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说说明朝清朝的那些事

 

 “明朝和清朝的对立，远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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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奇怪，忽然就刮起了一阵“悼明”的风气。

在一些网红主播的叙述中，大明科技发达，人民富裕，尽善尽美，前途光明……遗憾的是，“总是有人要害朕”，这一切的美好，都随着清兵入关而被历史埋没了。

所以，现在需要的是重新发现明史，籍此“恢复汉家荣耀，增强民族自信”。

这套叙事，尽管看上去颇为丝滑圆顺，实际上却是错误的。

历史真相是：尽管不能忽略明朝取得的成就，但明朝显然也不如“悼明”者所想象的那么美好。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明朝并非亡于满清，而是亡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

待到清兵入关时，崇祯皇帝已经“君王死社稷”一个多月了。

一个封建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证明其内部矛盾已无法调和，也证明其存在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这样的王朝，应该推翻，也必须被推翻，不推翻，社会就不能进步，历史就不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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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之必然灭亡，主要体现在 阶级矛盾的极度尖锐化；

明朝的统治阶级是由宗室勋贵、文官集团、地方乡绅（封建地主阶级）构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一利益集团从王朝中期开始就呈现出不可遏制的“寄生性膨胀”特征，这是阶级矛盾激化的核心根源。

明朝宗室实行“只进不出”的制度，皇族子孙从出生起就享有俸禄、田产等特权，且无需承担任何赋税徭役。

这样的制度，等于鼓励宗室生育，因为生得越多，从国家获得的宗禄就越多。

据晚明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推算，宗室人口约每30年翻一倍，年增长率为33‰，远超全国人口增长的平均值。

明朝初年，宗室人口仅数十人，到了明末，居然高达33万（部分学者推测近百万，但缺乏过硬史料支撑）。

这就意味着，朝廷要平白无故地养33万朱姓子孙，这些人不种田、不做工、不做官、不当兵，却要享受“高级干部”待遇，成为国家财政极大负担。

在万历初年，奉养宗室的宗禄，每年约需552万两白银，占财政总支出1850余万两的近30%。

到了明末，宗禄飙升至每年2000万石，而全国的田赋收入约2600万石，占比约75%，远超军饷与官俸等开支。

许多宗室还凭借特权兼并土地。仅河南一省就有周王、赵王等十余位藩王，占据耕地超百万顷，而底层农民却失去土地与生计，沦为流民。

老实说，再也没有什么比明朝的宗室制度更能体现家天下的含义了。

宗室之外，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僚集团，则往往与地主阶级勾结，利用“优免”政策（官员及家属可免除赋税徭役）逃避责任，将国家赋税负担完全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明末的赋税加征（辽饷、剿饷、练饷），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将自身统治危机转移给底层民众的手段——三饷加征使农民的税负较明初增长数倍，官绅阶层却坐拥大量土地而分文不交。

明朝渐渐陷入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宗室俸禄、官员薪饷的开支随着统治阶级的膨胀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应对辽东后金（即后来的满清）的军事威胁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开支，却如同无底洞般吞噬着国库。

崇祯年间，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数千万两，而国家的年财政收入不足百万两，财政赤字的缺口只能通过加征赋税填补，这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形成“加征赋税—农民起义—军费增加—再加征赋税”的恶性循环。

面对这样的危局，崇祯帝曾多次请求官绅、宗室捐饷以解燃眉之急，但这些坐拥巨额财富的特权阶层，要么百般推诿，要么仅拿出少量银两敷衍了事。

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后，从明朝官员家中搜出的财富就高达数千万两，足以支撑数年军费，这一事实深刻揭示了明朝统治阶级的腐朽——他们宁肯王朝覆灭，也不愿放弃自身利益。

在阶级矛盾极度尖锐的大背景下，明朝的的财政制度、军事制度等，也都处于自我瓦解的状态。

比如，由于卫所制的崩坏，明朝被迫推行募兵制，但募兵制的运转完全依赖财政支持。由于明末财政崩溃，军费长期拖欠，募兵制下的士兵往往沦为“兵匪”——他们既无粮饷，也无纪律，在地方上烧杀抢掠，与土匪相比，官军对百姓的危害更甚。

这就形成了“官逼民反、民反需兵、兵反害民”的恶性循环，明军不仅无法镇压起义，反而成为推动民众反抗的催化剂。

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说：左良玉（明朝大将）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为朝廷严重拖欠军饷，士兵还要卖命打仗，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明军还经常以屠城为手段。

崇祯八年（1635年），明军将领洪承畴在围剿陕西起义军时，以“平叛”为名血洗汉中府数座县城，不仅屠杀起义军余部，还将城内平民屠戮殆尽，财物抢掠一空；

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军镇守开封的将领为阻止李自成攻城，竟掘开黄河大堤，导致开封城被洪水淹没，数十万百姓葬身鱼腹，事后却谎称“水淹贼营，大捷而归”。

简言之，明朝的灭亡，是封建制度内在矛盾发展到极致的必然产物。即便没有清兵入关，明朝也会因自身的腐朽而走向彻底终结——这是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必然体现，也是阶级压迫与剥削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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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认为，如果明朝没有灭亡，则中国会在经济与科技领域领先西方。

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

在明朝前期，确曾出现过经济与技术的发展都比较好的局面（如郑和的船队），但到了中后期，明朝的统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的障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封建土地制度加剧生产关系矛盾，制约了生产力的释放；

明朝后期，藩王、勋贵、地主疯狂兼并土地，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朝廷税源也随之萎缩。为应对内忧外患，朝廷不断加征“三饷”，进一步压榨底层百姓与中小工商业者，导致农业生产停滞、手工业作坊破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失去了基本的人力与物质基础。

二是，厉行重农抑商与海禁政策，扼杀商品经济与科技交流活力；

明朝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将工商业视为“末业”，对商人征收重税，严格限制手工业规模与经营范围。

嘉靖年间，在西方开始“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的背景下，明朝却开启了严格的海禁政策，不仅阻断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也隔绝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火器制造技术等无法大规模传入，国内的先进技术（如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的手工业技术）也因缺乏交流与市场需求而难以推广。

三是，思想专制与科举制度禁锢科技研发与创新思维；

明朝后期，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将知识分子的思维束缚在儒家经典的框架内，轻视自然科学与技术研究。同时，朝廷大兴文字狱，压制异端思想，导致知识分子大多埋头于考据经义，极少有人投身于科技发明与生产力革新，科技发展失去了人才支撑与思想动力。

四是，宦官专权与吏治腐败，破坏科技应用与工程建设；

明朝后期，宦官把持朝政，在军事、水利、手工业等领域胡乱干预——例如负责军工生产的宦官克扣经费、偷工减料，导致火器制造质量低劣；负责水利工程的宦官中饱私囊，使得黄河、淮河等流域的治理屡屡失败，进一步制约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明朝后期并非完全没有科技成就（如《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的问世），但这些成就多是对传统科技的总结，缺乏突破性的创新；且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这些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无法推动社会的根本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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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舆论场的一些叙述中，似乎明朝和继之而起的清朝是完全对立的，于是有人又开始谈论反清复明了。

这当然是刻舟求剑之论。

事实上，明朝和清朝的对立，远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

清朝在入关后，为快速稳定统治、整合中原社会，全面继承了明朝的核心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框架，同时结合后金旧制进行局部调整，形成了“满汉合璧”的治理体系。

清朝全面继承了明朝的中央集权与官僚体系。

——继承内阁制度，作为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中枢机构，后虽增设军机处分割其权力，但内阁仍长期承担日常文书、票拟等职能。

——沿用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制度，六部尚书、侍郎的设置与职能划分基本照搬明朝，仅在官员配置上实行“满汉双轨制”（如满汉尚书各一人）。

——承袭地方行政层级，即省—府—县三级架构，省级设巡抚、总督（明朝中后期为临时差遣，清朝固定为常设官职），负责地方军政要务。

——延续科举取士制度，以八股文为核心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命题范围，将科举作为选拔汉族士大夫进入官僚体系的核心渠道，巩固统治基础。

清朝基本继承了明朝的经济制度。

——全面继承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精神，将田赋、徭役及杂税合并，按田亩征银；康熙年间在此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进一步简化赋役制度，本质是对明朝财税改革的延续与深化。

——沿用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如黄册（户籍册）、鱼鳞图册（土地册）的编纂传统，以此核定人口、清查田亩，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

——继承盐铁专卖制度，对盐、铁等大宗商品实行官府垄断经营，通过发放盐引等方式管控流通，这是明清两代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清朝基本继承了明朝的法律与社会治理制度。

——以明朝《大明律》为蓝本制定《大清律例》，体例结构、罪名设置、量刑原则均大量借鉴《大明律》，仅针对满洲习俗与统治需求增加少量条款（如“旗人特权”相关内容）。

——继承基层保甲制度，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通过联保连坐的方式管控基层民众，维护地方治安，强化中央对民间的控制。

清朝基本继承了明朝的文化与礼制。

——尊奉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延续明朝将理学作为科举考试核心思想的传统，以此统一士大夫阶层的意识形态，强化“君权神授”的合法性。

——承袭明朝的礼制体系，如皇帝登基、祭天、祭孔等礼仪制度，以及官僚体系的朝服、官阶标识（顶戴花翎虽为清朝独创，但官阶等级划分借鉴明朝）。

——继承宗藩体制，对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实行册封与朝贡制度，延续明朝“天朝上国”的外交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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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汉族建立的，清朝是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这两个朝代，当然有很大不同。

但在我看来，这两个朝代之间，共同的东西要远远多于不同的东西，并且共同的东西更为根本，这就是封建主义。

在明亡381年后，谈论反清复明是荒诞不经的，正确的提法是反封建！

不存在好的封建主义（明朝）与坏的封建主义（清朝）的区分，所有的封建主义都是有害的。

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不幸，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而不是某一个民族造成的，无论是明朝的封建主义还是清朝的封建主义，我们都要反对。

封建主义是明清统治阶级的共享之物，并且至今阴魂不散，这才是最应该警惕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