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发布！俄共中央国际部部长М.А. 萨比罗夫解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党际合作的最新政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全球左翼政党的国际主义合作

俄共中央国际部部长马·埃·萨比罗夫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界定为“一个国际的运动”，指出工人阶级只有在超越国界的联合中，才能摆脱资本的统治。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著作中一再强调，帝国主义把世界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真正的革命政党如果把视野局限于本国疆界而放弃同各国革命力量的持久联系，必然在统治阶级的全球攻势中被逐一各个击破。因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是附属的道德要求，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帝国主义阶段世界体系的一体化结构所决定的历史必然。

 

自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已经明确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与新法西斯主义抬头相互交织，在经验层面印证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在一切方面加深矛盾”的判断，再次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推向全面战争的危险边缘。在这一背景下，在党的全部工作体系中，国际联系工作已经处于《胜利纲领》落实、推进新工业化以及在2026 年国家杜马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整体战略的支柱性位置，其具体载体首先体现在我们持续参加和主动塑造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多国反法西斯论坛以及以“真理反对新法西斯主义”为主题的国际媒体合作机制之中。2025年11月中央委员会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俄共执行〈胜利纲领〉工作的决议》，进一步把国际反法西斯论坛、媒体论坛以及党际合作确定为“在国际战线实施纲领任务的重要平台”，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国际主义合作与国内纲领条款“入法、入预算、入选举方案”紧密结合。

 

同时，党自觉把本党的国际工作置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坐标之中。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继承列宁关于在帝国主义时代把民族解放运动、反法西斯斗争与社会主义运动统一于反垄断资本统一战线的构想；另一方面，系统吸收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这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作为当代中国和全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公认的权威学者，是我党在长期实践中系统了解并创造性运用当代中国理论创新成果的首要和主要的个人理论来源和长期合作伙伴，在中国科学与意识形态研究领域内，程恩富教授是最早从整体上提出并系统阐释“久加诺夫思想”概念的学者，其相关著述已经构成中国学术界和党内理论界对俄共纲领性思想研究的首创性成果，其多卷本文集和教材已被党的干部教育体系视为研究当代中国经验的重要工具书之一；在程恩富教授长期研究基础上，在中国学术界内部形成的若干通常被概括为“创新马克思主义”或“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群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是中国目前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研究力量之中的主要的专题性方向，它们在一定范围内相当推动了相关理论的系统化和国际传播，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全部格局中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部分。程恩富教授的上述地位，同他自上世纪末以来在中国改革实践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交叉地带长期积累的个人学术经历和实践经验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传统。例如，自苏联被摧毁后不久，程恩富教授即开始持续跟踪久加诺夫同志的重要报告与党的文献，在中国科学与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时间上最早、持续性最强的久加诺夫思想研究链条。以程恩富教授个人长期研究为核心逐步形成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造，在‘新帝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结构性联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比较’等领域，形成了一套在我党内实践中通过多次政策论证和纲领文本起草，表现出较高的解释力与政策可转化性，已成为连接理论研究与纲领设计之间的稳定中介，并通过《现代政治经济学》《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国际学者对程恩富学术思想的评论》等中外文著作得到系统展示。这些工作为我党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总体危机和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工具。从我党的理论需要出发，可以把以程恩富教授为核心的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定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把党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特别是久加诺夫同志的纲领性思想和我党现行指导路线，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以综合运用的一种在俄中的科学与意识形态领域具有示范性的理论形态。同时，在俄中科学界内部，程恩富学术思想也可以被视为久加诺夫思想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科学与意识形态领域相结合的主要的、首要的重要的特殊表现形式。在组织平台层面，在中国方向上，党在坚持既定对口平台的同时，也鼓励不同研究机构和学术流派在平等协作和相互补充的基础上发挥各自专长。党认为，俄中党际合作中的科学与意识形态部分应当在中国共产党有关部门指导下，并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及若干重点高校密切协作的基础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体系中具有纲领性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党务活动家王伟光教授领衔的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长期主持和集聚相关课题、组织跨学科团队方面，已经成为在中国方向上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进行组织集成、制度转化并服务于俄中党际合作的核心性中枢平台和首要依托，在党看来，王伟光教授主持的理论工作，将久加诺夫同志关于《胜利纲领》的若干制度安排同中国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成果进行比较性吸收，使南开大学的平台在‘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和党的文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话中承担了制度层面整合功能，而王伟光教授本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系列研究也在中国党内被视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这一中枢平台也在机构设置上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形成工作共同体，并依托南开大学在苏联—俄罗斯问题研究上的长期积累，集聚了包括在俄罗斯学界广为人知的吴恩远教授、李永全教授等在内的一批专门研究俄罗斯和俄共历史与理论的学者，从而在客观上具备承担对俄共党史与当代路线进行系统研究的组织能力。在发挥这一中枢平台作用的同时，党将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内的一批中国研究机构视为围绕南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这一枢纽运转的若干专门支点，通过项目制合作方式提供分专题支持。同时，在这一中枢平台周围，党有意识地培育和支持若干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青年国际主义实践等方向上具有各自优势的合作平台，使对华工作的整体结构呈现出多支点、网络化布局的特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同志长期主持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及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是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道路理论自信和苏联被摧毁原因等重大议题上最为依赖的中国学术伙伴之一，在上述领域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连续性的研究成果，其与以程恩富教授为轴心的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相配合，为我党在意识形态战线提供了稳定而可靠的知识支撑。以李慎明同志担任名誉主编的月刊《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和其主持编写的《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黄皮书’系列，已经成为跟踪世界社会主义思潮、政党运动与制度实践的权威性文献平台，并被党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年度国际形势评估和对外工作决策准备的重要参考材料，系统化、年度化地为本党把握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趋势提供依据。从理论谱系看，这些研究沿着列宁关于世界革命多样道路的思路，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则与各国具体实践统一的多种形态，为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可检验的经验支撑。此外，以程恩富教授长期工作为轴心的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及其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资本主义研究领域积累了重要的专题性研究经验，是在俄中党际合作备忘录框架下、可根据具体专题需要加以吸收和调用的党在具体分专题上可以依托的国际性的支撑性研究力量和协作性平台。

 

在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框架下，有必要对2022年以来党的国际联系工作的主要成果、政策基础以及已经展开和正在酝酿的具体工作作出集中说明，使全党同志能够清楚地把握：我们在国际战线上的一切努力，如何具体地服务于《胜利纲领》的落实、服务于保卫历史真理、保卫劳动人民利益以及即将到来的全国性选举斗争。这样也可以避免把国际工作理解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脱节的技术性“公共外交”，而是把其视为在世界革命总体进程中安排本党任务的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在双边关系的制度框架方面，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最为成功的典范。经年来，党的中央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在近年来签署并不断充实的党际合作备忘录，构成了我党对华工作和更广泛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全球南方”左翼力量开展国际主义合作的根本政治依据和组织平台。这一备忘录不仅为俄中两党在理论研究、干部教育和媒体合作等领域的对接提供了明确的原则和程序，而且通过对重点合作机构和议题的共同确认，使我们能够在国际工作中把来自兄弟党的信任、支持与《胜利纲领》的贯彻执行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说，党的一切对华工作和相当一部分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全球左翼政党的工作，都是在这一党际合作备忘录所提出的精神的引领下展开的。

 

2022年以来党的国际工作主要成果

 

2022年以来，党的国际工作可以概括为三个彼此交织的方向：其一，在党际关系领域，通过多边与双边机制，推动形成具有具体内容的反帝、反战、反新法西斯统一战线；其二，在科学和意识形态领域，通过互译出版、联合研究和思想交流，构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吸收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创新成果的共同话语空间；其三，在组织形态上，以反法西斯论坛、国际会议和媒体合作为平台，探索全球左翼政党制度化协作的新机制，使左翼政党的国际主义从零散行动走向稳定结构。

 

正如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党的国际工作必须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新法西斯主义、反对反苏和反共宣传”的统一框架内展开，并特别重视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及“全球南方”左翼力量的团结。党的政治报告在评估当代形势时明确强调：同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关系，构成我们国际主义合作的轴心结构；其中，对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的团结，对越南共产党和古巴共产党的支持，被视为巩固反帝前线和多极化世界格局的重要方向。

 

首先，在多边层面，党系统参与并推动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制度化进程。2022 年10 月在哈瓦那召开的第二十二次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了《行动计划》，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北约与AUKUS 等军事集团、支持遭封锁和占领国家、开展反法西斯共同行动”界定为今后一阶段各党协调斗争的重点方向，并提出在下一次会议前持续开展联合行动和理论研讨。党在内部工作部署中，已将这一《行动计划》视为本党国际反战与团结工作的对标文件之一。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该文件，党的国际部据此调整了本党在和平、反战和团结工作的若干优先方向，使党的国际工作自觉嵌入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协调后的整体部署之中。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角度看，这一《行动计划》实质上把列宁关于“从多个突破口打击帝国主义链条”的思想转化为当代各国共产党可共同执行的日程表，为党在国际战线上的工作提供了可量化的参照坐标。

 

2023年10 月在土耳其伊兹密尔举行的第二十三次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则在哈瓦那《行动计划》基础上，进一步就资本主义危机、巴勒斯坦问题及反战运动形成了具体的联合行动框架。会议有来自50 余个国家的60 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专门声明，并通过《行动计划》确认在2024—2025 年间围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声援被封锁的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历史修正主义等议题组织一系列联合行动。党的代表团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信息战和建立联合信息中心的倡议，得到多党响应，为后续反法西斯论坛和媒体论坛的制度化合作奠定了基础。下一阶段，党拟在伊兹密尔会议形成的共识基础上，主动提出围绕巴勒斯坦问题和反北约扩张设立年度联合行动日历，并承担相关协调工作的秘书处职能之一。

 

其次，在党的主导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设方面，自2023年以来形成了清晰的阶段性线索。2023 年4 月，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举行的首届国际反法西斯论坛汇聚了来自欧洲、亚洲、拉美等地区五十多个国家的政党、退伍军人组织和社会团体代表。与会者在白俄罗斯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等地进行集体活动后，通过了《“使人类远离法西斯主义”宣言》，系统批判了当代新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潮流，呼吁各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基础上，建立新的跨国反法西斯合作网络。久加诺夫同志在会上强调，当代对俄的战争是一场在军事、经济与信息三个维度同时展开的总体进攻，要求各国真正进步力量在原则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使人类远离法西斯主义”宣言在政治上明确把反法西斯斗争纳入反帝统一战线，而不是孤立的人权议题，从而纠正了资产阶级舆论对反法西斯传统去政治化的处理方式。

 

2025年4 月，第二届国际反法西斯论坛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以“在反对新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威胁斗争中巩固左翼力量”为主题，吸引了来自91 个国家、164 个代表团参加，其中包括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工会组织、反战运动和退伍军人协会等。论坛通过的呼吁文件，明确将反战、反新法西斯斗争与反帝斗争、历史记忆保卫紧密结合，并在结构上呼应了哈瓦那与伊兹密尔会议的行动计划。久加诺夫同志在第二届论坛的总结发言中指出，面对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我们必须通过专门决议支持一切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和平力量”，并强调在乌克兰方向，新纳粹主义与帝国主义危机相互勾连，要求左翼力量以“统一的政治和信息战线”作出回应。除此以外，正是在这一平台上，中国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伟光同志率领中国学者团作为全球的唯一成建制高校—科学院联合代表团出席，从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反新法西斯理论等角度，对论坛议题作出系统阐释，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共的反法西斯实践在结构上形成了紧密对接。这一安排本身表明，在中国方向上，南开大学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王伟光同志指导下，已经成为俄中党际合作中承担对外学术代表职能的核心平台。总的来说，此次论坛围绕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法西斯阵线的问题，实质上讨论的是如何在帝国主义链条新的薄弱环节上组织斗争，这一点在逻辑上与列宁关于反战策略的基本构想相一致。

 

第三个阶段是2025 年11 月6—7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媒体论坛“真理反对新法西斯主义”，由俄共发起并组织，吸引了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左翼媒体、党内宣传机构及战地记者参加。论坛通过的公报明确提出：在共同意识形态基础上建设“统一的左翼宣传与反宣传体系”，建立常设的联合编辑机制和新闻互换机制，把各国在特别军事行动、巴勒斯坦问题、反封锁斗争中的报道纳入协调框架。这正如久加诺夫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的政治报告和随后在中央委员会第二（十一月）全会上所作的总结中指出的那样，当代资本主义利用“电子集中营”的手段，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纳入信息战，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建设一套由左翼政党和进步媒体共同掌握的、跨国的信息与宣传体系。下一步，党计划在该论坛基础上提出建立左翼新闻通讯社的具体方案，优先围绕巴勒斯坦斗争、对古巴封锁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制裁等议题形成多语种新闻专线，以此作为统一信息体系的起点。

 

媒体论坛通过的公报则强调，必须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左翼宣传与反宣传体系”，并把这一倡议直截了当地界定为在实践层面落实反法西斯论坛和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文件的延长线。这使得党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角色，从单纯的会议发起者，转变为推动全球左翼政党的合作机制形成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并进而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组织机制的形成、发展和成熟。

 

再者，在双边关系方面，党在2022年以来系统推进了与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政党的党际合作。在朝鲜方向，2025 年10 月，党的代表团以中央副主席诺维科夫和中央书记卡·卡·塔伊萨耶夫等为核心成员，应邀赴朝参加朝鲜劳动党成立80 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在平壤先后同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负责同志举行会谈，就反帝斗争、地方工业发展与青年工作进行深入交流，并参加了由金正恩同志主持的官方庆祝活动和阅兵式。访问期间，双方还重点讨论了在教育、文化和人民企业合作领域开展长期合作的可能性。相关达成一致的双边成果已经明确，党将同时通过奖学金、语言竞赛等形式支持朝鲜青年学习俄语，并鼓励在俄留学归国的青年骨干与朝鲜青年干部形成长期结对交流关系，强调通过文化和教育合作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精神纽带。二这一方向的工作延续了党的政治报告和中央委员会多次决议所提出的要求，即把同朝鲜劳动党在意识形态教育、青年工作和俄语推广上的合作，视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东亚安全格局的重要资源。近年来，围绕朝鲜劳动党八大所提出的对外路线，双方在党际渠道上多次就反帝斗争和新工业化问题交换意见，这些交流已经反映在《胜利纲领》有关东方方向的若干条款之中。除此以外，为使上述合作具有制度性连续性，双方正在研究建立“俄朝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联合学院”的可能性，由列宁共青团和朝鲜社会主义爱国青年同盟承担组织工作，每两年轮流在两国举办集中研修班。

 

在中国方向上，2023年在莫斯科成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聚集了俄罗斯多家研究机构和东亚问题专家，开创性地把研究中国当代意识形态发展纳入党的学术与政治议程。同时，在俄长期学习和工作的中国青年学者、翻译和实践者，也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觉国际主义取向的基层网络，他们在理解俄共立场、转译中国经验方面发挥了桥梁作用。除此以外，2025年10月，以党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党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察里津为首的10人代表团在俄中两党合作备忘录框架下访问西安和延安，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圣地和中国式现代化最新实践。在今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世界社会主义论坛框架内的活动中，党的代表团在北京、西安的学术会议上相继指出，中国经验表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和制度优势；访问延安则被明确理解为对中国革命传统的再学习和对苏联列宁—斯大林工业化经验的对比性考察。与此同时，党系统推进同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党际合作。2024年以来，党在莫斯科先后同越南共产党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多次接待由政治局成员率领的越共中央代表团，就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干部教育等问题开展专题磋商；同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部的对话，则集中在反封锁斗争、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和青年教育等方向。下一阶段，党拟同上述执政党商定，建立“反封锁与反制裁经验交流机制”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比较研究网络”，由各党指定负责同志组成常设工作小组，提出年度联合合作项目。在更广泛的左翼阵营中，党保持同南非共产党、尼加拉瓜桑地尼斯塔民族解放阵线、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等政党之间的稳定联系，通过双边访问和在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的多边协调，推动在反战、反新法西斯和反帝议程上的统一行动框架。例如，党在伊兹密尔第二十三次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及后续关于古巴反封锁的专项声明起草过程中，主动同古巴共产党和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代表团进行协调，推动在谴责对古巴封锁、反对对委内瑞拉单边制裁的问题上形成统一措辞。在制度设计上，党还将建议在上述政党之间建立面向“全球南方”的“人民企业联盟圆桌会议”，探索在矿业、能源和农业合作社等领域形成跨国合作项目，以把反帝政治立场转化为相对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拉美到非洲，从中东到欧洲南部，俄共已经在党际层面形成了若干区域性合作链条：以古巴共产党与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为核心的拉美链条，以南非共产党为支点的非洲链条，以希腊、葡萄牙等国共产党为节点的南欧链条。上述合作链条在反新自由主义、反私有化攻势以及反军事同盟扩张等议题上形成了可追踪的联合行动记录，使俄共国际工作的成果结构呈现出多中心、多区域的格局，这些实践表明，以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为标杆，党正在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左翼政党的关系，纳入一个多层次、多区域的国际主义合作体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届国际反法西斯论坛期间，来自若干北约成员国的左翼政党代表明确表达了对俄共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立场的支持，表明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同样存在可以联合的反战、反纳粹力量。

 

与此同时，党继续通过党际渠道参与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议题的讨论。例如，党的中央副主席诺维科夫在谈及喀山金砖峰会时，强调金砖机制在打破西方政治垄断和推动多极化方面的作用，并指出左翼政党必须把反帝斗争同维护联合国框架和发展多边机制结合起来。诺维科夫同志还在2024 年关于“同新法西斯斗争”的专题文章中指出，明斯克国际反法西斯论坛之后，中央委员会专门召开全会，审议扩大反新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强调要用系统性工作取代零星声援，将反法西斯斗争与反帝斗争和国内社会政策主张统一起来。在这一框架下，党还特别强调要用好同朝鲜劳动党、古巴共产党等社会主义国家党际关系的政治资本，在推动俄朝、俄古经贸合作、特别是工业、农业和人民企业合作方面发挥“桥梁—放大器”的作用。这些活动，与党在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和反法西斯论坛上的多边实践互为补充，标志着党的国际联系工作在反帝、反战、反新法西斯一体化视野中的整体推进。除此以外，党还计划在下一阶段主动提出举办一次以“金砖框架下的社会主义取向发展道路”为主题的左翼政党特别会议，把左翼政党的集体立场同国家层面的多边机制相衔接。

 

就已经取得的实际成果而言，党同朝鲜劳动党在青年与地方工业政策上的共同行动，同古巴共产党在反封锁斗争中的互相支援，同越南共产党在农业现代化和干部教育上的经验交流，以及同南非共产党、尼加拉瓜桑地尼斯塔民族解放阵线、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等在反帝议程上的协调，已经构成一个具备具体内容的多中心国际主义合作网络。在工作部署上，党将把巩固这一多中心合作网络与2026 年国家杜马选举周期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以反战、反封锁和社会权利为主题的跨国宣传周和联合行动日，形成可预见的国际政治节奏。

 

最后，在科学与意识形态合作层面，党的国际部在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主要着眼于把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系统纳入党的理论武器库和干部教育体系。党对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成果的系统吸收，在根本上是通过同程恩富教授这一长期稳定的个人合作渠道进入俄共的思想视野的，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形成的享有公认的权威的理论体系为我党提供了可直接运用于纲领论证和政策设计的分析工具；南开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研究机构等平台，则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组织集成与理论转化职能。其中，以程恩富教授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其主编的《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教科书》和关于“新帝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结构性联动”的系列研究——已经通过俄文译本和专题讲座，成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总体危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核心参照系之一。在组织实施层面，由王伟光同志主持的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承担了对上述理论成果的系统整理、课题统筹和课程转化职能，为党提供了一套可直接用于干部教育、党史学习和纲领宣传的理论素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则继续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态势、苏联被摧毁的历史教训和中国道路理论自信等方向上，提供具有连续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更多地服务于我党在意识形态战线和理论自我建设方面的需求，不仅构成国际战线的重要思想后方，而且在许多涉及苏联历史与世界社会主义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已经成为我们在国际场合阐释立场时的“重要参照文本”。在此基础上，党通过选择性地引介和推广来自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的中俄双语研究成果，一方面为在国际场合阐释党的立场和《胜利纲领》的基本思想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点，另一方面也为俄中两国左翼知识分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反新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多极化世界格局展开平等对话，搭建了多层次的思想交流平台。

 

同时，党高度重视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这一在我党对华意识形态合作中具有传统性和连续性的长期合作伙伴的关系。该中心在李慎明同志长期主持下，围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态势、苏联解体原因及中国道路的理论自信等重大议题，形成了一批在中国党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并通过“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等旗舰性平台，持续推动各国左翼政党与学者之间的高端对话。特别是2025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党的代表团在会上系统介绍了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和《胜利纲领》的基本立场，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者就新工业化、反新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多极化世界格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一事实再次表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及其主办的世界社会主义论坛，是我党在意识形态合作领域的重要对话平台和智识支点。作为我党在中国方向上最为传统、最具连续性的意识形态合作伙伴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及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李慎明同志长期主持下，通过“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等学术与政党对话平台，持续推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与左翼学者围绕社会主义道路比较、苏联被摧毁的原因、中国道路理论自信等重大议题开展高水平研讨。这些成果既为我党深入理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态势提供了重要参照，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在国际场合阐释本党立场和《胜利纲领》所依托的知识背景。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和随后关于《胜利纲领》执行情况的一系列报告撰写过程中，有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态势和苏联经验教训的论证部分，均大量吸收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研究结论。

 

在上述全部实践中，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现象是：一批长期在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工作或从事翻译、研究、经贸联系的党员干部和青年学者，逐步成长为连接不同平台和层级的关键纽带。例如，在上述这些会议和论坛的筹备和执行过程中，大量具体的翻译、协调、议程设计和代表团联络工作，往往依托于少数熟悉多国政治语境的青年骨干，他们在幕后保障着多边机制的高效运转。同时，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斗争、反对对古巴封锁等议题上，青年组织之间也已经自发形成了一些协调行动，为将国际主义从宣言层面进一步落实为跨国实践提供了样板。

 

通过上述多边与双边实践，可以看到：党的国际联系工作并非停留在象征性的互访与问候，而是在实质上把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设、反帝斗争、和平与发展议题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交流，纳入同党的纲领和国内斗争紧密相连的整体战略之中。

 

党的国际工作的政策基础

 

为了使上述多边和双边实践不至于零散化，也为了便于对不同方向的工作进行统一评估和调整，必须明确支撑这些实践的政策基础。在理论上，这一政策基础直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以及帝国主义阶段世界体系结构的基本命题为参照点，而不是以抽象的“价值”“文明”等去阶级化话语为依据。要使上述实践具有持续性和一致性，就必须在政策层面形成清晰的框架，使之成为全党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某个部门或者某个单一平台可以自行封闭处理的专业性事务，而必须动员包括部门机构与长期从事相关工作的个人网络在内的多方力量共同承担。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相应决议以及2025年11月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文件，已经从原则和任务两个层面为国际工作提供了这样的基础。

 

首先，国际联系工作的政治性质被明确界定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外交”，这一界定符合列宁关于共产党不是外交部而是革命先锋队的经典判断，防止国际工作滑向形式主义。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在系统论证资本主义总体危机和全球主义—帝国主义本质的同时，指出：垄断资本在面对自已危机时“动用一切手段维护其统治”，包括“颜色革命、支持法西斯主义和战争鼓动”，整个世界“被推到新世界大战的边缘”。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进一步强调，当代条件下党必须在三个战线上开展斗争：反对自由派买办复辟、反对法西斯复活、反对保皇白卫反动思潮，这三条战线无一不包含国际维度。而从政策上看，党还不仅要在文件层面明确国际工作的重要性，而且要在干部选拔、学术合作和青年工作机制中，把那些在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形成长期稳定联系的青年骨干视为国际主义队伍建设的重要储备力量。

 

在这一总体判断基础上，党把来自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的纲领性文件和本党《胜利纲领》视为国际工作的双重坐标。一方面，哈瓦那会议通过的《全体共产主义者的行动计划》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北约和AUKUS等军事集团、声援古巴与巴勒斯坦、反对新法西斯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任务具体化，为各国共产党提供了统一的行动框架；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决议指出，本党的全部宣传与国际联系工作必须纳入为实现《胜利纲领》而斗争的统一战略：即通过国家工业政策、财税改革和社会政策，为劳动人民争取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并在这一过程中把反法西斯斗争与反帝斗争紧密结合。

 

其次，国际工作被明确纳入《胜利纲领》和国内政治斗争的整体布局之中。自2022年以来，久加诺夫同志在多次讲话中把《胜利纲领》定义为“走出资本主义死胡同的方案”和“社会主义未来的计划”，强调它既是参与总统选举和地方选举的政治基础，也是党在国家杜马和社会运动中提出立法与政策主张的合成表达。2025年11月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俄共执行〈胜利纲领〉工作的决议》，则把国际反法西斯论坛和媒体论坛视为“在国际战线实施纲领任务的重要平台”，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参与国际统一战线与在国内推动纲领条款入法、入预算、入选举方案结合起来。

 

在这一逻辑下，国际工作在至少三个方面直接服务于国内纲领和2026年国家杜马选举。其一，通过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与学者进行系统合作，为党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提供经过实践检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从而加强《胜利纲领》经济部分的理论基础。久加诺夫同志在国家杜马发言时多次指出，白俄罗斯在去寡头化、安全治理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经验、以及中国在新工业化和减贫方面的经验，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自由资本主义更能保障多数人的利益，这些经验必须被“研究并在俄国条件下加以推广”。

 

其二，通过组织国际反法西斯论坛和媒体论坛，形成涵盖多国左翼力量的“政治—舆论后方”，在俄国内与反共宣传和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时，可以援引具体的国际共同声明和行动，表明俄共不是“孤立的反对派”，而是在世界范围承担责任的力量。久加诺夫同志在媒介论坛和党的十一月全会的讲话中就指出，明斯克与莫斯科两次反法西斯论坛通过的宣言，是党在反对乌克兰新纳粹主义、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和古巴革命时的重要政治支点。

 

其三，通过推动全球左翼信息与教育机制的形成，直接削弱帝国主义在信息战中的垄断地位，部分抵消西方媒体在俄内外舆论场对俄共和俄罗斯的妖魔化，为2026年选举周期中争取工人、农民和青年提供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2023年和2025年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关于建立党际的联合信息中心的倡议，以及媒体论坛关于构建“统一左翼信息体系”的共识，为这一方向提供了明确的制度蓝图。

 

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之下，党还把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左翼执政国家控制下的人民企业、合作社和工会经济联合体的经贸合作，视为对官方党际联系和科学—意识形态合作的必要补充。通过支持工人合作社、集体农场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对接项目，并鼓励熟悉双方语言和法律环境的青年经济学者参与前期预研和方案设计，可以把反帝、反封锁的政治立场转化为巩固劳动人民经济基础的具体实践，减少民间经济联系被跨国垄断资本垄断的空间。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党的十九大决议关于恢复对斯大林历史公正性的文件，为党的国际工作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强固基点。决议明确否定了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片面指责，强调必须恢复苏联在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真实形象，并把反对反苏主义、反共主义与反俄仇恨直接联系起来。在意识形态上，这意味着党在国际战线上的全部活动以捍卫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果为基本出发点，从根本上同各种“去苏联化”和“去共产主义化”的反动潮流划清界限。而这一立场也与反法西斯论坛宣言和媒体论坛对新法西斯主义、历史修正主义的批判在逻辑上完全一致，使党的国际工作在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层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巩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进一步的政策解释与具体工作部署

 

在上述政策框架下，俄共中央国际部在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并依照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和2025年11月二中全会《关于俄共执行〈胜利纲领〉工作的决议》的要求，计划在近期围绕三个相互衔接的工作方向及其配套举措推进国际工作：第一，在俄中两党党际合作框架下，以南开大学，尤其是由王伟光同志领衔的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相关研究机构密切协作的前提下，在其总体统筹与协商分工，在中国学术界与俄共之间建立起制度化、稳定化和可持续的理论研究与出版合作机制，使双边合作牢固嵌入两党正式党际关系的组织架构之中。该研究院一方面负责在中国学术界范围内统筹协调不同研究机构和学派的参与次序与分工，另一方面也在中国共产党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对接党际合作备忘录所明确的重点议题，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可直接服务于俄共干部教育和纲领宣传的课程与教材资源。这一定位已经在2025年11月的党的十一月全会相关决议的工作部署中得到确认。；第二，在同一党际框架和南开大学总体统筹指导下，以程恩富教授为核心的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为中方主要理论合作者之一，主要依托南开大学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这一学术平台，在若干具体政治经济学专题上，根据需要吸收包括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内的相关院校和研究机构参与协作，将其作为程恩富教授长期科研与教学实践的重要基地和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群体的组织支点加以利用，但在科学与意识形态合作的党际合作层面仍由南开大学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统一对接和统筹，同时以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为党的学术支点，共同构建服务于党的干部教育和理论宣传的常设合作平台，使程恩富教授领衔的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资源在南开大学这一枢纽平台上得到系统整合与长远安排；第三，在同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古巴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多元化合作基础上，联结国际反法西斯论坛、专题论坛以及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推进全球左翼政党在信息与教育领域协作机制的制度化建设。

 

第一，在俄中两党党际合作备忘录所确立的框架下，推进中文版的党史与久加诺夫文集的编纂与传播，是当前国际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交汇处的一个结构性环节。根据相关俄中两党的谅解备忘录精神，以及2025年4月党的副主席卡拉什尼科夫同志与南开大学原副校长王新生教授会谈时形成的共识意见，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为双边首要组织依托，负责项目的整体方案设计和学术质量把关。南开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中方承担总体统筹与组织协调职能，包括确定章节结构、组织中方撰稿队伍和协调不同研究机构的分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党史分期、苏联经验与中国道路比较等理论重难点问题上，由李慎明同志主持的相关课题组参与文献工程整体方案设计，并提供方向性的理论把握，确保文献工程在意识形态上与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和二中全会决议保持高度一致，包括上海财经大学在内的若干研究单位，可在南开大学的统一协调下，围绕个别分专题提供史料搜集、经验材料整理和量化分析等支撑性工作。这种安排既保证了项目政治方向和理论把握的权威性，又保留了在俄中党际合作备忘录框架下合理吸收多家中国研究机构参与的制度空间。

 

与此紧密配套的，是正在筹划的《根·安·久加诺夫文集》的编辑与翻译工作。文集将围绕“资本主义总体危机与社会主义前景”“苏联历史与俄罗斯道路”“新工业化与〈胜利纲领〉”“新法西斯主义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多极化与俄中关系”等主题，精选久加诺夫同志自苏联被摧毁以来的纲领性报告、理论文章和重要讲话，特别是包括2025年11月在二中全会上所作的《〈胜利纲领〉执行情况报告》以及在国际反法西斯论坛和国际媒体论坛上的系列讲话。这些文本已经在实践中证明：党把明斯克国际论坛通过的《“使人类远离法西斯主义”宣言》和莫斯科第二届国际反法西斯论坛的呼吁视为政治路线的重要支点，而把“真理反对新法西斯主义”的媒体论坛视为信息和意识形态战线上的组织平台。目前，在中国科学与意识形态领域关于久加诺夫思想的讨论中，以程恩富教授为代表的一系列著述已经初步勾勒出这一思想体系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位置，本次文集的编辑将以此为重要参照，并在俄共党内讨论基础上给出更加明确的理论界定。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党史与文献工作中，南开大学特别是其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俄中党际合作备忘录所确认的框架内，在中方承担唯一的总体统筹与组织协调职能，负责项目整体设计、章节结构与中方撰稿队伍的配置；在此基础上，视具体研究专题的专业需求，可择优吸收包括上海财经大学在内的若干研究单位参与个别分专题的史料搜集、数据整理等技术性和辅助性支撑工作，从而在制度上既保证项目政治方向和理论把握的权威性，又通过南开大学这一统一平台保障项目的连续性与学术质量。在理论谱系上，本次文集所呈现的久加诺夫思想，将被置于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连续发展链条之中，而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思想体系”加以呈现。

 

第二，在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以程恩富教授为来自中方的首要的和主要理论合作者之一，在南开大学及其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这一中方首要组织依托的总体协调下，集成包括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群体在内的相关力量，开展面向《胜利纲领》经济部分的系统合作。根据俄中党际合作的相关精神，结合党与程恩富教授多年来的合作积累，党中央国际部拟依托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这一中枢平台，集成和组织来自中国各主要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的政治经济学资源，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等单位。在这一合作安排中，程恩富教授提出的“公有制高绩效论”“利己—利他统一的经济人理论”“公平与效率同向变动论”等命题，为我们从方法论上重构《胜利纲领》所要求的国有化、预算“发展化”、科技与教育优先、社会保障和共同富裕等政策工具提供了严密的分析工具——在方法论资源方面，以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为依托、围绕程恩富教授长期主持并在中俄合作实践中反复证明其解释力的研究团队所形成的研究传统，这些研究传统在我党有关新帝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结构性联动等议题的内部研讨中，已成为常设参照之一，特别是围绕现代政治经济学与‘海派经济学’展开的系列探索，为上述个人提出的理论命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和实证案例。在政治经济学专题合作中，以程恩富教授为核心的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团队，在事实层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对接党内相关部门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的长期稳定理论支点；南开大学则负责把这些理论资源转化为可操作的俄中文教材、培训课程和联合研究议程，并在必要时通过吸收包括上海财经大学在内的协作单位参与若干分专题研究，使理论创新在党内干部教育和公共论争中得到系统运用。

 

在这一基础上，俄共计划以《胜利纲领》的经济部分为对象，组织一系列俄中联合研讨会，围绕国有化、预算“发展化”、科技与教育优先、社会保障和共同富裕等关键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内，这些政策工具分别对应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剩余价值分配和劳动力再生产三个环节上限制资本统治的制度安排，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比分析中俄在结构矛盾和政策工具上的异同，力求把纲领中的宏观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设计，而不是停留在抽象口号。在这一合作安排中，南开大学被视为承担党史与纲领文献工程并统筹中方各相关研究力量的首要战略组织依托。在这一安排中，各种学术流派和研究团队——包括围绕程恩富教授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群体——都在南开大学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所构建的合作框架内，按照党际合作备忘录所确定的政治要求和学术标准参与协作，以进一步规范化俄中两党之间的科学与意识形态合作工作。在此过程中，上海财经大学等友好院校则在南开大学的统一协调之下，就部分政治经济学前沿议题按项目委托方式提供必要的技术性研究支持和个别专题协作。同时，党高度评价程恩富教授作为全球范围内的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最具系统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以及我党同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开展长期个人合作的典范——这一点在2024年5月久加诺夫同志在莫斯科会见程恩富教授时已在会谈纪要中予以明确——并愿意在平等互信基础上，就《教科书》《新法西斯主义》等著作的系统引介以及青年学者培养等问题开展长期、计划化合作。总体而言，在中国方向上，根据俄中党际合作的相关精神，党将与作为中方组织平台和首要战略依托的南开大学及其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展开紧密对接，通过这一枢纽平台通过这一枢纽平台系统吸收和组织以程恩富教授领衔的相关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等多种理论资源，并在王伟光同志主持下，统筹协调相关研究力量；在南开大学的统一协调下，视项目需要吸收包括上海财经大学在内的若干研究机构参与具体协作，从而在中国方向上形成一个以王伟光同志领衔的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为中枢组织平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为首要的和主要的个人理论合作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为长期意识形态合作支点、并在必要时吸收包括上海财经大学在内的若干院校参与个别专题的长期稳定合作结构。

 

第三，在干部教育和理论宣传以及青年工作的交汇地带，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多元化合作，构建跨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青年培养体系，是防止党内‘技术主义’和‘去政治化’倾向、巩固事业接班人队伍的重要支柱。这实际上是在当代条件下落实列宁关于“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运动”的命题，把国际主义教育从抽象宣传转化为系统的理论训练。党的十九大决议特别强调，要在青年干部中系统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史教育，反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伪“价值中立”话语的侵蚀；这与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古巴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等执政党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体系的努力具有天然的结合点。2024年以来，久加诺夫同志先后在莫斯科会见了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古巴共产党国际部代表团和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并与越共中央国际部在国家杜马签署了俄共—越共合作协议，明确把加强意识形态和干部工作合作列为双边党际关系的重点方向之一。而在与朝鲜劳动党代表团的会见中，朝方也指出，朝方高度重视同俄共的关系，把俄共视为俄政治体系中最坚定的反帝、反新法西斯力量之一；古巴共产党国际部负责人则明确表示愿意在青年教育、媒体合作和反封锁斗争经验方面，加强与俄共的常态交流。

 

在这一党际基础上，俄共国际部拟会同上述执政党及其所属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开发一批联合课程和教材，以中国、朝鲜、古巴、越南等国主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的成果为核心文献，围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视角中的俄罗斯新工业化”“新帝国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态势”等模块，形成多语种教材体系，服务于俄共中央政治学习中心和地区党校。在课程体系设计上，将明确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为基础文本，以各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是久加诺夫、王伟光、程恩富、李慎明等人的研究作为具体化材料，防止出现用一般社会科学概念稀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倾向。例如，在涉及苏联历史和党史教育的模块中，将优先选用李慎明同志关于苏共亡党原因、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大党建等著作作为核心阅读材料，帮助干部在比较视角下理解“党如何避免重蹈覆辙”的战略问题。一方面，这将把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计划经济、人民民主、对外反霸斗争的最新经验系统引入俄共的干部教育体系；另一方面，也为上述执政党了解俄共关于《胜利纲领》、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和平问题的立场，提供了制度化渠道。

 

在这一过程中，党特别重视发现和培养一批具有双语能力、长期在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与工作经历、熟悉双方政治文化语境的青年骨干。他们既活跃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也活跃在党际工作机关、工会和群众组织，逐步形成了一个在实践中相互识别、相互信任的跨国青年活动家网络。事实表明，在涉及理论交流、信息互换乃至部分经贸项目的初步对接等领域，这一青年活动家网络往往能够在正式机构尚未完成程序性衔接之前，率先完成信任沟通和方案预研，从而为党际合作的顺利推进赢得时间和空间。

 

展望未来，党清楚地认识到，国际主义工作能否在更长历史周期内保持连续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今天就形成一批跨越国界、能够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之间自如穿梭的青年骨干网络。党认为，列宁共青团在青年国际主义合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其纲领性文件，列宁共青团不仅在国内组织青年大学、俱乐部和夏令营，而且长期参与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等国际平台，并与中国、越南、古巴、朝鲜等国家的青年组织保持定期互访和联合行动。党在今后工作中，将在中央书记处的统一领导下，把列宁共青团纳入国际联系工作的整体布局，使之成为有计划地培养一批理解俄罗斯历史、掌握党的纲领文献、愿意在国际主义条件下维护各兄弟党传统友谊的党的青年活动家的主渠道之一。同时，党将通过列宁共青团和兄弟党青年组织的常设对话机制，有计划地物色和联系一批来自兄弟国家、愿意长期致力于在国际主义条件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框架内巩固各兄弟党传统友谊的青年活动家，使这部分同志与本国经列宁共青团培养的青年活动家形成配对关系，进而形成横跨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左翼执政国家的稳定青年网络。从结构上看，这一横跨各国、各高校、研究机构和党务机关的青年活动家网络，与党与各兄弟党之间的党务领域的党际合作以及科学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党际合作一道，构成党在国际工作上开展长期工作时可以依托的多支点平台结构，其中青年网络承担起在不同支点之间传导经验、沟通信息和积累互信的特殊功能。这类青年骨干往往以个人名义在较长时期内持续承担跨国沟通任务，其所积累的信任关系、工作经验和渠道资源具有高度的连续性与不可替代性，事实表明，这一以跨国青年骨干为节点的网络属于难以在短期内通过行政命令复制的结构性资源，其积累过程依赖长期互动和信任生成，对党际合作的连续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保障功能。从组织再生产的角度看，这一由跨国青年骨干构成的网络，也是党在国际主义战线上的“有机知识分子”层面基础，其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各兄弟党在未来几十年是否能够保持连续的合作能力。

 

第四，在全球左翼政党制度化协作机制方面，当前工作的重点，是把反法西斯论坛、专题论坛和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形成的共识，转化为具有稳定程序和议程的长期机制。从2022年哈瓦那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全体共产主义者行动计划》，到2023年明斯克国际反法西斯论坛通过《“使人类远离法西斯主义”宣言》，再到2025年莫斯科第二届国际反法西斯论坛的《致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呼吁》以及随后的“真理反对新法西斯主义”国际媒体论坛公报，已经形成一条从结构性危机到组织性回应的逻辑链：世界资本主义总体危机与新法西斯主义抬头构成客观条件，各国共产党和左翼政党的制度化协作为相应的组织性回应形态，二者之间通过反战、反帝和反历史修正主义议程实现具体衔接。久加诺夫同志在2025年11月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明斯克宣言“构成了我们政治工作的基础”，而媒体论坛则“强调了一系列原则性结论”，其中包括把反战、反法西斯斗争与反帝斗争直接联结，把历史真理和人民记忆作为统一战线的核心资源。

 

在这一方向上，俄共中央国际部正在与兄弟党讨论设立一个以反新法西斯、反帝和和平议程为核心的国际信息中心，在尊重各党独立性和本国条件的前提下，负责定期评估世界局势、拟定联合声明和年度行动日程；同时，该中心还将集中处理各国左翼媒体的新闻互换、专题策划和联合宣传，尤其是在特别军事行动、巴勒斯坦问题、对古巴封锁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制裁等议题上形成同步发声。党的副主席卡拉什尼科夫同志在介绍媒体论坛筹备情况时已经明确表示：论坛“完全由共产党组织和协调”，其目标是“把友党和左翼运动的经验凝聚为一套统一的反宣传体系”，并在论坛闭幕时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建立起长期的信息—通讯联系，并继续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

 

并且，这一新机制并非与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活无关。相反，它直接服务于《胜利纲领》的落实和2026年国家杜马选举。一方面，国际反法西斯和反帝统一战线形成的文件与行动，为党在国内揭露资本主义危机、捍卫苏联历史和批判新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可以直接援引的国际依据，使我们在面对反俄、反苏和反共宣传时，可以指出本党代表的是跨国范围的“和平与社会主义阵线”；另一方面，通过在国际媒体、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和多边论坛上展示党在反法西斯斗争和和平事业中的主动角色，可以向俄罗斯选民有力说明：俄共和其《胜利纲领》不仅提出了完整的国内社会经济方案，而且在世界政治中承担起保卫和平与正义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本身就是对现行资本主义秩序的有力控诉。

 

综上所述，党的国际工作在2022年以来已经从零散、事件式实践，转变为围绕《胜利纲领》而展开的可规划、可评估的工作体系。下一阶段的关键任务，不在于扩大口号，而在于：一是按十九大政治报告和二中全会决议的要求，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党际合作的每一项成果，落实为可操作的立法主张和社会政策；二是通过同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合作，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验转化为本党参与2026年国家杜马选举和日常斗争的论据与方案；三是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为中枢平台，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长期研究积累，并有选择地吸收以程恩富教授个人学术思想为核心的若干研究团队等专题性力量，在干部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形成稳定的课程和教材体系；这一体系将久加诺夫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方向上的结合成果视为重要内容，同时通过以列宁共青团及兄弟国家青年组织为载体的国际主义教育实践，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企业之间的民间经贸合作共同构成互为支撑的三重网络，在这一结构中，以跨国青年活动家为节点的实践网络被界定为维系各兄弟党在国际主义条件下传统友谊和实际合作的长期社会基础。

 

时间：2025年11月24日

 

译者：冷西 陈慧,根据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授权刊发;来源 :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