时，这些封建王朝的阶级本色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其深刻的内在的反动性。

 

这种反动性根植于其生产关系与阶级结构，而非取决于执政集团的民族归属。

 

不论皇帝是男还是女，是老还是少，姓李还是朱、亦或是爱新觉罗、乃至袁世凯蒋介石、甚至侵占我国领土的沙皇尼古拉与英皇伊丽莎白——在拔地而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于阶级层面评判的坐标系中，皆是一路货色的反动派，没有任何争议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此方可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史书长河中，一个王朝社会其特定历史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必然会构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在此基础之上耸立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 。

 

这个理论模型决定了要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本质（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就必须深挖其经济基础，也就是分析其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社会各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

 

因此，如何评判秦汉唐宋元明清的统治集团以及该集团所执掌的朝代本身之性质，土地所有制关系及籍此产生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作用于这些王朝一切政治、法律、文化现象的根本性因素。

 

从唐代实行租庸调制、两税法改革，承认土地买卖和私人占有，到宋代“不抑兼并”国策下土地高度集中，再到元、明、清三代皇庄、官田、地主私田并存，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的历史现实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线：以地主阶级私有制为主体的土地制度，是贯穿整个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地主阶级凭借其对土地的占有，并通过地租、高利贷和国家赋役等多种形式无偿侵占农民的剩余劳动——这种剥削关系是残酷的，它必然激起农民阶级的反抗。

 

因此一部三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一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斗争史。

 

农民起义和战争无论其成功与否，都以最激烈的形式展现了这一核心矛盾，并构成了推动封建社会内部量变与质变的关键因素。

 

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主席既会高度赞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全党深刻领悟明朝中后期统治阶级的骇人腐败与政治反动，也会给予太平天国等清朝时期农民起义运动以崇高评价。

 

如果这还不够直白，那么自革命战争时期至建国之后始终贯穿于党的民族战线的基本思路——既要反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地方民族主义——则毫无保留的展现了推动时代进步的共产党人其史观正义。

 

 

毛主席为什么会反大汉族主义？

 

“大汉族主义”思想植根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中“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尽管历史上不乏“多元一体”的实践，但以中原汉族王朝为正统、视周边民族为“化外”的观念长期存在。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侵略与“民族国家”理念冲击下，中国知识界与政治精英在构建现代国族认同时逐渐陷入困境：究竟是构建一个包括所有民族的“中华民族”（国族），还是走向以汉族为中心的排他性民族主义？

 

清末革命党人中曾一度流行所谓“驱除鞑虏”口号，随后北洋政府与蒋记国民党实际又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均是“大汉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体现。

 

但事实上，回避阶级斗争而只知依赖民族主义，这种政策和思路非但未能团结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反而加剧了民族隔阂与边疆危机，为外部势力干预提供了可乘之机。

 

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言：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

 

作为对比，高度进步的共产党人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就已明确提出：

 

坚决的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至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更具体地提出了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主张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纠正大汉族主义等。

 

“大汉族主义”的本质是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妄图用民族性取代阶级性，从而为旧社会的一系列反动统治集团涂脂抹粉，并在这个过程中分化各民族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群众。

 

如其在《论十大关系》中精辟所言：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

 

直到2014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仍然强调：

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

 

2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又会反地方民族主义？

 

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主席再度专门论述民族问题：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答案就藏在1952年12月号的《新华月报》里，清楚载有1951年时毛主席对少数民族代表团说的话：

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这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

 

从西北红军一路解放回族底层群众、吸收回族同胞入党入军、剿灭各路回族上层贵族，到中央红军在川藏地带一路解放藏羌彝底层群众、吸收藏羌彝同胞入党入军、剿灭各路藏羌彝上层贵族……

 

一览无余，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集团借以拥兵自重鼓吹的“民族主义”，不过是分裂国族统一、加固独立王国、维系其区域内与民族内部的权力垄断罢了。

 

 

1958年3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

 

只要去一趟西藏拉萨的历史博物馆就能明白，所谓“民族主义”真的靠得住吗？

 

那些被上层喇嘛活剥头皮、敲碎筋骨、永世为奴的，哪个不是这些雪域权贵的“藏族同胞”？

 

不要阶级性，而要所谓“民族性”，真的行吗？

 

 

 

 

 

再以很多人以为的“满族贵族一统天下”的清朝为例。

 

事实是：纵使少数民族破关征服、端坐万里江山，其本民族内的底层满族人民同样分享不到一点“统治”的好处。

 

别的不说，就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八旗世袭档书》包含的“佐额册、官职册、爵位册”就能直接证明了旗人内部世袭特权的制度化。

 

这种制度性分化使得仅占旗人总数不足5%的贵族阶层掌握了超过80%的旗地资源分配权，形成了旗人社会内部的统治-被统治结构。

 

尤其顺治年间的圈地运动，更是一场典型的满族贵族对包括满族平民在内的全体被统治阶级最直接的经济掠夺。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研究：

清初的圈地和'投充'（自愿加入八旗系统）政策，详细记录了八旗土地所有权、债务和地主佃户关系。

 

这一过程并非“满族整体受益”，而是呈现清晰的阶级分赃特征：

贵族阶层的亲王、郡王可圈占土地多达数万垧（一垧约六亩），如镶黄旗旗主多尔衮圈占永平府土地达42000垧。这些土地构成王府庄田，由包衣耕种，收入全归王府。

 

而军官阶层如参领、佐领可分得数百至数千垧不等，形成官员庄园；至于下层旗丁如普通马甲、步甲仅分得30-60垧土地，且多为贫瘠边角地。

 

更关键的是，这批土地所有权归属八旗组织，旗丁仅有使用权，不得买卖转让，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农奴制。

 

 

根据《清初禁令与市场开放（1644-1795》记载：

下层旗人因土地不足或贫瘠，大量陷入“典地于民”的境地，向汉族地主缴纳地租，其经济地位与汉族自耕农无异。

 

《大清律例·名例律》“应议者犯罪”条（律文第3条）更是明晃晃的规定：

宗室、觉罗犯罪需奏闻请旨，普通旗人不在此列。

 

据《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的数据统计，大致可绘制一幅数据图表：

 

 

在清朝，不论哪个民族的底层群体，实际上都存在着摆脱不掉的人身依附——

汉族：佃农对地主、雇工对作坊主的依附；

蒙族：属民对札萨克、阿勒巴图对寺院的依附；

满族：包衣对旗主、旗丁对佐领的依附；

 

如此阶级图景造就的结果，就是自乾隆时期开始，满族下层越来越频繁爆发旗丁因无法承受剥削而逃亡的现象，每年旗人逃亡案达数百起，多被抓获后“枷号示众”；部分旗丁甚至冒入民籍，以求经济自由。

 

作为反面，清朝近三百年间，汉族作为所谓的“被统治民族”，汉人上层权贵却早早融入权力体系中枢参与分配利益，并通过垄断资源、土地兼并、武力镇压等方式与满族上层共同压迫盘剥底层各族民众。

 

当然，这里面也有清廷通过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制度安排为汉族权贵提供明确的上升通道和利益保障、从而将其与清朝国运紧密捆绑的诱因。

 

最极致一例便是清初的范文程。

 

作为满族入关初期最重要的汉族“谋臣”，此人深受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皇帝的信任，不仅为清廷制定了诸多“以汉治汉”的方略，更关键的是，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只要忠心为权力服务，即使汉族知识分子同样可以位极人臣、参与最高决策。他的仕途轨迹，为日后的广大汉族读书人画下了一个充满诱惑的“仕途榜样”。

 

 

而赐予范文程“元辅高风”四字“荣誉”的康熙帝，更是敏锐地察觉到“拥汉治国”的便利性，曾下达著名的谕令：

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画一。

 

更不必说之前我在电影《澎湖海战》的评论文章里重点描写的“叛徒”施琅，无疑是满族贵族广泛招揽明朝降官与地方治理汉化的代表性人物。

 

历史事实使人分外失语。

 

满军入关后并未对明朝官僚体系进行彻底清洗，反而大规模地留用、招降了前明官员，引诱进入核心权力圈层。

 

从中央到地方，大量熟悉政务的汉官得以继续任职，这不仅保证了国家机器的平稳过渡，也迅速将庞大的明代官僚地主阶层转化为了清朝反动的统治基础。

 

至清朝中期，在知府、知县一级，汉族官员的比例已占据绝对优势，他们成为了清朝统治深入乡里的直接利益代理人。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分析清初圈地运动时就有直言：

旗地制度下，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共同占有土地，对佃农实行地租剥削。

 

看吧，权力阶层总是很“智慧”的，这种“智慧”在人类文明历史演进过程中从来不以民族的划分而产生分歧，反而总是会在权力需要得到巩固时迎来心照不宣的默契。

 

从顺治帝定都北京后即祭祀孔子，到康熙帝亲临曲阜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再到雍正帝追封孔子五代王爵——清朝皇帝极度喜好通过一系列极具仪式感的国家行为，向全天下人表明：他们非但不是中华文化的“破坏者”，反而是最坚定的“守护者”……

 

满清上层这种不惜拥抱异族信仰的行为姿态，极大缓和了汉族知识分子的敌对情绪，使他们能够从文化认同上接受清廷统治，并心悦臣服与之共同耕耘权势、共治天下苍生。

 

种种制度设计，清廷的满族权贵成功地构建了一个以满洲贵族为核心、以汉族官僚地主为主体的多元统治联盟。

 

汉族精英集团恍然发现：原来自己并不会遭遇镇压，反而有可能继续坐拥既得利益高位。

 

由此延伸的集体思潮便是：与其进行一场前途未卜的“反清复明”的「民族性斗争」，远不如在清廷体制内追求功名利禄、与满族上层一同进行「阶级性剥削」来得实际。

 

于是，清朝三百年，从压制明郑海军的施琅，到血腥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再到频频与域外媾和谋利的李鸿章……

 

数不胜数的汉族权贵阶层加入到了这场表面上是“异族统治”的新王朝秩序中，接连从满族贵族的“对立面”转变为“合作者”，并最终成为其统治秩序最坚实的“支柱”。

 

 

最里面让人不忍直视、难以下笔的，恐怕就是曾国藩的湘军了。

 

九江、安庆、天京三次大规模屠城以及难以计数的小规模屠杀，湘军的暴行几乎可“媲美”清军入关初期的屠杀历史。

 

曾国藩如此做派不仅是对起义者的报复，更是对所有敢于挑战地主阶级权威的底层民众的血腥警告。

 

这毫无遮掩得体现了“满汉上层联合统治集团”的本质：在面对共同的阶级敌人——底层反抗者时，民族分别可以被暂时搁置，阶级利益则成为权贵联合行动的最高准则。

 

 

汉族精英，就这样成为了绞杀汉族农民起义最得力、最凶残的刽子手。

 

不言而喻，清廷这座宏伟的“多民族统治大厦”，其地基之下埋葬着同样是多民族的亿万底层民众的血泪与骸骨。

 

3

 

列宁曾深刻地指出：

 

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的文化。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大俄罗斯地主、神父、将军们的文化......还有一种大俄罗斯的文化，它表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上......

 

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本质上是阶级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压迫的根源在于阶级剥削制度。

 

也正因此，统治阶级常常利用民族矛盾来掩盖或转移阶级矛盾，以维护军政统治。

 

无论皇帝姓李、姓赵、姓朱、姓爱新觉罗、姓孛儿只斤，也无论他统治的区域是整个偌大的国家还是狭小的一座山区，只要他坐的龙椅是建立在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这个基础上，他就必然是剥削体制的利益总代表和最高维护者，必然无法动摇封建的反动底色。

 

这就是共产党人、尤其毛主席本人力主同时反对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要义——本质上，这二者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

 

1953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其中重点着墨：

 

要同时纠正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十年后，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毛主席提出了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

 

 

1941年9月，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延安民族学院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得以创办，这是专门为了培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少数民族干部」而创立的第一所干部学院。

 

学院第一次招收了蒙古族、回族、苗族、藏族、满族、彝族等各族青年三百多人，其中蒙古族占40%，回族占20%，藏族和彝族各占4%。

 

解放战争中，从1947年5月至1950年8月，蒙古族骑兵参加党领导的大小战斗六百多次，歼灭国民党反动派两万多人，缴获战马两万多匹、各种枪支一万多件，为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许多蒙古族党员干部在革命岁月中脱颖而出的同时，也实现了蒙古族社会摆脱草原贵族的封建统治、彻底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

 

恰如毛主席1949年11月给彭老总的指示中强调：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新疆、宁夏、青海和陕西等西北各省省委以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

 

根据这一指示，青海在创办了少数民族青年干部训练班，新疆在次年开办了民族干部培训班——根据1950年10月的数据显示，在新疆正副专员县长165人中，民族干部就达到了107人。

 

1950年11月，政务院审议和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毛主席也于11月30日在这两个方案上作出批示。

 

随后，全国先后创办了西北、中央、中南、西南、云南、青海、广西、广东、贵州以及西藏共十所民族学院。

 

至1978年，全国少数民族干部达到96万多人，而这十所民族学院培养的毕业生就有9.4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干部。

 

在火红的革命年代，党培养的少数民族一方面竭力维护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大力引导本民族自治区域融入社会主义社会与阶级斗争版图。

 

 

80年代之前，内蒙古草原上曾回响着多曲红心滚滚的爱国圣歌，比如1951年蒙古族作曲家美丽其格创作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毛主席和共产党，抚育我们成长。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

 

还有蒙古族作曲家阿拉腾奥勒于1967年创作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亲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啊，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只有阶级的团结，才能带来民族的团结。

 

 

新疆乌鲁木齐雅玛里克山，我国最早的毛主席雕像，建于1952年

 

也就是毛主席说的：

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在我国，要搞好民族团结，中心是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

 

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1955年10月，乌鲁木齐，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4

 

应当说，今时今日某些剑拔弩张的争论，以及争论双方彼此互不相让，我个人是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的。

 

不论是死灰复燃的大汉族主义，还是沉渣泛起的地方民族主义，本质上都是时代风气的政治性颠覆所造就的。

 

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党在自治区的领导被弱化、阶级教育被淡化、党性培养被弃化，其结果就是使得各种黑恶势力插入了体制内，造成了全社会的黑污糜乱。

 

在不同地区，这种黑恶势力的表现形式与执行团伙各有地域特色。

 

在东北地区，它是黑社会与邪教；在华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它是黑社会；在东南沿海地区，它是高利贷（1984年温州开办了新中国第一个钱庄）与不正当商业竞争（走私、投机倒把）。

 

而在新疆、西藏、内蒙，自然就是我们熟悉的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

 

需要看到，凡是党性弱化、党的领导被压制，那么就一定会导致境外力量的插足。

 

只不过在疆藏蒙之外的内地地区，帝国主义并不谋求你独立，仅仅需要你甘为买办即可；但在疆藏蒙，由于涉及「宗教」这多一层元素，帝国主义则疯狂地通过歪曲宗教释义来煽动地区独立、脱离出中国。

 

因而，观察和分析边疆民族问题，必须要看透根本：一切乱象的根源是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教育，使得文化斗争（民族斗争）的导向，凌驾于阶级导向。

 

原本，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共产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螺丝钉，都在毛主席和党的带领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然而某一天，突然一夜之间“你是汉族，我是维吾尔族，他是蒙古族，她是哈萨克族……” 

 

大家产生了「区别」。

 

这种悲剧，亦是苏联解体之历史教训。

 

1990年5月，以蒙古族居多的图瓦共和国在西方煽动下爆发反俄、反苏、反共的骚乱，导致88人死亡，当时的口号是：

 

俄罗斯人，留下来给我们当奴隶！……给你们一周期限搬走，否则消灭你们！

 

1991年的冬天，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坍塌。

 

此后在社会主义垮台后的前十年，俄罗斯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也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大工厂，却有成千上万的现代企业被关闭、被偷抢一空。

 

这其中就包括图瓦、布里亚特、卡尔梅克、阿尔泰四个蒙古族自治共和国，抢劫、斗殴、偷窃如家常便饭。

 

90年代，整个俄罗斯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民族分裂、种族冲突、恐怖谋杀，国家解体使得两千多万俄罗斯人被迫留在“境外”，几百万人流离失所，仅塔吉克斯坦由于社会和民族冲突就死亡六十万人，上百万人背井离乡。

 

 

剧变后的十年间，各种涉及民族问题的犯罪、尤其是重大流血犯罪案件剧增。

 

整个90年代，俄罗斯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十万。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人被杀害，平均每十万人口有一千个犯人。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犯罪率。

 

此时，早已把斯大林同志拍翻在地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哈萨克人、蒙古人……根本不会想起这位苏共的领袖早在《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中就曾有过严肃的警告：

私有制和资本必然使人们离散，燃起民族纷争，加强民族压迫，而集体所有制和劳动人民却必然使人们接近，去除民族纷争，消灭民族压迫。

 

没有民族压迫，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同样，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没有民族自由，社会主义的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我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藏疆蒙在内的边疆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高挂毛主席头像。

 

以新疆来说，有个维吾尔老人叫库尔班·吐鲁木，曾背着百斤馕饼、千里进京问候毛主席。

 

 

像新疆话剧团1959年的音乐话剧《步步跟着毛主席》以及它的主题歌《萨拉姆毛主席》（您好，毛主席），都是那一阶段新疆文化繁荣、民族和谐的标志。

 

能够凝聚起各族人民的，只有党，只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只有毛泽东主席。

 

 

但是到了80年代，随着一系列颠覆性民族政策的出炉，少民特权和民族主义重新抬头，进而又反向激起汉族群众的不满。

 

总之，「毛泽东」这面象征党、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信仰的旗帜，逐渐在各个边疆地区被淡化，问题也就随之出现。

 

1980年3月14日至15日，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于同年4月7日以中央名义转发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次会议是80年代民族政策转向的标志性事件，其精神不仅深刻影响了西藏，也在全国其他民族地区产生了示范效应。

 

也是在那一年，有领导跑到西藏去演讲“汉族干部不要赖着不走”，结果直接引发了第二年拉萨的混乱……

 

到1982年，在藏汉族人口已降至9.2万人。

 

短短十年间，汉族人口净减少超过四万人，降幅高达33.6%。

 

这种在没有大规模经济衰退或自然灾害情况下的和平时期人口逆转，清晰地反映了政策的巨大威力。

 

在“汉族干部完成历史使命” 的口号下，大批在西藏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经验、熟悉当地情况的汉族干部离开了岗位。

 

与此同时，藏族干部的数量和比例得到显著提升 ，实现了干部队伍构成的所谓“民族化”目标。

 

1984年，“两X一X”民族政策出炉，这就不多赘述了。

 

在贵州，麻江县的少数民族干部比例从1980年的45.2%飙升至1984年的60%；到2001年，贵州全省的民族干部已占干部总数的32.2% ，在乡镇党政正职领导中，少数民族干部占比更是高达56.66%；

 

在云南，到2002年底，少数民族干部占全省干部总数的26.3%，但在地、县两级的党政领导班子中，比例分别高达42.2%和38.9%；

 

在内蒙古，有数据显示蒙古族干部占自治区干部总数的近50%；

 

在甘肃积石山县，到1985年，少数民族干部已占干部总数的44.96% ……

 

80年代，禁谈阶级矛盾，于是只能用民族矛盾去混淆试听、以次代主，造成的结果就是用“取悦式让利”来解决社会矛盾，最终酿成思想混乱和一系列社会悲剧。

 

还是以新疆为例，2017年以前，新疆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人口生育政策曾存在着显著差异。

 

按照2003年新疆颁布实施的计划生育条例，第三条“实施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每个公民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所以无论是否是少民，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控制生育问题上的立场是相同的。

 

但在第十五条中又明确了不同民族、城乡、牧区享有不同的生育政策：城镇汉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一个子女，少数民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汉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

 

1984年，新疆的清真寺还只有9000多座，而到1995年以后这个数字已大幅上升，到2015年已接近25000座。

 

至2015年，共有小学4159所、中等学校1973所、普通高等学校32所，各类学校合计仅6464所；同样是截止2015年，各类卫生机构7238个，其中各类医院1629有所，学校和各类卫生机构相加也仅13402所——对比清真寺的数量，真的让人后背发汗。

 

2021年CGTN的纪录片也让我们看到了，正是在这一阶段，新疆高层的严重腐化，为极端思潮与暴恐势力打造了温床。

 

 

除此之外的，还有从太平洋上刮来的自由化、私有化风潮，也席卷进了看似边陲的新疆。

 

以著名的喀什棉纺织厂为例，自1958-1999年，喀什棉纺织厂的性质都是国有企业。但从1999年至今，企业已被不同的承包商承接，其事实性质为私营。

 

新疆诸多国营企业的解体带来了两个恶果：

 

第一，从2000年到2014年私营企业时期，企业领导层仅是由内地投资方的汉族构成，来自内地的汉族投入了大量资金，在买断工厂使用权限的同时，也买断了管理者的职位空间，这造成了相当大的民族矛盾，让维吾尔族同胞在三股势力的教唆下产生了“被汉族打压”“维族要反抗”的邪念；

 

第二，国企解体，造成了大量维族工人的下岗，还是以喀什棉厂为例，1959年建厂时有1522工人，到1999年达到顶峰6766人，到2003年不断精简人数降为2227人——大量无所事事的下岗工人从90年代末开始流入内地，但又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文化隔阂等原因，被一切唯资本论的内地社会排斥，最终酿成了流落街头的、全国性的所谓“新疆小偷泛滥”恶像。这其中，随着南方系媒体大搞地域歧视的推波助澜，新疆的形象又进一步恶化，民族矛盾进一步升级……

 

过去那些年，我们在治理边疆时总是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了文化层面，还是没有大大方方地将重新确立党的绝对领导、重新确立边疆共产主义教育、重新确立公有制经济，作为治理边疆地区之首要。

 

这是舍本逐末。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在与王卓超等人谈话时有言：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

 

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

 

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还是那句话：只有阶级的团结，才能带来民族的团结。

 

 

建构「国族认同」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团结进步的根本前提，也就是：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这里的「人民」、「国家」、「民族」当是一体的，利益来源一体，政治取向一体，文化路线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而想要实现社会全架构的一体化即全民族的「国族认同」，只有通过实现破除阶层的阶级共同体以完成。

 

反之，便是晚近四十年来的乱象丛生。

 

域外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势力也好，境内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文化买办分子也罢，实际只是喽啰宵小之徒尔，其根子在于土壤，在于制度，在于意识形态。

 

 

文艺界之“京圈”

 

“京圈”满族中的英氏家族，文艺界过去二十年“满蒙治汉”的清宫戏、清朝题材影视剧大肆泛滥的源头

 

跋

 

人终归是社会性动物，需要通过报团取暖以寻找身份认同。

 

当阶级团结被无情打碎，所谓“民族团结”以及由此衍生的民族对立，必定会乘虚而入。

 

最终，不同的族群们只能要么去找汉唐宋明以寻求认同性，或是向元朝讨要凝聚力，亦或是在清史里翻拾归属感……

 

总之，曾经紧紧拥抱的阶级集体，解体了。

 

因而，或许本文标题的《不要为封建王朝招魂》还不够全面，应当再加上一个后缀：

 

不要为封建王朝招魂——更不要逼得人们不得不去为封建王朝招魂。

 

 

作者：欧洲金靴    来源：金靴炮打鼕宫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