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巨额赔款，被日本视为‘国家崛起的天赐良机’。”
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顾日本的战败国身份，公然暗示要以武力介入台海，令中日关系旧恨未消，又添新仇。
中日关系的旧恨，主要是指自甲午战争爆发到日本战败的五十年间，日本对中国的持续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伤害。
由于日本始终不愿彻底清算自己的侵略历史及军国主义罪行，所以，这个历史伤口至今并未愈合。
在其深如渊的旧恨之中，一个令中国人至今没齿难忘的事实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向日本赔偿2.315亿两库平银，加上日方巧取的额外款项，实际赔款超过2.597亿两。
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4.87倍，是日本为甲午战争而支出军费的2.6倍。
日本靠这笔天文数字的索赔，实现了一次“阶跃式发展”：84.5%的款项被用于陆海军扩充，使日本一举跻身世界军事强国之列；另有部分赔款被用于完成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使日本能够以列强资格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同时还设立了教育基金，为日本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巨额赔款，被日本视为“国家崛起的天赐良机”。
明治天皇在接到赔款数额通报后，欣喜若狂，直言“此乃上天佑我日本，自此可奠定帝国百年基业”；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国会演讲中表示“2亿两赔款，其价值远超黄金”，直言“中国的赔款，将使日本在十年内成为东亚第一强国”。
外务大臣井上馨认为，“赔款是日本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的关键”；
日本军方的头面人物如山县有朋、伊东祐亨、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等，声称“赔款是战争胜利的直接成果，当用于巩固胜利果实”，主张进一步向中国和朝鲜扩张，认为“只有持续增强军力，才能让日本永保霸权”。
在日本头面人物的反应中，完全没有对甲午战争侵略本质的反思，反而将赔款视为“正当战利品”。
伊藤博文后来在私下谈话中说“中国的赔款，不仅是金钱，更是日本崛起的‘燃料’”。
然而，尽管日本在“胜利”之后对中国疯狂“索赔”，但战败之后，中国却没有获得相应赔偿。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7000亿美元（1945年币值，相当于当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0倍），但除了二战结束初期，国民政府从日本获得少量实物赔偿（总值约2000万美元）外，日本再没有对中国进行任何赔偿。
二
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战争赔偿，和蒋介石率先宣布放弃对日索赔有关。
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各界要求日本赔偿的声音很高，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态度一直都是暧昧、犹豫的。
1945年8月，蒋介石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对日处理方针纲要》，奠定了“避免过度削弱日本”的原则，规定对日索赔应以“惩罚侵略、补偿损失”为限，“但需避免过度削弱日本，以维持东亚地区稳定；赔偿方式优先采取工业设备拆迁、物资移交，而非现金支付。”
1949年，宋美龄在美国演讲，提出“当前东亚最大威胁为共产主义扩张，中国与日本应在自由世界框架下寻求和解；对日索赔问题可酌情变通，以换取地区反共力量的团结。”
无论是蒋介石的“维持东亚地区稳定”，还是宋美龄的“换取地区反共力量的团结”，都包含了这样的含义：通过减少，乃至完全放弃对日索赔，以换取日本合作反共。
由于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国民政府始终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对日索赔。
1946年，国民政府拟定《中国对日索赔方案》，要求日本赔偿500亿美元（按当时币值），但没有具体执行细则。
此时，蒋介石已将注意力转向内战，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推进对日索赔，“方案”成了一纸空文。
1947年，为了冷战需要，美国调整对日政策，从“削弱日本”转为“扶持日本”，并反对“过度”索取日本赔偿，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蒋介石也迅速改变态度。
1948年，美国正式提出“对日赔偿缩水方案”，将日本被用于赔偿的工业设备大幅削减，蒋介石为争取美国援助，默认这一方案，实质性索赔已名存实亡。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速扶持日本，明确要求蒋介石放弃对日索赔，以换取日本对台湾当局的支持；蒋介石为依附美国、对抗大陆，正式决定“放弃索赔”。
1952年，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放弃对日战争赔偿，是中华民国为争取国际正义、维护东亚和平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此举旨在促成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共同对抗共产主义威胁。”
1952年4月，蒋介石与日本在台北签署非法的《中日和平条约》（又称《台北和约》），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兹声明：自本约生效之日起，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基于战争状态之各项请求权，一概免除。” 正式以条约形式确认放弃对日官方索赔。
蒋介石放弃对日索赔，既有媚日以及利用日本作为“反共屏障”的考虑，也有屈从于美国压力的因素，但无论如何，都是以牺牲中华民族利益的为代价，并为日后新中国处理对日索赔问题，设置了极大障碍。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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