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

 

 

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

任弼时

 

在党校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为什么没有在遵义会议〔170〕前提出来？在这个决定发出以前，我们党内是不是也有党性的锻炼？我们说：过去在党内党性锻炼是一般地提出过，而不是把它当作特殊问题提出的。过去各地党校或训练班都有一门功课——党的建设，这就是党的教育和党性的锻炼；过去反对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也是党性教育，是在实际斗争中间锻炼每个同志的党性。我们可以说过去的党性锻炼只是一般地提出来，没有把它当作特殊的问题提出来。　　

 

那么，为什么在去年把党性锻炼当作单独的问题提出来？到底有什么必要和原因？我想，党中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是偶然的。　　

 

首先，我们的党今天是处在与民族敌人进行残酷斗争的环境，是处在同日本战争的环境，又是处在同资产阶级合作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这种新的环境使我们党发展壮大。今天，我们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我们党今天是有武装的，而这个武装从党的历史上说是最大的，它有着五十万的军队。我们党在包括几千万人口的区域内，建立了“三三制”〔164〕政权，这种政权是在我们党领导下面的。我们党有了很大的力量，这个大的力量在中国政治生活当中，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有很重要的决定作用。这就是说：现在国民党要决定是不是还继续抗战？它不能不顾及我们党的态度，不能不顾及我们党的力量。如果它投降日本，那么，我们党是不答应的，会出来反对的。我们的反对可以获得广大人民的同情，并且可以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正因为我们党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这样重要的决定因素，民族敌人——日本法西斯，国民党里面的反共顽固分子，汉奸和其他反动势力，他们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还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分裂瓦解我们的党。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为了对付我们党采用了许多办法。很明显的，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合作，另一方面尽力想办法削弱我们，想利用我们某些党部和中央意见的不同，关系的不好，想拉拢我们那些党部，来分裂我们党。国民党曾想分裂八路军、新四军，想把新四军拉到他们那边，或者想造成我们的军队与党对立。它采取许多办法打进我们党部和八路军、新四军里面来收买我们的人，瓦解我们。日本也是一样。这说明，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复杂环境和艰巨任务的前面，我们的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　　

 

其次，我们党在抗战以来和几年的统一战线当中，有了迅速的扩大，新成分涌进，已经由比较小的只有四五万人的党，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大的有八十万党员的党。这八十万党员里面有七十五万是新加入的，而且是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环境中加入到共产党里面来的，成分相当复杂。新党员里面很多已经成为好的干部。但是，大批新党员今天很需要党更多的教育。同时，我们党是处在比较分散的长期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我们的同志就是在被分成许多小块的地方坚持斗争，坚持长期的战争，建立了根据地。而且，我们又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这样的斗争环境和这样的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自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使我们党内容易产生不正确的思想。比如：个人主义，独立主义，象文件里所举出来的那些倾向，那些不好的东西。这些情形也告诉我们党，今天更加需要增强党性，克服不好的倾向来团结我们内部。我们党的任务是这样的重大，只有使我们党内部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使党团结统一，才能更加发挥我们的力量，才能更加有力量来坚持斗争，才能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向胜利。　　

 

第三，从我们党的历史上说，我们党内还存有一些弱点，需要我们党更加注意这些弱点。抗战过程当中的一些严重的事件和现象正向我们警告。　　

 

党的历史上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张国焘〔171〕的叛党。同志们都知道，他一直走到公开的反党，公开的成立中央与我们中央对立起来，分裂党的组织。这是很严重的反党的行动，后来公开叛党。张国焘这种分裂党叛党的事件，我们已在党内进行了教育。党的六中全会〔153〕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报告里所提出的党内团结的重要，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纪律。　　

 

在抗日战争当中，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的工作。有的时候有些重大的问题，带有全国性的问题，不先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就做了。也有个别党部，或者个别干部，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依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比如皖南事变〔152〕以后，有人公开地说：马日事变〔40〕又来了，我们要自己建立中央政府，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样政治上带全国性的问题，随便发言，对党是没有益处的。这表现出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能一致。组织上闹独立性，还明显地表现在某些作妇女工作、青年工作与政权工作的同志中间。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工作部门特殊一些，做这工作的干部突出一些，不大愿意受党的政策的领导。这些都是抗战以后发生的事。这些现象就是告诉我们党应怎样保证自己的团结。　　

 

附带答复一个问题。有的同志提出：“党性强不强表现在哪个历史时期上，哪些地方上？”我想这个问题提法不大妥当。虽然我们说党在某个历史时期是犯了路线的错误，如立三路线〔172〕的错误，苏维埃后期的错误〔173〕，但是不是说在这个历史时期，所有的党员，所有的干部都是党性不好呢？我想恐怕不能这样说。在路线错误的历史时期，使党的工作、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那个时期的负责人，负责的机关，在那里领导，决定路线，决定政策，他们不是依据情况来决定的，是党性不好的。是不是在那个路线下工作的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是党性不好呢？那些党员干部为党的路线坚决奋斗，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坚决奋斗、英勇牺牲的行动是好的，这样的同志我想不能说党性不好。我们应该估计到每个党员的觉悟水平、政治水平，只有这样看才能正确。所以说，那些同志的党性还是好的，只是某些机关具体负责的人党性不好，不能说那个历史时期党性完全没有。拿地区来分，说哪个根据地党性不好，也是不妥当的。任何地区都有党性不好的同志，某些具体的人党性特别差，但不能说那里所有的党员干部党性都不好。譬如张国焘自然是党性不好的，在中央没有指出张国焘路线错误以前，在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工作同志，党性都不好吗？不是的。因为当时那些同志是把张国焘看成中央的代表，把自己看成是为中央的路线而斗争的，我们不能说那些同志各个都是党性不好的。但当中央已经指出张国焘的路线是错误的以后，如果还坚持，那就不好了。我们也不能依地区来说山东的党或冀中的党党性不好，这是不妥当的。　　

 

为什么党性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就是我们看到了上面的一些原因：我们党是全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决定因素；我们党是处在统一战线环境中，已由小党成为大党；我们党的历史教训；统一战线中某些严重的事件。这许多情形使得我们党不得不在全党面前，把党性问题单独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历史教训我们，党内要团结。为什么在遵义会议的时候不提出来呢？那时提出是比较困难的，过去血的教训没有总结起来，而且在那样的战争情况下也没有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提出来也不能象今天在全党起这样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党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并在战争的环境中又发生了许多的事实，所以有特殊提出来的必要。　　

 

这个决定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有的同志说是组织问题，有的同志说是思想问题。我想就决定的本身来说，是组织问题又是思想问题。这决定的中心思想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上面讲的一些客观的、主观的和历史的原因都告诉我们，今天党的统一集中，全党服从中央，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不是统一的集中的党，就不能担负起伟大的历史任务。今天特别要求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也就是为着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今天强调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党成为坚固的整体，能够担负起当前的任务。这的确是偏重于组织上的问题，但又是思想上的问题。是什么思想上的问题呢？我看是偏重于组织思想方面的问题，党的建设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这样的党，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更加需要组织上的团结，而且从思想上告诉我们的同志今天党内团结特别重要，因此这也是一个思想问题。我们党过去对思想方面的领导是不大重视的，甚至有时是忽视的，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前的时期。自从去年五月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以后，党中央政治局对于思想领导问题特别引起了注意。中央政治局在自己的业务里规定：思想、政治、军事、党务、组织这几项，把思想领导放在第一位。从去年五月以后，注意整个党的思想方面的总结，研究了一些问题，党性问题就是在这许多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所以把它形成决议，成为党的建设中一个重要文件。在这一决定以后，中央又陆续发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174〕。毛主席作了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175〕。这些决定和报告都是解决思想问题，强调的是理论与实际联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而增强党性的决定则强调组织思想的问题，也就是这一决定的中心思想和中心内容。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出后对于我们党的建设起了什么作用？　　

 

首先，这个决定是总结了我们党二十年来对于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二十年来，我党和资产阶级从合作到分裂，又从内战到合作抗战；二十年来，我党组织和领导了各种武装斗争，参加了北伐、内战和抗日战争。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生长起来的，这就是党在建设上表现特殊的地方。这个决定总结了这个过程当中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如何来巩固党的团结。总结这样的经验教训，对今后我们党的建设有其特别重要意义。　　

 

其次，这个决定发出后，对于全党是起了教育的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比过去更加统一，一些象过去那种政治上随便发表意见同党的主张对立的现象，最近是没有看到了。这表现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统一了。在组织上也是一样，那些闹独立主义倾向的情形比较少了，能够把局部利益服从于党的整个利益，这表现了党的进步，表现了党比过去更加统一巩固一些。就拿延安来说，去年八九月以前，许多事情要统一似乎还很困难，八百诸侯，你肯了他不肯，他愿意你不愿意，这学校和那学校合并也觉得困难，统筹统支很不容易办。在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出后，事情比较好办了，许多事情比较统一，解决问题也比过去容易，不象过去那样困难了。这些都说明了同志们在学习《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后，思想上起了变化，有了进步。　　

 

第三，这个决定发出后，对这次的整风学习运动〔176〕也起了思想上的准备作用。这个决定加上《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其他决定的发出，引起了全党对于思想问题的注意及思想方法的学习，展开了今天这样广大的全延安全党的学习运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一文件，特别在整顿党风的学习中是有其特别重要意义的。　　　　

 

*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央党校的同志在学习研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其他整风文件时，提出了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任弼时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本文是报告的第一部分。

 

来源：任弼时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