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年关,布局新一年度经济工作的四场重要会议便会依次迎来——
第一场是党外人士座谈会,旨在听取外脑意见、吹风政策考虑;
第二场是惯例于12月上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旨在顶层设计、把脉定向、确立路线方针总基调;
第三场是惯例于12月中上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旨在明示政策要点、宣导政策意图、部署重点任务;
第四场是惯例于来年3月初召开的全国“两会”,旨在将定性目标定量化、任务职责清单化、工作进度时间表化、正式下达KPI指标。
这四场重要会议在内容和覆盖面上层层递进、层层细化,思路主线一以贯之,有时中间还会穿插一些讨论某个具体领域经济工作的会议(例如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等等)。
而惯例于12月上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尽管会议新闻通稿一般不会很长,但却是高层对来年经济工作路线图进行的首轮系统性把脉定调,也是我们提前洞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动向的最好窗口。
那么,刚刚于12月8日举行的这场政治局会议,对来年经济工作究竟做了哪些重要布局呢?
信号一:“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
“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是在今年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次被提出来的,当时的背景是美国突然对我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形势陡然紧张。但本次将“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的说法置于年度经济工作规划之中,尚属于历史上的首次。
过去两年的12月政治局会议上都只说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而这次却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前面新增了一句“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这也就意味着应对国际经贸斗争将变成一项长期性、常态化的工作。
同时,从过去常讲的“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进化到“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也意味着我们对于国际经贸冲突的应对方式从过去的防守型姿态转变为了现在的进攻型姿态。
相比于过去“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说法,“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才是对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格局的基本判断。再没有什么中间模糊地带,该亮剑的就会亮剑、该摊牌的就会摊牌。
因此,“斗争”也就成为了面对风险的首要应对之策。所谓“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更好统筹”,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会根据国际经贸形势的最新变化来随机应变、相机抉择,灵活调整手段与力度:当国际经贸形势突然激烈时,我们就会下更大力气稳住国内经济(与“逆周期”合拍);当国际经贸形势趋于缓和时,我们就可以着手推动一些中长期性的工作(与“跨周期”合拍)。
所谓“善斗争、会斗争”、“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延伸阅读:《四中全会《公报》里蕴含的“四大逻辑主线之变”》)
信号二:“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
所谓“逆周期”,就好比是给一个突然生病的人打针吃药,特点是用短期的量大剂猛把汹涌而来的病魔给击退,像是减税降费、放水搞刺激这些“休养生息型措施”、“对冲型措施”就属于逆周期调节。
所谓“跨周期”,就好比是让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强身健体,特点是用长周期的润物细无声来从根本上重塑体能、调节机理,像是供给侧改革、新质生产力这些“动能转换型措施”、“健康矫正型措施”就属于跨周期调节。
很多人在今年都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上半年国家出台各种刺激性经济政策的力度很猛、频率很高,但到了下半年后似乎就哑火了。
这其实很正常,因为上半年GDP增长率达到了5.2%,科技攻关捷报频传,A股牛市趋势已现,甚至连出口贸易都能在美国围剿下逆势增长,这些都是超出了预期的。高层着眼的是宏观、是整体、是大局,而不是某一个细分行业、细分市场的盈亏涨跌。
加之上半年消耗了相当多的政策弹药储备,而当前财政资源并不算宽裕,所以7月份政治局会议就将下半年宏观政策基调从“大转向”调整为了“稳住方向盘”,从“踩油门”调整为了“匀速滑行””。目前来看,这种基调调整的趋势还将维持到明年。
(延伸阅读:《一文看懂:7.30政治局会议如何定调下阶段宏观政策走向》)
这从10月份釜山会谈上“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不错,今年前三季度增长率达5.2%,对全球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4%,这是克服内外困难实现的,来之不易”,“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规模、韧性、潜力都比较大,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表述中便可见一斑。
这种从“踩油门”到“迅速滑行”的经济思路转变,在本次会议通稿的多处表述中都能看到身影:
比如,去年12月政治局会议没有提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这次会议却重新提及了“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言下之意就是对“提质”的要求重新回归,“提质”与“增量”二者均不可偏废。
再比如,前年12月政治局会议讲的是“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去年12月政治局会议讲的是“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重“量”、求“进”的意味都很明显;而本次会议讲的则是“稳中求进、提质增效”,重“质”、求“稳”的色彩显著增加。
又比如,去年12月政治局会议讲的是“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而这次会议则改为了“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这背后的意思就是——
暂时不需要再给政策工具箱做加法了,存量为主、增量为辅,先把存量的政策工具用好用足,至于新增的政策工具则不需要急着掏出来,未来要不要采取、采取哪些增量政策工具可以根据形势变化灵活决定;即便要使用增量政策工具也得讲究效率和精准度,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
(延伸阅读:《这场“力度超常规”政治局会议传递出的【4大信号】,你都看懂了吗?》)
前不久,有某经济大省汇报工作时主动提到三季度增速降至4.1%,却获得了上级的认可——“和自己比,有进步”,这就是不再“唯GDP论”的鲜明例证,也跟本次会议上提到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相呼应。
可想而知,随着总量刺激回归结构盘整、规模目标回归质量导向、超常规调节回归高质量发展,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大概率不再会迎来“惊喜”的刺激性经济政策,岁月静好将是大概率事件。
但同时我们也要理性面对这种政策阶段的变化,毕竟人们常常会高估政策在短期的效应、而低估政策在长期的效应。
信号三:“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虽然去年12月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表述不见了,但是这次会议还是使用了“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尽管“加大”二字的力度不及去年的“超常规”,也不及今年7月政治局会议上确立的“持续发力、适时加力”,但比起前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适度加力”还是要激进一些的。
这也就意味着,明年的经济政策取向不会发生过快的减速换档,虽然总量刺激幅度会较过去一年有所收窄,但是“积极”、“宽松”的基本格局还是没有改变的,甚至力度上还会强于2023年,否则政策的退坡效应就会太明显。
另外从往年的经验来看,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格局一旦确立,那么至少维持两年的时间窗口基本是可以期待的。毕竟,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和传导周期都要比财政政策更长更持久,突然收紧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也会比财政政策更大。
(延伸阅读:《没提“超常规”?没提“X万亿”?大白话逐字逐句解读【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同时,由于财政政策是拿既有资金定向输血,不仅依赖于存量资源、因而操作空间有限,而且短期剂量过猛的话也极易诱发副作用。可货币政策就不同了,它靠的是货币当局对政策阀门的开关闭合,不仅不依赖于存量资源、所以更有想象空间,而且其效用也可以广泛触达到全社会每一处角落,所以货币政策往往比财政政策更令人期待。
因此,如果说2025年的宏观政策是由财政做先头部队的话,那么2026年的宏观政策大概率就会由货币充当主力军。
展望2026年,4%的财政赤字率大概率还会维持,甚至不排除小幅增加的可能;至于降准降息的预期则更为浓烈,甚至不排除眼下已经是箭在弦上、枕戈待旦了。
当然了,像多年前那种以“四万亿大放水”为代表的宽松货币政策局面应该不会重现了,未来只会有精准滴灌、不会有大水漫灌。也就是说,能够享受到货币政策宽松利好的第一批获益者,一定是实体经济、是科技、是制造业、是新质生产力,以及那些跟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产业或部门。
此次政治局会议既没有提股市、也没有提楼市,这就说明,牛市行情已然初定的资本市场暂时不需要新的大手笔刺激政策,市场情绪依旧纠结不安的房地产市场更不会被列入当下的决策议事日程。
不走靠房地产救经济的“老路”,不走用地方债务大放水来刺激经济的“邪路”,已经成为了决策层的共识。
(延伸阅读:《棚改2.0落空?房地产何去何从?基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冷思考》)
信号四:八个“坚持”
每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在完成对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论述之后,都会分板块、分领域进行拆解细化。
比如本次会议是拆解为了8个板块领域——内需消费、科技创新、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绿色“双碳”、民生保障、重点领域风险化解,而这8个板块领域大概率就会构成接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篇目纲要。
值得注意的是,往年12月政治局会议通稿在论述各板块领域的工作时一般使用的都是“要……要……”的句式,而本次会议却改为了“坚持……坚持……”的句式,同时在语句表述上也更加精炼,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已然带有了一种体系化、理论化的雏形。
从这种语句表达上的细微调整中,我们可以依稀感受到两层重要内涵——
第一,鉴于过去一年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所以在过去一年的实践中所形成的方法论才需要被“坚持”、而不是要做调整,这正是与会议通稿开篇即给出的“我们有效应对各种冲击挑战”、“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将顺利实现”等积极、乐观的评价语相呼应。
第二,2026年会保持住这种战略定力,相关经济政策路线图都是明晰的、稳定的、可期的,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不需要处处耳提面命,而是带有一种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观感。这与12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的“金社平”评论文章标题——《话规律》形成了完整闭环。
(延伸阅读:《【钟才文】重磅评论八连载:这一次,“权威人士”表达了怎样的深层意图?》)
具体来看,在本次会议确立的“八个坚持”中,值得留意的主要有这么几条:
一是“内需主导”。
尽管近年来“内需”已经固定会被摆在经济工作各项细分板块之首,但纵观历史我们还是能体味到一些不易察觉的细微变化——
2020年12月政治局会议说的是“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可见在当时,需求侧仍然是从属于供给侧的,“内需”更是没有被特地点出;
2021年12月政治局会议说的是“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消费持续恢复”,这才开始正式用需求侧战略替代了此前的供给侧战略,并明确了战略重心是“内需”、而不是“外需”,但彼时的扩大内需尚有一种旨在应对疫情冲击、促进消费复苏的短期目标之感;
2022年12月政治局会议说的是“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这是第一次对内需消费冠以了经济“基础作用”的定位;
2023年12月政治局会议说的是“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坚持了此前的说法;
2024年12月政治局会议说的是“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通过使用“大力提振”、“全方位扩大”这些带有主观色彩的定语,将内需消费的重要性进一步拔高;
而本次(2025年12月)会议则首次提出了“坚持内需主导”,可见,扩大内需消费已经不再是一项单纯的“战略”了,而是升格为“主导”战略了,且需要被长期坚持;
——可见,高层对内需消费问题的重视度和期待值是呈逐年上升之势的。
(延伸阅读:《浅谈《公报》里暗藏的5个重要经济趋势信号》)
二是“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
这跟会议通稿中的另一句话——“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一脉相承。
也就是说,从今年二季度起开始确立的整治反内卷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力戒贪大求洋、低层次重复建设和过度同质竞争,防止各地搞自我小循环,打消区域壁垒,整治政府采购招标乱象,着力整治地方招商引资乱象,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等政策,在明年仍将继续坚持。
“令行禁止”、“全国一盘棋”的大方向,不会发生改变。
(延伸阅读:《看懂7月1日的中财委会议:新一轮大变局已在暗流涌动》《意味深长的【要素市场化改革】:绝大多数人都没看懂它背后的信号》)
三是“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要求年年都会讲,但今年的看点是把这个课题从往年或是靠前、或是居中的位置后移到了最后一条;同时不再使用“有效防范化解”、“牢牢守住底线”这类警示意味突出的措辞,而是改以了“积极稳妥化解”这一更加淡定的、建设性的用语。
这就说明,对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等重点领域风险进行预防、排雷的压力已经大大缓解。应对国际经贸斗争才是新的“防风险”主要命题,至于国内财政经济金融领域的“风险”已不再是首要冲击。
同时这也意味着,尽管至今仍有一些人认为房地产市场尚未走出泥潭,因此寄希望于国家出手救市托市、甚至可能为此采取一些超常规措施,但这种想法显然是刻舟求剑、自作多情了。
眼下房地产既不属于“支柱”、也不再是“风险”,所以我们完全不应对房地产刺激政策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未来,房地产政策路线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那就是构建市场供应与政府保障双轮驱动、住房销售与住房租赁双轮驱动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延伸阅读:《谈谈《住房租赁条例》:房东、租客、长租公寓企业的变局时刻》)
作者:野望谷;来源:野望谷研究社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