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潮：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贡献——一篇很有说服力的论文

 

知青上山下乡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产物，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一延续了二十多年、涉及几千万人的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无法回避的一段历史。它从20世纪50年代兴起，到60年代末达到高潮，于70年代末结束，前后近30年时间。对于它的成因，许多文章从当时的经济、政治局势等层面进行的解析，远不足以说明它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改造中国社会的壮举。它是毛泽东依照其知识分子观主动进行的一次改造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的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实践。

正确地总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对上千万知青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做出的奋斗和牺牲做出正确的评价，不仅是对知青一代人的肯定，而且对激励后来的人们学习和传承前人的奋斗和奉献精神，正确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搞好当前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1955年，北京60名青年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垦荒，拉开了新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毛泽东和党中央给予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就是毛泽东当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所讲的一句著名话语，成为以后几十年知青运动的方向和动力。

 

随后，天津、上海等十几个城市相继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分赴江西等地开荒垦地。截至1957年底，近8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在以后的近10年间，全国约130万知识青年自觉走上这一道路，其中涌现出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一批在当时几乎尽人皆知的先进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接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当时成为一件十分光荣的选择。豫剧《朝阳沟》就是反映这一运动的缩影，它在当时被拍成电影唱遍祖国各地，其中的一些唱段被年轻人争先学唱。可以说，全国人民大多数是通过《朝阳沟》才认识的河南豫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知、赞同程度。

“老三届”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是在毛泽东时代背诵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长起来并被毛泽东寄予厚望的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知识青年。他们既具有相当的科学文化知识，又有很强的革命热情与抱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它使毛泽东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未来的曙光，也将重塑一代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从理想变为可能。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与胆识，向全国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由此把重塑新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最早从事知青运动研究之一的美国教授托马斯•伯恩斯坦则将其称之为“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从1968至1979年12年间，全国约有1650万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投身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在与大自然斗争的实践中锤炼自己。尤其是前三年，老三届等近600万毕业生分赴老、少、边、穷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山西等边远省区，把自己最宝贵的岁月献给了农村和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艰苦奋斗的足迹。“上山下乡”的故事曾经感染和激励了无数的中国人。正是千千万万知青的无私奉献，有力地支援了中国边远落后地区的建设，并向那里输送了知识和文化。他们以满腔的革命热忱和宝贵的青春年华书写了一段新中国知识青年自我改造、重塑知行观的历史篇章。

随着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和国内形势发生的变化，由他发动并领导的一场历时近3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多数人返城的方式结束。但它却留给了我们久远、激烈的历史震荡。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知青上山下乡对于青年的健康成长是有益的。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个人的发展和历史作用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从青年时代起，就把实现人类解放作为自己的最终追求。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毛主席的著名论断，不仅深刻揭示了知识青年与广大工农结合的必要性，而且阐明了与工农相结合才是青年成长的唯一道路。知青上山下乡是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必由之路。

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其根本都是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从上世纪前期开始就业问题就已经逐渐成为各工业发达国家政府必须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无不把扩大就业、减少失业人口作为政府工作政绩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只是因国情不同，各个国家扩大就业的途径和方法不同而已。

就业问题在新旧中国同样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经济建设和发展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环境下进行的。在工农业生产都处于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不容许城市容纳大量就业人口，而贫困的农村又急需有文化、有科学知识的人才，这就是党和国家执行上山下乡政策的根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从安排城镇青年就业开始的，这个出发点毋庸回避，其根本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根据当时的条件，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希望通过实行上山下乡政策，在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同时，让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发挥自己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特长，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和发展农村科学文化水平服务，把知识青年培养成有文化、掌握科技知识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和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通过几十年的实践，上山下乡政策在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上山下乡的人数从最初的几十人、几百人的规模，到后来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做新一代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在实行上山下乡政策的二十七年时间里，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以自己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为中国广大农村和边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个摸索前进的艰难历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制定这一政策和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受到时代局限性的限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缺陷，这是任何人认识事物时都可能会发生的现象，国家在工作中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不断的完善和纠正。即使这样，上山下乡仍然达到了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培养了大批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样三个目的，成绩依然是主流。几千万知青的辛苦和付出没有白费。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党和国家把各项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增强，不仅消化了城市每年新增加的大批就业人口，而且还大量接受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解决城市人口就业的思路和途径也随之发生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发生改变是必然的。1980年9月6日，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最终结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历史使命。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带来的改变，不应因此否定建国后实行了二十几年的上山下乡政策。

实行什么样的就业政策，完全取决于国内国际的环境条件所制约的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水平。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里全国人民、包括在长达二十七年的时间里奔赴农村和边疆艰苦奋斗的几千万知青的辛勤劳动和巨大付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强大国防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我们国家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就难于进行。同样，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会取得今天的骄人成就，我们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显著提高，我们国家的国力就达不到今天的水平，也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同样，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评价历史事件，“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习近平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和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上山下乡的历史功绩，正确评价我们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现在一些人借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作用来扰乱人心，进而达到全盘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的目的，我们决不能上他们的当。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广大的农民们一起在贫瘠的农村改造山河、辛勤耕耘，修建了无数的道路、电站、农田设施和水利工程，创造了巨量的粮棉等物质财富，对祖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几千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参加农村的社会实践，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堪称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实践活动，这一亘古未有的群体性社会实践，把知青这一庞大的外来群体带到贫困闭塞的农村和边疆，也同时把城市先进的文化和科学知识带到了偏远的农村和边疆，这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这一事件带来的思想文化上的冲击，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延安人民对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到延安插队落户，给延安地区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浑雄苍茫的陕北高原，像被群山环绕成的一个巨大的聚宝盆，她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在79年前，接纳过一支在枪林弹雨中转战大半个中国、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来传播共产党人改天换地革命理想的红军队伍。长征，是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一个大事件。延安，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共产党人演绎红色革命传奇的大舞台，已被载入中国革命的辉煌史册。近28000名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堪称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实践活动，是继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一个庞大的外来群体，也是对延安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第1页总序，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序）把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在思想、政治、文化领域对贫穷闭塞的农村山区落后文化意识的冲击，与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对陕北地区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影响类比，这种评价不可谓不高。类似这种评价在各个曾经接纳上山下乡知青的地方和单位并不罕见，具有一定代表性。

广大的农村在接纳这批胸怀革命理想的青年学子的同时，也将地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贫穷落后的面貌以猝不及防的方式展示在他们的面前。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知青们开始用一种更为现实的视角来观察体验生活，他们看到了生息在这片贫困土地上的父老乡亲，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年劳作却难以温饱的生存现状;看到了牛踩场、驴拉磨，传话隔山吼，点灯靠麻油的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在经历了痛苦的磨炼和深刻的思索之后，知青们很快就从浪漫、狂热和困惑中平静了下来，以一种平民意识和亲民情怀来融入生活，用青春的激情，在贫瘠荒凉的土地上燃起了理想的火焰，以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风貌，面对严酷的现实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

他们与当地人民一道，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天斗地，改造山河，搏击贫困，演绎出一幕幕“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青春活剧。知青中涌现出一大批受到农民欢迎的青年。“通过在农村与人民群众的共同生活和艰苦劳动的锻炼，大批知识青年在插队务农的实践中逐步地成长起来，显露了领导才干，逐步被选拔到农村基层的领导岗位。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有一份统计资料，下乡知青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的人数，1974年是293万人，占在乡知青人数（下同）的4.3%；1975年27.7万人，占3.6%;1976年32.5万人，占4%；1977年24.5万人，占2.9%；1978年14.7万人，占2.2%；1979年0.38万人，占1.5%。后三年参加领导班子的人数，因知青返城、升学人数增多而逐年减少。在这些基层干部中，确有一大批人干得相当出色，为迅速发展农村经济、改变落后面貌展现他们的才华，在农民心中留下了一块块永恒的丰碑。”（《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231页。）

由此可见，几十年后在千千万万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涌现出一批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的优秀人才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广大的农民用自己的行动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感染和教育的结果，是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磨练的结果。可以说是上山下乡的社会实践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

众所周知，现在相当一部分党政领导干部的经历中拥有知青背景，在科研领域中的科研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中，拥有知青经历的占了很大比例。在经济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曾经下过乡的知名企业家。在文化和艺术界，知名人士中拥有知青经历的人更是人才辈出。

我们更应当看到，绝大多数的知青回城后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经历了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待业、下岗、中年再创业等一系列艰难曲折，但经历过农村艰苦生活锻炼的知青们，心怀爱国报国之心，以自己的踏实肯干、顾全大局的工作态度，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为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1979年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召开的部分“先进知青代表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就曾深情地说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要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上一笔，用来教育我们的后代。”（《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63页。）

目前的干部队伍中，群众反映良好，工作成绩突出，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做出一定成绩的干部，无论是专业干部还是党政干部，其成长经历中有着上山下乡背景的人比例相当高，其中相当多的人对上山下乡的经历对自己人生的影响大都持肯定态度。

现在一些人把当年知青上山下乡说成一片黑暗，在他们那里看不到广大知青在农村和农民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结下骨肉之情的生动场景，看不到知青们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付出的艰苦劳动，一些文艺作品甚至把那时的知青生活写得丑陋不堪，这些都与大多数的知青的实际感受不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谈到上山下乡对自己的影响时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7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摘自2000年《中华儿女》杂志第七期）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种感受，反映了相当数量的当年曾经有过知青经历的人的看法。也是这些人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能够有所作为的思想基础。

看来，从千千万万的上山下乡知青中成长涌现出一批各方面的人才绝不是偶然的，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上山下乡的实践，为知青一代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里，我们国家始终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社会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坚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尽管有“左”的思想影响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干扰，但社会风气整体是积极向上的。这为当年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成为他们在上山下乡及以后的社会实践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条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接受一种“再教育”，而这种“教育”，实际上是让这些来自城市的年轻学子，通过自我认知的方式来阅读社会这部无字的大书；通过上山下乡的艰苦磨砺，来接受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

知青们在插队的岁月里，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最真实、最基层的一面。他们在接受艰苦生活的考验中，懂得了人生的衣食之难，体会到了稼穑之苦，在与最基层的人民群众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中，学会了坚韧、顽强与拼搏。体会到了普通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才“玉成”了知青健康的人格、志存高远的情怀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质;正是因为有了上山下乡“这碗酒垫底”，他们才会在日后漫长的人生岁月中，对遇到的各种人生风浪总能等闲视之。在中国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接受了精神洗礼的知青们，从农民身上感悟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学到了在书本中根本就无法学到的东西，收获到一部不着一字、但却可以受用终生的人生宝典。

作为一种回馈和反哺，知青们将大好的青春年华、将单纯而又质朴的青春，热情挥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经过在农村这种与广大农民的亲密接触和艰苦生活的锻炼，才会有大批知青在上山下乡和以后的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勇于实践，艰苦奋斗，取得了一定成绩，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认可。可以说上山下乡的实践，对一代青年人投入以后的改革开放，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其次，上山下乡使知青们与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和血肉般的感情

知识青年下乡时受到毛泽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思想的影响，与农民群众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同甘共苦，汗流在一起，命运相连。他们了解了农民，与生活在中国最基层的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建立了血肉联系。

许多知青离开农村几十年后，依然与自己当年下乡时一起艰苦奋斗的乡亲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农民们把这些知青们当做自己村里的人，经常为当地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找知青们帮忙出点子、找资源。而知青们也把当年下乡的地方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艰苦岁月里真情接待了自己的农民群众当做自己的兄弟姐妹。多年以来知青们积极帮助进城务工的农民子弟找工作，资助农民子弟上学，为农村的发展捐钱捐物，建设希望小学，为农村发展寻找资金、项目，为第二故乡的发展做贡献的事情层出不穷。一些知青退休以后，毅然返回当年曾经下乡的农村，在新的条件下和农民们一起创业。知青与农民之间的这种血肉联系是完全建立在艰苦岁月共同生活的基础上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和大学生“村官”交谈时指出：“农村基层的工作经历是人生的一个坐标，有了这个经历，就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群众、如何尊重群众，知道什么叫实事求是、如何尊重事实。”（摘自2013年5月4日《人民日报》）从习近平这段话不难看出插队这段经历对知青们人生成长的重要影响。

这一点为知青们在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以后，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和立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知青一代人能够“接地气”，扎根于人民，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来源。可以说知青上山下乡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培养了一批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干部。

第三，上山下乡的实践使知青们对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明确的认识

知识青年通过一段时间的农村生活，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认识了中国社会，知道了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党建国以后领导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和取得的成就，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处理问题。

中国农村发展的落后状况，使从小在城市生活的知青们明白了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百年的大国，占13亿人口多数的至今仍然是农民，他们的生活状况多数还只能说是刚刚达到温饱水平，离健康文明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大多数中小城市建设离现代化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国家的工业生产水平远没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在很多方面比世界先进水平落后几十年。我国在文化建设方面还远不能满足国人需求，称不上是文化发达的国家。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还不完善，离一个现代国家还有很大距离。这些差距不是一代人努力就可以消除的，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踏实苦干才可能走进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文化和教育普及程度及科技发展水平落后，城乡之间和东部西部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距，这些因素决定了解决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不能照搬发达国家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深切了解这些问题的知青们，很多人以自己的联系群众、苦干实干的品质，受到当地政府和农民群众欢迎和拥戴。走出农村后，知青们不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大都能够坚持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积极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了优秀的业绩，有的人还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这个角度说，上山下乡的实践为以后的改革开放，确立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观点。知青一代人中之所以能够成长出一批各条战线的优秀人才，完全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是在和最基层的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中成长起来的。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近年来各地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村官的成长轨迹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善于把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把理想融于行动中，在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创造闪光业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促进农村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条道路所反映出来的基本道理是符合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的。毛泽东曾经说过：“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在青年一代的成长过程中，让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参加社会实践，参加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在实践中学习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培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这是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唯一可靠办法。

因此，应该在学校教育和干部培养过程中采取以下积极措施：

首先，要旗帜鲜明地确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指导地位。

一个党、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没有一种思想和理论能够代替毛泽东思想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地位不是靠造势吹出来的，不是食洋不化照搬来的，是中国人民在近百年的斗争和建设过程中摸索和发展起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检验的，是受到最大多数中国人承认和欢迎的。因此现在轻言用什么别的思想和主义来替换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绝对是行不通的。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我们的一些宣传阵地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不够坚决，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不得力，在社会上特别是年轻人和知识界一些人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

青年人的成长必须经过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这样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而近些年我们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当前青年学生和年轻干部的状况使人民群众担心我们的国家和各项事业后继乏人。学校教育在执行“四个面向”的方针，干部管理部门在执行培养选拔干部的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标准时，对革命化的要求不具体、不认真，一些地方和部门忽视对受教育者和被考察者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的要求。

在各种理论和观点不断涌入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下，一些人迷失了方向，放弃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脱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实际，对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为中国的自由、独立和解放英勇奋斗的历史，盲目接受西方学术界的理论和方法，向往和宣传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

今后在学校教育和干部选拔培养的过程中，要坚决把马克思主义放在主导地位。加强各类学校的政治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同时学习各种专业理论和知识。在对青年人的教育中，让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依然应该是首要的任务。

思想教育要与时俱进，采取多种方式使“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多数人的共识，应该旗帜鲜明地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带头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和分析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允许不同理论、不同观点在学术研究中讨论和发表，但要开展正常的讨论，旗帜鲜明的表达正确的立场、阐述正确理论。用正确的理论去说服人，引导人。共产党员在学术讨论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党性、遵守党的纪律，不应宣扬和实施与党员身份不符的理论和观点。

对建国以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要针对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具体史实做出细致的研究，披露真实的历史，不能任由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歪曲捏造史实，抹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蛊惑人心，搞乱人民群众的思想。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缺乏主动性和及时性，给一些恶势力钻了空子。对那些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的人坚决不能提拔为干部，对那些在教育、宣传和理论战线上工作，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宣扬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应该坚决调离。

其次，要为干部和青年人创造接触群众、接触实际的条件，使他们深入实际“接地气”，永远不脱离群众。

青年人的成长必须经过在实践中学习和锻炼。有人认为只有让青年人把学校的学习过程全部完成再到实践中去锻炼，这才是青年人成长的正路，否则就是耽误人。其实这种成才的方法也只能说是青年人成才道路的一种，青年人的成才道路是有很多方式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苏联和美国都把大量的退伍军人送入高等学校学习，五十年代这批人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各行业、各学科中的专家、学者，美苏两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科技和经济大国。五十年代初前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许多专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前文说到当今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许多优秀人才不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吗！可见经过实践再进学校学习，同样可以成为优秀人才，无论哪种方式，成才的关键在于你本人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有没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

当年知青上山下乡为青年学生提供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经受艰苦生活锻炼的机会。现在国家的形势变了，但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改变，教育培养青年人继承老一辈实事求是、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没有变。在新的条件下，不必再采用上山下乡的形式来培养教育青年人，但是教育部门和干部部门与时俱进，创造条件让年轻人接触群众、接触实际的办法还是很多的。

在新的形势下，要制定青年学生和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参加劳动，接触普通群众的具体措施，并将这些措施列入学校教育和干部教育培养制度。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干部教育，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安排受教育者到社会实践中去锻炼，去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调查研究的本领。

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在职领导干部必须定期安排时间到基层去，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考察和锻炼，让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接地气”，离基层更近，离群众更近。要把干部下基层、军队领导干部下连当兵、青年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作为必修课，改变学生埋头读书，单纯追求书本知识的情况，改变干部队伍中缺乏基层锻炼的“三门”干部数量较大的情况。使我们的青年学生和干部了解基层普通劳动者的疾苦和需求，永远不脱离劳动，永远不脱离群众。

三是在干部的培养选拔上，要以德为先，旗帜鲜明地强调和注重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的考察，对干部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考察。

“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领导机关选拔干部时要把着眼点放在基层、放在在艰苦的地方、放在在工作难度大的地方和部门工作、而又积极肯干的人身上，对忠实执行党的政策，清正廉洁，群众拥护，“想干事，能干事，干好事”的人要重点培养。着眼于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干部队伍。改变干部队伍一团和气，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得过且过保平安，对不正之风不能坚决斗争、甚至同流合污的坏风气。真正使干部成为带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领头人。

要严明党纪国法，干部违反纪律、触犯法律应该严肃处理，与民同罪，对其所犯的错误决不能姑息迁就，更不能徇私枉法。干部的工作情况要认真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凡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糊涂、动摇的人坚决不能提拔。要改变在干部使用方面实际上仍然存在的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终身制”问题，加强对干部队伍中那些相形见绌的人员的淘汰力度。要对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从事相关职业制定相应的规定，确保离职的领导干部不能利用任职时的资源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是要继续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干部制度的改革要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要求，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进一步推进干部培养选拔制度的改革。政府机构的改革要做到廉洁高效，转变作风，调整职能。逐渐改变干部工作的大环境，让干部在合适的岗位上正确地做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加快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努力改变当前一些政府部门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以及政出多门、一些决策脱离基层实际的情况。

要坚持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之间建立经常交流机制，改变单纯“精英”管理的模式，在重视学者名人意见的同时，特别关注基层群众的意见和感受，让劳动者参加管理，并负起责来监督政府和各级干部。早在延安时期，面对黄炎培提出如何跳出政权兴衰匆匆的“周期律”时，毛泽东就明确表示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提出的这条民主的新路，我们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实践，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结合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全体人民逐年增加收入的同时，缩小干部和基层群众在物质分配上的差距，杜绝“读书做官”“升官发财”的旧思想死灰复燃的机会，让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惠及每一个普通劳动者。总之，人才的成长和干部制度的改革牵扯到方方面面，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他的讲话精辟深刻的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坚持毛泽东思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

在总结我们党民主革命成功的经验时，毛泽东曾经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见《毛泽东年谱(中)》59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现在在重提整顿党的作风，对于搞好正在各级党组织中开展的整顿“四风”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提高干部队伍“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知青所体现的“爱国、责任、奉献”的精神，就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一定要坚持和发扬，以我们的行动影响、启迪社会和年轻人，团结全体人民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复兴梦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