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一个编辑眼中的邓力群

张永：一个编辑眼中的邓力群

2025-11-21

【2012年6月5日，作者随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中间坐者）向邓力群汇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送审事宜。（图为邓力群与作者亲切握手。）

2025年是邓力群同志诞辰110周年。作为一名编辑，我在当代中国出版社曾经承担过力群同志一些著述的编辑任务，与他有过近距离的接触，感受到他严谨而平易的作风和执着而鲜明的性格。在邓力群同志110周年诞辰之际，将我的感受整理出来，作为对他的纪念。

走近邓力群：对于国史出版工作的定位和关心

第一次见到邓力群，是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在学校组织召开的纪念一二·九运动座谈会上，远远地望见他。从来没有想过，以后会和他在工作上有近距离的接触。

1994年4月，我调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下属的当代中国出版社（以下简称“当代社”）工作。当代所是邓力群受党中央委托主持筹建的研究、宣传、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门机构。邓力群代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在政治上指导当代所的工作。他经常到当代所主持和参加一些会议和活动，我便因此有机会见到他，走近他。

起初，我以为邓力群是当代所的最高领导，他对出版社的工作不会直接过问。很快，就发觉我想错了：邓力群对出版社的关注、关心和指导，非常细致、具体。个中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代社是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基础上组建的，主要出版物是《当代中国》丛书，邓力群是丛书的三位主编之一（另两位主编是马洪、武衡），对于出版工作当然要过问；另一方面，成立出版社，对于邓力群来说，除了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等国史类书籍之外，还有更多的考虑—他是把国史出版作为整个国史研究事业的一部分来加以重视的。

在他看来，国史出版作为国史研究事业的一部分，体现在出版社要用自己的盈利，资助国史研究成果出版。当代所成立之初，出书难是一个普遍现象。对此，邓力群讲“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出版社，应该资助那些有学术水平的同志。学术著作只要够水平，出版社就有责任帮助出版，即使赔点钱，也应该出”。1995年12月，在一次会上，邓力群专门谈到包括出版社在内的经营单位问题。他说：“我们办经营单位的目的，就是想把经营活动搞好以后，来资助国史学科建设。”他语重心长地对出版社的同志说：“一定要想到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兴的学科作出贡献，要使这门学科兴旺发达，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社会主义的中国。”

当出版社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突出显现时，邓力群很是着急。1996年5月，他在出版社检查工作会议上指出：“不想办法扩充选题、组织稿源，我们就难以为继。”他要大家一起来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找到缺点，想出办法。为此，他分别与出版社中层以上13名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陆续谈了两三个星期，最少的谈了一次，最多的谈了五次。同年9月，在一次学术专题会上，他又谈到出版社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出版社面临一个萎缩的局面。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想着怎样增加选题，扩大领域。”他从加强专题研究、编写与国史各卷相应时期的参考资料、组织续编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组织出好《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将多种经济成分研究的课题成果列入选题计划、跟地方合作搞一批与各地方关系密切的选题等方面，谈了他的设想。他说，把这些方面的选题都列出来，能有上百个，陆陆续续地出版，出版社的困难局面就能有所缓解。

每次见到出版社的同志，邓力群都要询问经营情况。他说：你们要研究“生活书店”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要走“生活书店”的路。要出版一些读者面广、读者喜闻乐见、内容健康向上的书，这样才能引导读者。他特别关心《当代中国》丛书的续编问题，几乎每次都要问起这件事。

对于出版社的请求，他也是有求必应。2005年9月，为邓力群著作版权事宜，出版社致信力群同志，请求将他直接主持的国家项目和个人著作的专有出版权（包括网络和电子出版权），以书面形式授予当代中国出版社。还请求将他未公开出版的著作，如《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邓力群国史讲谈录》及他的回忆录的出版权，在适合公开出版时，授予当代社。力群同志接到信后，很快写下批复意见：“除讲谈录外都可以办。”没有提任何条件。他对出版社的期望、关心和支持，是殷切而实在的。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封面】

第一次接触：鼓励我做个好编辑

和邓力群近距离接触，是我来出版社几年以后，为他的著作做责任编辑的时候。

第一次到力群同志家里，是1997年12月2日下午，我随李松晨社长、唐合俭副总编辑，向他汇报编辑《延安整风以后》书稿的情况。李社长先把我介绍给力群同志说：“这是我们社里的年轻编辑骨干，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研究生。”邓力群含笑风趣地说：“那我们是同学啊！”我恭敬拘谨地说：“您是前辈。”李社长汇报说，力群同志文集的编辑任务将由社里几名年轻编辑承担。力群同志又笑着拱手道：“拜托，拜托！”平易谦逊的举止，大大减轻了我的忐忑和局促。一开始，我坐在离力群同志较远的地方，他招手示意，让我把椅子搬过来，紧邻他坐下。随后，我向他汇报了编辑《延安整风以后》的意见。力群同志侧耳细听，不时颔首认可。

谈完书稿，力群同志与我谈起他在北大求学的经历，说他曾经在北大经济系学习，名义上是学生，实际上是搞救亡运动。谈到编辑工作，他说：编辑要有专业基础，要多读书，要能够搞研究，写文章。他讲起在《红旗》杂志工作时对编辑的要求；还谈到编辑家周振甫，说起周振甫先生渊博深厚的学识，希望我以周先生为标杆，做个懂学术、能研究、精通业务的学者型编辑。他鼓励我说：做编辑也是可以做出成绩的。谈完话，力群同志站起身来，从办公室送我们出来，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直到院门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邓力群编辑整理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以下简称《批注和谈话》）。这部文集包括《关于读书的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以及附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论点索引》。其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是文集的主要部分，邓力群是这篇文献的原始记录者。

1997年6月的一天，我随唐合俭副总编辑到力群同志家里，向他汇报《批注和谈话》的编校情况。力群同志讲述了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陪同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往事和《批注和谈话》的整理过程。他谈到在《批注和谈话》的传达和整理过程中，周恩来、胡乔木、纪登奎、胡耀邦等先后都有过具体的指示和意见。1997年12月19日，我们再次来到力群同志家里。他对《批注和谈话》的后续工作进行了布置，对封面设计、版式设计、编者说明、后记等事项提出具体意见，要求我们逐条照办。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于1998年1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作为“国史研究学习资料”印制了清样本。在后记中，邓力群说：“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的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十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在考虑怎样整理、编辑、出版《批注和谈话》，供今人和后人阅读、研究、分析、评说，魂牵梦绕，30多年来没有放下。现在，这部较全的书稿总算付印了。此时心情，深感欣慰。”

力群同志为我签赠一套《批注和谈话》精装本，作为对编辑工作的肯定。

为战友立传：不是写个人，是写中国革命的历史

在邓力群的革命生涯中，和许多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与一些同志成为至交。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为党的事业共同奋斗，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同志去世后，为了宣传他们的生平事迹，保留他们的精神财富，邓力群竭尽战友之职责。

（一）为了我们的后代，也是为我们这个党、国家和民族

王震是我们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20世纪50年代初期，邓力群与王震在新疆曾经一起工作，在新疆和平解放、领导土地改革、除匪反霸等斗争中，建立了深厚友谊。

为王震立传，最初是叶剑英提出的。1980年，叶剑英让人转告邓力群说：“王胡子是我党我军的有功之臣。要找几个人，把他的一生写出来，以教育、激励后人。”起初，王震不同意为自己写传。叶剑英几次当面对王震说：“这主要不是写你个人，是写中国革命的历史。”邓力群也多次做王震的工作。1986年5月，他对王震说：这不仅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更是党的事。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很有意义。这是为了我们的年轻一代，是为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后代，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党、国家和民族。

1993年3月12日，王震逝世。4月4日，邓力群遵照王震生前关于“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永远向往壮丽的共产主义”的遗愿，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陪同王震夫人王季青及子女，从北京乘飞机护送王震骨灰到乌鲁木齐。4月5日上午，参加王震骨灰撒放天山仪式。

1994年春，《王震传》编写组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成立，邓力群担任编写组组长。他多次就资料的收集和写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帮助解决困难；详细为传记组讲述他和王震共事的一些难忘经历，讲他对王震的认识，帮助传记组更好地把握王震的经历、特点和贡献；并多次组织讨论会，对书稿进行研究，提出修改意见。1999年8月，《王震传》上卷出版；2001年4月，《王震传》下卷出版。《王震传》编写组的同志说：整个编写过程，全部是在力群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力群同志是《王震传》名副其实的总策划和总指挥。

力群同志不仅具体指导编写组的各项工作，而且在书稿编辑出版过程中，对书稿内容的增删、稿酬、合同签订、封面颜色、发行等细节问题都具体过问。比如，1999年4月，《王震传》上卷编辑审稿过程中，编写组同志就书稿中“进军新疆”部分引用赛福鼎回忆中的有关内容之事，请示邓力群。4月30日，邓力群批示：“都同意。”7月16日，出版社就《王震传》稿酬标准和封面颜色等事宜提出建议并请示邓力群。7月19日，邓力群签字：“同意。”9月15日，出版社为《王震传》发行之事，给邓力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中共新疆军区党委、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去函，请求协助《王震传》上卷发行工作。9月18日，邓力群批示：“我同意，请新疆各有关党委给予支持。”2000年9月11日，编写组同志送上《王震传》下卷第一批文稿，请力群同志审阅。10月4日，邓力群批示：“李、唐同志：看了一遍，可即付印，争取明春出书。”11月9日，邓力群在《王震传》下卷排版样目录页签字批示：“照此定稿。”

对于《王震传》的编写出版，邓力群事无巨细，没有缺席一个环节。

（二）做好与乔木相关的工作，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胡乔木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在北京逝世。邓力群说：“我和乔木同志相识于延安，建国后又都从事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工作，乔木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兄长，做好与乔木相关的工作，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胡乔木是大力倡导和支持开展共和国史研究、创办国史研究机构的中央领导同志之一。胡乔木逝世不久，邓力群在当代所办公会上提出：“胡乔木作为一个人物，很值得研究。这不仅对理解他这个人物有意义，而且对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也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他着手组织胡乔木著作编写组。

1994年5月，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胡乔木传》编写组成立，邓力群任编写组组长。在传记写作过程中，他经常性地指导编写工作，多次强调，要把这项工作当作大事来抓。

2006年，《胡乔木传》完成初稿。根据力群同志意见，初稿先在传记组内讨论、修改；又征求逄先知、龚育之、有林、卫建林、蒋振云等同志的意见，并由执笔者进行修改；再由编写组副组长程中原同当代中国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通读、讨论，并请执笔者修改。此后，邓力群责成程中原对经过上述三轮修改的书稿进行统改，并逐章报送邓力群审读提出修改意见。自2010年7月起，程中原按照邓力群的意见进行第二轮统改。每完成一个单元，即送责任编辑进行编辑加工，同时把统改情况向力群同志汇报，听取指示，不断改进。经过三个月终于完成。邓力群于2010年9月19日写出《〈胡乔木传〉审读意见》；2011年1月，《胡乔木传》印出清样稿呈报中央审定。

《胡乔木传》审稿过程中，力群同志已接近双目失明。他请身边工作人员为他朗读书稿全文，他全神贯注地听，认为“这部传记写得好”，已经达到出版水平。他口述审读意见，并在整理好的审读意见落款处郑重签下“邓力群”三个大字。

在书稿修改审读的同时，力群同志已经在考虑《胡乔木传》的出版发行问题。2007年11月7日，出版社周五一社长和我到他家里，汇报了同人民出版社协商合作出版《胡乔木传》的结果。力群同志十分高兴，在我们的请示报告上欣然签上“邓力群同意”。2009年2月19日，我们再次到他家里汇报《胡乔木传》出版发行的准备工作。力群同志嘱咐我们：要做好发行工作。这是一个很细很复杂的工作，要认真细致地考虑着手。

《胡乔木传》经中宣部两次分送八个中央有关部门审定后，于2015年1月正式出版。

（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邓力群与许立群相识于延安，是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共赴东北；新中国成立后，都从事党的宣传思想理论工作，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并肩作战、风雨与共。邓力群在自述中说：“历经几十年的风雨之后，许立群一直是我无话不谈的挚友。”

2000年7月16日，许立群在北京逝世。隔日下午，邓力群不顾年老体衰及严重眼疾，来到许立群家中吊唁。在许立群遗像前，他强忍悲痛，哽咽道：“杨耳（曾用笔名）啊，就这样走了吗？”他向许立群的亲属郑重交代：料理完逝者后事，我们有责任组织力量编好《许立群文集》，让人们对这位党的优秀理论工作者有一个了解，将他著作中的思想、精神、品德、风范作为一笔精神财富代代传下去。

2001年7月13日，唐合俭副总编带我到力群同志家里接受他布置编辑任务。他叮嘱我们说：许立群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编他的文集要特别用心。他和我们谈起鲁迅为亡友瞿秋白编辑《海上述林》的事，说：“鲁迅当年为亡友编文集的那种‘悬剑空垅’的心情，取舍删削是否妥当的担心，可疑之处又无从质疑的遗憾交织在一起的心境，我如今是体验到了。”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鲁迅的挚友。鲁迅曾书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邓力群说，许立群的一生可以用几句话形容：政治坚定，思想敏锐，才华出众，品德高尚。他生前我几次提议他编文集，都被他谢绝了。许立群去世后，我们收集了他90多篇文章，经过讨论和选择，选了四五十篇。选的文章可能会有问题，历史上或现在有争论，我们一篇篇商量，一定要认真对待。他特别嘱咐：“定稿后，排版上要跟我的文集一个规格。”

邓力群常说一句话：“要对得起朋友。”邓力群为战友立传的执着，不只是出于个人的情感，而是因为这些战友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够得上青史留名。在他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中，人物传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类。他说，如果《当代中国》丛书缺少这一部分，就会黯然失色；他强调，对于为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重要人物，在国史中要写得有声有色、光彩夺目。

为共和国写史：不辱使命，鞠躬尽瘁

邓力群晚年的主要工作，是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下，受中央委托，主持筹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门机构、创立国史学科、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以说，他为完成这一使命，倾注了全部心血。

研究和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是中央赋予当代中国研究所的首要任务。力群同志自始至终直接指导了《国史稿》的写作。自1990年当代所成立到2012年《国史稿》正式出版，历经22个寒暑。他指导《国史稿》写作的讲话、谈话等汇编成七册《国史讲谈录》，集中反映了他对国史的思考，成为编写《国史稿》的基本指导意见和国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指导国史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邓力群始终强调：

1、为共和国修史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和荣誉的光荣任务。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是一般的学科，而是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以至于对世界人民的命运至关重要的学科，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和荣誉的学科。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和编纂工作的同志，应当把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职责。

2、研究和编纂国史，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法论，掌握理论武器。他说：要把国史研究好、编写好，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同时，还要学习历史科学，学习好的历史著作。他为此开列了必读书单，包括马列经典著作，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文集、选集，党的各时期文件汇编，权威的史学著作和党史研究著作，等等。

3、新中国的历史是全面发展的历史，应当全面地研究。他指出，在研究国史时，要防止视野过窄、涉及面过窄的倾向。新中国的历史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等方面全面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只有全方位地展开研究，全方位地反映新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历程，我们编写的国史才能是真实的、准确的、丰满的。

4、研究国史，要把握住共和国历史发展的主线。他说：我们要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要研究清楚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又是如何得以巩固和发展的。

5、国史的发展有多条线索，要将主要线索理清楚。他说：将主要线索理清楚，就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各个领域、事件、人物是围绕这些线索展开活动的。按照这些主要线索编写国史，新中国的历史脉络就是清楚的，历史的来龙去脉就是清楚的。这样，国史就能够成为可信的，可以理解的，可以说服人、教育人的。

6、国史编纂要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总体设计。他提出：总体设计中，要有总的质量要求，即要写成一部与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相匹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要有具体的质量要求，即要对比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发展的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崇高的形象；要对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写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在对待人民、改造剥削阶级方面的特点和优点；要对比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写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团结和睦、共同发展的原因和经验；还要写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业绩、动人事迹和历史经验教训。

7、国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要写得有声有色、光彩夺目。

2009年和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协调中央和国家30个部委两次审读《国史稿》并提出修改意见。2010年1月，邓力群和李力安、有林同志联名呈送修改《国史稿》工作计划，发自肺腑地说：“我们几人，虽已老迈，但生逢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各项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并继续发展之际，获得记述这一伟大实践之殊荣，当鞠躬尽瘁，不辱使命！”2011年，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宣传部又组织18个部委，第三次审读《国史稿》并提出修改意见。2012年，当代所党组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审定，向中央正式呈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送审稿。在《国史稿》审稿过程中，“力群同志多次认真地听取汇报，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借助微弱的听力，吃力地听取身边工作人员贴在他耳边朗读《国史稿》的一些重要章节，并凭着他超人的记忆力又阐述了许多真知灼见。”

在《国史稿》送审的同时，邓力群着手考虑《国史稿》的出版发行问题。2010年9月8日，他把我们找到家里谈相关工作。他说：中国有重视写史的传统。新中国以前的国史书籍，记录的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我们的《国史稿》，记录的是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你们要重视和做好《国史稿》的出版准备工作。接着，他讲了几个具体问题，包括：书名、字体；作者署名；开本和正文字号；装帧设计；印制发行；等等。他强调：《国史稿》出版发行，要想得周到一些，细致一些，当成一件大事。书做出来，让人一看就觉得与众不同，让人交口称赞。我虽然眼睛不能看见了，但可以用手去抚摸去感受。《国史稿》最后一次送审前，2012年6月5日上午，我们随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等同志，来到北京市政府宽沟招待所，向在这里休养的邓力群报告正式向中央送审《国史稿》的情况。我们到达的时候，力群同志端坐在一张凉椅上，已经在招待所院内池塘边的一棵柳树下等待了。他手捧送审样书，反复抚摸着特种纸制作的大红封面和凹凸有致的烫金书名，情不自禁地把样书贴在脸颊，深情一吻。此情此景，令人终生难忘。

《国史稿》通过中央有关部门审定正式出版的时候，力群同志已经卧病在床，在北京医院住院了。2012年9月19日傍晚，我们随李捷、有林同志到医院，向他报告《国史稿》正式出版的喜讯，并奉上刚刚印出还飘着油墨馨香的样书。力群同志接过样书，潸然泪下。他说：我可以在见到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尚昆同志、乔木同志、一波同志的时候，用双手送上《国史稿》，对他们有个交代了……

【经审定正式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场面深深印在我脑海中，他那洪亮而苍凉的声音经常萦回在我的耳畔……

我所知道的邓力群，只是他生命中最后20年的几个片段。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个具有坚定信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的共产党人；是一个坚持群众路线，能够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领导者和指导者；一位平易随和、关心后进、平等待人的和蔼长者；一个重战友情谊，对朋友尽心尽力，充满人情味的性情中人；一个不辱使命，殚精竭虑，为国史编研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共产党的理论家。

可以告慰力群同志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党史和国史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在全党、全社会开展“四史”学习教育，强调要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这也正是力群同志在指导国史编研工作中所遵循和强调的。

国史编研欣逢其时。在中宣部的支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持、领导下，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列入“四史”学习的必读书目；《国史稿》第五至七卷的编撰工作正在全力以赴进行；2024年8月，《当代中国》丛书续编工作正式启动。

（作者系当代中国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昆仑策研究院】微信公众号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公众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net

张永：一个编辑眼中的邓力群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