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长本人：药不对症，如何治病？

 

从近期几个新变化，谈谈小镇对当前教改的看法。

 

一是政策层面。10月教育部出台《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10条措施以第一条“有效缓解学生考试升学焦虑”为核心，后面还包括全面落实“体育每天2小时”、保障充足睡眠时间、培养健康用网习惯等。

 

 

二是地方实践。9月新学期开始，深圳宣布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双随机”分班新政，以彻底取消重点班。具体做法是深圳近40万名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新生，各学校上传全名单，由区教育局按照“学生随机编班、教师随机匹配”的原则，全部随机分配。

 

 

三是高校开设新专业。今年开学季，普通本科“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迎来首批新生，从学校宣传来看，目的是“注重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旨在培养既懂专业又善应用的复合型人才”。

 

这三件事围绕教改，囊括中央和地方、政策和实践、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学习成绩与心理健康，乃至从校园到就业的过渡等等。既关注到了学生个体，也关注到了学生背后的家庭，以及围绕教育与社会关系而出现的劳动力供需不对等问题。

 

比如第三项新开设“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在宣传稿中就提到“我国现有3岁以下婴幼儿约3000万名，其中超过三成家庭存在入托需求。然而，全国婴幼儿实际入托率仅为7.86%，托育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设置这个专业的高校很有政策敏锐性，本质是响应国家近几年重视的“0-3岁托育”，也关系到当前职场女性最担心的生育对职业发展的影响。

 

对此小镇在《促进生育，靠三瓜两枣是不行的》《政策加速转向：优待母亲，而非女性》等文章已经分析了。想要促进生育，靠补贴、增加假期等鼓励性政策是很难的，更需要的是保障性政策。

 

所以小镇在2024年1月分享《今年，要提一个“攸关国运”的建议提案》，主旨很简单“加强对0—6岁的社会化、公共化服务供给，第二次解放女性”，具体建议有二：一是将4-6岁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二是强化0-3岁托育服务，包括扩大、调整生育津贴发放途径和标准，调整生育保险缴纳，将1-3岁托育服务纳入国家财政支出，鼓励支持已生育女性从事托育工作等。

 

小镇大概测算了下，如果把上述措施落实到位，预计能够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三个百分点左右，参考当前人均劳动创造价值，女性劳动创造的经济价值可以提高5到8个百分点，带动GDP增速2%左右。

 

学前教育目前已确定逐步纳入义务教育；而小镇接下来最关注的就是0-3岁育儿，这跟小镇也要面对这一现实问题有关，更关系亿万中国人。

 

大学生同样面临就业难，那么把大众所需、国家期待、学生就业与教育改革相结合，推出“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非常合理，也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其他两个同样如此。比如教育部的《十条措施》，至少把“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摆在了台面，这就是巨大的进步，先要正视问题，然后才能说解决问题。

 

小镇也从社会和生产力变革的角度谈了对新生代心理健康的看法，核心是认为随着中国普遍进入城市化、原子化生活阶段，孩子们缺少了准社会化模拟的阶段，需要想办法进行弥补，具体参见《不要忽略孩子的“求救信号”》，就不赘述了。

 

第二项深圳的地方实践，出发点是落实教育部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均衡编班的要求，教育专家认为“把不同水平、不同特点的学生均衡地分到同一个班级，更有助于营造包容、积极的学习氛围，带动全体学生共同进步。而按考试分数进行分班，对提升成绩的作用有限，反而容易加剧学生和家长的焦虑情绪。”

 

这三个政策都提到了“焦虑”。

 

政策的出发点当然是对的，但能起到多大效果呢？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药不对症”。“药不对症”的原因在于，仅靠教育部门，在如此宏大的问题上，能够调动的资源极为有限，也只能停留在表层。

 

第一项教育部的《十条措施》，核心是“有效缓解学生考试升学焦虑”，抓住了当前普遍存在的“考试升学焦虑”，但从措施来说，并没有抓住现象背后的本质，给出的药方也很难对症。

 

比如在缓解焦虑上，提出的亮点措施之一是“鼓励每周设置一天‘无作业日’”，这项措施放在具体工作的第一句话，以此试图实现“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的政策目的，其他还有常见的不得以考试成绩对学生排名、严控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学科培训、落实高考招生指标到校等。

 

 

但真的有用吗？小镇持怀疑态度。

 

就说“无作业日”，之前也有，提法是“每月一次无作业日”，小镇印象中在2021年7月两办发布《“双减”意见》后，就有学校搞出来这个概念，每月找一天开展“无书面作业日”活动，有意思的是，有的学校还专门备注，也可以选择周末进行。

 

想要越过这项规定太简单了，比如哪一天举行了考试或者外出集体活动，那就直接把这一天确定为本月的“无作业日”，剩下的时间照旧；或者把这一天的作业分配到其他日期，比如可以前一天布置两倍的作业，第二天自然就是“无作业日”了，至于学生自己选择回家后继续写作业，这是个人自由，总不能干涉。

 

而且，为什么要写作业？而且要写越来越多的作业？

 

归根到底还是面临升学的压力，从家长角度，学校布置足够的作业，反而是好事，如果学校很松、作业很少，家长还得去自费购买作业、把孩子送到辅导机构或者偷偷摸摸地请家教。毕竟能够当家长的，一般都担心自家的孩子“躺平”后会吃亏，而从学校和老师的角度，不布置作业那才轻松，但这样也不行，毕竟还是要考虑升学率，也要对得起孩子们。

 

在这种情况下，“无作业日”注定落不到实处，也无法起到缓解焦虑的作用。

 

因为真正的焦虑来源是升学，就算中考能够调整规则，那么高考呢？任何不改变评价标准的改革、减负，最终都不过是形式上的变化，而压力并不会减少，甚至可能因为学校内部减负，导致更多压力转移到家长身上。

 

现在有的地方开始禁止教辅材料进校园，逼着家长把教辅拆开复印，反而增加了家长的支出，成了“掩耳盗铃”。

 

 

小镇跟周围有孩子的家长朋友聊，普遍觉得压力太大了。比如校外辅导和兴趣班，也知道用处不大，但北京学校管得太松了，的确严格落实了“减负”，学校早早就放学了，也没啥作业，但教育是相对竞争，看着被人家的孩子各种“卷”，难不成真的让自己的孩子“不卷”？

 

而且现在中小学知识点有增无减，考试难度大幅增加，更考验对基础的扎实掌握和综合运用能力，在大家普遍“卷”的情况下，分数线也越来越高。如果真的按照教学大纲要求的训练量，除非自家孩子天赋异禀，很难赢得竞争。

 

说到底，现在并没有找到除了卷成绩以外更明确的培养路径，在不能让大家都上好大学、改变教育必然要淘汰人的客观实质之前，这些招式效果可想而知。

 

《十条措施》后面的不少具体措施跟第一条“有效缓解学生升学考试压力”是重复的，如果真实现了有效缓解，那自然就会增加体育锻炼、充足睡眠，反之也不可能实现，除非孩子天赋异禀、家长确实心大。

 

从家长角度，其实更希望学校能够恢复学习强度，干脆恢复过去的早晚自习、节假日校内补课，让教育需求更多在学校内得到满足，也省得家长去市场上花重金购买课外辅导，这反而更能缓解家长的焦虑，起码缓解了家庭收入不同带来的焦虑。当然，如果这样的话，对校外补课市场是一大利空。

 

其他两项也是类似情况。

 

比如深圳搞义务教育阶段“双随机”分班，理论上是可以降低成绩焦虑，但焦虑的根本来源不是分班，而是考学希望，只不过因为以前存在重点班，而重点班的学习氛围更好，所以家长孩子才会想尽办法进重点班。

 

现在搞“双随机”，先不说后续能不能继续落实，分班后会不会搞小集中，比如把学习成绩好的集中在一块，设置一个区域专门安置不好好学习的孩子等等。办法太多了，都是上过学的，这种班级内的小调整太多了。

 

就算真的严格执行了，甚至班级内的座次也在参考身高等身体情况下，也进行不考虑成绩的随机分配。

 

那总不能限制人的流动吧，比如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不在深圳读书了，换成到广州或者其他名校继续读重点班？

 

好的学生永远是学校的宝。北京普遍存在“掐尖”现象，东城、西城、海淀的名校高考成绩突出，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全市抢生源，能考985以上的学生，学校是教不出来的，顶多就是把学习成绩好的孩子集中在一起，通过人与人的竞争与互动，激发学习积极性。

 

国家一直强调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教育也是一样的，要尊重客观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干预。

 

前两项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孩子越来越金贵、高考选拔机制不可能大改、无法彻底解决优质高效供需矛盾的情况下，也只能做一些边边角角的改变，起码不必做强。

 

那么，小镇对高校开设“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持反对态度。

 

宣传稿说得好听，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注意这个学科是“管理”，所谓的“管理”专业，毕业后真的有管理机会吗？学一堆书本上的东西，用处有多大呢？

 

国家未来的确很需要托育人才，但培养的方式绝不是这类高校开设管理专业的模式。

 

而应该偏向于职业教育，或者依托其他更具有针对性专业能力的专业。

 

比如以护理学或者学前教育专业为基础。

 

经过护理专业的系统培养，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护士，补充进行婴幼儿相关的理论培训，完全可以胜任婴幼儿相关工作，凭借较高门槛的护士职业资格证也能够在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学前教育的毕业生，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幼教，在此基础上，补充其他与婴幼儿相关的服务场景的相关教育，凭借教师资格证也能有一定市场优势。

 

现在月嫂长期占据中国蓝领工作薪酬第一的位置，但劳动力供给太差，很多月嫂心态上把自己当成雇主的“二婆婆”，缺乏科学培训也就罢了，工作态度也很成问题。所以好的月嫂跟好的家政一样，很难在市场上流通，基本上口口相传，一家干完紧接着就去下一家。

 

月嫂对应的职业证书是“保育员职业资格证书”，考取门槛极低，可以说初中文化突击几个月就足够了。

 

那么大学设置“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让一群没有生育经验的大孩子，经过几年不知道搞什么的所谓教学培训，等到毕业的时候，还要突击去考一个几乎没有门槛的“保育员职业资格证书”，再跟有生育经验的月嫂们共同竞争，想啥呢？

 

月嫂是一个有效供应严重不足但竞争极为激烈的“红海”，“红海”就体现在这是一个下到20岁上到60岁以上，大量女性扎堆的充分竞争市场，高校搞这种偏向“管理”的专业，有什么优势呢？

 

当然，学校可以说，自家培养的学生，虽然在月嫂、托育等实际工作中没有经验，但学校可以教授如何管理这些有经验的工作者，然后毕业了去托育机构、月嫂机构担任管理者。这话就跟读“行政管理”毕业后去当官、读“企业管理”毕业后去公司当老板一样荒诞。

 

实际上，这类机构的管理人员，首先必然是自己就很懂如何实践，这才能在托育这个目前并不成熟、规范的行业，处理好复杂的关系。比如当月嫂来面试，如何识别月嫂是否具备声称的能力；当月嫂与雇主发生矛盾，如何识别对错、处理矛盾等等。

 

何况，月嫂、托育这个工作，非常不适合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与雇主一起生活的职业，要高度融入雇主的生活家庭，也就意味着很难有自己的自由时间。的确有的人确实适合，比如小镇在抖音上就看到有一位“00后大学生毕业后全职给老板娘带娃”，同时做自媒体，现在已经换了好几位雇主，但这样的人能有多少呢？

 

月嫂需要具备的不仅仅是育儿的知识，还需要处理好与新生儿父母之间的关系，平衡好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的关系，难度很大。已经生育的月嫂在这方面优势很大。

 

所以小镇在《今年，要提一个“攸关国运”的建议提案》一文，提议是鼓励已生育女性从事托育工作，而不是建议高校针对年轻的大学生搞这种培训。因为本质上这就是职业教育，可以帮助失业白领再就业，月嫂工作比一般白领工作薪酬更高，稍微靠谱点的月嫂，月入一万司空见惯，雇主要抢的。

 

月嫂供需矛盾早在2010年就出现了。

 

 

小镇还看到有高校还披上了“AI”的外皮，说是研发了能够模仿婴儿的“AI智能婴儿”，能够模拟婴幼儿的反应，从而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这不就是披着科技外皮的“过家家”吗？又或者是一个长达几年的月嫂培训班，可如果这样，为什么不干脆18岁就去读职业教育，然后早早参与工作实践？

 

总之，改革不能在办公室里筹划，政策是手段，解决问题才是目的。

 

来源：大树乡谈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