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嚷嚷着“缺弹药”？

 

 

解放战争几次重大战役中，我军损耗和缴获弹药的具体数量，驳斥《桑文》中的谬论“当年长春被围、北平被围，守城的傅作义部队都是因为弹药欠缺，后援无着，无法持续作战才被‘和平解放’”的观点。

 

其实如果展开来说，战场的弹药不足，可以分为许多情况。比如，是绝对意义上的没有？还是相对意义上的不足？账面上有弹药，是否等同于作战部队有弹药？作战部队是真没领到弹药？还是领到弹药后挪作他用，甚至作战时只携行手头拥有弹药的一部分？是真在战场上打到了弹药耗尽，无以为继的地步？还是为掩饰自己的失败而找的借口？后世研究者如果不明就里，仅凭所谓蛙岛档案里的说辞（况且天知道这所谓的档案是否存在，至少《桑文》中没能贴出蛙岛档案的照片）就勿忙下结论，显然是不严谨，甚至不客观的。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得从全面抗战甚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讲起，并将国共双方进行对比，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本文最终完成后约1.3万字，为让读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今天刊出上半部分，分析刮民党弹药获取与供应的方方面面，明天刊出的下半部分讲我方的情况。

  

1936年，刮民政府兵工署下属的各兵工厂，总计生产了4亿零226.7万发子弹，335万枚75毫米山野炮弹，77.36万枚82毫米迫击炮弹，545.2万枚手榴弹，33.2万发信号弹。

 

从1937年7月至1938年年末，迁到西南大后方的刮民政府兵工署既有兵工厂及新建兵工厂，在一年半时间内共生产出2.89亿发子弹，5.54万枚炮弹及168万枚手榴弹，远不及战前的年产量。这其中既有内迁过程中设备损失，缺乏外汇进口军工原料等因素，也有刮民政府在国际上四处求购军火弹药，挤占了发展兵工生产费用的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38年年末，刮民政府从德国进口子弹1.6亿发，37毫米战防炮弹50万枚，迫击炮弹190万枚，105毫米炮弹3.6万枚，150毫米炮弹6000枚；从英国1667万发子弹；从比利时进口3867万发子弹；从捷克进口2600万发子弹；从瑞典进口1.18亿发子弹；从匈牙利进口1500万发子弹；从美国进口1205万发子弹；从苏联进口3000万发机枪子弹，1000万发步枪子弹，36万枚76毫米炮弹，8万枚115毫米炮弹。

 

 

从1939年开始，因国际形势变化及外汇日益缺乏等因素，刮民政府弹药进口渠道越来越窄。1939年至1941年，只从苏联进口了约1.5亿发子弹、150万发炮弹。迫于无奈，刮民政府投资兴建了不少兵工厂。到抗战结束时，刮民政府兵工署下属兵工厂从战前的14家发展到50余家。其历年生产的弹药数量如下：

 

从1939年到1944年，国统区兵工厂历年生产的子弹分别为8777万发、11387万发、12058万发、14001万发、14405万发、15380万发；

 

历年生产的手榴弹数量分别为621万枚、451万枚、659万枚、373万枚、420万枚；

 

 

历年生产的迫击炮弹数量分别为63.7万枚、65.2万枚、42.8万枚、64.2万枚、94.4万枚、110万枚；

 

从1940至1944年，历年生产的山野炮弹数量分别为61614枚、23072枚、62956枚、119638枚、103180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盟。为拖住日军，从1942年开始，美国援助刮民政府大量的武器装备及弹药。据统计，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刮民政府从美国得到的弹药援助总计各类子弹约7亿发、各型炮弹约220万枚，火箭弹约6万枚。

 

随着大批美援到来，刮民政府自制武器的积极性大为降低。拿1944年1至4月和1945年1至4月对比，刮民政府各兵工厂的子弹产量从5120万发降至4508万发，28式枪榴弹产量从32万枚降至23.5万枚，82毫米迫击炮弹产量从34.5万枚降至28.1万枚，150毫米迫击炮弹从1.2万枚降至1.15万枚。

 

 

日本宣布投降后，刮民政府系统性地接收了上百万侵华日军的全部装备物资，其中有各型子弹1.83亿发，各种炮弹207万枚。此外，刮民政府还接收加委了伪军（不含伪满军）24个军、64个师、13个旅及134个小单位共计683,569人，枪357,254支，以及大批弹药。

 

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美国售华战争物资共计7.8亿美元，超过了全面抗战期间美国援华物资的价值。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成天标榜“中立”、还腆着脸当国共和谈调解人的美国当局，正在疯狂地给刮民政府输血，准备对中共大打出手呢！

 

 

需要指出的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将囤积在海外的军用物资打折处理，因此刮民政府以7.8亿美元代价所获物资实际价值远不止于此。其中，刮民政府以抗战期间驻华美军应付款项中剩余的3亿美元，换来了实际价值约13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

 

在1946年的6月，即美国宣布对华实施“武器禁运”前，美国又以1.75亿美元的代价，将存放在太平洋各岛的价值8.25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售给刮民政府。公知果粉们拼命强调这批物资并非全系武器弹药，但却避口不谈其中的确包含大批弹药，也不谈那些“机械与零部件、汽车、油料、军装、药品、钢盔、铁丝网、防毒面具和航材”等，都是一支近代化军队作战不可或缺、与武器弹药同样重要的辅助装备，都是打着“民用物资”幌子的军用品。

 

也就是说，美国先拼命地给刮民政府输送足了军用物资，然后再装模作样地从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对刮民政府实施了为期10个月的“军事禁运”，以示自己“不干涉中国内政”。

 

正因为有美国撑腰，又系统性接收了百万侵华日军全套装备，刮民党军才得以在抗战结束后整编成了中国近代以来装备水平最高军队。其中，美械部队占四分之一，日械部队占二分之一，国械和杂械部队占四分之一。正因为有大量日军遗留弹药和美援弹药作本钱，刮民党方面才有底气叫嚣“也许3个月，至多5个月，便能整个解决中共领导的军队。”

 

 

除了美援，抗战胜利后，刮民政府还接收了太原兵工厂、沈阳兵工厂这两座华北和东北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其中，沈阳兵工厂是当时中国设备最先进的兵工厂。抗战期间是侵华日军弹药的主要生产基地，曾跻身日本陆军省陆军兵器本部直辖的八大兵工厂之列。侵华日军几乎全部的掷弹筒和迫击炮，70%的各种弹药，约45%的枪械、山野炮的45%是由沈阳兵工厂生产的。虽然沈阳兵工厂遭遇了1944年美军空袭，1945年苏联劫掠及日籍技术人员流失，但基础设施、主要生产设备及占日据时期职工总数大头的中国工人还在。如果重视的话，是完全可以恢复绝大部分产能的。

 

但是，因为“造不如买，买不如白拿”的买办思想根深蒂固，刮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接收包括几大兵工厂在内的大批日伪资产的同时，却对兵工署下属的14万兵工厂职工实施大裁员。其中，第30兵工厂在抗战末期职工总数超过了1万人，经裁撤后仅留用3700余人。

 

1946年，为应对战事需要，兵工署这才新建了1个子弹厂和1个坦克修理厂。但由于刮民党高层总体上并不重视，各兵工厂职工总数直到1947年底，也仅恢复到11万人的水平。加之管理不善，其军工生产规模较全面抗战时期并没有明显提高。

 

 

不过，太原兵工厂是个罕见的例外，阎锡山从侵华日军手中收回该厂后，下大力气提高其产能。到1948年时，该厂不仅能生产大量火炮，而且能月产各种炮弹8.7万枚，手榴弹23.3万枚，飞雷3万个，地雷1.3万个。

 

但是，仅靠“一枝独秀”是换不来“满园春色”的。1948年上半年，刮民政府兵工署弹药产能仅为每月生产2500万发子弹、11万枚60迫击炮弹、10万枚82迫击炮弹。和本文开头列出的1936年弹药产量相比，除了引进美式60迫击炮而增加的配套炮弹产能，以及82迫击炮弹产量增长了64.5%，其他弹药年产量尚不及1936年。

 

与此同时，自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刮民党军的武器弹药损失数量远超预期。在不到6个月时间里，就损失了全部武器装备的14%左右。其中，弹药损耗共计各型子弹2.66亿发，迫击炮弹172.8万枚、山野榴炮弹近48万枚、火箭弹3.9万枚，手榴弹枪榴弹287.3万枚。

 

 

随着战事规模扩大，刮民党军弹药消耗呈明显上升趋势。1947年，他们共损耗各型子弹4.3亿发、迫击炮弹242万枚、山野榴炮弹61.4万枚、火箭弹3.2万枚、手榴弹枪榴弹478.2万枚。而到了1948年，上述弹药损耗数字分别升至5.3亿发、368万枚、136.5万枚、4.8万枚和920万枚。照这损耗速度，就算再厚实的家底，也终有败光的一天。

 

到1948年7月，即国共大决战前夜，刮民政府兵工署的报告显示，79步枪弹最高月产量仅为1200万发，后方库存仅剩800万发。向比利时订购的5000万发79子弹，每月只能交付500万发；向瑞典订购的2500万发79子弹，8月份可交付；向加拿大订购9000万发79子弹的合同尚在商洽中。合同签订后3个月可开始交货，预计第1个月交付50万发，第2个月交付100万发，逐渐递增到第8个月交付700万发。至于日式枪械配用的65子弹，只有沈阳兵工厂能月产100万发，供应东北尚且不足，后方仓库里只存有600万发待修品。美式冲锋枪所用的11.43毫米子弹，从1947年9月起就库存告罄，全靠沈阳兵工厂月产200万发无法满足部队需求。美方同意拨付的180万发11.43毫米子弹中，尚有100万发未起运。60迫击炮弹需求甚大，但月产量仅为11万发，后方库存仅剩8万发，美方同意拨付的8.5万发此类炮弹中，尚有3万发未起运。美制枪榴弹后方已无库存，美方同意拨付的20万发枪榴弹尚未起运。美制火箭弹仅在重庆有1000发库存。

 

 

该报告最后的结论是：弹药产能供不应求，库存匮乏，在外购弹药大规模交付前，只能实施重点保障。

 

那么，刮民党方面又采取了哪些措施保障弹药供应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争取更多的美援，然后更多地“买买买”。

 

1946年11月，刮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几乎出卖了中国所有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不仅同意美军可以长期驻扎中国，还令国统区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眼见刮民党军着实不争气，为保住自己的在华利益，遂于1947年4月恢复了对刮民政府的军事援助，大批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刮民党得到了1.25亿美元可购买军火的“特别赠款”。从1948年7月兵工署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刮民政府可不光是向美国买弹药，还向比利时、瑞典、加拿大等国采购子弹。

 

1948年11月底，蒋宋美龄赴美求援，开口就要求美国给16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要知道，这可是40年代末的美元，对比上文中列出的美国在二战期间及战后一年内给刮民政府的援助金额，就知道这回河东狮子把嘴张得有多大了。

 

不过，对腐败无能的刮民政府深感失望的美国当局，这回没遂蒋宋美龄的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刮民政府才“计划”投资50万亿元金元券，以扩大军工产能。可这样的计划在执行力极差的刮民政府手里，也没真兑现多少。

 

 

说完了弹药获取方面的情况，就要谈谈拨付了。

 

早在抗战时期，刮民政府军需系统里，不给经办人好处费，哪怕拿着郑三发子亲自批复的弹药拨付单，也照样领不到弹药，这已经从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军需系统各个层级还形成了好处分成的“定例”，从军需署的高层，到各级军需处长，再到最基层的仓库管理员，各个层级应该拿多少比例，居然形成了不成文的惯例。哪怕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圣眷正隆”的部队长，对不起，你不按“规矩”办事，就甭想领到弹药。就算你告“御状”也没用，反正会有无数过硬的理由回复来自上峰的“质询”。

 

中央军如此，地方军就更甭提了。1948年初，傅作义的部队在张家口遭遇补给困难，他向军需署申请补充弹药。军需署经办人直截了当地表示：“没有好处费，一颗子弹也别想拿到。”

 

 

如果说只是索要点好处费，那倒也罢了。刮民政府军需系统倒卖包括弹药在内的各种军需物资，那叫一个胆大妄为，驾轻就熟！各种领取弹药的单据上看不出啥毛病，但实际发放额经常会在账目数量基础上打个折扣。中间的差额就是军需系统“靠山吃山”的本钱。

 

当然，刮民政府也不是没查案。1948年夏天，在武汉军需分库就查获了一起大案，某军需官员利用这种手段，半年时间就倒卖了价值三百多万元的军需物资。由于是系统性腐败，这种案件抓不胜抓，而且也压根就没到震慑作用。到了1949年初，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在上海的一处军需仓库，管理人员甚至公然要求申领单位先交“手续费”，否则连仓库的门都进不去。一位曾在军需系统工作过的人回忆说：“那时候军需仓库就像一个大型的私人买卖，谁给的好处多，谁就能拿到物资。”

 

即便是刮民党兵败如山倒，人人自危之际，硕鼠们也仍然想着如何谋利。1949年4月，眼瞅着解放军就要渡江了，刮民政府决定放弃南京，迁往广州。南京某军需仓库的库长居然还在盘算如何借机发一笔横财。他将库存的部分军需物资藏匿起来，打算等大部队撤退后私下倒卖。结果还没等到他变现，这些军需物资就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

 

 

在《公知还说，刮民党之所以败走大陆，全怨这个刚满18岁的小姑娘》一文中，笔者记述了我军攻占天津，进入北平一段时间后，又从仓库里清理出大批弹药的情况。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刮民党军需人员监守自盗藏匿的物资。

 

除了吃拿卡要、盗守自盗，刮民党军需系统管理混乱造成的弹药损失，同样十分惊人。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我地下工作者权兴周策动对现实不满的刮民党徐州第一补给区九里山军需仓库中尉祖克晓，于1947年4月23日晚引爆了占地超过3000亩的第21弹药库、装甲兵训练基地仓库，以及2个师的后勤仓库，摧毁了13辆坦克、80余辆汽车、4万多支美式步枪和机枪，以及300桶汽油和大批弹药。

 

据徐州当地的报纸报道，九里山军需仓库的这次大爆炸引发的火灾从23日晚21时燃起，直到24日中午才被扑灭，损失的弹药足够华东战场刮民党军用3个月，导致刮民党军的弹药供应受到了严重影响。

 

此事在1947年5月6日华东局的电报，以及我中央情报部的《中情通报》里都有详述，权兴周还因此被通报表扬并记大功一次。

 

 

那么，库存弹药好不容易冲破“重重险阻”，终于下发到了刮民党军作战部队手中，是不是都能用于作战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刮民党军需系统的腐败，不过是其系统性腐败的一部分，作战部队的军官们倒卖军火谋取私利，绝非个案。早在抗战时期，这些军官们就胆大妄为，只要能弄到钱，他们并不在乎这些弹药最终流到了哪方势力手中。

 

在文史资料选辑中，笔者曾见过一个事例：1944年冬天，刮民党军一个姓曾的师长，派下属的少校团附李某某，带一个排的士兵赶着军马，携79步枪子弹数万发和现金若干作为本钱，换购云南烟土到防区内倒卖。最终因为干这买卖的各级军政官兵太多，将云南烟土做成了白菜价，最终赔了老本。

 

 

其实如果看多了史料，就不难发现上述倒卖军火的案例在刮民党军中根本算不上是“新闻”。高级军官如此，上梁不正下梁歪，中下级军官，甚至大头兵们也有样学样。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我方兵工史料中，记载着华北解放区用大饼、馒头从刮民党军士兵手中换取枪支和子弹，用金条、银元从刮民党军官手中换取机枪和炮弹之事。这种交易每次的数量不会很多，但架不住基数大，日积月累下来军火换购数量就十分可观了。

 

那么，如此七扣八扣剩下来的弹药，能不能都用在作战上呢？答案是，不一定。如果是刮民党军据城而守还好说，但如果是打野战，刮民党军士兵除了随身携带的弹药外，军、师、旅、团理论上都应另外携带一部分弹药，以便随耗随补，这里面问题就来了。

 

由于不得民心，刮民党军抓来的民伕逃亡严重，因此在作战时，刮民党军主要依靠编成内的辎重部队携行弹药。

 

刮民党军主力兵团一般都配有1个汽车团，普通兵团一般配有1个汽车营。像新1军、新6军、第5军、18军、整编第74师这样“五大主力”，军有汽车营，师有骡马辎重营，团有人力辎重连。像52军、54军、13军、8军这样装备稍差一点的主力部队，军属辎重营一般辖有1个拥有30辆汽车的汽车连及2个人力辎重连，师级和团级运输力量则与“五大主力”一致。至于其他部队，军一级一般很少有汽车编制，基本靠骡马和人力输送弹药物资。

 

 

这样的运输力量实际并不算强，而且运力也无法全部用于运输弹药。孟良崮战役前，整编第74师实力登记表显示，该部共有各种子弹约300万发。但由于配属该部的汽车全部被用于装运各级军官的行李和从解放区抢来的财物，因而只能靠3个整编旅的旅属骡马辎重营的400余匹美国骡子驮运弹药。因为弹药携行量不足，加上山区道路不适合重装备机动，所以“杀妻名将”将师属105毫米榴弹炮营留在了临沂，各旅、各团的山炮、战防炮也在垛庄留下了一部分。孟良崮战役打响后，整编第74师在2天时间里就基本打光了携行弹药。此役我军缴获的7000多发炮弹和208万发子弹，有相当一部分是6纵攻占垛庄时缴获的库存弹药。

 

这样的例子绝非个案。辽沈战役中，廖耀湘第9兵团出援辽西时，由于辎重部队运力严重不足，兵团直属炮12团2个营的14门155毫米榴弹炮，只携带了158发炮弹。新6军的11门105毫米榴弹炮，仅携带了不到1500发炮弹。当时第9兵团油料匮乏，炮兵团每辆汽车只带了从沈阳前往锦州的单程油料。但当廖耀湘兵团乘虚袭占彰武后，他们竟将装载在汽车上的炮弹卸下，将东野屯积在彰武的粮食运回沈阳，在黑市上高价倒卖谋利。几天后，廖耀湘兵团南下时，因部分汽车未及时返回，被迫将大批弹药留置在彰武，最终落到了我军手中。也就是说，这实际上相当于东野用一些粮食换取了廖耀湘兵团的大批弹药，算是相当划算的买卖。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杜聿明弃守徐州，率3个兵团南逃时，大批汽车不是用来载运弹药等军需物资，而是用来运输各级官员的私人财物、家眷和各种党政机关的非战斗人员，并用于出售车位谋取私利。结果将屯积在徐州仓库里的上万发炮弹拱手送给了我军，让因炮弹转运不及，正准备退出战场休整的华野特纵宛如久旱逢甘霖。在徐州白捡来的这些炮弹，后来都砸到了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的脑袋上。

 

 

理论上，刮民党军还可以通过空运、空投来缓解地面部队弹药缺乏的窘境。但空运空投需要大量航油、航材、降落伞作保障，经济上耗费极大。而且野战情况下的空投，往往受风力及我军地面防空火力影响，经常投不准，甚至直接将物资补充给了我军。

 

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空运补给行动，是太原战役前的1948年8月至10月，陈纳德的“民航空运公司”向太原空运了10余万枚炮弹、2500万发子弹、500支卡宾枪、20万枚手榴弹、5吨炸药、51部无线电发报机、20余部报话两用机及其他一些通讯器材和药品。但这样规模的补给行动，是以返程时运走阎锡山盘踞山西多年搜括的金银财宝及贵重物品，将其中的大部分充作空运报酬为前提条件的，故既不能持久，更不可能推广。

 

综上所述，若刮民党逃台后，确实曾嚷嚷着因为缺弹药才导致失败，那么这既怨不到美爹，更怪不到别人，苦酒都是自酿自喝。

 

文章来源于西西河的碎玉轩 ，作者西西河的康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