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中央十九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关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执行胜利纲领的工作的报告(11月15日·久加诺夫)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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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中央十九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关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执行胜利纲领的工作的报告(11月15日·久加诺夫)
2025-11-16
根·安·久加诺夫:俄共中央十一月全会政治报告
关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执行胜利纲领的工作的报告
(2025年11月15日)
各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列席全会的同志:
政治力量的存在意义在于向人民提出社会发展模型与未来图景;在于围绕国家权力的取得与行使展开制度化竞争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对于共产主义政党而言,任务更加重要且具有更高的方法论要求,因为我们必须在任何具体情势下,将判断与抉择严格同保护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以及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景相联系,并据此校准目标与路径。
今天议题指向《胜利纲领》;我们围绕其社会经济内涵开展讨论;我们对为其落实而展开的斗争进程进行阶段性评估。
在2026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将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我们将通过竞选纲领完整呈现关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思路与政策组合;今天我们正在该纲领文本的制定与论证工作上迈出关键一步。
我们所处的世界
对于我们而言,编制纲领性文件并非掩饰真实目标或以修辞迷惑公民的权宜之计;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者恰恰常以此为常态操作;共产党人的基本特征是确立明确的目标与任务、公开宣示并严格推进;为此我们有义务将全部事实要素与趋势集合纳入分析框架。
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转折关头;这一判断获得资本主义反对者与支持者的共同认可;然而,不同政治力量对变迁内容与方向的界定并不一致;变迁的指向仍是严肃思考与尖锐争论的核心对象。
新自由主义阵营以焦虑叙述所谓的独裁者时代与全球化退潮;按照其解释,所谓“独裁者时代”已经到来,该时代抵消了“自由市场”和“民主”的成绩;他们宣称正是这些“价值”支撑了经济增长、缓和了社会问题并拉近了各国人民。
保守主义阵营对当代趋势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自由主义者引以为功的事项,保守主义者予以指责;他们强调“传统价值”的被侵蚀与所谓“西方文明”基础的松动;在其内部通常将当代难题的激化归因于“左翼化”理念的扩张、移民流入、气候议题的制度性嵌入以及其他因素。
然而,二者共同之处在于坚持资本支配的不可置疑性;其核心关切在于确保特定寡头集团的利润与政治影响得以延续;反资产阶级力量则坚持根本不同的立场;对于劳动者以及其先锋队——左翼政党——而言,这种“自由派—保守派”的对峙属于伪对立;我们的两个对手都不正确。
关于在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二选一”的错误性,一个明证是唐纳德·特朗普;乍看之下,其与民主党人的对抗似乎是同若干寡头派系的激烈冲突;然而,只要聚焦问题实质即可确认:特朗普代表最庞大的资本利益;因此,其政策与行为呈现典型的帝国主义特征。
世界变迁的速度与深度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进行审慎分析;缺乏这种分析,共产党人将陷入他人利益结构形成的漩涡;我们需要坚决摆脱资产阶级教条构成的泥淖,回到由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界定的政治空间,从而开展面向人民真实利益的斗争。
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世界性趋势,是资本主义的一般性危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分割的属性;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初,危机的广度与深度远超以往的生产过剩型危机;当代一代人所目睹的已经不仅是周期性波动,而是资产阶级制度基础层面的深层危机。
数百年来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吞噬新资源而扩张;最初,资产阶级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其后,对美洲、非洲、亚洲与澳大利亚展开殖民占有;通过在种植园中使用奴隶劳动,资本主义事实上复活了奴隶贸易;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划分殖民地进行的争夺,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两场战争造成约八千万人的死亡。
殖民帝国的崩溃把新殖民主义推到前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遭到抽取;低廉劳动力被系统性利用;贷款与投资附带奴役性条款;国家被置于债务陷阱;在金融工具之外,又叠加了政治与军事压力。
二十世纪,“增长的极限”已经显露;马克思以利润率下降规律揭示了这种历史性边界;该趋势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有限性。
推迟资本主义崩溃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对苏联的背叛性破坏;全球寡头权力结构由此获得接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约五亿人口市场的机会;随着中国、越南与其他国家被纳入全球经济,资本主义危机得以暂时缓释;但该效应终究是阶段性的;进入本世纪初,制度性缺陷促发了2008年危机。
世界经济的失衡必然映射到政治生活中;以美国和西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中心”正在丧失无条件霸权的地位;这一进程不会迅速完成;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建立在遍布世界的约七百个军事基地上;在军备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维持明显优势。
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权仍掌握在西方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依然是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综合资源约为1.3万亿美元。
总部位于美国的最大投资公司贝莱德在一百多个国家拥有客户;其管理资产约13.5万亿美元,约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七分之一;其可动用能力约为非洲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五倍,并与欧元区经济体量相当。
帝国主义阵营掌握强大的大众传媒与社交平台;其支撑体系包括电影工业与其他大众文化机制;这些构成西方信息与意识形态支配的重要工具;对此不加评估是不现实的。
尽管如此,笼罩世界寡头统治的乌云正在迅速聚集。;新的发展中心在形成;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美国;印度超过日本、德国与英国。
全球南方的经济增强引发重要的政治后果;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上升,并逐步形成对七国集团的有力替代;然而,多极格局的形成具有另一面:多数金砖成员仍处于资本主义框架内;这些新的“极”在寻求更高自主性的同时,并未直接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根本结构。
“替代”的幻象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与全球主义相对,区域化趋势增强;长期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分化为若干集团;每一集团都在谋求自身的影响范围;该进程正在加速。
新“极”的统治阶层力图与“中心”拉开距离;这在政策与意识形态层面具有直接反映;为了证明其较旧有亲西方精英更有效率、更具道德性,它们努力向本国社会展示差异性,但总体不越出资本主义边界;这些集团拒斥社会主义;在很多情形下,它们与依附型对手一样,坚持反共立场。
这些统治集团在合法性来源上多从历史叙事与传统文化价值中抽取象征资源;被加工和重塑的爱国主义被置于显著位置;凡与统治阶级目标不相容的内容被剔除;此一过程可称为“对古旧资源的现代化重装”。
在印度,执政当局推动进取型宗教民族主义话语并将其用于压制左翼反对派;甚至宣称古代印度教“拉什特拉”曾统御几乎整个亚洲;在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公开提出“复兴大图兰”,其边界设想涵盖全部突厥语族民族居住的土地,从巴尔干延伸到中亚,从中国新疆延伸到俄罗斯雅库特,从叙利亚延伸到伏尔加河流域;在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修正主义-复仇主义倾向同样具有典型性。
在欧盟国家,新法西斯主义叙事被频繁动用;自由派与保守派均在不同场合借助极右话语,这一节点构成其易于汇合的共同点;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多年就对基辅新纳粹势力的支持进行一致投票,这一事实表明,大资本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具有条件性与可调和性。
俄罗斯并非例外;动荡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我国发生背叛性让步与外部依赖的时期,这是依附型资产阶级支配的阶段;我们的对手把作为人民爱国力量骨干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污蔑为“红棕混合体”。
进入二十一世纪初,部分俄罗斯资本要求更高的自主性;在我们的压力下,爱国主义得到一定程度恢复;“精神纽带”“传统价值”“俄罗斯世界”等表述成为高频词;但这些词汇往往由曾支持丘拜斯“把共产主义的棺材盖钉上最后一颗钉”的人士反复使用;这种语境下的“爱国主义”缺乏可信度;列宁曾把这种现象称为“官样化的爱国主义”。
统治阶层在社会中亲苏倾向上作出有限让步;在保持反共立场的同时,承认伟大苏联时代若干成就;与此同时,影像作品既出现过缺乏历史主义的《俄国革命纪事》,也出现过一部极端粗鄙、恶毒的影像拼贴《木乃伊》;同样清晰的是,自由派与保守派在资助叶利钦中心以及在民族主义议题上与之互动方面形成合流。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危机甚至在其“核心”引发震荡;公司利润率下降推动其解构作为对苏联成功作出的制度回应而建立的“福利国家”;美国与欧洲的社会紧张与不稳定上升。
罢工行动增强,其强度达到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水平;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对收入下降与劳动条件恶化表示不满;以往抗议主要集中在“半边缘”国家,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现在,抗议扩展到英国、意大利、美国;这是社会结构发生重要位移的标志;在法国,抗议者要求执政集团下台并要求调整其外部政策;在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暴力行为方面,形成重要的国际声援行动。
需要承认的是,抗议的地理与规模在扩大,但尚未直接威胁资本主义的制度根基;抗议行为与左翼运动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结合度不足。
统治阶级为削弱左翼运动实施了一系列前置性措施;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即公开主张放弃革命策略,把政治斗争压缩为对资产阶级国家民主制度的利用;在俄罗斯,这些思想反映为“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机会主义的毒素污染了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党。
二十世纪,一些欧洲共产党走向“欧共主义”的道路;他们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移到不确定的未来,把重心置于“人权”和“民主”;这些政党的结局不尽如人意,却产生了示范效应;一些左翼运动至今仍回避苏维埃经验、无产阶级专政与革命斗争;更有甚者,在所谓“性别多样性”等议题上的立场,反而为反动势力提供便利,使保守派得以把左翼描绘为“传统价值”的否定者。
我们反对概念置换以及由此导致的斗争目标置换;令人遗憾的是,某些“左翼”同自由派并肩,声称除男性与女性以外存在大量“性别”;这种做法导致部分工人从左翼转向右翼;法西斯主义的复苏已深入西方生活的肌理;不久之前,极右力量仍属边缘;现在,他们进入权力结构,成为官方政策的一部分;“意大利兄弟党”成为执政党,而该党是二战后由墨索里尼支持者创建的“意大利社会运动”的继承者。
在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极右运动谋求执政;其同道进入荷兰、芬兰及其他若干国家的政府;他们普遍借助“爱国主义”的话语,并把穆斯林移民塑造成“西方世界”的敌人,同时回避移民对于资本具有显著经济利益这一事实。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历来从右翼力量中获益;例如,希腊议会曾允许把工作日延长到13小时;对社会与劳动权利的进攻在欧洲与美国同步推进;在美国战后历史中,特朗普政府对大资本的友好程度处于最高水平。
统治阶级依托右翼力量一举达成多重目的;第一,削弱来自工人运动与左翼运动的威胁;第二,在经济危机导致利润下降的条件下,通过强化对劳动者的剥削进行补偿;第三,经由话语塑造与舆论动员,为新的帝国主义扩张作准备。
克服反动,消除法西斯主义
社会主义力量必须巩固队伍;在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8周年之际,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举办国际媒体论坛“以真理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一平台延续了我们自人道主义援助顿巴斯并倡议承认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以来所开展的持续性工作。
我们始终不忘,一百年前正是大资本催生了纳粹主义;当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及其同伙掌权时,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随之发生; 通向焚尸炉与毒气室的大门由此被打开、对格尔尼卡与哈廷的毁灭以及纳粹对列宁格勒大围困的惨烈悲剧——由此成为客观事实。
今年的关键事件,包括两大胜利的纪念:击败希特勒纳粹主义与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八十周年;这两项纪念构成我们在理论宣传、国际交流与信息工作中的中心议题。
法西斯主义在纽伦堡被彻底粉碎并受到审判;苏联及其盟友不断予以提醒与教育;强大的共产党运动与反战运动长期发挥作用;国际资本曾经回避同新纳粹建立直接联系,并把其置于边缘;现在,西方执政力量放弃最后的顾忌并公开支持法西斯主义;基辅当局获得武器供给;新纳粹力量意图实现历史逆转。
美国与北约的行为愈发放纵;他们对白俄罗斯、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策动政权更替的企图;俄罗斯、中国、古巴、朝鲜以及其他国家处于制裁、勒索与威胁的瞄准之下;新殖民主义模式活跃;因饥荒与缺医而死亡的事件持续发生;恐怖主义与武装冲突造成平民伤亡;在乌克兰与加沙地带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流血仍在持续。
西方的政治制度退化为实质性的高度集权体制;其与民主、自由与人道主义理想的关联已经严重削弱;全球主义者意在以将全人类拖入“电子集中营”;特朗普的演说罕有不包含反共指控;这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构成对针对中国采取侵略性政策的政治准备;第二,它表明反共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常量仍在持续。
只有全球进步力量的团结才能抑制法西斯主义与战争挑动者;2023年,明斯克召开的首届国际反法西斯论坛通过了题为“使人类远离法西斯主义”的宣言;该文件的基本主张构成我们政治工作的规范基础;本党必须继续严格遵循。
国际媒体论坛“以真理反对新法西斯主义”强调了若干原则性结论:
- 抵御战争威胁、反动与法西斯主义,要求最广泛联合全部进步的反战与反法西斯力量。
- 历史经验表明,共产党人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的支持者,是反对纳粹主义与军国主义最为一贯的力量。
- 维护和平与反法西斯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直接且内在地关联。
- 在明斯克与莫斯科反法西斯论坛上形成的左翼政党与运动的立场,为反对新纳粹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联合行动提供必要基础。
- 抵制反动,要求各左翼与人民爱国力量整合资源,以便在信息政策上形成协调机制。
传播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启蒙提供广泛可能;但是,全球媒体网络被大资本用于强行灌输消费主义取向、塑造虚假的价值系统并转移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对客观信息的“封锁”愈发严厉;信息被低质娱乐与赤裸的虚假所替代。
我们需要有效抵御资产阶级媒体的攻击,开展面向工人阶级、农民、青年与知识界的工作;左翼力量在构建信息流方面的行动协调愈发重要;在这场竞争中必须依靠真实性与可证成性、时效性与思想性取得胜利。
我们的国际反法西斯论坛已经形成抵御新纳粹威胁的有力平台;我们将继续推进反对战争与法西斯主义的联合,并推进为社会主义、和平与进步而进行的斗争。
为劳动、公正与进步的俄罗斯
各位同志:俄罗斯在争取社会主义的前线具有特殊重要性;世界各地对列宁和伟大的十月传统的继承者寄予特殊期待。
1991年以后,俄罗斯统治阶级嵌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国家被塑造成资源附庸与外来商品的销售市场;航空工业、机床工业、电子工业与仪器制造业被毁坏或遭受巨大损失;经济结构被固定在“管道依赖”和“资源依赖”上;三十年间天然气出口翻倍,其中四分之三输往欧盟;依附性利益集团以国家去工业化、对劳动者的掠夺与人口净减少为代价,支撑了外部的繁荣。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俄罗斯承受了该体系的全部弊病,甚至呈现出比西方更为畸形的形态;不平等指标居高不下;约1%俄罗斯人控制高达60%的私人资产,这一比例在大型经济体中位列前列;根据《福布斯》的数据,俄罗斯美元亿万富翁一年内从125人增至146人,创下统计历史的最高记录。
莫斯科在美元亿万富翁数量上居于世界第二,仅次于纽约;所有这些发生在战争条件之下;当局宣称贫困率下降,但事实并非如此;有19%的公民甚至无法满足食品支出,这一数据源自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
特别军事行动导致经济出现部分军事化改组,但尚未进入充分意义上的国有化进程;当局并未准备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取向;资源性收入未被用于经济的加速发展;俄罗斯在工业机器人密度上排名第41位,每万名员工仅有29台工业机器人;中国为470台,新加坡为770台,韩国超过1000台。
在资产阶级制度框架下,俄罗斯统治阶级把国家锁定在资源型外围地位;这一路径指向危险的边缘;对于特朗普、万斯或其他人的善意寄望并无效用;西方不会把俄罗斯纳入其“家庭”;在同中国的战略对峙中,全球资本对俄罗斯的资源与领土具有高度需求。
要实现国家安全与发展,必须进行面向社会主义轨道的决定性转向;然而,“统一俄罗斯”的目标另有安排,且由上而下指定的相当一部分“反对派”仅作为权力机器的附庸;1917年,布尔什维克以拒绝资本主义退化的纲领实施了挽救性的转变;当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出《胜利纲领》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自恢复以来,本党始终致力于保全并发展苏联时期的技术与制度积累;我们反复阐释强大工业国家与知识大国的形成机制;内战仍在进行时,列宁即创建三十多个科研机构,这为在短期内追赶西方先进国家提供条件。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把超过五分之一的财政投入用于科学与教育,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应;国家开启航天事业,形成导弹核力量的对称性制衡,成为全球安全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即便在谈论爱国主义时,“统一俄罗斯”仍阻挠由我们提出的《全民教育法》;对教育的投入收缩;在这种政策下,俄罗斯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以及人的发展方面都难以前进。
在苏联时期,仅莫斯科一地就有十五家机床厂;国家建造最早的自动化生产线,并向多国出口数控机床;现在,俄罗斯甚至不生产本国品牌手机;乘用车产量微小;在民航领域,十架飞机中有八架属于外国机型。
这一国家层面的失衡不应再被容忍;必须走出资本主义的死胡同;为此,我们正对《胜利纲领》进行逐条打磨;带着落实该纲领的任务,我们将在新的一年进入国家杜马选举。
本次全会再次强调,政治过程与社会经济过程并非彼此孤立;在放弃社会主义而形成的依附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实现成功增长;同样,在国内延续错误政策取向的条件下,外部政策不可能取得持续性成功。
九十年代遗留的危险在于,经济与金融部门仍然为少数富豪集团的利益服务;寡头获准继续以巨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资本;他们既不把资金投向国家发展,也拒绝向前线提供足够支持。
九十年代的遗留问题还体现在其他方面:高利贷式的基准利率扼杀实体生产;由“统一俄罗斯”推动通过的联邦预算进一步加重了被掠夺者的负担并阻碍经济增长;对我们成功的人民企业经验的固执忽视仍在延续。
九十年代的政治风格同样出现在对地方自治残余的削弱企图中;这将给若干地区带来社会性风险,首先受损的是俄罗斯腹地与长期处于困境的乡村。
我们看到,在国家媒体与文化领域,所谓“第五纵队”为反苏议程开绿灯;带有偏见的影像作品《俄国革命纪事》侮辱历史记忆、传播错误叙事并制造分裂;不仅我们如此评价,专业历史学家也作出类似判断。
对历史的轻慢会削弱此类作品作者的学术与公共信誉;但需要明白,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具体作者,而在为其提供资金并为其在国家主流银幕开路的权力结构中的相关人士;在权力走廊内,仍然存在煽动仇俄与反苏的推动者。
值得关注的是,社会的反应总体健康;我们可以把公民的判断视为积极资产;但对手不会停止;尖锐的思想斗争将持续;中央委员会机关与地方组织、媒体系统、政治教育体系以及“俄罗斯学者支持社会主义”组织的积极分子都应把赢得这场斗争作为一致目标。
在争取落实《胜利纲领》的斗争中
9月12日至14日,全国举行统一投票日;我们以“选举是理念的竞争”为基本信念进入选举进程;其意义在于寻找发展路径、实现更新与轮替,并在制度框架内把权力交给能够推动国家前进的力量。
外部严峻挑战要求通过政治力量的对话来凝聚社会;但“统一俄罗斯”拒绝对话,把其狭隘的阶级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在“选举”的名义下,他们再次实施通过操纵与对选民施压以维持权力的特殊操作。
“市政过滤”工具继续在州长选举中排除竞争者;对我们候选人的粗暴拒绝登记成为常态;我们的同志在多个地区遭遇此类情形:诺夫哥罗德州的奥尔加·叶菲莫娃,布里亚特的维亚切斯拉夫·马尔哈耶夫,科米共和国的奥列格·米哈伊洛夫,列宁格勒州的拉丽萨·穆欣娜。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再次面临政治欺诈;造假者利用选民名册的操控、对财政供给部门职工的行政压力、用金钱买票的“旋转门”式拉票、“树桩投票”、大规模上门投票、投票站视频监控的关闭等手段;多日制与远程电子投票继续被强制推行;该制度的支持者至今未能证明其公正与安全。
执法越权亦未缺席;在利佩茨克,我们的竞选总部在选战高峰期遭遇搜查;在克拉斯诺达尔,我们的具有咨询表决权的选委会成员遭到殴打;在伊尔库茨克市长选举中,候选人康斯坦丁·布舒耶夫遭遇黑社会式袭击。
本次全会要求对选举过程中的非法行为从严追责;对选举结果的篡改应被定性为刑事犯罪,并被视为夺取政权的企图。
尽管存在上述操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仍然证明自己是国家的主要反对力量与建设性力量;在州长选举中,我们的候选人谢尔盖·列夫琴科(伊尔库茨克州)、亚历山大·伊瓦乔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奥尔加·叶菲莫娃(诺夫哥罗德州)取得可接受的结果;我党在多个地区首府的议会获得五十余个席位;在哈卡斯,叶莲娜·戈皮娜当选切尔诺戈尔斯克市市长。
最显著的成绩发生在共产党人坚持原则、提出尖锐问题并坚决维护公民利益的地区;在同选民互动中,许多组织积极运用“人民公投”等工具;关于选举结果的总体评估,已载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声明《让选举成为发展工具,而不是社会腐蚀的渠道》。
本次全会支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上述评估,并主张:
- 保障所有政党与候选人自由参加选举;停止以“市政过滤”和其他官僚理由为名的参选限制;
- 恢复现场与单日投票,使用传统纸质选票;放弃多日制与远程电子投票;
- 恢复具有咨询表决权的选委会成员制度;禁止把国家公务人员纳入选委会;
- 扩大各级选举中政党与候选人授权代表的权能;
- 恢复投票站的视频监控的完整覆盖;
- 立即通过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出、并保障参选主体权利平等的《选举法典》;
- 对选举舞弊设定严格的刑事责任;执法机关应当以发现与制止违法为导向,而非掩盖问题。
我们的口号为:“让国家回到自由而公正的选举”。
各位全会代表:俄罗斯面向未来的时期具有高度责任性与复杂性;关键问题在于,这一时期能否成为对人民具有胜利意义与建设性的阶段。
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构建名为“金色穹顶”的系统,总预算约8300亿美元,其目的在于削弱俄罗斯的导弹核力量的威慑效果;华盛顿拟把约5000亿美元投入人工智能;欧洲的军费开支在翻倍增长;为了与北约相竞争并取得胜利,俄罗斯需要可比的能力水平、尽可能凝聚的社会以及可靠的联盟体系。
通过提高税负与削弱社会部门不可能走出危机;通过剥夺贫困化公民不可能增强国家;在允许寡头把资本外流的条件下不可能发展生产;在这些取向下,国家将面临痛苦性失败与政治危机。
俄罗斯需要发展型预算、国有化与战略部门能力的增强、人民企业的支持与对人的投资;这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出的《胜利纲领》的核心。
二十世纪把我们推向胜利高峰的是以列宁与斯大林为标识的现代化进程;进入本世纪,行之有效的经验属于那些吸取苏联重大经验并沿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国家;今天,中国共产党总结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并提出未来任务;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必将实现新的跃升;对中国、越南、白俄罗斯而言,借鉴苏联经验获得了高水平成效;俄罗斯有义务研究与采用这些有说服力的范例。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出的建设性方案已经多次证明其可行性;我们的同志在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奥廖尔州与哈卡斯推动了显著发展;人民企业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旗帜性地位得以保持;其领导者格鲁季宁、卡赞科夫、苏马罗科夫等人的经验具有国家层面的价值。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预测与政策测算在议会听证和奥廖尔国际经济论坛中得到验证;其结论得到学界与生产实践界的印证;我们的《胜利纲领》提供走出制度性危机与改善社会生活的路径,也提供国家复兴的路径。
我们将继续为把人民财产归还国家与社会而斗争;为建立有助于国家发展的有效金融体系而斗争;我们将继续完善发展型预算;由“人民信任的政府”可以在不拖延的条件下把该预算增加10至15万亿卢布。
应当尽快恢复公民接受免费教育与可及性医疗服务的权利;我们坚持显著提高最低生活标准与工资水平;立即恢复八小时工作制;加强对富裕阶层的税收负担并降低对劳动者的税负;整顿已经沦为对公民进行掠夺与羞辱区的住房与公共服务领域。
俄罗斯需要道德与政治层面的修复;应当把伏尔加河畔的英雄城市恢复为“斯大林格勒”的历史名称;应当更广泛地庆祝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纪念日;应当立即将捷尔任斯基纪念碑归位至莫斯科中心。
我们的人民始终理解,11月7日是拯救国家性、实现劳动人民胜利与社会公正并打开更好未来的一项伟大纪念日;该日应当再次设定为国家法定节日。
今天,中央委员会全会确认我们纲领的关键立场;其落实将开辟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新胜利的道路;我们对此不存疑虑。
我们共产党人深知:我们的斗争绝非徒劳。
我们掌握着俄罗斯成功发展的钥匙。
历史——这位至高无上的裁判者——已将全部论据摆在眼前,它们无一不指向社会主义,指向劳动人民,指向那些为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人们,指向建设社会主义俄罗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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