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个人对苏联垮台应负的历史责任

 

 

世界历史的发展经验证明：一个制度的崩溃往往与个人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由于历史的偶然性，这个人对于崩溃起了加速作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斯大林在总结俄国革命运动的教训时也指出：“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于是军队也就失败了。”[《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页。]那么，为什么这些领袖人物“不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不善于预见和利用胜利可能性”呢？除了前面我们分析的苏共领导集团决策的失误，还与领袖人物的个人素质有关，尤其是其政治素质。

 

1.从动摇到背叛自己的政治信仰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等人改革一开始就想背叛社会主义，有一个搞垮苏共的想法，恐怕还是不确切的。但这些人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环境气候一变，政治目标就随之变化。这种左右摇摆的政治品质，对作为领导如此重大改革事业的大国领导人来说就十分可怕了。

 

改革之初，在戈尔巴乔夫各种讲话中，在苏共的各种文件中，都信誓旦旦地保证改革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进行，目的是“更多一些社会主义”，是完善社会主义。在我们前面的叙述中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开始一步步抛弃原来的立场：从遵循党的领导作用，党的方向性的指导作用，到赞扬多党制的思想，到最终屈从于反对派的要求，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党的领导作用；从遵循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到承认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从遵循苏联国家的不可分割和不可动摇到容许修正这个基础；从事实上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到背叛这个运动……[弗·涅什科：《苏联的解体》，第171页。]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是怎样变化的呢？1991年他在追溯自己思想变化的轨迹时说道，他“比其他人更明白改革的含义，即必须换掉这个体制。但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准备好，那就什么也得不到。我明白，这件事是同向新的生活形式过渡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也将导致冲突”。[《莫斯科新闻》1991年第44期；转引自瓦季姆·别切涅夫《戈尔巴乔夫沉浮记》，第271页。]就是说，当改革形势进一步发展之时，他逐渐动摇了原来的信念，抛弃了过去的立场，“忘记”了他曾经许下的诺言，从而搞乱了党的思想。

 

雅科夫列夫也曾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捍卫者。1972年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的他在《文学报》发表《驳反历史主义》的长文，引经据典，对文艺界出现的所谓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曾说过：　“在一个人的转变过程中未必会有一条明显的界限——今天这样，明天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可是，直到1989年他还说“我至今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亚·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第26、34页。]然而在私下里同一个他却说：“已经到这样的时候了，即必须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空想的和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亚·雅科夫列夫：《序言、崩溃、结束语》，莫斯科1992年版，第1、127页。]后来，则更公开地宣布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信仰不断改变的人，却长期主管苏共意识形态的领导工作，规划改革的蓝图。

 

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得力助手谢瓦尔德纳泽也曾明白无误地说过其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1991年他在回答法国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说道，“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过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过斗争。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改变这一现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制度已腐烂了，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并自上而下地进行彻底改造”。

 

以上所述十分清楚地揭示了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思想转变过程，和他们是如何背叛他们改革之初向苏联人民公开承诺的誓言。苏共高层领导人这种动摇的政治立场，对苏联改革造成的恶果可想而知。正好应了列宁的一句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列宁全集》第20卷，第459页。]

 

2.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

 

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同时体现着两种矛盾的性格：一方面是遇事优柔寡断、动摇不定；另一方面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他早就习惯于独自解决所有问题，抛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经过党的领导集体决议，直接找某个执行者而不需要商量和讨论。这与他大吹大擂提倡的民主、公开原则形成绝妙讽刺。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是他的世界观和性格。他热衷于其在年轻时就形成的那些公式，实质上他是自己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培养他并把他推上权力顶峰的那个机构的产物。苏共历史上的领导人大多有独裁专制的作风，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的“主观唯意志论”等，曾经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戈尔巴乔夫看到了现存制度的缺点，想给社会生活带来一些变化，但却又忠实于旧模式和旧方法。

 

例如，他最初保证不会重犯勃列日涅夫等人的错误，即一人担任党和国家两个领导职务。1985年7月2日，戈尔巴乔夫提出党的总书记应集中精力抓党的工作，而不应在国家领导中占据位子，所以他保证将不担任国家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提议由葛罗米柯担任此职；然而，1988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又是他提出应由苏共总书记兼任国家首脑。他说，“没有党的领导作用……就不能解决改革的问题”，因此“必须推荐党委第一书记担任相应的苏维埃主席”。[尼·雷日科夫：《急剧震荡的十年》，第490页。]表面上他是强调党的领导，实际上是为了大权独揽，这重复了苏共领导人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传统。据戈尔巴乔夫身边长期工作的人回忆，他是一个“权力欲”者。他时时、处处都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因而不允许与别人分享权力。他到处巡视，不断讲话、演讲、报告、会谈。仅在1985年10月就达15次。而其所发表的政治观点常常与苏共政治局内的观点不协调，也不通气。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很多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才知道的。他或许是有意识地使自己越来越置于苏共监督之外。

 

3.夸夸其谈，缺乏“求真务实”的作风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领导人中以“能言善辩”著称，具有很好的口才。他本人热衷于讲话和写文章，常常迷恋于自己的演说效果，沉醉于国内外，尤其是西方舆论对其“开明君主”形象的反映。“他经常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而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大量的文件还没有看。”[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282页。]雷日科夫也说他“不善于、不喜欢也不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只喜欢夸夸其谈，只是他一个人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玩弄辞藻，把本来空洞无物的刻板思想说得天花乱坠”。[尼·雷日科夫：《急剧震荡的十年》，第354页。]他本意还是想一上台就建立“丰功伟绩”，但把其讲话和文章在国内外引起的轰动反映看成了“丰功伟绩”的一部分，不注意落实计划中需要付出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制定了一些正确的改革方针，却又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际措施。所以人们常常讥笑他的领导风格是“以说话开始，以说话结束”，致使改革初期的大量决议被束之高阁，而他这种作风基本上贯穿改革过程的始终，使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很多矛盾得不到克服，很多任务不能完成。

 

他陶醉于上台后国内外舆论对其一片赞誉声中——其中一些出于真心，而另一些却是出于“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策略考虑。所以对自己的“历史面貌”过于关心，这就妨碍了他采取坚决而又必要的，但又是不受欢迎的措施。他想让任何人都不能指责他搞专制，而与此同时国家却陷入混乱状态，人民生活变得极为艰难，某些地区进行着自相残杀的战争。所以他的一些同事认为他在处理国事中具有一种明显的“学究气”，不是求真务实。

 

4.缺乏大国领袖的人格魅力

 

恩格斯曾经高度赞扬马克思的人格魅力：他或许有很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们所强调的高级领导人应当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说明领导人政治立场的坚定和道德品质完善的重要性。戈尔巴乔夫到后来，那些他最亲密的助手，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先后离开了他，如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还不包括后来的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他的同学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戈尔巴乔夫的两面派作风常常搞得下属无所适从。面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会说要为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而奋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背离这条道路；面对民主派，他又说只有像奥地利和瑞典那样发展市场关系，民主和自由才能取得成功。他忽而高度评价苏联历史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忽而又攻击苏联70年的政治体制是“集权官僚体制”，是“斯大林模式”，要用“自由的、民主的”体制取而代之……所以“总书记观点的‘多元化’使人们不知所措，对未来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两派人士都怀疑他的诚意”。[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08页。]

 

戈尔巴乔夫常以对其“忠诚”的程度来衡量和使用干部。谁如果是契尔年科的“老臣”，是曾经反对过他的，这个人就很难再得到重用。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多尔基赫曾是苏共总书记的候选人之一，戈尔巴乔夫为了限制其影响便发动一场反对他的秘密战争，罗曼诺夫、格里申等人也是在与其争夺总书记职务失败后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而当利加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谁如果一段时间在报刊电台上多露了脸，戈尔巴乔夫便会心生妒意。据长期为戈尔巴乔夫服务的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博尔金回忆，“当他知道某些人受到的赞扬超过他时，他就会失去自制。我根据经验知道，这些人很快就会完蛋，总书记将会使他们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57页。]

 

戈尔巴乔夫在其同事或下属受到不正确的攻击时，常常诿过于人，不能为他们主持正义和公道，这也使他们感到寒心。大家看到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重视、工作得不到支持，很快便消沉下去，失去了工作的兴趣，最后逐渐都撒手不干了。这正是那些从前的战友疏远他、离开他的重要原因之一。[弗·涅什科：《苏联的解体》，第13页。]

 

戈尔巴乔夫每到关键时刻不敢出来承担责任，性格软弱、胆小怕事，缺乏主要领导人应有的勇气和魄力。他的这个特点在后来“8·19”事件期间看得更清楚。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现在已经很清楚，对苏联瓦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主观因素，即当时的领导人软弱无力，胆小如鼠，最后发展到公开叛变。”[《苏俄报》1996年5月14日。]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苏联面临巨大转折时期，面临极其艰难的政治经济改革事业时，担当了苏共主要领导人的职务。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显然他是不称职的，是完全无力承担如此复杂艰巨的任务的。

 

当然，我们不能把决定苏联命运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个人，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苏联解体是综合的因素促成的，戈尔巴乔夫当然也难辞其咎。值得深思的是什么原因培养和选拔了这样的人。

 

 

（本文原载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兴亡史纲》一书。）

 

来源：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