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
——关于干部的培养与成长
顾凌英
一
共产党是伟大的党。将近二百年以来，从世界的范围看，它所创造的业绩前所未有。仅从中国来看，从五四运动的1919年到今天的2025年的9.3阅兵。中国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啊！真是翻天覆地！
我们从《觉醒年代》中：从灾民遍地的天津，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谈话和告别开始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1924年国共合作，北伐开始到中国共产党人1927年被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所屠杀；革命力量损失，仅1927年3月至8月，五个月中，被杀的党员和工农群众就有29430人，被捕的有24900人，合计54330人。其中被杀的共产党员就有2.6万多人。【根据党史统计：1927年，中共五大时，党员人数为：57967人。】
就这五个月我们党的力量损失至少也有45%以上，甚至更多，斗争的残酷程度可想而知。据1927年11月统计，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急剧减少到一万多人。【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5月，第一版，第82页，89页。】
更为可惜的是，牺牲的领导同志，许多是自觉革命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骨干力量。如肖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资料来源：同上，第101、102页】
如果他们都能活到1949年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我们国家的形势必然会更好，但是斗争的残酷和艰巨，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右倾机会主义第一次使我们党损失了90%的力量；在之后十年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使我们的损失更大。毛主席曾说过：“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30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毛泽东：《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1960.5.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
革命不能没有无产阶级的骨干力量。这些革命骨干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许多、许多，他们前仆后继、宁死不屈的集体主义革命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
最后，是迎接台湾解放的我党的以吴石为代表的上千的地下工作者，由于叛徒的出卖而牺牲，蒋介石反动集团由于可耻的失败而更加疯狂而残忍。最近上演的《沉默的荣耀》向我们揭露了，他们的罪行和我们烈士的英勇。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28年夺取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斗争中，革命者的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是这段革命史最大的特点。但是其中最大的无谓惨烈牺牲，是在1921年到1935年的14年中，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被排挤的遵义会议之前。而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党的领导权回到毛泽东同志手中之后。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党的革命事业和党的力量发展都是最快的、波澜壮阔的。取得的胜利也更加辉煌。p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1937年到1945年，我们党的队伍在斗争中又从不到三万人发展到了100多万。
通过毛主席在延安办的抗日军政大学、鲁艺等等学校的学习，经过了1942年的整风运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不仅队伍扩大了，而且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可见彻底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夺取和占领了党的领导地位，纠正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领导的时候，革命的力量才能得到切实的发展。这个历史教训对于我们党来说应该是刻骨铭心的。
这同时也证明了，在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党内的路线斗争，都是贯彻过程始终的。只有无时无刻坚持党内的路线斗争，使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始终作为领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绝对统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顺利向前发展。
二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党内的路线斗争，在这个历史阶段又是怎样发展的呢？它与民主革命时代由于革命的对象和任务的不同，又会呈现一种怎样不同的状态呢？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这最后一个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必须回答的问题。但是要认识它，历史的事实证明了确实不是容易的事。
毛主席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一再强调“反潮流”，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吴冷西同志在《忆毛主席》一书中，专门有一章《五不怕及其他》提到这个问题。他在书中说，那是1957年的一天，“毛主席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我在之前也听到别的同志谈到过毛主席的“五不怕”。那时不能理解。觉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革命工作应该是得到鼓励的，又不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对于革命者来说怎么还有“五不怕”的考验呢？
通过这几十年的经历，才认识到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内同志思想的影响，党内的路线斗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是无时无刻，客观地存在着的。如果错误思想，在某一领域占了上风，“反潮流”的风险，就会遇到“五不怕”的考验。
从民主革命过程中，党的失败和成功的历史经验正好说明了：经过党内斗争，使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取得胜利，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这条规律，在社会主义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依然是客观的存在，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消灭存在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这场斗争必然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更加残酷。
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革命的阶级，除了工、农还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分析起来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有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积极性。在党的民主革命在他们的干扰下，一再失败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屈从于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
但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目的已经达到。这时就产生了他们与无产阶级分道扬镳的可能。他们不想继续前进，失去了继续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的阶级利益与无产阶级就有了不相一致的矛盾。尤其当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就要起来反对和抵制了。
从毛主席1976年9月9日离开我们之后的情况和晚近四十年的一系列情况，回过头来分析。党内的一些干部，他们对当年的三大改造是不情愿的。但是由于当时革命还处在二次大战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时期，他们不敢坚决反对而坚持己见。到了1957年初。由于1956年，苏共20大，出现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时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不利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变化。恰恰这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且及时地提出了党内整风的问题，是非常及时而正确的。
“整风”，按照延安整风的经验，目的是要解决无产阶级的政党内党员思想不纯的问题。也就是通过整风清除党内同志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
具体来讲就是要解决领导阶级一些党员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不正之风的问题。虽然是以“和风细雨”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态度，来解决党内思想和作风不纯的问题，这仍然是党内、革命队伍内自我革命的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运动。
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问题，明显是存在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个人的思想作风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毛主席制定的党领导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之中。这是不容置疑的。
整风要达到好的效果。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首先应该是从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开始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头脑、进行自我批评就达不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个人的思想检查就不能是深刻的、触及灵魂的。而只有在这样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之上，然后进行的互相批评才可能达到既加强团结又提高思想水平。产生按照毛主席总结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思想基础上，达到的新的团结的目的和积极效果。
历史事实证明，延安的整风运动，使我党的干部在思想上、理论上、作风上都有了很大提高，使解放区的面貌为之一新。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在干部队伍的准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7年的整风，根据毛主席的愿望，因为是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应当取得比延安整风更加积极的效果。但是实际的效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设想。当时的做法，今天回想起来，却觉得是有些奇怪的。
第一，1957年的整风，按照毛主席的本意是希望党外的民主人士和群众帮助党整风，的确是希望他们对党的干部，进行监督和批评。但是奇怪的是当时的有关部门，并没有开始党内整风，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理论学习。至少当时在党内和各单位，并没有普遍开展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做好整风的思想准备工作。
现在深感为了搞好1957年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员和群众认真学习有关的文件是既重要又必要的。除了延安的整风文件之外，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该作为整风的必读文件，认真进行学习。如果当时的干部和群众，能够认真的学习了这些文件，反右扩大化的情况也就不可能会出现了。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再由单位的领导同志，首先带头进行自我批评性质的述职，最后，才可以请党内外的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和风细雨的批评和建议。这才是总结我们延安整风的正确步骤之后，1957年的整风应有的步骤。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1957年的整风，实际上恰恰是与延安的整风反其道而行之的：
整风还没有在党内开展，就先大力动员党外人士无边无际地对党提意见。当时党的威信极高，本来就没有任何像样的意见可提。所以实际上，只要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满而提意见，那必然就是反党，引起众怒是必然的。这样做的结果：整风走向反右，就是必然的趋势。
而且在当时的反右中，逐步演变为批判右派的普遍论调就是：对党的书记和党员有意见就是反党。这样就在无形中恰恰把党变成了，有问题和错误干部的“红色保险箱”。与毛主席提出整风的初衷，要求党外的群众帮助党，参加整风的初衷完全是反其道而驰了。
反右扩大化，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扼杀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它的后果，今天看来就是使党内外群众和干部在1958年对明显极端唯心主义、指鹿为马的“五风”，全国没有一个基层干部和群众敢于批评和抵制；最后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村，居然会饿死人的严重后果。
延安整风的成功与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说明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无产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区别，这绝不是偶然而作为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一个规律是值得深思的。
而这一切要求普遍的劳动群众都能在当时看清楚是不可能的，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才可能逐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互配合搞的和平演变，得以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得逞的主观和客观原因。经过了苏、东红旗落地三、四十年的历史教训，劳动人民的觉悟，在斗争和实践中必然会逐步得到提高。党内资产阶级的阴谋，总有一天会被劳动人民所识破。这时革命的高潮就一定会逐步来到。这一切告诉我们，总结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和中国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是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唯有这样，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无产阶级才可能游刃有余地对付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并顺利地战胜他们。
但这仅仅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毕竟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的榜样，建设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的工农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阶级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在哪条战线上，中国人民创造的业绩都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
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在文革的五七干校，他们意气风发，不怕苦、不怕累，能文能武。文能大批判，写文章；武能自己制砖、拉砖、盖房子，做家具；插秧、打场、压场、脱粒、开拖拉机犁地、收割；烧火、做饭、喂猪、养鸭。女同志还打毛衣、缝衣服、补衣服，把自己的孩子打扮得一个比一个漂亮，真是无所不能。社会主义自己培养的新知识分子已经呈现出他们新的面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
三
关于改革开放之后，最明显的就是党的干部，由于种种原因，在不拿枪的、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的兵败如山倒。这是党的历史上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分析一本“反腐纪实文学”《追问》来谈这个问题。
《追问》是十八大之后，被任命为一家省属单位纪委书记的反腐纪实文学作家丁捷，从他收集的633个反腐案例中选出28个以上地厅级与省管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最后又从中选中了八位典型，根据他们的自述，撰写的一本第一手资料的书。这本书是2017年4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书中提到十八大以来的四年时间，反腐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将留下独特的印记。200多名中管干部因腐败问题被审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0多万件，给与党纪政纪处分超过100万人。追逃追赃的天网行动已经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400多人，追赃金额近百亿。
我想通过他所选的八个厅以上干部的腐败典型案例，大致分析一下从1980年到2016年的36年之间，党的官员大批腐败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以及要使反腐形势彻底好转，所需要的外因条件和内因必要条件与要求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故事：鞋子的故事
北边市委的一个常委，贪污受贿六七百万元，玩弄女性，生活腐败。在当上领导之前勤奋、朴素。是个苦行僧，对自己要求很严，有才，讲话脱口成章，深受上级领导信任。落马后，他说他是“穿着草鞋觅铁鞋，脱掉草鞋换皮鞋，踏破旧鞋得锦绣，换上新鞋成囚徒。”
他爸爸是改革初期做小生意的，穿着草鞋走出家乡，背井离乡，年底发了小财，换双皮鞋，回到家乡，等到把这双皮鞋穿破，才把他和哥哥养大，送到了高等学府，成为了天之骄子。他爸爸得了癌症，临去死之前对孩子说：“希望你们好好干一番事业，最好捧上铁饭碗，再也不怕脚下没路了。”
他们牢记父亲遗训，特别勤奋刻苦，不知踏破多少旧鞋，终于奔上了锦绣人生。50岁不到，就走上了厅级领导岗位，成为家乡远近闻名的贵人。他也特别珍惜这一切，凡事特别谨慎，不敢妄为。许多人“公关”，都被拒之门外，许多“公关”高手，都一个个败下阵来。
最后有一个家乡老板，把他这个“堡垒”拿下了。怎么拿下的呢？一个元旦前夕，老板以替他母亲稍信的名义，一进门就蹲在地板上，亲手帮他脱下脚上的旧鞋。说：“辞旧迎新，穿上新鞋，意味着履新。这是令尊大人生前的美好愿望啊！”他特别感动，眼泪都下来了。从此，这个老板每年新年都送一双新鞋过来，亲手帮他换上。他也如愿一步步从副厅虚职到副厅实职，再到正厅，直至正厅要职。五六年内，履新四次。
他处处小心，唯独对这位老板，开了口子，有求必应，帮老板办了不少事，也收了他不少钱财。最后走进深渊，把前途变成了囚徒。他刚换上当年的那双新鞋，才两个星期。而供出他问题的，正是为他穿鞋的那位老板。
我的分析：
这个故事比较简略，只说是北方的某市。作为党员，他没有党员应有的崇高理想。只想升官，过好自己的日子。虽然小心谨慎，结果还是被资本家老板，拉下水，成了囚徒。
第二个故事：危情记
在成都，一个赵姓的原副市长，他没有收受巨额贿赂，蹲了两年监狱就出来了。他认为自己犯的不是罪恶，是罪孽。犯事的情况是：道德败坏，生活腐化，严重违纪，被双开；犯有重婚罪，被判了两年。现在隐居在老家山区一个小镇边，帮亲戚料理一片鱼塘。赵50多岁，如今是这里的名人，他懂得一些饲养方面的农牧业技术，帮助亲戚和养殖户们解决了不少问题。
这个赵市长就出生在这一带山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还相当闭塞。老战友介绍的一个企业家庞老板，把他拉下了水。他当开发区主任的第二个春节，先批了80亩地给这个庞老板圈地、造房子。还勾结大国企与之入股，共同开发。庞老板因此赚了一个亿。是他这个赵主任一路支持办下来的复杂手续。为此，有很多政策瓶颈被突破，违反规矩。但他完全是为人情，没有拿他的钱。因为，市里圈的土地几千亩都荒着。有人来建房子、上项目，也是市里当时极需要的。当时觉得：“我不收钱，没什么好怕的。”其实隐性的好处收了。
这位庞老板想了很多办法瓦解他。请吃饭、打高尔夫球；香烟、红酒；钱与贵重物品自始至终没拿。最后从女色上把他突破了、腐化了。事后庞老板对他说：一个服装老板的小老婆都超过一打了，用四季、月份给她们起名字，都不够用了。他养得起，不比古代的皇帝差。在这样的氛围中，庞老板接着说：“你们领导啊，只有一言九鼎的威风，却没有三妻四妾的实惠，“心苦啊”！ ”
20世纪90年代。满城都是酒家、足浴、K歌厅。时代风云，都要有美女在场，在那时再正常不过了。声色犬马常态化了。他从山里出来，当兵、吃苦、抗洪抢险、奋发，走到了这个位置，人到中年，在老板们面前，心理失衡，被人家看透了。第一次出轨，是姓庞的安排的。从此就腐化了。
他把开发区的工作搞得风生水起，成了市里的大红人。市委书记、市长见了小赵、小赵的叫，亲热劲没法说。太风光了，风光掩盖了一切，也麻痹了自己。没人在意绯闻，“我觉得生活随便一点，不是事儿。”还成了副市长的热门人选。这时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帮助了一个女大学生，解决了家里人在家乡被欺负的问题。为了报答，女孩跟他同居了。后来他在外面又养了一个女人，有了第三个家。这第二个女人是姓庞的替他安排的。还各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就从一个得力的干部，成了一个腐败分子。他除了频频出轨外，还犯了重婚罪。从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的中期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到2013年出事，也不过七八年时间。
我的评论：
这是在西南的四川，成都市的一个副市长。资本家要取得国家资源，必须利用干部的权力得利，无孔不入。而改革开放后的干部是生活在资本家的包围之中，把老板当做自己的朋友，在招商引资的外因下，在灯红酒绿之中，没有远大理想的人，迟早会被拉下水。赵副市长也不例外。
第三个故事：无法直立
上级纪委推荐了一个案例——某中等城市的市政协主席李立清（正厅级）。在其担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和市委副书记的六年时间内，卖官鬻爵，为煤矿老板、开发商大开暴富方便之门，伙同妻子、女婿等亲属收受贿赂累计6400余万元之巨。他是白培恩的“缩略版”，连同家人一起违法，一起被抄。
李立清的发迹与堕落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官场是他的生意场，他买官然后再卖官，卖官然后再买官，通过循环犯罪的手段，不断把自己的“官场产业”做大。他背后还站着一个资本兄弟集团。把李立清当做一个项目来投资和运作，最后达到操纵这个项目官员的目的，可见资本家的野心之大。
2015年李立清，一个英俊的58岁男人，在此服刑。根据他的阐述：
1995年，他37岁。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老师。之前他是在自己老家小镇，教高中政治课，连续几年，高考成绩全市第三名，引起教育局注意，把他挖到了市重点，成为全市政治课的教学骨干。
但工作在市重点中学，反而受到学校副校长的排挤。夫妻两地分居，女儿上中学的问题都没有条件解决。市里招考副职，他就赶紧去应考。笔试名列前茅，却名落孙山。
这时，市秘书处的副秘书长，看上了他，调他去当了秘书处的副处长。他一步升天，处境改善。副处长当了三、四年，还是没有提拔的迹象，心里着急。2003年市里再次拿出一些直属单位副职，进行公推、公选。李又毅然报名：体育局副局长。
这时李在市里已经八年了，他对市里宏观管理、人头都已十分熟悉。他认为“官场深如海，变幻莫测”。这时一个姓许的人出现了。这个人能说会道，外号：许博士。因为他喜欢穿BOSS牌的衣服，人家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外号。是李立青中专学校的校友。他在多个城市有企业，他的公司总部在昆明。据说，许博士认识省里一位重要人物的太太，常陪她打牌，可见他的水平和实力不虚。靠他的“运作”，李立清通过了笔试和面试考察，直接到组织部报到，担任组织部副部长，比体育部长高多了。从此李立清就对许博士感恩戴德，另眼相看。两次考试不同的结果。45岁走上了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他不看做是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的结果；完全看作是许博士运作的结果。确立了一个“仕途观”——认为工作好坏对自己不重要，人生转机的关键是要靠“运作”。要能找到通向上面的路子，找到一只无形的“如来大手”把自己托起来。他说：“我从一个埋头苦干的书呆子型的干部，变成了一个东张西望，拉三扯四的精明官僚。”
许博士第一件让他做的事是为许的表弟打架，砍伤好几个人的事开脱、摆平。李立即表示尽力。两天以后，公安果然放了人，赔一些钱了事。年后，博士拜年，提着小布袋，十万人民币。李让老婆收下了。事后，没睡着觉，想退回。老婆说：“这样朋友就做不成了！”也就没退。
第二次许博士找他，是看中了某县的一个矿山想获得开发权。这事本来他是不便管的，这与组织工作八竿子打不着。李却去打电话给县委书记打招呼。书记说：“让他来公平竞争吧！政府准备招标。”他又给县的组织部长打电话，让他给有关单位打招呼：“同等情况，请于照顾”。事情顺利办成，许博士拿到了矿山开发权。他给李送来了50万。许说：矿山转手赚了过亿。李就心安理得收下了。他过几天又给李的老婆孙兰送了50万。从此李不再亲自收钱，老婆孙兰替他办了。孙兰把关也很严，只接待许博士与他的关系户，不扩大范围。所以一直到双规，全市人民心目中李还是一个好干部，清正廉明的干部。
李说：我帮许博士做事，做的都是“大事”。许专门买了一个小楼，与李立清家是散步的距离，装修成一个餐厅的样子，专门养了两个厨师，用来招待市里方方面面的领导。李与孙兰每周有两三天在这里用餐，许与李的关系知情人心里是有数的。市里的头面人物，都知道许是昆明的大企业家，是省领导的座上宾。与他相处过密，恰好说明李与上头的关系硬，很微妙。与许的来往李自己觉得“我的背景从此不那么单薄了。”对许与他的兄弟的生意，李是有求必应，对他们的贿赂，也不阻拦。有孙兰打理，李也不问家里的钱多钱少了。
有一阵子似乎吃得香、睡得着，而且顺风顺水。一切看起来，都很如意。希望这是真的。但是魔鬼、邪路、错路在前面守株待兔。他突然发现，灵魂不在了，身体虚脱了，成了一个空壳，瘫痪在地，无法直立。他彻底趴下了，成了魔鬼的工具。
2009年初，李被提名市党委委员、组织部长。一天许请吃饭，饭后送他土特产，箱子特重，直接搬到地下储藏室。很好奇，打开一看，都是现金。数了老半天是666万元。一年后，李的女儿结婚。他说包了888元的红包。回家一看，一个红色的大袋子里面整整888万元的现金。李说：“他对我这么用心，我也努力帮他牟利。他提出要市中心，老干部活动中心那座楼。我就出面活动，照办。不仅把这栋楼盘给他开发，还把在郊区的为盘老楼置换的土地，开发的新活动中心的业务也全盘托给他们公司，直接办成，不必招标。”
至此，姓许的已经不满足经济利益了。他开始给李立青推荐干部。一开始只是给谁提个级别；给谁调个位置；给谁搞个返聘什么的。李都一一照办了。因此，一些干部，不拜党、不拜神，纷纷拜倒在一个商人门下。
李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没几天，他就推荐一个年轻人，当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理由是这个年轻人文字能力强。李嘴上答应了，心里其实不舒服。办公室是单位的核心部门，主任一般都是一把手亲自选调能力强的、品行好的、忠诚度高的人担任。你一个生意人，居然要直接给我安排这个岗位的人选。这不是成了他的“派驻”了吗？我装着爽快的样子，接受了。可第二年，他又给我推荐常务副部长人选。他一口一个“我们”，跟我商量干部问题，不就是直接插手吗？我说这是市委书记亲自定的。他居然在我面前摆脸色。
李立清当了市委副书记。靠许拉人际关系，行贿、买官。又用贪污来的钱款，让孙兰开茶馆进一步捞钱，成为向他行贿的公开场所。
最后两年，许妄图向李推荐副秘书长、推荐分管单位负责人。李明确告诉他：“我已经不是组织部长了，安排干部的事不要找我。”这时，许的眼中冒出杀气。
十八大以后。李立清仍然毫无顾忌地通过协调几个大项目，大肆收受贿赂。进账30多笔，共500余万元。组织对他问题调查时，他还穿梭在老板之间，在茶室一笔笔收钱。李立清猖狂到这样的程度，引起了省委高度的警惕。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对他采取措施。他的案件从立案到移送司法机关，只用了20多天。创造了厅级干部从党纪执行到法律执行交接的最高效率记录。
在“双规‘’前，他闻风之后，一边照样忙着收钱，一边召集行贿者建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串供、签订虚假协议。当他找到许博士，要求他聪明一点，配合调查时。这位兄弟，未等他把话说完。就大骂道：“姓李的，去你妈的，你当我和你一样弱智。”
他在狱中忏悔道：“千万要守住初心。那点理想，那点人文，那点不畏贫困的小清高，是人最宝贵的心灵财富，......。我现在羡慕焦裕禄，崇拜焦裕禄。”
我的分析：
这个案例，也是发生在云南的一个市。作为一个市重点中学的优秀教师，他先是凭自己的本事考官，落榜了。他第二次考官因为走了门路，考上了。因此，他相信惟有“运作”——走后门，才可以达到目的，靠本事不行。
可见官场腐败的根子是上级省里的高官与企业老板相勾结形成社会关系的不正之风造成的。从此，他就靠巴结已经被腐殖的干部与资本家。拉关系，往上爬，走上一条腐败的犯罪之路。他做官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为了爬上去、捞钱，不惜犯罪。他被资本大佬操纵，为资本的利益服务，成了资本利益在党内的代理人，可以算是一个坏人。他为了入党做官、发财，与资本家勾结起来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做一个党员，从来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远大理想，最后走向深渊。
第四个故事：风雅殇
作为分管领导省文化厅的副厅长，由于分管的下属单位发生违法犯罪窝案；多名领导干部和专家，利用公职权力和信誉偷盗、制假、贩卖字画、文物被法办。他受到党纪的严厉处分——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为副处级。省委组织部及时取消了已公示的他的巡视员（正厅级）待遇。许多人为他叹息，不愿看到学士双全的他，却因下属犯事而受到如此严厉的问责。在最后一程，留下偌大的缺憾。
但有的人认为判轻了，因为1、文化犯罪活动持续时间长，非突发性，不可能不漏出蛛丝马迹，如果没有他的失察、纵容，很难发展到这种程度；2、这些下属大都是他提名任命的，个别专家还是他亲自考察引进的，很难说他与这些人之间没有利益瓜葛；3、文化是文人的一种人心工程，文化产业是政府的一种信誉产业。在他的领导下，文化在一个地区，某种程度上伤害了人心，背弃了诚信，对社会造成的“潜破坏”不可低估。
问他对此怎么看？他说：“我是有责任的，省纪委没有纵容我，也的确没有冤枉我。”“文化界这些年还是蛮乱的，是普遍乱，不光是我们这里，全国许多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江苏这些艺术大区。我们这里发生的事，他们那边或多或少都有，有的还更严重。造假货、卖假货已经成了“光明正大”的产业了。我是做了深刻的检查和反思的。”
他接着说：“20世纪90年代，我在省文化厅下属的文物公司当经理（处级）。那是很多行业尤其是文化口，政企、事企不分，文物公司的领导算是真正的领导。有弊端，也有好处。文物成为商品可以流通，但文物是一种特殊商品，说到底流通的是文化、是民族记忆。因此，信誉特别重要。政府直接做，至少信用上有保障，老百姓信任。从业者也有一份敬畏，不敢乱来。（再说为了公家的事，何必乱来。）那时候，作为文化官员的身份，从事这个行当，没有想过、动过歪脑筋谋私利。但可以用来流通、交易的文物毕竟有限，又不敢放开经营当二道贩子，从社会上征收文物，再加价卖出。这里面风险较大，靠编制内有限的专家力量，做不起来，所以文物公司做不大。”
“2000年初，考察提拔我当副厅长时，我觉得很惭愧，自己业绩一般。老厅长说：‘这个行业不能通过数字看业绩，要看对行业的严肃性和信用度的维护程度和健康交易的可持续意义。’这话被我和后来人嘲笑过。现在想想，非常正确，有远见，是金玉良言。我正是忽视了这个原则。
当上副厅长后，我仍然管这一块。因我是书画家，所以还兼着画院的院长。这时‘文化产业’的概念被大张旗鼓地提了出来。2003年前后，中央开了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会议。出台了放开搞活文化体制、引导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省委分管文化意识形态的副书记、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管文化事业的副省长，先后到我们厅调研，希望我们能跟上步伐，把这次发展机会抓牢。
担子加重，没有以前清闲了。就赶紧组织人马，一边开务虚会，一边组团出去学习人家文化大省的先进经验。到北京琉璃厂、798艺术区；深圳大芬油画村。目睹油画成为一种产业的蓬勃景象。‘美术也疯狂’；去江苏，他们较早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特色是较早从体制破冰。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他们早几年就启动了。江苏无锡市最先从政府部门剥离广播电视，建立广播电视集团，实现政企分开，局台分家；在省直层面把文化改革推开。在2001年前后就把广电、报业、新闻出版、演艺、文化投资全部从政府剥开，组建几大产业集团，实行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运作。政府不再包养文化，文化也取得空前活力。调研时看到他们的‘几大文化集团’规模、实力在全国无不领先。江苏的美术产业也不错，诞生了一批民间画廊，一批艺术品拍卖公司，书画艺术交易非常活跃。一度曾有书画市场‘北北京，南南京，上上广，山东、四川小儿郎’的说法。调研回来之后，我们非常兴奋，决定大干一场，为我省文化、文人找点发达的机会。
姓张的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闯入我的视线的。大干，首先要解决‘人才’的问题。政策机遇再强、再好，没有人来运作，不能抓住，一切都是空谈。我决定先找人，把几个关键岗位的负责人换掉（文化产业处、文物公司、画院，得有一些具备经营头脑的人，才能玩得转。）。姓张的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出现了，他原先是省博物馆的后勤人员。只有大专文凭，别看他文凭不高，文化产业的点子特多。有人举报他不好好上班，。利用博物馆的平台干自己的私事，倒卖文物、字画。还听说他鉴定是火眼金睛的水平，而一些鉴定大家不一定比他强。据说，跟故宫博物馆的专家都敢打口水仗，辩论文物的真假问题。文物毕竟是一种实物，真真假假，有时候未必靠文凭，一定的学养见识，丰富的过眼、过手的经验才最重要。厅里有许多他的传说。比如，一张字画，除了鉴定真假，他还有一项才艺，就是唱价。你出示一件作品，他唱出的价格，会准得让你膛目结舌。
字画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无价的，不同于普通商品，有相对科学稳定的定价系统。它是艺术品，卖的主要是附加值。什么名气啊，来历啊，题材重大程度，吉利不吉利，有没有历史记载。最好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有一点传说佳话也行等等。反正要有说法，有来头。所以，你买一件东西，买得便宜了，不一定是真占便宜，卖得贵了，也不一定是真吃亏。因为艺术品本身不重要，它的内涵和外延，才是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佳士得拍卖一件乾隆玉玺，两个多亿。学生认为不值，认为那个玉的质量是一般的档次。我说：你错了，把一件艺术品看成了工艺品，甚至看成一块石头，还是没有入门啊！这是文物！乾隆的东西，它就是一块砖雕成的，也比你现在一块上好的和田玉贵无数倍。
大张来找我时，我当机立断，决定用这个人。他们为我创造了业绩，有目共睹。同时也为我，为这项事业埋下祸患。
他当时级别很低，才是科级，我就先给他任命了一个文物商店的副经理兼支部书记。让他在用人方面有话语权。
最后就是他们勾结起来，大发横财。最后他提出把单位的招待所改成宾馆。在这个过程中他人不知鬼不觉地贪污了招待所挂在墙上的许多名人字画。从低级黑、高级黑到特级黑。终于成了犯罪分子，我也因此而倒台了。”
我的分析：
他这个副厅级干部，应该是一个好干部。他的错误，应该外因是主要的。
在文化事业单位变文化企业；文物成为商品；政企分开，国家的广播、电视、出版事业都要和政府剥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突破。生产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划分，我们过去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划分的。只有创造价值的物质生产单位，才是企业。不创造价值的事业单位是上层建筑，不能赚钱，只能由人民的国家拨款建设和维持，才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让上层建筑单位去赚钱，而社会上又允许出现暴发户。那么文艺也就只有搞歪门邪道，为资本服务，才能更好地养活自己。要跟上形势，必然只有会投机、坑蒙拐骗的人吃得开。在这样的条件下，当一个文化厅长，不犯错误才怪。当然他也可以不犯错误，那就是他可以辞职不干。看来别的办法还真没有。
第五个故事：最后的华尔兹
他的父母是大学教授。一个是国际贸易专业，一个是外国文学专业。小时候母亲用英文给他念雪莱和泰戈尔的诗。用双语解释莎士比亚的戏剧。母亲教会了他跳华尔兹。他的青年时代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他与同时代的青年格格不入。他们正在扭秧歌，跳忠字舞，挥着红缨枪，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不爱红装爱武装。有什么办法呢？他很难找到一个贵族舞伴，一个外国文学的读伴，直到今天还是跳不了广场舞、唱不了“小苹果”。他说自己的天性就是“浪漫”。不限于喜欢什么文艺门类。
70年代中期，像他这样外语出色的大学生，全国找不到多少。摆在他面前的机会很多。外交部北美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中央统战部，有十几家中央直属单位来学校要人，他每次都被要人单位挑中。
他大学学的是财务，听了父母的意见进了一家央属金融单位。不到一年就被派往英国、丹麦等地学习外汇金融业务。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成为个数极少的具备了国际金融眼光和业务能力的专业人才。实习期满，单位没有安排立即回国。而是直接把他派往中国金融在纽约的分支机构工作。穿梭在纽约，他如鱼得水，很快展现了出众的才华，熟练掌握了全套的外汇业务，在黄金交易和外汇的研究上尤为突出。他常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用英语发表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观点，放大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在该项业务中的国际声音，引起国内外同行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从中国人，甚至亚洲人这个领域脱颖而出，也因此而交到了许多欧美国家精英阶层的朋友。
他知识面很宽，学养非同一般，能言善辩。如果不知道他是一个犯罪分子，一名严重违纪、违法而被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几个北方大城市，作为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反腐创廉的典型案例的主人公，那也许仅凭言谈风度，在很短的时间内你有可能对他肃然起敬。
他曾贵为正部级领导。在任时为了与高干子弟又是企业家的妻子和一个影视明星的爱人。动用公权力，违规操作中国境外资金数十亿。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导致中国金融的国际机构受到重罚，造成巨大损失。他本人也因受贿、渎职等罪行，被判处12年徒刑。他后悔怎么会自毁前程。他说自己不应在体制内发展，坏了体制的规矩，最终付出了这么大、这么惨重的代价。在人生最应辉煌的年令段，成了阶下囚。
这位在国际金融界和中国政坛显赫一时，在社交场上挥洒自如，在情场上如沐春风的当代“精英”，最后竟以牢狱作为自己的归途。
我的分析：
像他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比较单纯，在资本主义复杂的世界，不犯错误是难的。他的爱情，他感觉好像很优雅、高尚、浪漫。而事实证明，这两个女人都是为了钱，是很市侩的，让他栽了，却离他而去。现实是资本主义的腐朽世界，她们并不是莎士比亚书里的朱丽叶。
第六个故事：四海之内
他是北京交通部的干部。健谈、爽朗，英气勃发。以前的身份是：厅级干部，社会活动家。他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省里在建和建成的每一条高速公路，每一个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每一条内河航道，每一个机场，每一条城市地铁，数不过来的项目，几乎都是我亲自审批和跑北京协助审批的。我对他们的每一、根钢筋、每一寸混凝土，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所以希望您客观写我，我的生活、我的道德任由评说；我的劳苦功高也不能因此而抹杀啊！”
他接着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朋友多，帮我成了不少事。朋友杂，也坏了我不少事。”20多年前，他在国务院直属交通部机关工作。是一名年轻的副处长。国家鼓励大机关的干部到基层去锻炼，挂职交流培养。自己打报告要求去基层。二年之后，挂职到期了。回到部里，部里换了新领导，并不欢迎他回来。他就干脆回到省里。省厅里那个处长年龄不小，资格很老，一直热情呵护，想让他接班。因为是挂职，与他们之间没有矛盾，所以处得不错，也就不回去，等提了正处再说。反正年轻。不久如愿当上了处长。原来的处长被提拔成了副厅长，正好分管这个处。副厅长说：“我把你留下来是留对了，你能干、肯干，而且是部里的人，上头熟悉，进得去们，说得上话。你得出力，多待几年，等省里的交通情况全面改善了，你再回北京。”
他说：“在部里我的大小兄弟们，都有点权力了。他们体恤我在下面不容易，我们省又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发展地区，应该支持。而这边分管领导又特别支持我，我放得开，没有什么顾虑，想得到，就能干得到。交的朋友都是不错的。提供的都是正能量。
副厅长老哥，很开明、豪放、没私心。率情、热情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结成的友谊上。我的成长受他的影响太大了。上梁正，下梁就不歪。
我干得爽，好多年。过了几年，老厅长要退休了。我大哥这个副厅长转正。他让我调过来，我心领神会，把关系转过来。我接了他的位置，当了副厅长。我的名声不小，交通行业的专家。我是干出来的我是先有蜚声的业绩，才被业界、学界关注的。
国家发改委和交通部等部委办的一些综合部运输研究所，上海、西安等地的交大纷纷聘我担任兼职研究员和客座教授。我善于结合中国实际，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问题准确摆出来，然后从实际和理论两个方面，找到依据和现实解决办法。
我的业绩在西部地区名列第一，在全国交通行业中名列前茅。我不是一把手啊！一把手支持你，或者你自己是一把手，才能放开手干啊！
2000年，我的厅长大哥退休了。他毫无悬念地推荐了我接替他，可我落选了。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我冷了下来。这时一个姓董的朋友出现了。他对我说：‘其实你这是回归常态了，工作本来就没有必要那么拼命，升官就烧三把火；不升，呵呵，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三朋四友喝小酒，自得其乐也好过。’在他的安排下，我第一次假借工作调研的名义，回北京跟我的三朋四友喝小酒去了。一呆半个月，没有回省里。天天晚上唱歌，上午睡觉，下午到高尔夫球场，学打球。董老板说我有天赋，学得很快，上瘾很快。后面三四年，不光打球，还参加比赛，拿了奖。我后来迷恋高尔夫球，老板帮办的13张会员卡，各地的。加起来有200多万。
我这样干，其实是心里闹别扭。觉得我这样干，最后还是没有当上厅长。前人再推荐，业界名气再大，加班脱几层皮，都不行。那就让那些当厅长的人干呗。既然不能让多劳者多得，那就让多得者多劳吧！
在许多事情上我故意跟新局长顶牛......。我甚至讨厌一切服从厅长的同事，从此不把他们当朋友，单位的集体活动也就懒得参加。单位党组中心组织集体学习，我几乎一律不参加；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不请假闪人，也司空见惯。桌子上常年积压一堆文件，我能不看就不看，能不表态就不表态，能不批示，绝对不划拉一个字；对资金申报、项目审批，都是在多次催促下才肯签发。我出事后，发现桌上积压未签批的仍有四十几分文件，有的是下属单位二年前作为急件送给我，而始终未批的文件。甚至分管处室人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建议的文件，也被我压着不批。我的心态是，既然我都没有得到提拔，我的下属有什么资格领赏当先进啊，没那好事。所以我分管的下属单位后来再也没有出过先进，提拔过干部。
厅长找我谈，组织部分管干部的副部长找我谈，我都没有重视。而是更讨厌我的厅长和同事了，觉得他们打了我的小报告，太缺德。工作上的朋友少了，但我不缺朋友。毕竟是副厅长，来巴结我的老板有的是。以前忙于工作，这些人来请我，我基本上不应酬他们。后来，他们的出现正好中了我的意，填补了我的空虚。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生活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想方设法工作，变成挖空心思享受，那些跟我一起享乐、为我安排活动的老板，成了我亲爱的‘四海兄弟’。
我的这些老板朋友，没有一个不知道我路子广、关系硬、能量大、讲义气的。他们天天围着我转，捧着我，为我安排东、安排西，很有耐心。他们一般都不开口，都是处了半年以上，有过多次一起‘活动’的经历，他们才开口求助。这类朋友太多了，这里不一一说了，反正就那么回事。他们伺候我，我为他们利用权力，开方便之门，突破规矩办事，然后他们给我好处。就是这个套路嘛，领导干部，大多是这样栽的吧，我也不例外。
挑一个最重要的说说吧！
法庭认定我收了3000多万元，有2200万元就是这哥儿们送的。他姓黄，是省内一家高速公路运营公司的老板，我为这家公司出过‘大力’，帮过‘大忙’。他们就不断送我大礼，直到把我送到监狱里来了。
马来西亚一家集团公司与省内一条高速公路签了BOT合同，由他们投资建设这条公路。是他们委派姓黄的来公关我。我就推荐董某，担任这个公司的CEO。董某是在我失意后第一时间，从北京跑来陪我的，我要报答他。
我在交通厅分管外资处和高速公路建设等工作。这个属于外资的高速公路项目，在项目审批、核准等方面都需要过我这一关。......我应黄、董的请托，利用职务的便利，帮助他们在省交通厅、发改委等国家部委的工作关系，把上上下下的朋友和熟人统统调动起来，为这个项目服务。我连续多次带他们到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商务部等部委，办理该高速项目的用地预审、水保、环评、核准等行政审批事项。在半年时间内，高速项目先后取得水土保持方案、环境影响报告书、建设用地预审等相关批复，第二年7月，国家发改委核准该高速项目。很快，商务部批准也正式设立该高速公路公司。
你不干这一行，不知道报批这样一个项目，有多么的繁琐。这是一个非常庞杂、复杂、繁杂的大手续工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办下来。但是，我出马了，效率就不一样了，在我亲力、亲为联系协调下，这个项目只用了较短时间就通过了审批。对于每天支付资金利息高达百万元的高速公路筹备公司来说，真是‘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这两个老小子，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在高速公路项目其他方面，更是我对他们有求必应。有两个改动，明知不妥，他们请吃了饭，提了整整500万元的现金。我就帮他们办成了。
我那时的心态，现在想想相当可怕。我认为，我在帮这些朋友，帮他们发财，算是积德啊！我一改故意拖延压文不批的毛病。可是我自己知道，这种改变的动力，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兄弟，他们让我四海之内自由行，让我几年之内路路发，对我的照顾相当的周到，对我的给与，也是相当的慷慨啊！
最终，他们让我四海之内走投无路。
我的厅长老哥，曾照顾我多年，我跟他一起奋斗了整个青春，并培养我到付厅级领导岗位他是我人生最大的恩人。可他不幸，退休第三年就患病去世。我觉得他太傻，在位时积劳成疾，把一切献给了工作。我在他的床头大哭，但是我当时没有感动，只有惋惜。我把他当成教训，下决心再也不能像他那样生活！从此我走上了享乐主义的邪路。现在我痛哭我自己，痛恨我自己，我宁可像大哥那样死，也不要像现在这样活啊！”
我的分析：
他工作的是省的交通运输部门。前半生，活得很充实，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外在环境。但是由于他努力的目的还是为了自己升官。所以外在条件变化之后，升不了官，他就消极了。他从他上司的命运，总结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在资本的包围下，他变成了一个不择手段追求享受、贪污、腐化的人。被资产阶级俘虏，走上了堕落、犯罪、以权谋私，帮助外资获利，损害国家利益，犯罪的邪路。
第七个故事：暗裂
他，教授、博导、理工专业的材料工程学和人文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双学科带头人，七个省级以上学会的兼职领导，名牌高校的副校长、党委书记。位居正厅、拥有多个显赫职位。“全国优秀教师”、“省英才555工程领军人才”等，拥有诸多荣誉，......。是地方政府科学决策顾问，省政协委员，全国教育工作委员会研究会理事，在学术界堪称“明星”，在教育界堪称“大家”，在省级界堪称“要人”。
如今他是一个犯人，因为严重违纪，利用职务便利，在基建工程、合作办学、人事调整等工作中，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收受巨额贿赂、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一百多万元。成为全国教育界作为警示教育反面典型的案例主角。
他是知识界的羞耻，是学者型官员中的败类。
他的案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省纪委查办的第一个在任高校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也是为数甚少的高级知识分子加高官落马的案例。该案不仅在高校的党员领导干部中震动大。甚至在全国高校以及在整个中国学术界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他全部的违纪和犯罪行为，竟然仅仅集中在前三四年的时间里。在此之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确是如更多知晓他的人所认为的，是一个大专家、好领导、是一个正人君子，一个近乎完美的才俊。如果去掉他后面的这几年，他的人生完全可成为励志的教材。
他自己说：“40岁之前，我的言行可以说天衣无缝，好男人，精英知识分子一个，表现优秀。40岁前后的十来年内，是学校发展最快的时期，招生数，数倍扩大，教职工和学生人数破一万，再破两万，重点学科拿下一个又一个，新校舍和新校区规划、落成和投入使用，二级学院、民营学院崛起，等等，无一不是我的亲力亲为。我个人也是飞速发展，从团委书记第二级学院院长到副校长，职务不断升迁。我当学院院长的时候，是全校最年轻的院长。，我当副校长的时候，是全省最年轻的高校领导之一。在学术上，33岁的我开始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之后逐步展示出我出色的才华，36岁担任博导和国家级科研课题的领导小组成员。次年，我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全省材料科学领域甚至全国的中坚同时我还是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省级科研课题项目的评审专家。
几十年修成精英，几年全部报损，可能路上确有钉子，但灵魂深处内藏暗伤，这才是致命的啊！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人心是最复杂的。看不清别人，更看不清自己。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复杂，重中之重是要认识到自身的复杂，扬长避短，希望大家引以我为戒，不要重韬覆辙。”
他自己总结分水岭有三个，有三道灵魂裂痕。
第一个灵魂的裂痕
我17岁考上大学，念到博士，参加工作26岁（从大学到博士9年）。因学历高、论文发表多，第二年就直接升了一个行政事业的正科级。被借调到省团委工作。去后我低调、勤奋，把工作做漂亮，到了团机关，干部的作风染上了他们的做派，积极、上进、有活力，办事讲效率，不拖拉。善于办各种活动，尽可能在一定范围扩大工作的影响力。练好了嘴皮子，出口成章，句句精彩的表达能力。最重要的是政治抱负大，身段要放低，把自己放在服务生的姿态上，尤其在党委和政府领导面前要善于做学生。藏起自己趾高气扬的书生意气。
由于工作出色，几个月后，团省委就给我挂了一个学少部副部长的头衔。选我当了学联主席。
借调二年结束。团省委一个分管学联工作的副书记对我说：你可以有两个选择的机会。一是留在团委学少部，发个任命文，就是机关的正处长了。二是回学校，建议学校让你当一个团委副书记，便于继续与团省委保持工作上的联系，有利于学校这方面的工作。我说回去跟学校党委书记请示一下，听听他的意见。我给自己留了一个回旋的空间。与党委书记汇报时，我在转述团省委书记的话时。把第二个意见的建议的副书记改成了书记，把“副”字去掉了。书记问我自己的想法。我就说愿意留在学校，留恋学校的学术氛围、不愿意丢掉专业。于是我就回来当上了校团委书记。成了全校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我刚30岁，就在仕途上巧取到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我选择了功利、玩弄了手段、耍了小聪明。这是我灵魂中的第一个裂痕，致命伤。
灵魂的第二个裂缝
“我的工作是拼命的，我的学问是扎实的，我奋斗的弦绷得很紧，一刻也没有放松。
在与科技职业学院合作办学的过程中，我为该校董事长汪某提供了太多的帮助，但我一直拒收他给我的任何好处。有一次他送我一盒新茶，我随手扔在了办公室的一个角落。几天后遇到他，他随口问我茶喝了没有？那是很好的茶，一定不要送人，一定要亲自拆了喝。我想一盒茶，用得着这么慎重其事吗？不对。到办公室，拆开一看，果然里面放着一条钻石项链。我当即重新包装起来，找个机会还给了他。
事情办成之后，那年一开学。汪某就给了我80万，我客气了几句，收下了。这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分水岭。是我灵魂的第二次开裂。
我有了这么大的成就，可是回到家乡，县里的领导对我还没有省里组织部的几个科长重视，给我的刺激很大。这件事导致了我内心的巨变。我认为这就是世界之最的官本位文化。我后悔没有留在省团委发展，留在省级机关从政。后来的两年，我没有心思做任何学问，工作重心开始向经营仕途倾斜，我在乎的是在位置上权力有多大、权力有多少。没有几年我果然得到了正厅位置，但是没有出得去，还是留在学校，走上了校党委书记的岗位。这是我灵魂第二次开裂的开始。
从此后，我变得非常老辣。通过人事改革，我干掉了一批摆老资格或书生气太重的干部；换上一批对我逢迎的干将。我的基本原则是，不能为我带来名利双收的事情能不干就不干；能为我带来名而无实利的事，放权给别人去干；能为我带来利的事，积极支持并参与干；能为我带来名利双收的事，我举全校之力，真抓实干；由于干了不少实事，客观上学校也受益了，在我主持下发展态势良好，而我本人更是获得了很多实惠。
在这个利益大布局中，为了掩盖我的利益蓝图，我暗地里谋取实惠，明里开始设计和塑造自己的正大形象。每天白天上班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忙着“表演”这种形象。
我曾对青年学子这样谈我的人生观，要“以哲学的姿态生活”，提出人生要做到“四然”。即泰然、淡然、坦然和自然。我告诉学生，“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很多问题想通了，人的一辈子就会很平静。我收集了古今中外很多成功人士淡泊有为的例子，左手教条，右手举案，深入浅出，侃侃而谈。年轻学生在台下，经常听得热泪盈眶，给我的掌声如雷贯耳。由此，......我在年轻人中赢得了很多粉丝，成了他们的“人生导师”。我开设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把马列主义讲得十足接地气，当代大学生不怎么感兴趣的一个学科，在我这里，硬是被盘活了，每次选修我课程的学生都超过指标。有时候开大课，连楼道里都挤满了学生。我还是省里各种道德教育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我主编的道德教材进入到很多大中小学的课堂。
一个人越是哪里软腿，越是哪里嘴硬......说到我身上，因为我心里重名利，所以嘴上就整天挂着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我背地里开始向不正当利益伸手，表面上在反腐创廉方面抓得很紧。每次会议都大讲特讲廉政；每年都出台一两个文件，针对廉政建设，建章立制；跟每个利益岗位，比如基建办、联合办学办、招生办、后勤保障部、人事处、校办产业公司等等，每年都签订廉政责任书。我还在学校专门拿出地方开办了廉政教育室，每年新生入学都要参观，干部上岗必来观摩。其实，这些表面文章，可以吓吓下属，制约一下他们的放纵。对我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用。作为一把手，我的任何决策，只要朝自己的小九九歪一下，好处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送上门来。
在执行组织纪律上我自有一套“爪子”。为了体现我的清正廉明，我对班子其他成员还是比较严的，经常以班长的名义“敲打、敲打”他们。我从来不参与他们的私人活动，不收他们的一点好处，杜绝了人情往来。
程序，是我最喜欢的说辞。我多次在校党委班子会和干部大会上讲，“你做事按程序来，错了我也不会批评你；要是不按程序来，多了我也不会表扬你。”这些都是我的障眼法。我是这么要求别人的，却不会或者不需要这么要求自己。
我还经常关心下属职工的生活。如果某个教职工家里遇到不幸的事或生活难事，我都会嘘寒问暖，极力帮助......我也经常跑到学生宿舍和食堂去，跟他们一起聊聊天，问问生活，吃吃学生餐，指点一下厨房里的咸淡酸辣。我还倡导学校成立了爱心基金会，每年开春带头捐款2000元给基金会，一直到我被“双规”，一年也未落下过。
在单位里我总是一副很清廉的样子，不穿名牌，装扮朴素。我在学校参与接待不多，一些吃吃喝喝的事，尽量让班子其他成员参加，他们也乐得。因为有学校的饭卡，所以我从来不在学校的接待点多吃一顿饭。而是经常拿着饭卡，大摇大摆地进出校职工食堂，跟师生们打成一片。我出门一般不用专车，自己开车或乘公交或骑自行车出入。有时候，我还故意在下班后，提着一个卖菜的帆布袋，从学校走到对面街道的农贸市场，去买点菜提着。次数多了，许多师生都看到了。还被学生写到作文里，文字煽情，十分感人。
其实我白天和夜晚完全不一样，在台上跟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在单位一套，在企业老板朋友面前另一套。我像一个活动变形人，根据不同场合切换着自己的“形状”，变换着截然不同的角色。我切换得很麻利，很严密，不露声色，几无破绽。因此，当我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传出后，教职工都大吃一惊，认为是被别人诬告。有人甚至提出到省委上访，还我清白。
实际上，我也不是对班子里的每一个人平均用力的。后来在我出事之前出事的张副校长，我表面上对他也很严厉，暗地里其实是给他空间的。他是我亲自培养起来的亲信，所有有实权的事，我需要通过他控制。一块肉递过来，尽管最终必须到我手里再分配，但是，是别人去搬运的，你无法不让别人过手留油。张副校长就是这样被我“惯坏”了。他的名声并不好，有他的自作自受，其实也有很多事是替我背锅的。所以，他一旦出事，我就有些慌，感觉省纪委在顺藤摸瓜。
事实上，自从我当上一把手，并收受了合作办学的汪老板的80万元第一笔贿赂，我的人生第二个灵魂的分水岭完全形成。在我表演好领导的当儿，开始开足马力谋私利。我觉得我几十年的奋斗，就是奔着这些来的。
党委书记任上的几年，尤其是后两年，随着白天的演技日臻完美，黑夜我抓紧时间肆意妄为，征收权力的租子。
在大学新校区路网、综合实验大楼、新校区大楼、新体育馆等工程项目中，我为某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老板暗施帮助。之后，老板为表示感谢，先后9次送给我人民币80余万元和豪华沃尔沃越野车一部。这位老板还多次承诺，等新的两座承建大楼竣工后，将“重重地报答”我。当他得知我多年忙于工务和学问，耽误了儿子的前途，后来就把儿子安插到他入股的一家公司，变相给儿子高报酬累计数百万元。
我常年绕过组织程序习以为常地为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干部，提拔任用，调换岗位，评聘高职，等等的个人问题，提供特殊通道，达到超越能力范围和政策限制的目的，然后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们的“感谢”。为了方便在人事上任性操控，我选用一个特别无能却对我俯首帖耳的干部，担任人事处长。
有一年，我要求人事处将某校财务处一位有问题的、正被人举报的副处长调入我校财务处任副处长；把某市出问题的副市长的司机，调入校党政办工作；把某兄弟学校的一位被纪律处分的主任，调我们学校人任工会副主席；把某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情人，调到学校产业部打杂，......。这一切我一般放在暑假进行。这样干脆连会议都不用开，只需让人事处负责人，跟班子其他成员，打打电话，说一下，就算会商过了。无需考察，直接办理，开学就上班，其他校领导均稀里糊涂。我这么讲义气、讲效率，说到底就是每一个调动里，都有“好处”在驱动。
跟汪老板，我的牵扯就更多了。我帮他办成了民营合作学院，我认为他这个稳赚不赔的董事长，是我给的。所以每年拿他几十万元的辛苦费，是理所当然的。在与他合作办学问题上，校纪委曾发现该校不仅不符合上级规定的合作办学条件，而且连学校的土地证等有关手续都是假的。对此，我却总以各种理由帮助他们搪塞。纪委书记反复提醒我，这里面有问题，最好停一停。我烦透他了，干脆就找了一个机会，把校纪委书记支到省委党校，参加一个较长时间培训学习去了。等他回来，不但手续早已办完，相关业务已经运转好一阵子了。
短短几年间，我收受、索取数十名行贿人的财物共计几百万元。这些财物包括人民币、美元、澳元、股份、房产、轿车、购物消费卡劵等。作为回报，我在工程建设、人事任用、考生招录等方面挖空心思，寻求突破，为他们大肆谋取利益，包括为没有建筑资质的工程队获得工程基建项目、帮助不符合条件的行贿人提拔、为不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增补录取，等等。金钱加速了我的腐化堕落，腐化堕落又加重、加剧了我经济上的压力，我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中。
我的情人小于，是在合作办学中认识的。汪某见我喜欢她，就促成了我们的关系。想想我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的父亲，老婆已换了一个的老男人，一个整天坐在主席台上慷慨陈词的高级干部、德育专家。竟然对着一个小自己二、三十岁的小姑娘，极言献媚，用尽铅华。而且，为了维持住跟这个年轻肉体的关系，我从受贿发展到后来的索贿，全然不顾一点点一个万人大学一把手的尊严。我的这些钱，大都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女人。也把一个本来出身贫寒、还算朴素的女孩，逐步侵蚀成一个欲望膨胀的物质女。后来，小于花钱的气势，连我自己都看呆了。
恶人装忠厚，是披着羊皮的狼。我这种人啊！灵魂中的丑恶终于调动出来，积极活动。我坐上高位，最好的平台没有用在为教育事业做贡献上；最鼎盛的精力，没有用在事业正道上快马加鞭；甚至最好的词语，最后都用在赞美女人，滋养情色的歪门邪道上了；踏过人生的三道分水岭，我彻底改变了本色，去掉了正派，陷入了无耻。做到了尽头，彻底复没。一直发展到2013年的不可救药的灵魂第三次开裂。
第三个灵魂开裂的分水岭
2013年4月一天上午，正开校务会议。突然，校办秘书推门进来在我耳边悄悄告诉我：省纪委来了几位同志，要见我，有工作谈。我心里咯噔一下，砰砰跳了起来，心里慌神了，直觉觉得不是好事。
被调查人是我的副手，张副校长。文件说他涉嫌收受校基建合作商的贿赂，省纪委需要把人带走调查。“双规”了。张是我的亲信，学校上上下下都知道，我对他用的很“重”。凡是有‘实惠’的工作，几乎都让他分管。他与我的关系千丝万缕，纠结一起。张副校长被从会议室喊出来，带走。
我立即中止了会议。回办公室在脑子里梳理一番，决定做一些补救工作。我立即开车去一家离学校较远的银行，预约要从存款中提取200万元现金。之后我又开车去了我和小于的“安乐窝”。径直开到了她的楼下。把上午的事情给她说了一下，要求她尽快搬出去，自己租房住，把这套房子先还给汪老板。告诉她，不管到哪一天，汪老板给她的一切待遇都与我无关，都是汪老板对优秀职工的奖励。也可以设想为他对你有什么“企图“。只是记住，千万别说我来过这里，跟你有什么关系。小于不甘心失去这一切，，加上受惊害怕，就坐在沙发上抹眼泪。后来，为了给小于筹一笔房款，我还从老婆哪里骗取了50万，拿来给她。
张校长超过48小时没有放出来，我估计他的事铁定过不去了。我赶紧带着现金，在第三天的晚上，找到汪老板。我回忆了，计算出几年里收受汪老板钱物的大致数目，出来之前，从银行拿出150万，准备去退给他。他正在一个会所吃饭，接到我的电话，到楼下见我。我把装着150万元现金的包塞进他的后备箱。他推了推，就收下了。然后，就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跟张副校长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往来，让我放心。
接下来的几天，我又分别找了几个人，退掉了几笔过十万元的款子。我跟他们订立了攻守同盟。他们无不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如果没有我，也就没有他们的今天，没有全家翻天覆地的好日子，一定会终身感恩。“请书记一万个放心！”
我听了他们的保证后，情绪平息了不少，心里也获得了不少慰藉。
事实上，汪某这个人特奸，把送人的每一笔哪怕只有几百元的帐他都做了笔记。事发后，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主动把账本拿出来，交给检察院。
我的情人小于，我贪污的钱，都花在她身上，把她变成了一个极度奢侈的贵妇人。据说协助调查时，办案人员都不需要问第二句，跟我是什么关系。她就爽快地说：是情人关系。还哭诉，自己年幼无知，说我趁虚而入，并威胁她，如果不从，工作就保不住了，等等。把自己都塑造成喜儿了。我在她身上花掉和送她近600万，最后专案组查到她时，仅追回了80万。
可见所谓的恩情与爱情，后来证实都是滑稽不堪的。几乎所有给我送好处的，和我送过好处给对方的，都在第一时间揭发了我。
我的评论：
他可以算是一个坏人。作为一个高校的校长。他是费尽了心机，伪装自己，骗取荣誉，掩盖自己肮脏的灵魂。自觉地贪污犯罪。不过他的堕落仍然离不开资本家和他们对他的包围与腐蚀，特别是那个姓汪的老板。
第八个故事：曲终人散
他被媒体称为“江湖大佬”、“国企巨贪”，在穿过两道铁门进入监狱内院，在坚守区的一间“服刑人员心理辅导室”，我终于见到了他。
他说：你要了解的是我的违法乱纪的无耻轨迹，我的心灵堕落史是吧？那我会坦诚交代。说过不知多少遍了，这回他们又给我做了好久的思想工作。说我是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犯罪的典型。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给国家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十辈子都无法弥补。把教训提供给现在在位的国企领导们。全国国有企业，大大小小有近20万个，一把手有几十万，确实需要把血的教训告诉这些人......国企一把手权力太大了，有时候违纪不违纪，犯罪不犯罪，完全在他个人的一念之间，约束太少了。我是一个无期徒刑犯，最严重就是改判死刑，我答应不答应，你们能拿我怎么办？但我答应了，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曾经的正厅级国家干部，我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我罪孽深重，应该寻求赎罪的机会。我个人那点形象，反正早就一塌糊涂了，你怎么写也无所谓了。
他背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人生悟道诗》
历尽沧桑展鹏鲲，失却航标暮色昏；
国企做成家天下，得道唤来鸡犬跟；
順者任尔掌舵轮，逆者整你难翻身；
金钱美色家常饭，蛀虫布阵私家军；
辉煌已成昨日事，功劳不是免罪证；
曲终人散晚景凉，高墙坚壁度残生。
我的分析：
这首诗确实很好的概括了他的一生，写出了他的为人。
四
最近在网上看到中纪委通报：2025年前9个月，90名省部级、3704名厅局级，3.1万名县处级干部被立案。超十万乡科级干部被立案。受贿行贿一起查；立案2.5万行贿人员。
根据以上情况，老虎、苍蝇打到今天。反腐形势依然严重。原因是什么呢？
毛主席早在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曾就党的工作中心向城市转移的情况，告诫我们。他说：
“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主席在报告的最后说：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没有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主席还说：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毛主席这些高瞻远瞩的谆谆教导，今天读来好像是针对我们现在讲的。
1、1980年之后出现的种种社会怪象，特别是党内的经商潮产生的干部腐败问题，显示不是个别的党员忘记了毛主席当年的教导。
从主观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提阶级，必然也就没有了自己的阶级队伍；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只能是自己个人，在资产阶级各种老板和资产阶级香风和妖风的熏陶、包围中苦斗，最后眼看着在资产阶级的精神侵蚀下，一步步的走向堕落，一个个地倒下，成了人民的罪人，成为阶下囚。无产阶级形成不了阶级的合力，没有阶级的力量，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陷于不利的地位。
2、前面的八个故事中，所有倒下的高级官员中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都至少有一个离不开的老板（资产阶级分子）朋友，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和联系。党的干部怎么从与工农劳动者的同劳动、同吃、同住的三同，变成了与资本家、老板娱乐、喝酒、打高尔夫球，与美女住宾馆的“四同”了呢？他们要过资本家的生活、与资本家看齐，又大权在握，怎么能不腐败与贪污呢？！
3、在八个典型的高官腐败的案例中，没有人记住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他们努力工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升官，提拔。而达到了升官的目的之后，有了一把手的权力，就受贿、甚至索贿、成为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没有理想，入党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发财。不学习，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没有共产主义的理想。都是精致的个人主义者。
4、党员基本没有思想工作，没有相互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组织生活。为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在党支部下，建立党小组。便于开展活动，密切党员之间的联系，加强党对党员的思想领导。小组长要经常向支部汇报党员的思想情况，及时帮助，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不可救药的程度了。
总之，看完了《追问》这本书，我忽然感到，今天在党的各个岗位上战斗的清廉干部，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们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外部条件下；在资产阶级老板们的包围、进攻和糖衣炮弹的诱惑中，能够长期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宗旨和理想不动摇。这个考验，不亚于在敌人的威逼下，不屈不挠的战士和英雄。真的必须有坚强的党性，才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过来，他们的处境和全党的处境，不是太危险了吗？如果不从宏观的、全局的视野来研究和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总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效果不大。虽然现在党员领导干部的外环境，会比80、90、00年代要好不少。但是，从反腐的情况看，还没有取得根本的改变与好转。
看来，要彻底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需要从党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找原因；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培养与教育事业的根本方针找原因。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反腐的被动局面，使党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2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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