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政党兴衰历史规律，不断推进思想理论创新，自觉激发自我革命无畏勇气，始终心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带领全党培育了以锐意进取、清正廉洁、实事求是、团结统一、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延安作风”，打败了以消极懈怠、贪污腐败、空谈虚学、派系斗争、奢靡享乐为标志的“西安作风”。“延安作风”的胜利，积累了以坚持斗争精神、践行群众路线、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纠树结合、抓好干部队伍为内容的党风建设宝贵历史经验，对新时代推进党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一语，最早出自1940年初秋毛泽东与马列学院干部邓力群等人的谈话，反映了党在延安时期推进党风建设的战略眼光和丰硕成果。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重温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他郑重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深入探讨“延安作风”与“西安作风”的根本分野，分析“延安作风”胜利的原因，总结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进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确保党始终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具有重要意义。
一、“延安作风”与“西安作风”的根本分野
“延安作风”与“西安作风”揭示了延安时期国共两党作风的不同表现。深入探讨两种作风的本质区别，为理解“延安作风”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思想作风：锐意进取与消极懈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的锐意进取的思想作风打败了国民党消极懈怠的思想作风。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党员数量激增，党内面临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迅速滋长的挑战。1935年，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指出：“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为了纯洁党组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提升党员和干部的党性修养，以实现全体党员在组织上、思想上全部入党。这场历时四年的思想洗礼涤荡了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残余，极大地夯实了全体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思想统一、信仰坚定、组织团结，凝聚力和战斗力空前高涨。延安整风运动“使我党在思想基础”方面“立于不败之地”。
反观国民党，其建党之初奉行的三民主义纲领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逐渐走向异化。国民党政权逐渐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彻底背弃了三民主义精神内核，从建党之初的意气风发走向了腐朽堕落。正如毛泽东指出：“三民主义不过口头禅，而有真正实行之者，不笑之曰多事，即治之以严刑。由此怪象丛生，信仰扫地。”1938年3月29日，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蒋介石也断言：“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
（二）工作作风：清正廉洁与贪污腐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清正廉洁的作风，打败了国民党贪污腐败的作风。毛泽东对腐败十分痛恶，坚决推进反腐败斗争，革除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积弊。1940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中，赞扬了延安地区“十个没有”的优良作风，其中为首的就是“没有贪官污吏”。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对比了国共两党作风，指出贪污腐败、廉耻扫地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清正廉洁、以身作则是共产党区域的特色。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专制独裁统治为党内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1940年，毛泽东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揭露了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作风：“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对此，蒋介石也深感忧思：“为什么（革命）还未成功？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主观条件不够。现在多数人民称革命是什么呢？是虚伪！是假革命！这些人很自私，他们把革命说成是升官发财。”
（三）学习作风：实事求是与空谈虚学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实事求是的学风，打败了国民党空谈虚学的学风。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要求全党深入实际，系统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号召全党把马克思主义“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推进干部学习制度化。关于干部教育的内容，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要以中国革命问题为学习的中心任务，摒弃孤立静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毛泽东的不懈努力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在全党逐渐树立起来。
反观国民党，作为其官方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曾一度起到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然而，蒋介石上任后，为了恢复传统伦理秩序，维护专制统治，将三民主义与儒家传统伦理相结合，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尊孔复古。这种“儒化三民主义”强调盲从领袖意志，压制理论创新，导致思想僵化。在1944年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次会议上，孙中山之子孙科指责三青团的政治教育方法是用死记硬背来灌输三民主义，认为三青团青年“差不多都成了木偶……他们学得最好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当提到，或者仅仅涉及最高领袖（指蒋介石）时，就喀嚓一声立正”。
（四）组织作风：团结统一与派系斗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加强组织凝聚力，锻造了团结统一的组织作风，而国民党深陷派系斗争的困境。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学到了如何团结自己的许多方法，已经老练得多了。”这一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洞见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得到升华。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大会阐明了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首次在制度上将其确立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标志着党的组织原则趋于成熟，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深陷派系斗争的泥潭，严重削弱了自身组织凝聚力。国民党不仅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其内部还盘踞着官僚买办资本集团和地方军阀势力。此外，国民党政权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四大家族”来维系统治。国民党内部复杂的结构决定了党内利益冲突的必然性，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组织凝聚力。正如毛泽东所剖析的那样：“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严重影响了国民党的组织凝聚力，加速了政权的覆灭
（五）生活作风：艰苦奋斗与奢靡享乐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打败了国民党奢靡享乐的生活作风。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党中央审时度势，在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成为响彻边区的口号。党政军机关、学校、部队及广大根据地群众，都纷纷投入大生产运动中。大生产运动不仅保障了边区的供给，而且极大地磨炼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会着生产，这样一来，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到陕北采访，记录了毛泽东的真实生活状况：“毛泽东夫妇的奢侈品基本上也就一顶蚊帐（和周恩来一样）。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和普通红军战士完全一样。他做了十年红军领导人，曾无数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但他自己的个人的财产只不过一卷铺盖，一些随身衣物——其中有两套还是棉布军装。”这正是我们党在艰难时刻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
共产党艰苦奋斗之风同国民党奢靡享乐之风形成鲜明对照。1940年，陈嘉庚来到延安考察，毛泽东用自己在窑洞前种的豆角、西红柿外加一只老乡送来的母鸡宴请了这位贵宾。而在此之前的重庆之行中，蒋介石却花费800银元设宴招待，山珍海味，极尽奢华。两相对比，陈嘉庚不禁感叹：“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二、“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历史动因
延安时期，毛泽东带领全党以“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远非一场简单的党派竞争，其本质反映了共产党在政治文明形态上对国民党的历史性超越。探究“延安作风”何以制胜的深层次动因，能够为我们理解过去、映照当下、启迪未来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一）科学把握政党兴衰历史规律
延安时期，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党以“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其善于洞察政党兴衰沉浮历史规律，牢牢掌握历史主动。一方面，毛泽东善于从党史中总结经验。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毛泽东主持编排了党的重要文献集《六大以来》，呼吁全党在学习党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在《学习与时局》中，毛泽东提出学习历史应从历史背景出发，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分析错误。另一方面，毛泽东注重吸取苏共和国民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他指出：“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1940年，毛泽东在《向国民党提出的十点要求》中揭露了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展现了中共的抗战担当。
国民党政权垮台后，蒋介石曾在他的日记中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干部腐败、人心涣散、纪律废弛等表层伦理现象。他这种将历史失败归因于个体或群体道德失范的认知，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史观，回避了政权本身的政治责任，更模糊了对历史规律的清醒认知，暴露出蒋介石始终未能从根本上理解政党兴衰的深层逻辑。这一思想认知层面的局限，注定了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必然结局。
（二）不断推进指导思想理论创新
一个政党越是发展壮大，就越是一刻也不能没有创新理论以统一思想、指导实践。始终以充满生机活力的理论为指导是“延安作风”胜利的密码。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生动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作风，怎样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的问题，为党风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引。红军到达陕北初期，《实践论》《矛盾论》为党风建设奠定哲学基础。全面抗战初期，《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任务的阐述为党风建设摸索前进提供方向。抗战中后期，《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标志着党风建设的全面展开。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建党以来党风建设的经验教训。抗日战争胜利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聚焦转折阶段的形势与任务，为党风建设持续推进提供新指引。由此看出，延安时期党风建设和党的理论创新始终是同频共振的。理论创新推进一步，党风建设就前进一步。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孙中山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发展为体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思想的“新三民主义”，展现了国民党理论创新的活力。孙中山逝世后，由于国民党内各派系对三民主义莫衷一是，致使国民党陷入了严重的思想纷争，其内部组织向心力逐渐动摇，执政合法性危机不断加剧。国民党进步人士蒋子英更是直接指出：“数年来把主义弄得暗然无光，毫无一些发见。”
（三）自觉激发自我革命无畏勇气
坚持自我革命就是“延安作风”最雄厚底气的来源。“延安作风”之所以能打败“西安作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具备刀刃向内的勇气，在推进自我革命中不断清除党内消极、萎靡的因素，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党内生态。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廉政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制度建设上，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规定。廉政教育上，毛泽东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入整风运动文件，警示共产党人不要犯李自成那样的错误。民主监督上，毛泽东充分发展民主政治，在边区建立“三三制”，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保障人民享有选举权与监督权，监督共产党人勤政廉政。
尽管蒋介石对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有所忧思，曾在国民党内部开展革新运动，但是革新运动始终缺乏彻底性。1931年至1937年，国民党监察院查处的贪污案件涉及贪官污吏达69500余人，但最终被移送司法机关并定罪的官员仅268人，受到如罢免官职等实质惩戒的官员仅有13人。此外，蒋介石对于亲信孔祥熙等人的腐败行为包庇纵容，致使上行下效，党内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由此看出，“西安作风”形成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国民党缺乏自我革命的勇气，管党不力，治党不严，最终被人民抛弃。
（四）始终心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向背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基础、最核心的来源。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肩负民族复兴历史重任，着眼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带领人民坚持不懈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凸显了党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这正是“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重要原因之一。1945年4月23日，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发表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揭露了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虚伪与反动性，宣告了党争取光明前途的任务。“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面对这样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强调，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蒋介石执政期间虽以三民主义的忠实继承者自居，实则构建了一整套服务于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正如毛泽东指出：“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
三、“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毛泽东以“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历史经验，至今仍是我们推进党风建设的思想资源和宝贵遗产。
（一）坚持斗争精神，发挥历史主动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尚未成熟，党内出现的左和右的错误给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毛泽东始终坚持斗争精神，在不断同党内错误思想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培育起党的优良作风。
全面抗战初期，党内出现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路线，严重损害党的团结统一。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清算了王明的错误思想路线，并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行径，维护了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皖南事变爆发后，面对项英的右倾主义错误，毛泽东在194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增强党性，反对独立主义错误思想路线的问题。大会最终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鉴于党内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余波仍存的情况，毛泽东于1942年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了长期以来党内尚未被肃清的不良思想风气，使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召开。党中央系统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经历的重大思想斗争，重点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和右错误思想路线进行了批判，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将整风运动的成果制度化。由此看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问题意识，坚决同党内错误思想路线作斗争，为培育党的优良作风奠定了基础。
（二）坚持群众路线，贯彻根本宗旨
延安时期，毛泽东践行群众路线，坚持党风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
一方面，毛泽东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延安时期，毛泽东始终站稳人民群众的价值立场，以持续改善党的作风，不断提升党的执政水平来更好地践行党的宗旨和使命。另一方面，毛泽东紧紧依靠群众力量推进党风建设。在《〈农村调查〉的序和跋》中，毛泽东总结了自身开展调查研究的经验，强调了向群众学习的重要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此外，毛泽东注重发挥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依靠群众检举惩治贪污腐败分子，肃清党的队伍。正如毛泽东在“窑洞之问”中回答的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让人民监督政府。
（三）树立系统观念，坚持内外兼修
延安时期，毛泽东坚持系统观念，善于运用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党风建设，这是延安时期党推进作风建设的有益经验。
思想教育上，为适应党内教育的需要，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党中央到达陕北初期就着力创办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等一大批学校。在理论学习上，党中央将在职干部分为四类，建立各类学习小组，定期开展学习讨论会和学习成果检查，引导全党同志加强学习，筑牢党性修养。制度建设上，党中央制定了系统全面的制度法规。在工作方面，党中央出台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制度。在学习方面，党中央制定了《中共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加强党的领导、维护组织团结统一方面，党中央出台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规定。中共七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从思想、组织、纪律等多方面构建了严格的党员规范体系，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
（四）注重纠树结合，培育清朗风尚
延安时期，毛泽东善于通过纠树结合的方式改善党的作风。一方面，广泛宣传和弘扬党内优良作风，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生态。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赞颂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共产党员树立起精神旗帜。1944年，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报告中高度赞扬了张思德的人民情怀和牺牲精神，并提出要发扬这种表彰制度，引领全党同志看齐。此外，毛泽东本人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以崇高的精神风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
另一方面，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进行自我革命，扫除党内作风的顽疾弊病。延安时期，尽管我们党没有提出自我革命这一概念，但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自我革命的有效方式。正如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善于运用反面案例警示全党严于律己，其中最典型的是“黄克功案”与“肖玉壁案”。1937年，对于黄克功的逼婚杀人案，毛泽东在《给雷经天的信》中坚决主张严惩红军将领黄克功，并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1941年，劳苦功高、身上有80多处伤痕的老革命肖玉璧因贪污腐败被判处死刑，毛泽东深感痛惜的同时，完全拥护法院的死刑判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坚定立场有效遏制了边区贪污腐败问题的蔓延。
（五）淬炼干部作风，强化表率担当
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对于党和革命的重要意义，注重以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引领全党作风建设。他强调：“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对于干部应有的作风，毛泽东指出：“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延安时期，党中央建立并完善干部培养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忠诚担当的干部，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奠定基础。在理论学习上，通过广泛创办延安大学、陕北公学等一大批干部学校、系统化开展党内干部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提升干部的政治素质。在组织建设上，通过定期的组织生活和民主评议制度，进行基层干部的选拔与评估。在实践历练上，广泛动员基层干部参与调查研究、农村大生产运动等实践，深入人民群众生活，增进干部与群众的感情，提升干部的劳动技能与实践能力。通过对基层干部全面系统的培养，一大批优秀的干部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党的事业的中坚力量。
四、“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现实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推动了一场新的作风革新。新时代新形势下，要善于从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进党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汲取有益经验，为持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坚持问题导向，推进精准治理
延安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树立问题意识，坚持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始终同党内不良作风作斗争，为新时代加强党风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党风建设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持之以恒纠正“四风”，靶向整肃党内存在的沉疴积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风’问题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解决‘四风’问题，要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不能‘走神’，不能‘散光’。”党中央从党的工作与生活的八方面立下规矩，制定实施八项规定，直面“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等现实问题，作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新时代新形势下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瞄准“四风”这个关键问题，从实际出发，坚持一个毛病一个毛病纠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抓住主要矛盾，找准靶子，有的放矢。
（二）坚持人民至上，夯实执政根基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将党风建设同密切联系群众结合起来。坚持人民至上既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进党风建设的根本立场，又是力量之源。
一个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一方面，要坚定不移站稳党风建设的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风建设提升到事关党的执政根基，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始终以坚持人民至上贯穿党风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将更好地践行宗旨使命作为党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纠正党内不良作风。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最大底气。要发挥人民群众力量，健全群众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牢牢遏制党内不良之风。
（三）坚持一体推进，注重标本兼治
党风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一体推进、系统发力，才能形成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延安时期，毛泽东坚持系统思维，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协同发力，为新时代推进党风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树立系统观念，坚持正风肃纪反腐一起抓，党性党风党纪一体推进。一方面，要清醒认识到“风腐交织”是目前党风建设需要着力破解的突出问题，必须同抓共治。“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另一方面，要善于将思想引导和制度约束相结合，标本兼治推动党风建设不断深化。“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只有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的问题，补足理想信念之“钙”，才能牢固树立“不想腐”的思想堤坝。只有始终以对待消极腐化作风紧盯不放、寸步不让的高压态势，着力健全党风建设的制度法规，才能牢牢守住“不敢腐”的坚固围墙。
（四）坚持激浊扬清，涵养新风正气
“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延安时期，毛泽东坚持“破”与“立”的辩证统一，既通过正面引领树立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又借助反面警示廓清党内政治生态，以优良作风引领不良作风的转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正本清源、祛邪匡正，厚植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一方面，要高扬党内优良作风主旋律，以榜样力量激发奋进斗志。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激励全党见贤思齐，号召全党“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新时代新征程下，要发挥优秀共产党员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善于树立榜样、讲好榜样故事，引导全体党员崇德向善，营造党内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要亮明作风红线，常鸣不良作风警钟。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始终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严惩“害群之马”，极大震慑了党内不良风气的滋生。要持续开展反面典型警示教育，通报典型案例，以案示警、以案明纪，引导全党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做到党风建设警钟长鸣。
（五）抓好“关键少数”，做好示范引领
延安时期，毛泽东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注重以干部队伍的优良作风带动全党优良作风的形成，为新时代推进党风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抓住“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是新时代推进党风建设重要着力点。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对全党全社会具有风向标的作用。“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党员干部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等制度法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此后又对领导干部提出“为民务实清廉”“三严三实”“四有”“五个过硬”“忠诚干净担当”等要求，号召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形成“头雁效应”。新时代新征程下，斗争形势越是复杂，风险挑战越是严峻，使命任务越是艰巨，就越是需要领导干部严于律己，恪尽职守，做好示范。
（作者简介：周显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梦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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