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百年变局最大的考验，今天一次性说清楚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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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国明：百年变局最大的考验，今天一次性说清楚
2023-10-01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已经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生产力水平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但生产关系却还基本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状态。如果把生产力比作一个人的身体，把生产关系比作一个人的衣服，人类社会已经已经从儿童长高，而衣服还是原来那件，虽然中间缝缝补补加修改款式，尺寸也有些许放大，但基本状态未变：资本家控制生产资料，劳动者提供劳动力，资本家组织生产和占有劳动产品，决定分配。这件衣服就是资本私有制。而我们现在又要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件衣服还能继续缝缝补补，穿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彻底实现吗？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最重要（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的内容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可以替代大量的脑力劳动。人类在前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比较充分地实现了机器对体力劳动的替代。你看看现在的大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工人并没有很多，主要工程量是由各种机器来完成。现代化工厂的生产线上，工人也越来越少，一个年产值上千亿的千万吨炼化企业，职工只需要几百人。有些行业还实现了无人车间、无人工厂。第二产业提供的劳动岗位越来越少。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中国制造业的劳动人数最新占比只有18.1%，而制造业产生的增加值比重为28.1%。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峰值出现在2013年，达到了5258万人；从2014年开始，制造业就业人数就开始下降，原因就是制造业产业升级，高技术制造业比重不断扩大，劳动密集型企业比重减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制造业，随着智能制造、机器人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机器排斥人的能力越来越强。如果未来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对第三产业，特别是脑力劳动的排斥效应就会充分体现出来。原来的就业发展趋势是第二产业用人比重减少，而第三产业创造新的岗位承接就业的任务，但如果第三产业也开始发生大量的人工智能和机器替代人，那么未来庞大的就业人口由谁来承接？随着机器对劳动力的排斥，社会能够长期稳定的就业岗位也会越来越少，灵活就业人数比重会上升。虽然人工智能时代还未正式到来，但趋势已至。由央视公布的我国灵活就业人数已经超过2亿人，其中快递、外卖和网约车占前三。但是未来，可能这些目前承接了大量就业人口的临时就业也不能持续。随着送货无人机和仓储机器人技术的成熟和应用，快递，外卖的劳动者也会被大量替代。以往被视为最难替代的脑力劳动能够被人工智能大量替代的趋势不但出现，而且越来越明显。人工智能已经在国际象棋和围棋这种高智力游戏中击败过人类的世界冠军，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可以比人类效率高出不知道多少倍，而且可以不知疲倦，不受类似人的寿命的限制。一些常规的脑力劳动岗位，比如医生对普通病症的接诊，律所对普通案件的咨询，诸如此类以往必须由人完成的工作就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完成，而且准确率更高。剩下的复杂疑难事件，需要人的介入，但也仍然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这样才能提高效率，赶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我们不需要相办法穷尽列举哪些是可以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工作岗位，有心人可以数数还有多少岗位在理论上是无法被强人工智能替代的。我们可以借用一下“二八”定律，预测只有20%的脑力劳动岗位不可能由人工智能取代，80%的脑力工作都可以由人工智能完成。或者更保守一点，把前一个比例提高到30-40%，后一个比例降低到60-70%。至于普通的服务业，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后都可以由一个个无人银行营业厅、无人超市、无人快餐店、家庭机器人代替，物流实现无人配送，交通实现无人驾驶，甚至很多马路保洁工作也可以主要由机器人完成，我们同样也可以参照“二八”定律，只有20%的服务业就业岗位无法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替代，或者选择更为保守的比例，即30-40%。考虑到现在一些快餐店都开始使用自动炒菜设备，体力劳动中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都可以大量替代人来完成，我们预测的这个比例并不算激进、高不可攀。第二产业的先进制造业和建筑业早就可以实现80%以上的工作量由机器替代了，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再因为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的发展，留给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只有20%或者30%-40%。试问，未来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资本私有体制内注定无解。因为资产者只关心个体企业的利润，只要新技术的应用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或者能够低于劳动者的用工成本，企业就会果断地减少用人，而采购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至于因此而产生的就业问题，会被私有制企业认为是外部性问题，不归企业考虑。在资本主义社会，外部性问题通常由政府来解决，问题是政府怎么可能创造出那么大的岗位承接80%哪怕是60-70%的就业人口？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果继续在资本私有制下实现，给普通劳动者带来的不一定是福利，更多是就业和生存的压力。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在资本私有制下，科学与技术被用来反对劳动。这是资本体制的悖论之一。资本私有制是一个充满各种悖论的体制，比如，马克思说过，“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这说的就是“机器排斥工人”的现象。历史上，“工人破坏机器和普遍反对采用机器，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首次宣战。”但马克思并不认同这种反抗方式，他认为“机器并不是造成他们失业贫困的根源，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社会使用形式)即资本家把机器当作工具或手段才是导致工人失业或接受更为残酷的压榨和剥削的元凶。”机器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机器排斥工人的现象，导致现在距离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又过去了170年，现在创造的生产力比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又不知道大了多少，但依然无法消灭贫穷，甚至贫穷都未必真正减少。发达国家的人口还是停留在“黄金十亿”的规模，因为在目前的资本私有制状态下不可能太扩大了，资本主导的分配体制，只能最多这么多人进入发达社会状态。在西方主导的体系中，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只能把原来的发达国家挤下去，让他们成为发展中国家。所以，奥巴马对中国人的发展极为忌惮，说中国人如果过上发达国家的生活，对地球就是灾难。因为中国有十四亿人口，中国要是变成发达国家，那么原来的发达国家，就无法继续发达。这就是中国作为“发达国家粉碎机”的真正含义。同样因为资本主导的分配机制，只能让少数人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只能让更少的人过上真正富有的生活。即便是发达国家的“黄金十亿”人口，大多数人的生活也很难说是富足。欧洲以前相对好一点，但那是建在几百年的积累加上利用先发优势对高利润产业链环节进行控制的条件之上。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欧洲控制的高利润产业越来越少，债务高企，物价飞涨，普通欧洲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老年人的退休金越来越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高失业率正在困扰着欧洲，2022年,欧盟15-74岁人群的失业率为6.2%。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亚洲的韩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门槛了，但是你看看韩国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小吗？老年人退休之后打工的概率很高，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60-69岁还在打工赚钱的老年人高达446.7万。这就很说明问题。美国有美元这个收割世界财富的工具，但普通人的生活也就那么回事，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现金应急。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最著名口号是“99%与1%”，意思就是字面意思，美国的财富集中于1%的富人，99%利益因为贫富悬殊的财富分配而受损害。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完成，正式占领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的高科技和高端产业领域的更大份额，摧毁他们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力优势，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就会暴露地越来越明显，发达国家的贫穷现象就会越来越突出。所以，我们很有必要，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一个现象：“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当然，马克思说的贫穷包括绝对贫穷与相对贫穷。以韩国人为例，韩国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确认的最后一个挤进发达国家门槛的国家，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但普通韩国人的生活很难说像他们的人均GDP的数据水平那样幸福。韩国人的人均收入比我们中国人高很多，但普通韩国人却不能放开肚皮吃水果，因为水果太贵，吃不起。韩国还有两个现象，除了我们说的老年人贫困率很高，老年人退休之后还要打工才能维持生存，韩国女人的卖淫现象也很严重。韩国还是色情人均消费世界第一大国，2011年韩国人均嫖资是日本的四倍多。韩国每年“色情交易额”高达14万亿韩元。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是韩国女星的自杀率很高，差不多是亚洲第一吧。韩国的生育率很低，只有0.78，意味着一对夫妇剩余0.78个小孩。这些数据都说明，韩国整体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因为资本主导的分配机制，于普通人而言，并不意味着幸福。发展是硬道理，可能于韩国整体而言是成立的，但因为巨大的分配差距，在韩国普通人这里，韩国越发达，普通人的压力会越大。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会喜欢自杀？自杀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压力，压力最大的是生存压力。都进入发达国家了，还有 那么多人生存压力这么大？与自杀率高直接相关的是抑郁症比例。每1000人中使用抑郁症药的人数前十名是：1、冰岛118；2、澳大利亚 96；3、葡萄牙88；4、加拿大 85；5、瑞典 84；6、英国82；7、丹麦80；8、新西兰73；9、比利时72；10、芬兰69。这个名单与男性自杀率前10名有着不算低的重合率。从抑郁症高发到自杀率居高，这其实是资本私有制的副产品。我们在此不是对某一个国家进行民族主义角度的分析，我们分析的是韩国，但这种现象未必只有韩国才严重。一切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这种现象都比较普遍地存在。北欧国家可能要好一些，因为北欧国家有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和自然禀赋条件，让他们建成了高福利社会，但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在亚洲很难实现，因为亚洲国家人口多啊。而且，根据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专题调研组的调查报告，北欧国家国有经济比重为挪威72%，瑞典68%，芬兰56%，冰岛52%。北欧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样板，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样板。美国则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大堡垒，韩国是师从美国。欧洲历史上爆发过很多工人运动，国际共运思潮曾经领先全球，这是欧洲也坚持高福利的一个原因。但现在，这种福利体制，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比如英国，撒切尔夫人搞了一波私有化，英国原来的高福利越来越难以为继了。法国现在的高福利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了。相对不发达的南欧国家，因为债务压力，更是举步维艰。资本主义体制虽然产生了三次工业革命，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驾驭越来越难了，越来越接近于耗尽资本主义的调整空间，而且，已经不可能继续驾驭第四次工业革命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致命的一击。马克思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对应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人工智能作为新的生产力水平重要标志，对应的新社会形态，就是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而目前正处于中国民族再次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我们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现代化如果从收入的角度用数字量化，可以大体对应着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3万美元的水平。我们现在的人均GDP是人民币8.57万元。按照1美元平均兑换7元人民币计算，大体是1.2万美元。中华民族的复兴，虽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目标，但因为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实现复兴的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增加社会主义因素。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什么？是人口多。十四人人口，超过目前发达国家的“黄金十亿”。让十四亿人口实现现代化，过上发达国家一样的生活，显然不能用西方的体制模式来实现。所以，中国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有意义的。因为走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中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不但要借助于工业革命，而且还需要自始而终维持着全球掠夺资源和财富的机制，才得以实现和维持。西方的发达是以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代价的。巴西和阿根廷有那么丰富的资源，有那么肥沃的土地，竟然还有大量的人口吃不饱饭，因为大量的土地和资源掌握在西方资本手里。非洲就更不用说了，非洲被掠夺的程度随着法国与西非国家的矛盾尖锐化而被揭露出来，法国用10%不到的价格拿走尼日尔的铀矿原材料。法国一年从非洲掠夺走的财富价值至少5000亿美元。西方主导的体制维持一天，殖民主义就不可能结束。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和殖民是互为条件的关系。用殖民的手段实现现代化，变成发达国家，显然对中国来说不可能。中国要想重现东方文明的魅力，就需要解决世界面对而西方无法解决的问题，就需要解决西方以资本主义模式，用三百年时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否则，中国无法引领东方文明超越西方文明，百年变局也就只能部分完成。我们不能能越来越多的数量和规模第一，来概括复兴目标的实现。那只是在同一个体系中数量的比较，而我们需要的是构建更为公平的体系，建立更高的文明形态，带领世界进入新的文明。这样才等于我们抓住了历史机遇，完成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新的文明形态需要有新的社会形态，关键需要有新的生产关系适用和驾驭新的生产力，从根本上减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西方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利用修修补补的方式，已经无法适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力水平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一直在想各种办法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永恒存在，他们用尽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美好概念作为包装物和装饰品，但依然不能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资本主义从基本确立到现在，依然无法改变马克思说的两极的对立对象，“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不是一个民族现象，而是一个世界现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如果我们把观察角度扩大到世界范围，那么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穷的积累，这个特点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楚。“黄金十亿”之外，是70亿发展中国国家。“黄金十亿”之内，又是10%对90%，甚至1%对99%。西方现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同义词，历史给了西方文明三百年时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再给三百年时间，也是一样。非但不会解决，而且还会越来越严重。中间有段时间，资本主义世界贫富悬殊的现象有所改善，那不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克制，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来过，给了资本主义的巨大的外部压力，不得不做出的调整（这个问题以后做详细分析）。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悖论和矛盾，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必然会走向失衡和断裂的这样一个结构。自由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均衡，这是庸俗经济学家想象出的市场乌托邦，就跟他们假设的理性人一样，人间没有存在过（至少远非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如果都是理性人，已经最大程度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怎么可能会有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呢？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们，打死都不肯承认自由市场天然就有问题，而是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了政府对市场的调整和干预。自由的市场底层逻辑必然就是丛林法则，观察丛林法则的真正运行机制，可以去原始丛林和非洲草原上去生活一个月，就知道那种机制是否适合于人类社会，是否适合于人类建设高度的文明。这种体制，只有狮子和老虎等少数物种，才不容易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而其他的都会把别的物种当食物，又会被别的物种当食物，这就是一切动物对一切动物的战争，复制到人类社会，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在这个机制中，没有人有安全感，很少有人不焦虑，贫穷者有生存的焦虑，富有的人有担心失去富有的焦虑。贫富差距过大的地方，这种内卷就处处可见。凡是不从经济关系分析内卷的根源，都是近乎无用的废话。更有一些人一边讨厌内卷，一边借此鼓吹自由主义，这是已经服用了砒霜，还要继续给加量。有些人讨厌内卷，但又希望自己是内卷中那个踩着别人登上云端的幸运儿，如果以十四亿人为基数计算，能够登上云端的几率比摸彩票更低。资本的激励机制，就类似于彩票。为了一个极小的概率，而去拥抱丛林法则。在西方主导下，人类文明还没有走出丛林。人类虽然在生产力方面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但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方面，人类还停留在丛林状态，如果不能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人类整体还是野蛮人。人类如何进入真正的文明世界？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可以提供极大丰富的物质了。需求有多大，供给就可以有多大。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就能发现，现在缺少的不是生产力，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你看，在主要工业品方面，仅仅中国就可以提供这么高的比例。这还是在中国已经比较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产能充分利用，中国的制造业可以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工业品。如果现在的产能不够，还可以很快扩大生产。甚至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等中国产业升级完成之后，如果中国的工业体系能够充分发挥其产能和潜能，理论上可以供应全世界所需的工业品。只要能源、原材料和市场没有问题，仅仅中国的工业体系就可以实现全世界的工业品物质极大丰富。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和条件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其实现在的生产力已经基本上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了。共产主义没有实现，不是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的问题，而是生产关系严重落后的问题。与富裕的一极与贫穷的一极对立现象同时存在的现象是一边是生产的严重过剩，另一边是大量的需求无法满足。在需求和生产之间，存在着一个很难克服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资本私有制组织社会化大生产造成的。资本家组织生产，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形成雇佣劳动关系，劳动产品由资本家占有，资本家组织生产关心的是价值，获取剩余价值，形成资本家的利润。但是价值的实现却要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实现。资本组织生产，生产的是他认为别人需要的产品，要实现商品的价值，就需要卖出去，还要通过货币这个中介，实现从商品到货币那“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不顺利，即商品卖不出去，它就无法收回投资，无法得到货币，无法继续买入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生产条件，就无法继续再生产，所以跳跃失败，“摔碎的不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当然马克思谴责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整个资本家阶级，而不是单个资本家，个体资本家之间的风险已经对冲和抵消。那些以个别资本家承受的经营风险否定剩余价值的存在，为这种生产关系的永恒合理性而辩护，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还是没有技术含量没有逻辑说服力。因为劳动者在整体上只得到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收入，贫富差距由此而产生，因此而积累。少数富有者有用不完的支付能力，但他们的实际需求总量毕竟有限。多数人有大量的实际需求，但支付能力不足。这就产生了19世纪英国大萧条期间那个有名的故事：妈妈说：因为你爸爸是一名矿工，煤矿生产的煤炭太多了，所以你爸爸就没工作干了。这种现象悖论背后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的重症，资本主义自始至终都无法治愈。曾经产生过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这个矛盾凯恩斯的干预理论解决不了，哈耶克之流的自由市场经济更解决不了。后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很少见到这种周期性危机现象了，不是资本主义克服了，而是通过制造业向外转移，把资本组织生产必然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也一并转移出去了。只是由此造成的经济空心化，本经济体内物质生产力能力的下降，又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集体遇到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当然还会发生贸易赤字）。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就是现代奴隶制，此说绝对精辟，长期的996或007状态下，人还有人的生活吗？所以，资本主义至今都要面对人民解放的问题。中国如何应对百年大变局，这绝对不只是一个生产力超越西方的问题，也应该包括生产关系的超越。中国不仅仅需要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拓者和领头羊，而且还应该带头实现生产关系的革命，让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真正适用社会化的生产力，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要实现人民的解放。中国的公有制实践历史，不仅不是中国的历史包袱，而且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公有制不仅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唯一通道和条件，而且，也应该成为中国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条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力水平跃升，如果不能用公有制去承接，结果就是严重的就业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思维不转原地转，思想一变天地宽。在资本私有制下，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可解矛盾，在公有制条件下，可迎刃而解。第四次工业革命实现，如果实行资本私有制，人类只需要用原来20%或30-40%的岗位，就足以实现经济的良好运转。80%或60-70%的人口成为多余人口，显然这个社会无法稳定。到时候，要么资本利用生物技术消灭他们认为的多余人口，要么就是资本主义的外壳被撑爆、炸裂。但是如果实行公有制，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发生之后，可以用缩短工作时间的方式，继续向需要工作的人提供足够的岗位。保证就业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和义务。如果继续实行一周五天40小时工作制，将只有20%的劳动者才可能有工作。那么用一周一天8小时工作制，那不就可以继续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了？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劳动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之变得更短。考虑到提供相同的社会盈余，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本来就应该不断缩短。如果以保证就业为逻辑起点，不断缩短工作制，从一周工作五天，到四天，三天，两天，乃至一天，未来还可能是半天，或更短。不但工作时间缩短，而且工作可以更加与人的兴趣相联系，异化劳动在社会范围内越来越少，自主劳动越来越成为主流。这就比较接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设想的共产主义劳动和生活场景：“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作为“异化劳动”的对立面来设定的。现在有一些劳动者跟着资本反对共产主义，我认为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表现。他们宁可跟着相信上帝和天国存在，也不愿意相信人类有一天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结束异化劳动，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现在，连资产者里面的有识之士，都已经意识到共产主义并不是乌托邦。比如刘强东在2016年说过一段话：“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刘强东是从技术和生产力角度说的，他认为以现在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速度，人类已经具备实现共产主义的生产力条件。他的理由是：“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政府可以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所有公司全部国有化了，中国只需要一家电商公司，销售公司就可以实现了”，“没人再为物质去工作，大部分为精神，为感情去奋斗。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另一个说法叫“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还让人远远看不到有实现这样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可能性。但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或者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未来的生产力水平，只需要我们摈除被灌输的那种关于共产主义的偏见，就很容易看到这种现实可能性。现在看见如果还看不见，那主要就是自己的问题了：有的是被人为的精神PUA迷惑，有的是故意装睡，不愿意看见。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能够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其他两个差别，还比较容易理解，关键是最后一个差别不容易理解。以前的生产力水平，让具有通常理解能力的人看不到消灭这种差别的可能性，但是现在我们就能够看到这种现实可能性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因机器和设备已经能够替代人的大多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也会让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其实就现在，实行智能制造的现代化工厂，工人做的工作和研究机构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之间还是传统的简单的体力和脑力差别吗？显然，这种差别已经，而且未来会更加模糊。“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也不容易理解，因为以前社会提供的都是固定岗位为主，有的人可能从事一种工作就是一辈子，甚至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理解不了怎么实现自由和自主的工作。现在，这个问题的理解难度也降低了，大量的自由职业创造出来了，只是被私有制的海洋包围着，自由和自主的程度受到很大限制。目前实现共产主义最大的障碍还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人的观念。马克思说的两个决裂，“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两个决裂的难度都很大，但最难的还是后一个。这里面既有几千年私有制社会的惯性思维和意识，又有资本控制的舆论宣传机器不停地在进行精神PUA。这种精神PUA随处可见。在社会主义遇到国际共运史上最大的挫折之后，精神PUA被加强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用的基本方法，就是让人相信，共产主义是乌托邦，而他们要让你信仰上帝，认为天国才是真正的存在。这个一眼就看穿的逻辑竟然迷惑了很多人。共产主义即使再遥远，也比上帝“创立”的那个天国距离更近，因为后者永远都不可能到达，因为后者不可能真实存在。人类八十亿人口，信仰基督教的有 22.2亿，信仰伊斯兰教的有18.4亿，信仰印度教的有10.9亿，信仰佛教的大约为5亿，信仰道教的1.5亿，信仰犹太教的有1400万，信仰其他民间宗教和神道教的大约4亿。算算有多少人向宗教寻求解决方案。大多数人不具有看到事实真相的能力。有一句话说世界上只有1%的人才能看到真相，剩余的99%三观都是被塑造的。这句话或许过于苛刻，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当话语权强大到一定程度，“真相”就可以被塑造。马克思说，“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这句话乃亘古之理。当今世界支配着物质资料生产的正是持有资本的阶级，所以他们也在事实上掌握这精神生产资料。以美国为例，主要的传统主流媒体、主要的现代网络平台，都在资本手里。这里充满了是非颠倒，大量虚假的事实代替真实发生过的真相。资本控制的宣传机器和宣传工具，在继续用包括双标在内的一切可用的手段任意抹黑社会主义，甚至要把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死敌纳粹主义并列，而二战的历史并未走远，他们就要把反法西斯的功绩，与社会主义进行剥离，贪天之功，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攻克柏林，都被美国的宣传据为己有。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者杜勒斯说过：“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改变的。只要把脑子搞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能察觉到或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看看这几十年，资本主义的势力，就是用这个原理，进行认知战的。他们的认知战进行得很成功，让很多人一听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就自然产生排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被妖魔化，导致虽然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社会矛盾已经很严重，欧洲连续爆发十年一遇、几十年一遇的罢工潮，但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向。中国突破产业升级的最大技术障碍，西方的芯片半导体封锁制裁，已经无法阻挡中国的产业升级完成。随着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巩固，世界科技中心也会转移到中国，中国在生产力方面全面超越西方已经不是问题，但中国人现在急需生产关系的革命性改造问题，并解决思想观念的决裂问题。这才是我们应对百年变局最大的难点，最大的考验。不如此，即便我们全面超越了所有的对手，我们也不能保证历史周期律不会再次让我们到达辉煌顶点又迅速结束。不如此，无法完成文明升级，无法建立一个新文明，无法带领世界走出丛林，无法带领人类进入真正的文明时代。民族主义者期待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指导中华文明超越西方现代文明，是不够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完成了批判继承，形成了我们升级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那就是伟人的思想体系。我们以此为指导，就能找到实现新的文明的密码。因为绕过社会主义引领第四次工业文明不可能，决定了不通过社会主义无法实现现代化，除非我们降低现代化的标准，把现代化的目标解读为总量超过美国，满足于数量的超越，而不是本质的提升。我们要相信，中国用一百年时间通过各种试错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真正的康庄道路，是真正的发展之路。现在需要廓清各种迷雾，坚定我们走什么道路的定力。（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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