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如何在立法中体现人民性？是否可以从四届人大得到一些启示呢？

 

李克勤（jixuie）题记：由于四届人大代表多数来自工农兵，除工农兵以外的代表，也是经受了考验的其他代表，因此可以说四届人大的代表，绝大多数是可以代表人民的，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

 

 

《宪法》“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宪法的立法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说是宪法的立法者。

 

01

—

1975年四届人大工农兵代表占72%

 

1975年1月13-17日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当时全国老百姓是怀着极大热情关心这一次大会的。我当时已经上小学五年级，对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对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名单特别感兴趣。会议开过之后，新闻舆论重点宣传“四个现代化”。再后来，有位研究历史的学者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四届人大代表的结构组成，其中工农兵代表占到72，工农代表超过全部代表的一半。

 

这样的立法者，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是否会后无来者呢？无疑这是需要努力奋斗的。

 

到了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的时候，人民代表中超过50%是来自基层工农先进分子，陈永贵、吴桂贤这样的工农干部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李素文这样的普通商业工作者当上副委员长，像他们这样的干部在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事业，有一大批，各级革命委员会就是老中青三结合，各大中小学都有工人宣传队、贫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这在全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什么样的人成为立法者，与立什么样的法，这中间有何必然联系？

 

这算不算人民当家作主的立法程序保障呢？

 

有了这样的保障，老百姓自然就会为何会全身心投入到四化建设中来，对不对？

 

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强国强军的战略，因为是毛主席领导的，所以老百姓会全身心投入。

 

换一个说法，只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工作，老百姓就会这么去做。

 

在新中国的文化氛围里，这已经是全体普通老百姓的习惯。

 

如果真要解释一下也可以。

 

例如强国，老百姓认为那强的是自己的——自己可以当家作主的国家，而不是像旧社会那样，国家有什么好的东西似乎与老百姓无关，而国家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遭殃的却首先是老百姓。

 

强军，是让老百姓的子弟兵拥有更加强大的武器装备，从而更好地保卫自己的祖国。

 

毛主席领导的国家、军队，都是属于人民的，老百姓可以在这样的国家里安居乐业，不用担心看不起病，不用担心上不起学。

 

老百姓真真切切保卫国家当作自己的事情来看待，所以那个时候参军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情。

 

不管是那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参军，那么这一家就成了军属，就会享受优惠待遇——拥军优属是自然的的社会风气。

 

每逢节假日，基层居委会肯定首先要去慰问烈属、军属的。

 

农村人民公社也是一样。

 

城乡中小学生，平时都会主动地去为烈军属排忧解难——做好事。

 

那个时候各行各业的人为国家为集体无私奉献，不求回报，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因公负伤，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

 

那个时候，毛主席策划构建了一个包括所有人在内的革命大家庭，别说是因工受伤，就是平时生病了，单位都会派人前来慰问。

 

我1973年上半年曾经因病住院，我的班主任魏老师和少先队辅导员蔡老师还到医院里来看望我，出院后老师利用业余时间给我补课。我母亲为感谢老师，买了点礼品让我带给老师，还给退了回来。

 

所以，我那个时候和所有学生一样，是真心为革命而勤奋学习的。

 

一直到1980年上大学，我和我的同学们一样，依然是怀着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学习的，因为我们亲身感受到那是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

 

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我们在其中感受到参与过程的快乐，我们又是理所当然地结果受益者。

 

什么叫事业？事业不同于职业。

 

职业是挣钱的，事业则是超越职业的。

 

毕竟对待职业，和对待事业的态度会有区别，常常有很大区别的。

 

区别在哪？

 

这是个问题。

 

这里只是强调一下，中国古代先贤对事业的界定是：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我把这段话前四句归纳为道器变通，后面那一句就是解释事业的。

 

以王铁人为代表的大庆人是事业型的，是超越了职业型工匠的，属于有着高度共产主义觉悟和情怀的中国工人阶级。

 

工匠精神也是好东西，但能否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相提并论呢？

 

职业工匠，在旧社会也有，那能与王进喜这样的工人阶级优秀代表相提并论吗？

 

唯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样的工人阶级队伍，才能真正把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有机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想法说法做法集中体现出他们的“三老四严”作风，在毛泽东文化里他们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他们自觉的集体行为，必然就推动中国工人阶级独特的道器变通。

 

到了毛主席晚年，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毛泽东文化，这个时候解放军也可以叫做工人阶级的队伍，那个时候叫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就是工人阶级。农村贫下中农，因为人民公社化了以后，也越来越接近工人阶级了。社会上其他的如机关干部也要经常参加劳动，密切联系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一样，或者到“五七”干校学习，或者参加各种各样的与工农在一起的劳动锻炼。

 

毛主席领导的队伍，越来越工人阶级化了。工人阶级是领导者，也是被领导者。那个时候来自基层工农兵，即使走上党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这样的领导岗位，也继续在原来的工作单位拿工资，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这都是很正常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文化习惯。

 

这是毛主席带头——以身作则进行的深刻思想革命所导致的道器变通之变，扎根于老百姓，来源于老百姓的革命性变化。

 

任何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为全体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其乐无穷，因为每个人都在其中，这是高层次的为自己——为己与为人在事业里达成了高度统一，社会正趋于这样的状态——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不是？

 

请注意毛主席的思想、理论，再到立法，这样由道而器，就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成文的东西——合理化的规矩定了下来，同时有那么一大批既是来自群众，同时又不脱离群众，并且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各级干部，来实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运行状态呢？

 

这种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多高？

 

这样的文明难道还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吗？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不够大吗？

 

这样的优越性，难道不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由亿万人民创造的吗？

 

从亿万人民中选拔出来的像王进喜、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这样的干部，还有四届人大的工农兵代表，他们作为国家的立法者，作为国家的管理者，会是怎样的呢？

 

这还需要说吗？

 

这一切，都是需要从四届人大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里深入感悟的。

 

02

—

四届人大的方法论意义

 

1975年1月13—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就是通常说的四届人大在北京举行，1月18日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19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两个重要报告都很短，分别约3000字和5000字——都短得出奇。有个说法，当时周总理病重，毛主席说周总理的报告就以5000字为限。看来这个说法需要深刻感悟。实际上，这是毛主席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情况，向世界倡导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一种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方式，这是与烦琐哲学（经院哲学）告别的哲学方法论。

 

 

 

（一）

方法论上革除烦琐哲学

 

毛主席不止一次表达了对烦琐哲学的厌恶。毛主席对讲话（作报告）、写文章有个基本要求，就是6个字——准确、鲜明、生动。

 

延安时期，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里有这样的说法流传很广：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

 

1964年2月13日，春节。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开座谈会，毛主席就教育问题发表讲话。

 

他说：

 

 

毛主席这里把烦琐哲学与旧教育制度摧残青年的那一套联系起来，也许今天我们体会更深。

 

精通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对烦琐哲学的定性，可谓高屋建瓴。

 

烦琐哲学，在西方也叫经院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有这样的说法：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毛泽东文化有个维度——易，有两层含义，在道层面的思维上讲究变易思维，也就是不僵化，不走极端，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在道器变通之根上，力戒“绝对真理化身”的思维方式；在器层面的方法上力求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所以毛主席的三法（想法说法做法），对于普通人民群众而言，绝大多数是易识别、易认可、易实践的，是三通（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请注意，不能说毛主席的话，所有都是易识别的，因为在器层面讲，毛主席的话多数是易识别的，但从道层面讲，我们还没有，还不能完全深悟其道，还需要继续革命——继续感悟。

 

毛主席提供给我们的方法论是易识别、易认可、易实践的，这与烦琐哲学是对立的。

 

（二）

四届人大：

开会方式有革命性道器变通之变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报告是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这是一篇光辉的经典的文献，毛主席在里面明确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位为我党唯一宗旨。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口头报告”，这似乎表明毛主席没有照着稿子念报告。

 

这是毛主席开会文化，第一次在党代会上的实践。

 

如果开会是一个人在台上讲，别的人在台下听，边听边记，这不是毛主席的做法。

 

后来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有这样一个说明：“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

 

这是开会方式，开会文化的进一步探索。

 

果然，七千人大会，在毛主席主导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经过之后两次党代会的进一步实践，到了1975年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毛主席对开会方式的指导，达到了如火纯青的地步——名副其实的无为之道。

 

这个时候，一批像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这样来自基层的工农干部，走上了治国理政的舞台，同时又不脱离原来所在单位，在制度上保持普通劳动者本色。

 

四届人大《新闻公报》（1975年1月17日）里有这样的说法：

 

【在筹备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全国经过广泛的民主协商，反复讨论，共选出代表二千八百八十五名。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二千八百六十四人。他们当中有产业工人、农民、其他劳动人民、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归国华侨的代表。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妇女占百分之二十二以上。五十四个少数民族都有代表参加。参加大会的还有十二名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许多代表是在......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充分体现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兴旺气象。】

 

有位历史学者核实，四届人大工人代表占28.2%，农民占22.9%，工农两个加起来的占比是51.1%，也就是说到了1975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由宪法规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直接从基层工农中选出来的代表就占到了全体代表中的一半以上了。

 

请注意，另外的那一部分代表，好多也是在机关、部队基层工作的同志，即使处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也是要自觉接受普通群众监督的。

 

列宁指出：

 

【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逐渐与各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引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内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困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1918年3—4月（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25页）

 

这样的状况可否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人民当家作主呢？

 

走到这一步是不容易的，是毛主席毕生奋斗的结果。

 

毛主席从年轻时候开始，就对国家管理作系统研究，后来国共合作时期，在孙中山领导的民国政府里，毛主席担任过要职，再后又在中央苏区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首任主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全局工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到老人家1976年逝世，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始终都没有离开过人民政府的管理，老人家对于人民当家作主是从道层面的信念，在精神领域来思考、研究、探索的，同时又在道器层面按照党领导人民制定国家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党还要带领人民继续革命——不断完善宪法，使宪法不仅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还要为人民当家作主起到实质性的保障作用，这样来展开实践探索的。毛主席领导的国家管理方式，超越了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方式。毛主席领导人民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方式，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一直都十分关注，并且他们也在悄悄学习借鉴毛主席的一些做法。而毛主席这一系列想法说法做法的起点在哪呢？归纳起来，就是老人家自己说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是从道器变通之变来分析得出的结论，变为道器变通之源，这个源是与根有所区别的，是在有道器变通之根之基之后的源。也就是说，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一个大前提就是要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勇气，唯有此等勇气，才可能把想法说出来，变成做法，也才能让多数人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也才有事实上多数人的道器变通。反之，一切就是空谈，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那种情况——很多说法也说得通，可就是行不通。

 

任何人可以对过去的实践挑毛病，但对于过去探索是完全否定好呢？还是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对前人的探索，哪怕对于探索中的失误也是批判的吸收好呢？

 

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一命题，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文化里的确有迷信基因，现代迷信是什么？要不要破除呢？不破除现代迷信，能否解放思想？这些都是真问题。

 

四届人大，毛主席没有到会场，但那次会议是毛泽东文化的集中体现。

 

没有毛主席的指导，那两份“报告”能那么短吗？

 

李克勤后记：四届人大正式将“四个现代化”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这背后的道是不能不深悟的，决不能仅从器层面来理解。如果国家战略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道变，那在器层面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也是必然的，对此不需要多说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报告不在长短，能解释世界，有利于改造世界就行，是不是？

 

谁喜欢烦琐哲学？谁不喜欢烦琐哲学？这是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烦琐哲学是否和愚民政策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包括四个现代化战略在内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四届人大从立法上作了大胆探索，其中立法者，即人民代表的资格问题，今天是不得不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

 

如何才能让法律体现人民性，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与另一个问题直接相关，即如何保证立法者即人民代表名副其实？因此认真总结四届人大的经验，具有现实意义，是不是？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济学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