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鹏：毛岸英的一生，诠释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对于革命烈士，历史不应当太过凉薄。

 

比如毛岸英，首先要记住，他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烈士，他是一位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

 

我们都知道，毛岸英是他的孩子。

 

但毛岸英没有因为他获得任何的特权和优待，因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的孩子，和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孩子是一样的。

 

他这个人是无私的，有国家，有天下，有人民，唯独没有自己。

 

为了新世界，为了那条“人人平等、天下大同”的伟大道路，他失去了很多很多。他甚至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儿子、父亲、丈夫那样享受世俗的平安喜乐；他甚至要失去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志、爱人和孩子。

 

很多人不知道，毛岸英短暂的一生，从未担任过任何重要领导职务，更没有享受任何特权，大多数时候，他只是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普通年轻人，一个普通农民、工人、战士，很长一段时间，他只是在做共和国的一颗“螺丝钉”。

 

毛岸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充满了苦难，他8岁时就随母亲杨开慧入狱。在监牢里，他目睹了反动派的凶残，他时常看见有叔叔阿姨唱着《国际歌》走出牢房，走向刑场。他问妈妈：“什么叫饥寒交迫的奴隶？”妈妈说：“是那些被富人、军阀欺负的老百姓，是那些敌人杀死的烈士......”。

 

 

后来，母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年幼的毛岸英多方营救下被保释出狱，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来辗转来到上海，不幸的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很快也被敌人破坏。岸英、岸青、岸龙兄弟从此流落街头，两人相依为命，靠捡破烂、捡烟头、卖报纸、给人家推车为生，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还经常遭受巡捕和特务毒打。在严酷的生存条件下，最小的弟弟岸龙夭折了（因细菌性痢疾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即现在的瑞金医院），当时只有4岁。

 

1936年初，毛岸英兄弟俩才被地下党重新找回，通过张学良将军帮忙，由东北军爱国将领李杜送到苏联，进入苏联的共产国际儿童院，和来自20多个国家和民族的共产党领导人、革命烈士的子女一同生活学习。

 

 

毛岸英在苏联学习期间，正逢二战爆发，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他三次申请参战，要求不要特殊待遇，要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消灭法西斯。

 

1943年毕业时，他获中尉军衔。不久，他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校期间曾到红军中担任过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过进军波兰和捷克的战斗。1946年1月，他随苏共派往延安的医生一同乘飞机回国。临行前，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并赠送了一支手枪。

 

 

1946年初春，毛岸英回到了延安。回国后，毛岸英和父亲在一起只吃了两天饭，然后就去了农村学种地，上“劳动大学”，主席说：“你从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到吴家枣园去!那里能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毛岸英欣然收拾行囊，去上“劳动大学”，从开荒、耕种学起。

 

在村里人眼里，毛岸英这个小伙子不仅没有架子，还从不偷懒，干活也有模有样。白天，他学习开荒，运粪，施肥，点种洋芋、苞谷、谷子；晚上“学生”变成了“老师”，给年轻人们教文化课，给全村青年讲政治、讲科学知识。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天刚蒙蒙亮，他就给房东挑水、扫院子、劈木柴；晚上收工回来，他不是捎捆柴送给“五保户”，就是割捆草喂房东的牲口，还时常走东家、串西家，调查村民的生活状况。毛岸英“劳动大学”毕业，回到父亲身边。脸也晒黑了，手也磨出茧子了、头扎羊肚手巾，完全像一个陕北农民。

 

解放后，他从未在党政机关当领导，而是去北京机器厂做了一名工人，新婚之后，就去工厂下基层了。“工休的时候，大家就跟他天南海北地聊。大伙儿问他：你既是延安来的老资格，为什么不在北京挑个好工作？

 

他说：“这可比农村好多了，我原来当过农民。”大家明白了，这人敢情是个农民。于是就同情地问他：“那你家里肯定很穷吧。”他说：“我家不是农村的。”大家就围着他起哄：“住城里，你干嘛去当农民？”他乐了，就说：“俄大让俄去的。”（陕北方言：俄是我，大是父亲）大家哈哈大笑，“你大真够可以的！放着福不许享，偏让你受罪去”。”

 

当时的厂长回忆：“他骑自行车到工厂也就20分钟。可他除了星期六晚上回去一趟，其余时间都是和工人们在一起，睡大通铺。那时候，他才刚刚结婚”。

 

除了每个星期回一次家，剩下的时间他全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就是吃饭，也是按规矩排队买，然后端着饭盒，和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吃。那时候，工厂简陋，连个饭厅也没有，吃饭时就围一圈儿蹲着，他和大家顿蹲在一起吃饭。主食吃什么呢？窝头，还经常是在蒸锅里来回蒸的剩窝头，颜色由金黄变成浅黄，变绿再变黑，又苦又涩；菜呢，就是六必居酱园做酱菜削下来的苤蓝皮，用盐水浸浸，他和工人一样照吃不误。”

 

“195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来了两位工作人员，了解毛岸英在工厂工作时的情况。当时毛岸英在工厂又名毛远仁。一提起那位和大伙儿朝夕相处的“陕北来的年轻人”，谈起他，工友们纷纷竖起大拇指。最后，有人还埋怨开了：“这人抬脚走就把我们忘了，大伙儿多么惦记他，就是高就了，也应该抽点儿时间回来看看，我们也好替他高兴高兴！”听到这话，两位工作人员眼圈一红，哭了。大家觉得事情不妙，就听见那位说：“他已经在朝鲜战场牺牲了。”

 

屋里的人都惊呆了。在场的一位工人，忽然又想起了“延安人”的父亲让他当农民的事情，就追问：“他的父亲是谁啊？他那么听他父亲的话？”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说：“这是他亲自填写的履历表，你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栏。”他把其他栏目用手遮严，只留了一栏让大家瞧“父亲：毛泽东”。瞧着这五个字，所有人都落泪了。”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２８岁。

 

主席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毛岸英是他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牺牲的第六位亲人。

 

1951年3月，毛主席与他的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的‘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毛岸英去朝鲜之前，已经和刘思齐结婚了，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刘思齐是刘谦初烈士和张文秋的女儿，她的童年经历，和毛岸英很像。

 

 

 

给大家看一段刘思齐对毛岸英的回忆吧。

 

“那年他8岁，从监狱里头把他母亲押到刑场的时候，他就守在他母亲身边，然后，他抱着他母亲不让走，那小孩又哭，就痛哭舍不得，舍不得敌人把他扔开，就是说把他撕开，从他母亲身边撕开，扔到一边去，扔到那个监狱那个房子那个角落里，把他母亲押走了。”

 

“他可能在监狱里头，还住了半个多月20天才放出来，整个在监狱里头，他就是不吃不喝，大病了一场，出来的时候就一把骨头了已经。”

 

“我演了一个戏，然后在台上妈妈给抓走了，当时我就觉得那是真的了，把我妈妈抓走了，然后又哭又叫的，后来就要我下台。下去就把我带到一个高高大大的一个叔叔跟前，然后那个叔叔就问我多大了，叫什么，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女儿。后来我母亲说，我看了看我母亲，我母亲点点头，我就叫了一声爸爸，后来我想那是，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主席为什么一下子那么动情了，可能就是想到毛岸英、毛岸青。母亲牺牲了在上海，也是弃儿，等于也是弃儿，在流浪，可能想到这一些，想到自己的孩子了。所以就感觉到就有那种内心的有一种情感的一种波动在那里。”

 

“在武汉，我爸爸把我妈妈带着去看主席，然后就看见那个，看见他们两兄弟，岸英、岸青两兄弟。两兄弟在那跑来跑去的，我妈妈说岸英还给她抓了两把花生，那小手抓得满满的送过来，我妈妈很喜欢这个孩子，就说这个孩子真可爱什么的。当时主席还说，说那你们俩赶快生女儿，我们就那个什么，将来就亲家，结果我爸爸还说，说我们还没结婚呢，把我妈妈说得挺不好意思的，说我们还没结婚呢。”

 

“他带我去看《三毛流浪记》，然后看的时候，他就非常激动。他非常激动，看完了以后，他一直坐在那不动，人家场子里人都走完了，他还坐在那。后来我告诉他，我说人都走了，我们走吧。然后他就站起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三毛所有的生活我都经过，捡垃圾，捡烟头啊，卖报纸，给人家当小童工啊都干过，兄弟俩当童工，还有推车，就是在什么白渡桥，他们就在后面推，推上去了，下去的时候拽着那个车，不让它下滑太快。就这样一次大概是一个铜板，两个铜板。”

 

“他刚回来，据说是穿着苏军的那个军服，西装啊，什么担担肩，伸伸手啊，就是外国人那些动作吧，然后，主席看到就不得劲，然后，主席就让他把那些衣服都换了。主席给了他几套主席自己穿的，那个旧的那个灰布军装，他穿得咣荡咣荡的，主席比他胖啊，他都愿意，他很高兴穿上。”

 

“他等于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山上下乡的知青，他就下去了，下去以后整个一个就是，应该说是一个农季，就是从开地、犁地，一直到播种、拔草、浇灌这些，到收割一直到入仓，他整个一个劳动下来没叫过一声苦，手上都是血，都是那个血泡，然后都是茧子。”

 

“他去访问的都是最穷苦的，最穷苦的那个，最困难的，最穷苦的哪些人。他把他们很细的，就是每一个人的家庭收入，生活水平什么，他都非常，了解得非常清楚，写了那个工作日记写了很多。”

 

“他好像就是穿着一套那个照相的那个黑色的，好像那种很薄的那种呢子的衣服，那是他工作的时候的工作服等于是。我没衣服，我没衣服，我记得我妈妈找了半天，找了一块棕色的条绒，赶着做了一件列宁服。裤子都是我原来穿的什么裤子都没换，就那样。后来在我辫子上，我扎两根辫子，在辫子上给我系两个蝴蝶结，还有李不知道是谁，不知道从哪折了一朵花戴到我头上。”

 

“他做了一个长期计划，他准备在工厂工作十年，二十年搞出一套党在工作，党在工厂里头的工作经验，应该怎么做，工厂，党的工作应该怎么做，解放以后，而且他也下决心要把这个要学技术了，这个时候要学技术了，买了很多的这个机器制造的书什么，现在那些书还在。就是绘图的，制图的，机器制造的，什么材料力学，我那时候我看了，我都不懂，它又是俄文的，反正看着他是准备从头学起了。”

 

“十月，他那个白衬衣的口袋蓝墨水出来了，染了这么大一块。后来我说你衬衣怎么会染了墨水啊，他说坐飞机笔管裂了，墨水漏出来了，我才知道他从外面刚刚回来。以后他就说，他说第二天还要走，他说他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跟我讲说那个交通不方便，不来信的话不要着急，所以我有他这个话垫着，垫了底了以后，很久不收到他的信的话，当时我也没着急。”

 

“他要我照顾岸青，跟我说他不在北京，我每个礼拜还得去看主席，就说去看爸爸，不要他不在，我就不去了，我说不会的。我说我会每个礼拜都回去的。”

 

“他当时就问我，他说现在世界上还有个朝鲜你知道，有个朝鲜半岛，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有啊，我说不是在打仗。他说你还挺关心政治，挺关心时事的，是挺关心政治的我忘了，然后马上就说别的去了。马上就转移话题了，我也没在意。”

 

“他就不让我送，我说还是送一送吧。送到门口他就几次走都走不开，就是好像，后来就转过去就要走，要走又转过来给我鞠了一个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就回头就走了，当时我就有点发懵。因为从来，结婚以后他出过几次差嘛，出过两次还是三次差都没有这样，都没有说鞠个躬，当时我还有点发懵，我说出差鞠什么躬啊，我说。那时候也没有多想，也没有多想……”

 

但这一别，两人再也没有相见，毛岸英永远留在那片土地上了。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毛泽东瞒了刘思齐3年。毫不知情的刘思齐依然按照丈夫的叮嘱，周末陪毛泽东。毛泽东常常给她讲毛岸英小时候的事情，说到兴处，还会笑出声来。

 

直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抗美援朝胜利，中国志愿军将陆续回国。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再也瞒不住了。

 

“我记得那年夏天，在主席的办公室里，我问他：‘爸爸，岸英好长时间没有来信，出差后就来过一封信，是怎么回事？’主席说：‘他已经不在了，牺牲了……’”“似晴天霹雳，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刘思齐痛不欲生，放声痛哭起来。

 

毛主席劝慰她说：“我知道你对岸英的感情很深，亲人之间的离别是很痛苦的，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我和你开慧妈妈离别的时候，她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我说我们会很快见面的，让她回去，她就是不回，站在那里望着我，直到我们互相都看不见了。3年后，却传来她不幸的消息！还有你们泽民叔叔，泽覃叔叔，泽建姑姑，楚雄小哥哥……”

 

 

1959年，刘思齐由妹妹邵华陪同，去朝鲜为毛岸英扫墓。

 

毛岸英离开十余年，刘思齐仍然孑然一身。毛泽东对刘思齐非常关心，多次劝她改嫁。1961年，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封信：

 

“女儿：你好！那有忘记的道理？隔久了，疑心就生了，是不是？脑痛要注意，是学习太多的原因。

 

还有就是要结婚，你为什么老劝不听呢？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一信给我为盼！问好！”

 

当年秋天，刘思齐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科研部工作。在毛泽东的敦促下，刘思齐和空军学院教师杨茂之重建了家庭。再婚的刘思齐生育了4名子女，当长子出生时，夫妇俩一致决定，为长子取名杨小英，以纪念毛岸英......

 

1962年2月，刘思齐和杨茂之的婚礼在北京南池子刘思齐的四合院中举行。终于了却了心思的毛泽东，欣喜之余手书一幅自己刚刚创作的《卜算子·咏梅》，作为新婚的贺礼，并给了300元钱叫刘思齐自己购置礼品。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2010年，已是八旬老人的刘思齐又一次来到朝鲜，也是第一次来到毛岸英当年牺牲的地方——大榆洞。

 

 

同样是2010年，刘思齐老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住院的时候有个同事去看我，告诉我网上有人写毛岸英是因为做鸡蛋炒饭而暴露目标的。这些毫无根据、不负责任的言论让我非常难受，因为我……我就想到，一个烈士献出他生命的时候只有28岁，他在献出自己生命前，遭受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他是活活烧死的，除了古代的凌迟，没有再痛苦的了。网上究竟是什么人，可以对这样一个烈士说出那种话来？他们的心得是多么冷酷？鸡蛋炒饭！朝鲜战场那么艰苦，哪里来的鸡蛋，哪里来的大米，那时候他们吃的是没有破壳的高粱米，排出来还是一粒粒的........“

 

当年毛岸英转头冲进作战室，是为了抢出地图，而他牺牲的时候，除了彭总，并没有人知道他是”毛岸英“，只知道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志愿军翻译、”刘秘书“，是个活泼、开朗、努力工作的大男孩。

 

 

我说这么多，不是为了证明毛岸英有多么优秀（实际上他太优秀了），而是再说——翻译翻译，什么叫做的“镀金”？他的一生，明明是一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

 

想要“镀金”，根本不需要把孩子送上九死一生的战场，也不需要孩子去当农民、当工人。

 

我们看看蒋介石是怎么给蒋经国“镀金”的：蒋经国1937年回国，1938年寸功未立就授予少将军衔，1939年就去当江西保安司令，之后历任江西防空司令、省委委员，那些对革命苏区的大屠杀和白色恐怖，很多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抗战结束后直接被安排进了国民党中央，担任三青团的一把手，这才叫“镀金”，这才叫培养“太子”。

 

毛岸英的一生，从未受到任何来自父亲的优待和照顾，只有不断地下基层、上战场，当农民、当工人、当战士，只有不断地磨砺和锻炼，甚至直到牺牲，身边的同志都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至于毛岸英烈士的信仰、水平、理想、觉悟，我想给大家贴一封信，是毛岸英烈士生前写给表舅向三立的。

 

 

“三立同志：来信收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

 

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舅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性，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舅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舅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舅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处理。但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已开始工作了吧，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祝你健康！岸英上 十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不长，但我希望大家都能好好读一读，这是了解毛岸英本人最好的一封家书，这封信充满了唯物主义色彩，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对“共产党人的人情”做了精彩的诠释。

 

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

 

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些歪曲的“地摊文学”、“发明历史”，扭曲了人们正确的“共同记忆”，有一段时间，网络上不但贬低、抹黑毛岸英，捏造谣言，甚至还有人堂而皇之吹捧对人民犯下累累血债的蒋介石父子。这些人年复一年如复一日重复着拙劣的谎言，丝毫认识不到他们的双标和荒谬。

 

毛岸英不是个符号，而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位为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发展，是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对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牺牲在异国他乡的烈士，对于烈士，难道不应该心怀感恩吗？

 

刘思齐就批评过：

 

“以前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有些出现过毛岸英，但编剧、导演显然对他不够了解，是非常的不了解。

 

比如，毛岸英出来就站在毛泽东旁边，呆呆的，唯唯诺诺的，根本就是把这个人给毁了，好像个傻瓜一样。

 

可反过来，电影、电视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常常是精明能干，还挺有人情味的，那时我心里就有个想法，既然你不了解，就不要写他，他既然出来了，就应该有鲜活的生命，不是吗？”

 

历史是曲折螺旋向前发展的，人民会学习，会进步。

 

今天的人们，比10年前、20年前，更懂毛泽东，更懂他为革命牺牲的一家人。

 

毛岸英确实是他的儿子，他一生太苦了，六位亲人牺牲，他的兄弟子女从未享受过特权和待遇，战死的战死，被杀害的杀害，有人被“误解”了几十年，有人至今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

 

毛岸英是工人、农民、战士，是一个共产党人，更是新中国的英烈。

 

捍卫英烈，就是捍卫新中国。

 

（作者：申鹏 ；来源：平原公子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