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磊：乌程汉简所见汉代经济发展

 

杭州国家版本馆寄藏乌程汉简《阳羡黄君上书愿致家》

 

2022年10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关于浙江湖州出土汉简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乌程汉简》。湖州在秦汉时期称为乌程，因此这批材料被命名为“乌程汉简”。这批简牍资料对汉代江浙一带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宝贵的记载。学界关于汉代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随着简帛材料的不断出版，出土文献中的经济史资料也被不断挖掘。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试对乌程汉简所记经济类资料进行梳理并解读，希望能对汉代经济研究尤其是汉代江浙区域经济研究有所补益。

 

一、渔业的“产业链”

 

乌程汉简112号简有“鲐五六月税”“鲐五六月税钱六十”的记载，其中简文中的“鲐”，《说文·鱼部》：“鲐，海鱼名。”王子今认为：“海上渔场的开辟，需要熟练的海上航行和捕鱼技术，以及航行条件较好的渔船和生产效率较高的捕捞工具。秦汉时期海鱼远销内地，说明海上渔业产量之高，使得其产品成为全社会所熟悉的商品……其中价格较高的‘鲐’，就是海鱼。”结合《乌程汉简》112号简分析，鲐鱼作为海鱼却在乌程县出现，反映了汉代的海上捕鱼活动，此简为王子今的论点提供了非常好的证据。从简文可知官府对鲐鱼的销售进行了一定的管理，征收了税钱。从现存的简文并结合文献记载，我们推测汉代已经形成了一个“捕—运—销—税”的渔业“产业链”。

 

“捕”是指捕鱼，包括航行、捕捞、船员和渔船等方面。孙机认为：“汉代的大海船已能通航中南半岛，甚至抵达印度洋……我国汉代的海船已使用牵星法进行天文定位，如果不是在远洋航行中积累起相当丰富的经验，是达不到这种水平的。”王子今认为：“秦汉时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岸均已出现初具规模的海港，北部中国的海港又由并海道南北贯通，形成海陆交通线大体并行的交通结构”，“沿东海、南海海岸的近海航运，在东汉时期更频繁往复不绝”，且“秦汉时期的船舶制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汉代的捕鱼技术和水平也很高，文献和汉画像石都提供了很多证据。肩水金关汉简73EJT21：131号简记载：“稽落告守候长益，捕鱼七八十”，72ECC：7号简记载：“欲于河丰捕鱼”，二者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佐证。

 

“运”是指鱼的运输，包括运输线路、人员、工具、保鲜技术等方面。居延新简有“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的记载，大意谓：“建武二年十二月，甲渠候粟君雇用客民寇恩运鱼五千头从居延到觻得去贩卖。并以先前从令史华商处所得黄色八岁公牛一头，谷廿七石付给寇恩作为工钱，当时约定寇恩拉鱼到觻得卖出后价格要达到四十万钱（若达不到这一数目，不足部分要寇恩赔偿）。”居延到觻得的道路里程约500公里，附近有沙漠，气候干旱，这对运输五千条鱼十分不利，当时的寇恩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保鲜技术。从中也可知，运输人员是雇佣的“客民寇恩”，还约定了运输的工钱以及鱼的总价。寇恩敢接数目达“四十万钱”这样大的运输订单，看来是有十分丰富的运输经验和高超技术。肩水金关汉简也为我们提供了旁证，73EJF1：26号简记载韩成、冯竟“载鱼五千头”，运输工具是“大车二两牛四头釜一”。

 

“销”是指鱼的销售，包括代理商的选择、市场的开拓、价格的制定和货量的调配等方面。两汉商业比较繁荣，文献对此记载较多。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食货志》载：“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后汉书·王符传》载：“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两汉商业的兴盛，这对鱼的销售十分有利。肩水金关汉简73EJT23：723号简记载：“毋有它，归到觻得卖鱼”，说明卖鱼活动在西北边地也十分普遍。张朝阳通过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研究，认为：“形形色色的鱼贩以鱼为生计。他们于江河湖泊中捕捞或池塘养殖，他们活跃于各种不同规模、不同级别的市场上，出售各类鲜鱼以及干鱼、腌鱼、烤鱼等加工产品。”相关资料及研究均说明了南方渔业繁荣，从业人员数量较多。在乌程汉简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贾人”的影子，如21号简“为贾人封棨”，22号简“贾人之贵所缴四大□税钱卌”等，均说明乌程有很多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

 

“税”是指政府在鱼的“捕—运—销”过程中进行征税。“今所可考者，汉时渔税盖为国家收入大宗”。据《后汉书·百官五·亭里》记载：“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在所诸县均差吏更给之，置吏随事，不具县员。”据山东青岛土山屯汉墓“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前1年）记载汉代堂邑县：“一岁市租钱三百七十四万三千九百八十八，湖池税鱼一岁得钱廿九万九千九百廿三”，渔税与市租钱并列统计，足见十分重要。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所征税的高低程度，直接关乎这个产业的发展。据《汉书·食货志》载：“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

 

乌程汉简关于鲐鱼税收的记载，对我们思考汉代的渔业发展水平，尤其是为认识江浙地区的海上捕鱼业提供了史料，对深入认识汉代渔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纺织业的“布与绸”

 

乌程汉简120号简有“河共□赋：布十，绸廿匹”的记载，由于简牍在乌程县出土，从而反映了乌程县向汉廷供奉布和绸的具体史实。

 

关于“布”，《说文·巾部》：“布，枲织也”，其意为“麻织品”。乌程所供布应为“越布”。《后汉书·陆续传》中记载了“越布”，“陆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由于“越布”质量好，东汉宫廷把其作为“一种高级赏赐品”。会稽郡向汉廷供奉“越布”是在汉光武帝之后开始的。乌程汉简120号简所记也是向汉廷供奉布，无疑与“越布”紧密相关，故推测120号简所记时间当在东汉。地湾汉简中有“淮布”，王子今认为：“不排除即出产于‘淮’地的‘布’的可能”。参考地湾汉简，乌程汉简120号简的“布”无疑也属于“地方品牌”或区域特色产品。

 

关于“绸”，《说文·糸部》：“绸，缪也。”“绸”的本义是“缠扎，束缚”，其“丝织物”之义起源较晚。战国曾侯乙墓竹简中有“绸”，刘信芳认为是现在的“披风”；西汉《急就篇》丝织品中列有“绨络缣练素帛蝉，绛缇絓紬丝絮绵……服琐緰与缯连”，没有“绸”；东汉《释名·释采帛》中也有丝织品罗列，其中也没有“绸”。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绸”用来表达“丝织物”之义，如《周书·武帝纪》记载：“唯听衣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余悉停断。”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绸”所表达的“丝织物”之义为何在汉代留下如此少的记载？关于汉代丝织物的名称，夏鼐有过经典的论述，他认为：“汉代文献上丝织物的名目很多；但是因为各类丝织物的名称，各时代往往不同，常有同名异实或同实异名的情况，有些已不能确知为何物。同时，古人对织物分类的标准和现代的不同，加以古代脱离生产的文人滥用名辞，这就造成更大的混淆。”可能“绸”是在“同名异实或同实异名”的情况下，与其他丝织品存在互通混用的情况。如“绸”与“紬”，《说文·糸部》：“紬，大丝缯也”，即是“粗质的绸”。《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绸出现于西汉。当时写作‘紬’，专指利用粗丝乱丝纺纱织成的平纹丝织品，丝粗帛厚而耐磨，类似后来的纺绸和绵绸。两晋南北时期绸开始有了粗、细之分。”再如“裯”与“绸”，曾侯乙墓竹简中有“绸”与“裯”的通假，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木楬简文有“青绮复裯裙”“素禅裯裙六”“素禅裯直裙七”，其中的“裯”也被认为通“绸”。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很多纺织品，经鉴定“丝织物的丝纤维是家蚕丝……麻布的麻纤维是苎麻和大麻”，“出土了汉代流行的绢、缣、绮、锦、纱、罗等许多品种”。“绸”“紬”或“裯”可能就在马王堆所出的丝织物中，只是准确分辨起来存在一定难度。

 

关于乌程所在会稽郡纺织业的发展，在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均有一些记载。《汉书·江都易王刘非传》记载：“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繇王闽侯亦遗建荃、葛、珠玑、犀甲、翠羽、猿熊奇兽，数通使往来，约有急相助。”其中的“锦帛”应属上好的丝织品。孙机对汉代的纺织品生产有过总结梳理，他认为：“汉代的锦一般是用经线起花的平纹经重组织，而且它是用染成各种颜色的丝线织成，所以色彩绚丽，是汉代丝织品的最高水平的代表。”从乌程归属会稽郡来分析，并结合简中所记的绸是向汉廷供奉等情况，我们推测乌程汉简中的“绸”可能就是此类“锦帛”。如乌程汉简124号简就有“帛通钱五千”的记载，可为佐证。东汉时期会稽郡纺织业也有发展。《后汉书·朱俊传》记载：“朱俊字公伟，会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尝贩缯为业。”从中我们可窥见汉代会稽郡的一些纺织品交易的情况。杭州古荡汉代朱乐昌墓墓主“身上盖有丝织（或麻织）的被子”，说明“当地统治阶级已在广泛地使用丝绸”。

 

虽然文献有一些关于会稽郡纺织业的记载，但并不丰富。《江南丝绸史研究》认为：“汉代丝绸生产无论在普及程度上还是在产品的质量水平上，较之前代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丝绸生产已在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占有了重要地位……只是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这时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关于该书中的“江南”，研究者界定为“相当于长江三角洲范围，包括今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1个直辖市、8个省辖市”，恰好涵盖了汉代乌程所在的区域，说明此地纺织业研究资料的缺乏十分严重。再如在区域丝绸专史的写作上，《浙江丝绸史》《江苏丝绸史》只有零星的有关汉代纺织的记载，《湖州市志》《浙江科学技术史》论述汉代纺织的内容也近乎空白，《浙江丝绸文化史》认为：“汉代的浙江丝绸业仍然乏善可陈。秦汉时期，浙江真正出名的是葛、麻等植物纤维类织物而不是丝绸。”乌程汉简为该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乌程汉简120号简的“布”可能是指“越布”，“绸”可能是指“锦帛”类丝织品。乌程汉简中的“绸”有“丝织物”之义，可能是较早的关于“绸”的记录，表明东汉江南地区已有“绸”。乌程汉简有关布和绸的赋税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江南纺织业研究的新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材料不足的研究现状，对我们开拓视野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米与布的价格

 

乌程汉简138号简简文有“米三斗直百廿”的记录，提到了“米价”。结合汉代的度量衡推算，138号简的米价是1斗40钱，即1石400钱。乌程汉简137号简也有“米价”，摘录简文如下：

 

 

从137号简A1可知米1石约80钱，从A2知米1石约77钱；A3、A4简文残缺，无法得出准确米价，如果仅从现存简文进行估算，米1石约77～92钱。137号简A1、A2、A3、A4中的米价可能是随市场价格不断变化而进行的记录，大致米价是每石80钱。《乌程汉简》212号简有“遭米大贱”的简文，推测乌程县廷对市场米价时常进行记录汇总。乌程汉简137、138两简中的“米价”相差悬殊，足足有五倍，值得我们重视。

 

关于汉代的米价，陈直认为：“米粟的价钱，每石低时直八十余钱，高时直一百二十。”王仲荦认为：“当天下动荡之时，米价或贵至万钱一石，然大较贵不过二千，贱或至数钱。若就其通常市价而言，则西汉米价应为百余，谷价应为七八十钱，东汉米价应为二百，谷价应为百钱。”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知晓汉代米价的水平。考虑到乌程所在地盛产稻米，“秦汉今浙江境域的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从东汉中期起，会稽郡和同属扬州的一些郡，生产的粮食不但自给，且承担起赈济他郡的任务”。东汉安帝时期，“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因此，乌程所在的会稽郡米价本应该低廉，推测137号简所记载的米价应是通常市价，138号简中“米三斗直百廿”的米价，属于高价，并不是常态下的价格。

 

影响米价的因素有很多，由于乌程所在的会稽郡本来就盛产稻米，市场上的投机导致的价格较大的起伏可能性较小。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诏书说：“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故我们推测是自然灾害或疫病类的突发事件使得乌程本地米价大涨。自然灾害会导致粮食减产，对粮食价格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汉代南方“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水、旱、蝗等灾害记载甚少”，依据卜风贤的统计，周秦两汉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灾害共计才15次，这样少的灾害记录明显是与现实不一致的。王文涛解释道：“边远地区，包括南方地区，人烟稀少，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人们对这些地方自然灾害的重视程度就低得多；加上有的地方官吏对自然灾害匿而不报，或由于交通不便，灾情不能及时传达到京师。所以这些地方的灾害史料相对较少。”有时发生了灾荒，文献中也不交代具体缘由。如东汉顺帝阳嘉二年（133）“春二月甲申，诏以吴郡、会稽饥荒，贷人种粮”。可知会稽在东汉顺帝时发生了“饥荒”，但并未交代为何发生。这可能与王文涛所言的“边远地区”“重视程度”等因素有关。

 

除去自然灾害外，会稽郡还经常发生疫情，对物价也有较大影响。由于南方的气候特点，段伟认为汉代疫病的一个特点是“南方和东部区域等气候温暖湿润地区易发疾疫”。东汉光武帝、安帝时期会稽郡有过疫情发生，“光武建武十三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左甚”，“是岁，会稽大疫”，“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疫情的出现必然也会对物价产生较大影响。由于《乌程汉简》138号简的具体时间不清晰，加上传世文献记载稀少，目前还无法准确判定米价上涨是自然灾害还是疫病导致，但乌程汉简提供了汉代江浙地区的灾荒和疾病的资料，有利于深化对这一地区经济史、社会史、医疗史等方面的研究。

 

乌程汉简146号简有“布价”的记载，摘录如下：

 

卖布踈（疏）。A1两端六百。B1五端千七百五十。B2七端二千卅B3此十四端当为C1[四千三]百八十。C2【正】十六端当为四千四百八十。A1都凡为钱八千八百六十。A2【反】

 

乌程汉简146号简自名是“踈”，整理者认为作“疏”，无疑是合适的，是指分条记录卖布的明细之意。依据简文记载，我们进行了布价的计算，列表如下：

 

 

从表中我们可以大体知晓每端布的价格，最低价是280钱/端，最高价是350钱/端，均价305钱/端。这些布价数据为研究汉代经济史提供了资料。遗憾的是乌程汉简是以“端”作为计量单位，而非常见的“匹”，这使得我们很难与其他资料进行对比。关于乌程汉简卖布的主体，我们推测是商贾。相关资料出现在乌程县廷文书中，可能是由于官府对卖布活动进行征税而遗留下来的。

 

关于“卖布踈”，西北汉简甘肃玉门花海汉简中有近似内容，摘录如下：

 

 

对比乌程汉简与玉门花海汉简中的“卖布踈”，两者的差异非常明显。乌程汉简“卖布踈”主要记录了卖布的数量和总价，支付的手段是钱；玉门花海汉简“卖布踈”记录了卖布的对象、数量、价格，支付的手段是谷物粮食。汉代进行支付时，货币和实物是并存的，“财政的支付手段，除了货币以外，还有粮谷、缣帛等实物”。从中我们可看出汉代“卖布踈”的格式似乎并不统一，各个区域有着自己的特点。

 

四、货币的“借与罚”

 

乌程汉简185号简有“儿兰所换吴库钱，有令来言遗。知兰换钱给急”的记载，从简文可知儿兰有“换吴库钱”的行为，并且“换钱给急”。关于“换钱”，目前最早的传世文献记录是晋干宝的《搜神记》。由于乌程汉简的时间早于《搜神记》，故乌程汉简185号简“换钱”的记载是目前最早的记录。《搜神记·张车子》记载：“吾昔梦从天换钱，外白以张车子钱贷我，必是子也，财当归之矣。”《搜神记·张车子》中的“换钱”从文意看是指“借钱”。另外，《晋书·庾敳传》记载：“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令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曾引用《晋书·庾敳传》的这条史料，并认为：“贵豪借贷，有为数颇巨者。”《晋书·庾敳传》中的“换钱”也应当是“借贷”之意。“换”字确有“借贷”意，《玉篇·手部》：“换，易也，贷也。”

 

关于百姓向官府借贷一事，传世文献如《周礼》《汉书》《后汉书》等均有记载。《周礼·泉府》云：“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郑众云：“贷者，谓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汉书·食货志》记载：“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此条是王莽时期的政策，对“民欲祭祀”以及“以治产业者”进行借贷。又《后汉书·朱俊传》记载：“朱俊字公伟，会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尝贩缯为业。俊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好义轻财，乡闾敬之。时同郡周规辟公府，当行，假郡库钱百万，以为冠帻费，而后仓卒督责，规家贫无以备，俊乃窃母缯帛，为规解对。”其中说周规“假郡库钱百万”，即向会稽郡郡库借贷钱百万之意，这也可以印证在会稽郡确实存在向官府借钱的情况。除传世文献外，西北汉简中亦有向“官府”进行的借贷，学者已有论述。

 

需要注意的是汉代向官府借贷虽有记录，但向私人借贷似乎更加常见和普遍。秦晖曾对西北汉简中的借贷关系进行过研究，在47例债务关系中，“除2例债权人为官府外，其余都是私人之间的债务关系”。至于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向政府借贷可能手续复杂，常有限定条件，并需要层层严格审核，以防官钱被商贾利用赚取高息；第二，政府放款速度慢，得到现钱的周期长。从乌程汉简185号简的“换钱给急”来看，无疑是迟迟未放借款；第三，如果到期未还出现违约情况，向政府借款可能后果更严重。从《后汉书·朱俊传》朱俊要替周规还所借郡钱来看，如果不还应该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此三点可能是很多人不愿意向官府借钱的缘由。

 

乌程汉简185号简儿兰“换吴库钱”是指向“吴库”借贷之意。整理者认为：“‘吴库’云云当指吴郡之库，则已在乌程改属吴郡之后。”据研究，“顺帝永建四年（129），因会稽郡境界广大，析置吴郡，吴、海盐、乌程、余杭、毗陵、丹徒、曲阿、由拳、娄、富春、阳羡、无锡、钱唐十三县别属吴郡”。由此，整理者言“吴库”是“吴郡之库”当是合适的，185号简的时间也当在顺帝永建四年之后。在乌程汉简之前尚无“吴库”的资料。由此，乌程汉简为研究汉代地方财政，尤其是江南地方财政提供了新的史料。

 

乌程汉简123号简有“徒山伐钱五千”的记载，整理者认为：“是用于劳作事务及支付的报酬”，思之恐非。乌程汉简123号简中的“伐钱”，不见于传世文献。居延汉简145.19记有一例：“甲渠候官建昭四年六月部候长伐钱□□。”乌程汉简123号简与居延汉简145.19中的“伐钱”当为同义。简文中的“伐”通“罚”，关于文献中两字通假的情况，已有学者指出。居延新简EPT52：640中有“罚钱”的辞例也可为佐证：“□罚钱案候部。”由此，乌程汉简123号简与居延汉简145.19中的“伐钱”均是“罚钱”。里耶秦简中“罚钱的事例比较多”，张家山汉简、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木牍中也有罚钱的情况，均可印证秦汉时期存在“罚钱”的现象。

 

简文中“徒山”的解读颇费解，需要注意的是悬泉汉简Ⅰ91DXT0309③：158－164－192记载有“山徒”，摘录如下：“神爵四年三月山徒名籍，鬼新卫明，故效谷步广里，从子赣求编书绳十丈；鬼新龙通，故济南郡菅平里，从子赣籍厉石。”悬泉汉简中的“山徒名籍”由张俊民编联，今结合乌程汉简怀疑“徒山”与“山徒”紧密相关，有可能是指受过刑罚（如鬼薪）的同一类人。乌程汉简123号简可能是指对受过刑罚的人罚钱五千。

 

余论

 

乌程汉简110号简简文还记载“府书趣市租”之事，整理者认为：“商贾买卖，官府还要收取市租”，可从。《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民田有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可为佐证。至于简文的货币记载，整理者认为：“官府收取市租后的钱币重量及换算值登记。”在正常情况下，钱币重量及换算值较为稳定，没必要再进行登记，但王莽频繁地改革币制，引起了市场混乱。林剑鸣对此曾有过经典论述，“混乱之币制，畸零错杂，互不相干，一齐投入市场，恐连王莽自己都不知如何折算”。学者对实物的研究也印证了王莽统治时期度量衡制度的混乱，“所见莽权皆为铜质，又多刻标称值，本当量值相对统一，然而却并非如一般情况。从实测数值所见，不仅各组之间存在较大误差，而且同一组中各件器之间也有大小不同的误差”。

 

关于度量衡，乌程汉简110号简有“足四铢得一两”的记载。依据《汉书·律历志》记载：“权者，铢、两、斤、钧、石也……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从中我们可知铢与两的比值是24∶1，而乌程汉简110号简铢与两的比值是4∶1，乌程汉简与《汉书·律历志》记载明显不同。在新莽五权之中，“铢权和两权尚无可靠的实物资料”。在缺乏实物数据的情况下，乌程汉简的记载提供了新莽时期铢权和两权的具体比值，史料价值较大，对新莽时期度量衡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乌程汉简147号简有“前得六十四箕”“后得七十箕”的记载。“箕”的本义是指“簸箕，扬米去糠的器具”，由于简文有“得”字，且前后分别得到了64箕与70箕，故我们推测“箕”在乌程地区也被用作度量物品的衡器，起着度量衡的作用。丘光明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中曾论及度量衡研究的复杂性，认为：“即使在统一政权下，常常也会出现一些与法定单位不统一的、地方性或行业性的单位。”“箕”应该就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单位，只是不知道“箕”的具体量值，有待进一步考证。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作者：姚磊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源：“史学集刊”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史学集刊》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