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金融自由化的危机与危害

 

 

摘要：资本主义金融自由化是垄断资本不断嬗变的结果。所谓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与金融领域不断蜕变密切勾连。自由竞争向金融垄断的过渡是资本逻辑、新自由主义、危机重构机制叠加的必然结果。金融自由化看似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实为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遮羞布”，使国家主权陷于金融垄断的制度化牢笼。在经济一体化助推下，金融自由化导致的灾难在全世界铺展开来，不但造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全面衰退，而且引发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巨大危机，更给世界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深重灾难。因此，要牢牢守住金融底线，在利用金融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坚决抵制金融自由化侵蚀，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

 

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世界，看似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实则升级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剥削，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嵌，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通过世界市场波及全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暴露出资本主义是以“去监管”之名，行“再垄断”之实，通过证券化、发行金融衍生品等方式对风险进行“均摊”，利润却聚集于华尔街、伦敦金融城等地。实际上，金融自由化是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遮羞布”，而国家主权却逐渐被金融寡头掌控，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神话”背后，是金融垄断的制度化“牢笼”，深度危害全球经济稳定、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一、金融垄断与自由市场的历史勾连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实质上是金融垄断资本扫清自身扩张障碍的场域。透过历史不难发现，从东印度公司兴起到高盛资本膨胀，自由市场造成一种自由幻象，背后是金融寡头以国家名义构建起“经济控制—政治操纵”。劳动力成为商品、抽象价值成为市场交换的追逐目标，已为金融垄断埋下伏笔，金融危机的必然性更根植于资本无限增殖与有限市场的矛盾。

 

(一)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起源的金融化前提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诞生，绝非亚当·斯密语境中“自然秩序”的产物，而是金融资本完成原始积累的结果。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表面上是产业资本运动的结果，但实质原因可以追溯到金融领域的自我“突破”。

 

第一，信用出现。从本质上看，将商业贸易中的未来收益权转化为当下可交易的流动性资本，是信用制度的核心逻辑，这大大降低了资本周转的时间成本，金融权力也逐渐从封建贵族、高利贷者转向商业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由此实现金融化重构。马克思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发现，高利贷作为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特殊产物，“又可以成为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譬如，12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在转运贸易中不断扩大商业利润，用低息、长期、可流通的信用工具降低融资成本，摆脱旧式高利贷统治。这种信用制度在整个欧洲经济发展中具有普遍性。又如，在英国圈地运动中，地主以土地抵押获取贷款购置蒸汽机，失地农民则沦为雇佣工人，完成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再如，意大利美第奇银行向贵族提供购置奢侈品的信贷，迫使其以土地抵债，加速农奴制解体。可见，信贷关系使货币成为剥削工具，取代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最终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个人从封建领主的附属物，沦为以信用制度发展起来的资本附属物。

 

第二，公债发行。公债是政府借以国家信用将已完成分配的国民收入再次集中起来，以税收进行偿付的一种虚拟借贷资本，本质是政府通过信用工具将未来税收权益提前变现的融资行为。最早的公债出现在12世纪，威尼斯政府将众多短期债务整合为长期债券基金——“蒙特维奇欧基金”，开放二级市场自由买卖，形成欧洲最早的公共证券市场。这一金融创设实现了债务的流动性转化，分散的短期债务转变为长期融资工具，降低了债务人的偿债压力，将风险社会化均摊，同时削弱了高利贷资本的生存土壤，瓦解了封建财政，引得各国相继效仿。众所周知，荷兰能成为“海上马车夫”，一个重要原因是依赖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发行的殖民公债募集远征资本，国债将掠夺性殖民战争证券化，用民众储蓄武装起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完成信用制度和税收制度“对一切中等阶级下层分子的暴力剥夺”。而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则将整个王室债务转化为全面担保的国债，推动现代财政国家诞生。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国债体系，将圈地运动、奴隶贸易等带来的暴利注入工业革命，英格兰银行以国家信用担保发行债券，资助纺织机械发明与矿山开采，使利物浦成为全球奴隶贸易清算中心，形成殖民资本循环增殖的闭环，为构建全球金融霸权开辟了道路。

 

第三，股份公司诞生。股份公司是商业资本金融化的里程碑，也是金融资本支配生产关系的开端。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操作逻辑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将殖民掠夺转化为可交易的金融资产，这是金融资本实现组织化突破的重要节点。这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秘密在于，股东以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企业成为独立于出资人的法律实体，所有权(股东)与经营权(职业经理人)相分离。股票将分散的小额储蓄聚合为垄断殖民资本，使商人阶层得以掌握远超自身财富的资源配置权。“由于股份资本和股份公司的出现，资本取得了联合起来的社会资本的形式，资本的职能和资本的所有权分离开来。”此后，产业资本开始依附于虚拟资本，银行在幕后宰制企业发展。金融工具叠加企业新形式，将暴力积累、技术革命、制度创新熔铸为统一的市场体系，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成为这一体系不断演化的必然。

 

(二)自由市场滑向金融垄断的历史必然

 

自由竞争向金融垄断的过渡是资本逻辑、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危机重构机制叠加的必然结果。19世纪70年代后，技术革命推动重工业发展，生产高度集中，催生了卡特尔、辛迪加等垄断组织形态，“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人事结合’，集中支配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部分的几十亿几十亿资金”。因此，纯粹意义上的垄断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联姻的结果。英国银行体系通过信贷扩张为资本家提供资本，生产资料高度集中于少数资本家，通过控制信贷流向，金融资本可以影响工业资本积累。当工业资本愈发依赖扩大银行信贷规模时，银行资本就可以通过持股、信贷捆绑等方式逐步渗透，成为实际上的企业控制人，自由竞争也就转变为金融寡头操控的游戏。

 

第一，资本逻辑的悖论。资本主义经济循环根本目的在于剩余价值积累。“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因此，活劳动始终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源泉，无论作为商品形态还是货币形态的资本，本质都是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化身。然而，剩余价值必须在流通领域通过竞争性的交换方式，以利润的形式实现，资本有机构成对于利润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资本有机构成越高，活劳动使用越少，商品价值量越低，在貌似等价交换的流通领域，就可以获取高额剩余价值。可见，争先恐后地减少活劳动，从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是资本内在的“自反性基因”，这种自反性生产过程意味着，“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非金融产业的利润率会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资本周转速度减缓而趋下降，这具有客观必然性，而资本增殖的天性则要求资本在竞争中趋向具有更高回报率的金融领域。由此，金融化就成为吸收过剩资本的有效方式。

 

第二，自由资本主义助推。20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兴起推动金融领域自由化进程，以“解除管制”之名推动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化、金融衍生品随意化。撒切尔政府发动的“金融大爆炸”产生重大影响，很快便引发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里根政府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等政策，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分业经营限制，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界限被消弭，金融资本获取了制度支持，金融机构得以跨领域整合资本，通过杠杆收购、资产证券化等，将实体经济转化为可交易的金融符号，加深了金融资本对实体产业的垂直控制。此后，金融机构加速扩张，尤其是影子银行资产扩张显著超过传统金融机构，全球29大金融机构总资产从2002年126万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480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至2020年已超634%，对全球金融体系与金融格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三，经济危机重构资本主义修复机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从密西西比泡沫事件、荷兰郁金香狂热、南海泡沫事件开始，危机伴随自由市场发展波及全球。危机周期性频发非但未削弱金融资本，反而成为其扩张的跳板。1873—1907年五次经济危机中，大企业通过兼并濒危中小企业实现“危机式集中”。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摩根大通、美银、花旗、富国四大银行资产占比从1995年10%跃升至2015年45%，资本主义世界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不断重复“经济危机→资本集中→金融垄断”的悖论式发展。金融自由化非但未提升市场效率，反而成为垄断资本清除自由竞争的工具。一是银行资本对工业的支配，形成“银行与工业混合生长”的托拉斯帝国;二是金融对工业资本的“反噬”，巨额产业利润转化为金融支配的主导权。虽形式不同，但二者都彰显了垄断资本与自由市场之间的悖论，垄断集团通过信用加持无限放大资本积累的欲望，必然导致操控价格、分割市场、扼杀竞争，自由沦为寡头制的“遮羞布”。

 

(三)金融寡头对自由市场的幕后宰制

 

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表象之下，潜藏着金融寡头对生产关系的控制。“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劳动力、自然资源乃至国家主权均被金融工具商品化，自由市场沦为金融寡头的博弈场域。

 

第一，经济上以“参与制”形式实现统治。股份制营造出全民参与经济的“民主化”假象，赋予市场“自由”“平等”外衣。“‘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权力大大增加，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可以盘剥公众。”实际上，分散的小股东根本无法参与企业业务，而金融寡头却能以此为依托“参与”甚至操纵整个企业，以少量资本支配远超自身规模的巨额社会资本，实现对经济全域的深度控制。譬如，美国摩根财团在20世纪初通过控制国家的铁路、钢铁等关键产业，将自由市场演变为金融寡头的“游戏场”，国家权力被资本权力异化。2000年后，技术革新推动生产力迭代，金融寡头对经济的统治形式再次蜕变，借助复杂多样的金融衍生品操纵市场价格、制造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凭借信息与资金等优势收割财富。“对冲基金、自由投资基金，……不同的术语定义了同一个概念：以最大自由度运作的投资工具。不受限制。它们可以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它们可以做空一家公司，或者做空一个国家。”这种非理性的价格操控背离了价值规律，使“自由定价”的市场机制名存实亡。

 

第二，政治上以“个人联合”形式实现统治。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钻进银行的欲望”，与金融霸权干预国家的诉求，共同推动形成“旋转门”机制。一方面，金融高管离职后进入关键部门任职，将资本利益诉求转化为政策导向;另一方面，卸任的政府官员被金融企业高薪聘用，利用其人脉与政策资源为资本服务。这种双向流动构建的政商利益共同体，使金融监管政策、财政政策等沦为资本扩张的工具。金融寡头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与广泛的政治影响力，左右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使资本流向金融而非实体领域。比如，亨利·保尔森从高盛CEO到美国财政部长，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主导了7000亿美元金融救市计划，华尔街金融巨头获得政府巨额救助，普通民众却承担了失业等后果。又如，2024年美国大选，特朗普与马斯克的结盟堪称“政治旋转门”的具象化表现，充分暴露了政治权力被金融资本绑架的本质，国家主权显而易见成为金融资本攫取利益的工具。

 

第三，文化上鼓吹金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长期占据资本主义世界意识形态主导地位。金融寡头通过媒体宣传、智库影响、学术辩护等方式大肆宣扬金融自由化理念，将自由市场包装成解决经济问题的万能钥匙。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隐形操控，淡化了金融资本的掠夺性，美化了资本逐利行为，诱导民众与政府接受资本无序扩张，更为金融资本跨境流动、金融衍生品无序开发提供了合法性支撑，诱使各国放松金融监管，推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收割财富，这一方面维护了金融寡头利益，另一方面消解了社会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意识，在精神深处巩固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

 

二、主要经济学派对金融自由化实质的批判性认识

 

金融自由化引发西方经济学深刻分化，不同流派对金融本质、运行机制及其与国家权力关系形成差异化认知，不仅折射出方法论、立场的分歧，更体现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内部张力。

 

(一)金融是大资本的套利手段

 

从谱系分析，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对金融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三点：货币与信用融合的资本效率优化活动、市场化交易中风险的重新定价与再分配、基于信用中介的跨期价值交换。在西方经济学认识论中，不同经济学派对套利的方法和隐藏的危机因素有着明显分歧，代表性主张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货币学派将金融资本套利行为视为市场机制的自然结果，否认套利的剥削性。但该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指出经济危机背后的作用机制，正是金融寡头化，“美国的经济大萧条远远不是私有企业制度所固有的不稳定性的象征，而却可以证明：当少数人对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拥有巨大的权力时，他们的错误可以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对此，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支持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主张减少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让市场供需关系自然发挥作用，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但这就意味着，大资本套利活动有助于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减少价格大幅波动，使市场价格更准确反映资产内在价值，任何由于非理性交易导致的偏离资产基础价值的价格误定，都将得到立即纠正。这等于为大资本套利正当性、合法性进行辩护。这样的认识，无法使世界摆脱“经济危机→资本集中→金融垄断”的悖论式发展。

 

第二，制度经济学派立足交易成本与产权制度的框架，发现了金融套利在经济运行中具有双重作用。该学派强调金融套利的本质是权力寻租的产物。科斯、诺思等从制度层面分析金融与大资本的关系，深入阐释了金融套利行为的深层逻辑。金融制度从一开始就注定偏向大资本利益，大资本凭借雄厚经济实力与广泛政治影响力，参与制定金融监管、税收等制度，从事有利于自身的金融套利行为。如果缺乏有效产权界定，套利行为可能变为掠夺工作，导致权力失衡。威廉姆森则揭示了大资本利用“资产专用性”和信息不对称“敲竹杠”的事实——金融套利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境下，极易演变为权力寻租的工具。他提出主张：“把各种交易组织起来，才能经济合理地运用有限的理性，同时又能保护他们免受投机行为之苦。”

 

第三，奥地利学派认为金融套利的根源是政府干预导致的信贷扩张。米塞斯认为，“信用媒介的发行者可以将利息率降低至自然利率以诱导信用媒介需求的扩大”，人为压低利率制造了套利空间，名义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会导致商业信贷机构大量发行贷款，这些增量信贷要么用于未来没有回报的投资，要么用于过度消费，这种政策制造虚假套利机会，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房地产)可以通过杠杆获利。哈耶克进一步研究了套利具有分配不公的性质，扩张性货币政策像“倒蜂蜜”，影响从中心向外圈传递，最先获得新增信贷的大资本(如银行、地产商)推高资产价格，而通胀代价由普通民众承受，再次说明了大资本更易获得新增信贷而获利。法定货币脱离金本位后，“有利于包括富人在内的全部债务人，不利于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债权人”，财富逐渐从储蓄者手中向银行、大企业输送。

 

第四，后凯恩斯主义揭示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与大资本套利行为的紧密联系。明斯基反对自由套利，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在经济繁荣期，市场参与者的乐观预期促使金融机构放松信贷标准，大资本更容易获取资金进行金融投资与套利。随着大资本不断将资金投入高风险金融资产，金融市场杠杆率持续攀升，资产价格泡沫逐渐形成。在股票市场牛市阶段，大资本通过杠杆收购、操纵股价等方式，推动股价非理性上涨，而后在市场转向时迅速抛售股票套利，将风险转嫁给中小投资者与实体经济，这种大资本主导的金融套利行为，破坏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托普洛夫斯基进一步指出，“金融创新的过程产生了为长期证券提供流动性的机构和市场”，金融套利脱离实体价值创造，演变为为购买长期债券而借贷的空转游戏。斯蒂格利茨有力揭示了大资本的套利行为，“最恶劣的寻租方式就是那些金融部门的家伙们充分利用穷人和不知内情的人，通过掠夺性借贷和滥发信用卡使这些群体成为他们牟取暴利的牺牲品”，敏锐发现了信息不对称在金融套利中的关键作用，大资本凭借信息优势在金融交易中获利，而普通投资者则因信息劣势往往成为大资本套利的牺牲品。这表明，金融作为大资本套利手段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具有普遍危害。后凯恩斯主义否定新自由主义提出的“市场自律”，在现象层面发现了金融套利具有制度要因，是货币未来承诺对当下价值的掠夺，要进行有效的制度约束。

 

(二)金融运行周期主宰市场波动

 

资本主义市场的反复动荡与金融运行周期有着密切关联。当华尔街变成实体经济“主宰者”后，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金融资本脱离生产领域发生自我循环机制，与市场波动的节律一致，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成为解析当代自由市场运行规律的新进路。较有代表性的凯恩斯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呈现深刻对立与有限共识，两大学派虽共持“货币非中性”基本立场，却在金融周期的生成机制、传导路径及治理方案上存在明显分歧。

 

第一，奥地利学派运用经济周期理论解释金融成长周期与市场波动的关系。在金融成长初期，银行信用扩张使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业获得廉价资金，增加投资尤其是对资本品生产的投资，在这一时期，金融市场呈现繁荣景象，资产价格上涨，市场交易活跃，然而这种基于货币扩张的投资增长不可持续，随着投资增加，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上升，其价格会上涨，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当银行信用扩张难以为继，市场利率回归自然利率水平，企业投资项目因成本过高而难以为继，导致大量企业亏损、倒闭，金融市场繁荣泡沫破裂，资产价格暴跌，市场陷入衰退，名义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就会诱发资本向高级生产领域过度投资。

 

第二，凯恩斯学派将不确定性作为经济分析的核心要素，得出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必要性的结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严肃批判了新古典理论忽略现实世界复杂性。由于人对利益的主观偏好在时间序列中有很大差异，就未来价格的可能性而言，关涉过去价格的信息根本无法提供科学依据，形成任何可计算的概率，不确定性导致投资决策无法依赖理性预期，而是受制于“动物精神”：当企业家群体形成乐观的“常规判断”时，资本边际效率被高估，触发投机性繁荣，而预期逆转时，“流动性偏好骤增”直接引发市场崩溃。克鲁格曼发现：“在经济萧条(特别是严重萧条)时期，供给似乎无处不在，而需求却无影无踪。”这是企业家精神衰退的必然结果。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与投资者的“动物精神”，是导致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在金融成长的不同阶段，投资者情绪与预期变化显著影响市场行为，在上升期，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前景乐观，“动物精神”驱使他们积极投资，推动金融资产价格上升，进一步刺激金融市场繁荣，形成正向反馈循环，但当市场出现不利信号，投资者情绪迅速转向悲观，投资意愿急剧下降，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市场进入下行期，“当利息率已经降低到某种水平时，流动性偏好几乎变为绝对的”，导致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市场无法自发恢复均衡。因此，凯恩斯学派将周期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与金融加速器效应相互叠加，政府干预成为稳定经济不可或缺的手段。

 

(三)应对经济危机须发挥国家和政府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促使资本主义内部再度认识到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国家需要与金融绑定，才能应对金融危机对经济愈发剧烈的破坏作用，对此西方经济学内部存在分歧。

 

第一，主流经济学一方面承认政策统摄对风险管控的必要性，强调协调机制设计;另一方面受新自由主义影响，仍警惕政府干预扭曲市场。主流经济学一致认为：金融全球化已使国家政策自主性受限，但国家有机体特性要求通过“分权协调”或“财政资源整合”实现统摄，而非自由放任市场。一是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需要刚性政策协同一致。金融一体化导致现代银行体系规模时常超越国家财政能力，因此，银行业联盟需要整合国家财政资源，且主权债务要求更严格的中央财政监管。货币联盟虽旨在控制相互依存引发的风险，但加剧了相互依存度并创造新的脆弱性，更加凸显政策协调的紧迫性。二是国家政策在稳定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近年来，主流经济学已趋同于明斯基的观点，承认政府赤字在危机中维持利润水平、避免系统性违约的关键作用。三是政策自主性与市场约束之间具有张力。金融全球化削弱国家自主性，政策被迫取悦金融市场而非社会大众，导致紧缩政策成为常态，债券持有人对国家政策影响力扩大成为现实，央行应稳定整体通胀，财政政策需承担“国别特异性稳定职能”。可见，国家作为有机体需保持同一性与互依性，割裂金融与国家将破坏整体稳定。

 

第二，制度经济学派认为，“金融—国家联合体”的有效运作必须由国家政策统摄，才能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协调多元主体利益。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提出“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二元分析框架，强调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的决定性统摄。“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是相互支持的……攫取性经济制度跟攫取性政治制度是协调联系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会为自己的利益保持并发展攫取性经济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混合作用的框架表明，金融体系的性质本质上由政治权力结构塑造。缺乏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会导致国家失败，没有制度约束政治“精英”，会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金融资本主义如果缺乏民主制衡，将沦为攫取财富的工具，因此需要约束“精英”权力。

 

第三，新自由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坚决反对国家政策统摄，但在实践中却默认金融资本通过国家机器实现统治，形成以剥夺国家主权为表象、金融寡头掌控统治为本质的悖论体系。新自由主义打着不干涉主义旗号推行金融化，实则依赖国家权力。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应绝对自由化，实现繁荣的关键是形成开放、竞争性、不受监管的市场，国家仅承担制度维护者角色，否定金融领域需要特殊政策统摄，宣称“完备的金融市场”应包含货币自由兑换、发达金融工具等特征。另一方面，尽管新自由主义鼓吹去国家化，实际上却将国家改造为服务金融资本的工具，“央行独立性”机制使中央银行成为金融资本把持权力的技术机构，法律强制要求央行遵守通胀目标、救援金融机构。这种形式上独立的设计，实际上是经济理性通约政治理性的转换方案，关键决策权被移交给金融资本。更确切地说，西方金融霸权本质是“军事—金融—国家联合体”，依赖国家武力保障全球金融统治，金融化与国家形成共生关系。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推动的金融自由实质上强化了“国家—金融联合体”，在拒斥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同时，将监管权转移至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通过结构性调整计划加强政策导控，使国家被定义为为金融资本服务的权力工具。

 

三、资本主义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危害

 

金融自由化绝非市场经济的成熟形态，而是垄断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最高统治形式。其制度困境根植于资本主义基因，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恶的无限”与社会化大生产矛盾的激化，从原始积累的国债暴力到当代的衍生品欺诈，金融资本始终通过“剥夺性积累”维持利润率。当这种剥夺突破民族国家疆界，新型金融帝国主义带来的灾难就在全世界铺展，造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的全面衰退，引发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巨大危机，给世界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深重灾难。

 

(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危机深化

 

当代资本主义金融自由化的脱域性，造成国家局势反复动荡。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危机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金融自由化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普遍形态，在金融吸纳全社会资本参与虚拟运作、社会化生产被掏空的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顽疾就造成财富单向积累，使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反复动荡，影响全世界和平稳定。

 

第一，两种权力相互绑定，既共谋又相互拖累。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不同，支撑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结构的关键要素是货币、信贷、网络系统，是由政治权力和资产阶级法律体系共同塑造的。马克思对欧洲金融危机进行过鞭辟入里的分析，他嘲讽波拿巴时说道：“这个人的使命充满着互相矛盾的困难，因为他不得不同时既扮演强盗，又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随后，马克思系统分析了欧洲金融危机与政治危机相互叠加蔓延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形成政治权力与金融权力的共谋，危机的发生表现为经济崩溃与政局垮台，而最终的灾难则由劳动者承担。不得不说，由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引发的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动荡比19世纪更为突出，世界范围内弱小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始终处于动荡状态。

 

第二，地缘政治受金融资本胁迫，内部危机重重。金融危机过后，东欧、中东、北非等地频频爆发“颜色革命”，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金融危机的泡沫需要全世界劳动力价值予以代偿，而金融资本在浸润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同时，需要强大的内部政治势力予以支撑，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急需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国家扶持一批“波拿巴”式人物作为资本权力代言人，通过“街头政治”引发别国局势动荡进而颠覆政权。如此一来，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在发达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凌驾下就呈现反复动荡的局势。

 

第三，经济危机常态化导致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陡增。金融资本天生热爱“波动”。马克思早已洞悉资本主义金融本性，“广泛地收买股票，用它们进行大量的投机活动，在赚取贴水以后，尽快地把这些股票抛售出去”。在《资本论》“生息资本篇”中，马克思进一步发现，由于资本运动的执行条件已发生改变，“流动”与“波动”成为生息资本存活的条件，波动越大，金融资本“钻空子”机会越多。当别国经济没有波动时，金融资本就会主动制造波动以寻求机会。金融危机本身就是金融资本寻求剧烈波动以修复自身的极端形式。譬如，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后，“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全都经历了15%到18%的下调冲击，是美国所遭受冲击的两倍多”。而在数字智能化与金融化叠加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可利用互联网随时掀起经济波动，经济危机常态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新表现，也是导致世界经济最不稳定的因素。

 

(二)加剧剥削与分割全球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金融自由化必然要求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价值补偿”，通过不断压榨全世界的“活劳动”进行“时空修复”，代偿泡沫消散。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仍表现为财富高度积累，但在世界范围内则表现为经济巨大波动与贫困人口不断增加。

 

第一，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相互倾轧。发达资本主义利用金融权力统摄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形成资本的“人身依附关系”，标志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倒退。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动产信用公司的金融欺诈时，高度肯定了傅立叶“工业封建主义”的隐喻，即在虚拟化相叠加过程中，金融体系对工业资本主义形成类似封建等级制的生产与社会关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呈现历史倒退状态。时至今日，这种“新封建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形成。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为争夺“价值”频繁发起内部争斗，以金融实力划定瓜分世界的版图。欧盟、日本等国在与美国博弈的同时，通过单边协议、设“小圈子”等方式积极参与美国掠夺世界财富的进程。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债务”等方式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转嫁风险。“他们所做的已远远超过赌博欺诈，尽管他们使用了虚伪的预言术来为自己的欺诈寻找借口。”东南亚金融危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发生时，由于缺乏流动性，大量优质资产被迫落入美国金融寡头手中，并在若干年后获得高额利润。

 

第二，通过“小院高墙”围堵发展中国家。以中国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成为推动世界经济迈向繁荣稳定的坚定力量。为推动实体经济，“中国政府几乎动员了一切可以吸收的剩余劳动力和潜在劳动力”，带动大量富含技术创新的国外资本与优质人力资源涌入中国，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世界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价值分割”局面，有效反对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脱实向虚”导致的在世界寻求价值补偿等行为。因此，近十年来，美国主动挑起“贸易战”阻挠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不但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而且给经济全球化蒙上了阴影。

 

第三，大肆掠夺不发达国家。一般来说，最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最为廉价，活劳动资源最为丰富，是资本眼中的“价值高地”。为寻求高额的“价值补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军事干预，通过政治极限施压与经济霸凌，肆无忌惮掠夺不发达国家。截至2023年，美国制裁的23个国家中，非洲国家就有9个。美国对非洲的制裁不但导致非洲诸国支柱产业尽失，而且使它们难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必要的原材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廉价售卖矿产等方式维系基本经济运转，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通过经济制裁分割大量剩余价值。又如，2017年，美国对拉丁美洲诸国钢铝业发起调查，对墨西哥等国的钢铁加征高额关税，截获原本应当流向墨西哥的“价值”，同时通过贸易胁迫对拉美国家矿产进行价格控制，以增加美国在全球资源分配中的影响力，加强美国调节国际资源的货币购买力，配合美元强势地位攫取更多剩余价值。

 

(三)系统性危机的全球化铺展

 

当代资本主义金融自由化使资本的异化在“人的危机”层面表现得极为突出。社会劳动创造出的公共财富在金融化后被少数人占有，他们以“自由市场”为名，编造所谓“污染权”“期货权”“基因权”等各种私有权利，将一切公共资源和未来资源私有化。不难发现，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资本对人的剥削已深入骨髓，使人道主义灾难频发。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面临高度两极分化，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窘迫。马克思在《法国的经济危机》中分析指出，金融危机的人道主义灾难主要集中在农民和工人阶级群体，金融危机爆发致使谷物价格下跌、工业商品大量滞销，政府还要“对他们的枯竭资源课征捐税”。可见，金融危机最后都是以劳动人民的“人的危机”为终结。究其本质，仍是虚拟泡沫必须用“活劳动”创造价值的方式予以补偿。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金融自由化导致“脱实向虚”达到极致的情形下，其内部两极分化更为直接。以纽约为例，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3天所得已经超过多数纽约市民全年所得。在奥巴马任期，美国“95%的收入增长都流向了最富有的1%的人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问题严重。一方面，高居不下的犯罪率严重威胁普通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在经历狂热拜金挫折后，“病态”“萎靡”“破碎”等社会心态不断呈现，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

 

第二，发展中国家正面对严重的贫困威胁。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揭露：“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原因在于资本必须在剥削世界劳动力的前提下实现积累。以非洲为例，21世纪以来，国际游资借助金融资本的高流动性在非洲进行空间扩张，利用美元和当地货币的“汇率”差额分割非洲的“活劳动”和自然资源，购买低廉劳动力开采矿产，将非洲的石油、钻石、黄金等稀有资源持续不断运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开采和加工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却使非洲的贫困问题日益加重，仅尼日利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两个国家就有超过1.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约80%的非洲人口仍无法脱贫。在社会层面，非洲贫困问题带来的社会影响日益深远。教育资源匮乏，大量儿童无法接受基础教育，严重影响发展。医疗条件落后、疾病肆虐，许多非洲人民因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遭受病痛折磨甚至失去生命。

 

(四)给社会主义制度带来严峻挑战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正常的自由贸易难免受到金融自由化侵袭，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操作手法，可借助日常国际贸易侵入中国经济领域，给社会主义制度带来巨大威胁。

 

国际资本主义一贯以“放松管制”为名，要求中国全面开放金融领域，为金融资本的投机敞开国门。其实，一旦金融领域落入国际资本手中，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然被国际资本瓦解，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被国际资本操控。从历史教训分析，苏东剧变、苏联解体，都离不开金融资本的幕后操纵，通过游资有目的地侵入别国市场，然后引起经济震动，最后挖掘经济根基。习近平强调，要“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牢牢将金融自主权掌握在国家手中，确保社会主义制度根基稳固。

 

国际金融资本在侵入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必然夹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数字技术加持下的网络平台，不但成为金融资本的活跃场域，更是各种拜物教意识形态兴风作浪的空间，它们通过网络作品浸润到日常生活，各种网络点赞评论、刷礼物打赏的作品，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严峻挑战。面对这种情况，必须在加强网络管理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背后资本运作的监管力度，坚决防止境外金融资本借助自由市场名义危害国家网络安全，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底线。

 

随着金融全球化深入推进，当代资本主义金融自由化的现实本质是垄断资本在金融维度的最高统治形式，尤其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主导下，其掠夺性特征更加显露，金融自由化在全球资源配置中不可能起到所谓“中性高效”的绝对作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我们不但要深刻洞悉金融资本这种资本最高形态运行方式的新特征，更要发现无产阶级在金融资本统摄境遇下实现新的联合的重要方式。这种联合本质上是通过重构金融资产所有权以及权力结构实现的——将资产阶级通过信用事业集中的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载体，培养高素质的无产阶级，壮大资本主义“掘墓人”队伍，通过制度革命突破金融资本统摄。因而，社会主义国家要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妥善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在发挥金融活力的同时注重防范金融风险，抵制资本逻辑对金融领域的过度支配。唯有坚持对金融领域的国家主导权，才能在复杂的全球金融格局中实现独立自主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重要启示。

 

作者：王婷，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7期

来源：毛邓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