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雨｜淄博饕餮盛宴：齐文化三记

 

作为山东人，不能不向往齐文化。作为中国人，不会不熟悉齐文化。它是无尽的风云往事，无数的风流人物，挂在我们嘴边，淌在我们血里，可又太厚重、太博大，乃一本翻不完的大书。当我鼓足勇气，走进临淄故都，如登河汉，四顾庄严灿烂；栗栗危惧，而又欲罢不能。短短一日半的行程，参观了齐文化博物馆、拜谒了姜太公衣冠冢、凭吊了牛山管敬仲墓。神游千载，归来略述繁华。

 

 

 

（上篇）泱泱齐风：致思齐文化博物馆

 

东夷千秋

 

“齐之所以为齐者，以天齐也”。《史记正义》开宗明义讲述了齐地身世的不凡——临淄古城东南有一处天齐池，先民相信此乃“天之腹脐”，由是成为神圣的“天主之祠”，在齐地“八祠”中，“天主”无疑高居宇宙至尊，临淄带着王者桂冠降临世间。

 

上古文字中，“齐”字或像一簇麦穗，或像一簇箭头，尘世之中，农业乃文明的基础，武力乃立国的前提。世代成长于斯的东夷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汇成中华民族的主干，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行。东夷的“夷”字，像是一个威武的山东人背负弓箭，然而这里又是“仁而好生”的“君子之国”，奠定了山东人与生俱来的气质。毕竟，海岱之国乃托起朝阳的地方，齐鲁先民以思想文化的光芒，照亮了文明进程，塑造着民族面貌，齐地乃聚焦点之一。

 

早在与“北京人”相当的旧石器早期，“沂源人”就在齐地留下了足迹。历经漫漫时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一步步演化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踏出“上百万年文明起步”。约一万年前，山东先民迈入新石器时代，向着文明的曙光进发，从三皇五帝到虞夏，历经考古学上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谱写出自成体系的文化发展序列。深厚的历史根基，壮阔的历史舞台，使东夷人成为缔造中华文明、华夏民族与早期中国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其中，五六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已进入农业时代，见证了文明的孕育与国家的诞生，陵阳河陶尊便刻有图像文字。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时代，与五帝开辟华夏之功相对应，黄河上下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文化局面。这一时期，继三皇之尊的太昊伏羲氏、少昊金天氏以及战神蚩尤之后，伟大的东夷领袖虞舜接受唐尧禅让，建立了虞朝。此后，东夷前贤皋陶、伯夷一度成为帝位继承人，伯夷虽因夏朝家天下未果，但其后代姜太公辅佐周朝崛起，成为齐国始祖；嬴姓在山东出发，最终建立了第一次混一万邦的秦朝，终究君临天下。

 

夏商千年之间，夷夏东西，恩恩怨怨，上演了东夷首领后羿代夏、夏禹子孙少康复国，历经无数交流交锋，终将碰撞融合定于一尊，东夷部族臣服于中原地带的中央政权。有种说法，代夏而起的商朝乃东夷分化而来。商人和东夷同样以禽鸟为图腾，直到商朝覆灭，东夷长期是商朝统治的重要根据地，临淄西北的薄姑乃其重要方国，济南大辛庄则是重要据点之一。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商朝的亳都很可能就在曹县，迄今有商汤陵遗址。

 

太公首封

 

彻底改变上古东夷文化面貌的，是西周封建齐鲁。八百年间，东夷时代逐步淡出历史，从文化到血脉与诸夏融合无间，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中，齐鲁文化横空出世。在今日山东的版图上，以“五岳独尊”的泰山为中心，南部地接中原的鲁国，循着周公之子伯禽“革其俗、变其礼”的建国思想，发展为东方礼乐中心，“郁郁乎文哉”，孕育了孔子、孟子等伟大先圣；北边坐拥山海之利的齐国，融合夷夏奋发图强，成为首屈一指的东方大国。如果说春秋战国乃中华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那么齐地便是思想文化进步的“重心”之一。其奠基国本者，正是与“文圣”孔子并称“武圣”的姜太公。

 

人类历史，总是以地理环境为舞台。吕思勉先生说，“亚洲的东部，在世界上是自成其为一个文化区域的”，这个广阔区域声气相通，奠定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基因，使得“中国民族以同化力的伟大闻于天下”，山东乃早期最主要的参与者。步入春秋战国，“当时号称大国的，有晋楚齐秦”，恰好分布四方，鲁国等老牌中原大国，“反夷为二三等国了”。其中的规律，在于新兴大国“因为和异族接近，以竞争磨砺而强，而其疆域亦易于拓展”，拥有后发优势，其间隐藏着齐国历史的格局。

 

在兴周灭商的革命中，“师尚父谋居多”，姜太公以首功封齐，《晏子春秋》追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营丘，为地五百里”，担负起雄镇东方的重任。齐国的诞生并非简单的“空降”，而是来自艰辛的开拓。东夷方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强者如林，商朝灭亡原因之一就是在东夷穷兵黩武，所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商周之际，“会纣之乱而周初定”，太公首先面对的就是土著“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太公以霹雳手段，对外击败莱侯，对内镇压“顽民”，迅速稳定了政局，随即着手全面建设。

 

此时的齐国“地潟卤而人民寡”，太公领导先民“辟草莱而居焉”，制定了三大国策：在政治建设上，“举贤尚功”，不拘一格降人才，号召实干兴邦，鼓励干事创业；在文化建设上，“因俗简礼”，立足国情世情民情，简化周礼，实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迅速赢得人民；在经济建设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比较优势，开发矿产资源，打造“海上山东”，以农工商并举，推动协调发展，加强货币管理，发展对外贸易，迅速实现国富民强。“齐国制造”广泛赢得国际市场，“冠带衣履天下”。这些宝贵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齐国历史传统，迄今用之不竭。

 

西周开国不久，武王去世，爆发“管蔡作乱，淮夷畔周”，新政权风雨飘摇。艰危时刻，太公与周公两位元老东西两线出击，一举平叛，再造周室。成王命召康公授予太公征伐大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太公以其神妙莫测与丰功伟绩，为齐国霸业奠定了雄厚基础，开创了永远的齐文化。

 

春秋霸业

 

回顾历史，太平的时光总是那么可贵。周室东迁后，中央政权急剧衰落，意味着社会陷入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礼崩乐坏，王纲解钮；兵戈碰撞、戎狄入侵；思想交锋，谋略纵横，数百年间上演着苦难辉煌。面对“内外多事，亟亟不可终日”之局，霸政时代到来，齐国注定不会碌碌无为。

 

按钱穆先生概括，“霸者标义，大别有四”：一是“尊王”，把中原诸侯在共同旗帜下组织起来，客观上“为中国逐次形成中央郡县大一统国家之酝酿”；二是“攘夷”，保存华夏文明，抵抗外来侵略；三是“禁止篡弑”，采取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各种手段，维护联合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四是“裁制兼并”，在盟主主持下，维护各国安全主权发展利益。因此，“霸政可以说是变相的封建中心”，填补着中央统治力量的空白，而“其事创始于齐”。

 

春秋之初，庄公、釐公父子为政百年，国势持续稳定，国力持续发展，形成“庄釐小霸”之局。襄公继位后，虽昏庸无道死于内乱，导致齐国接连政变，但依靠强大国力，仍向东攻灭纪国，向西吞并今菏泽境内的郕国，使齐国疆土纵贯山东。诚如后来《管子》总结的：“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泱泱天齐，乃英雄用武之国。公子小白在鲍叔牙辅佐下，战胜管子辅佐的公子纠，率先回国夺取君位，是为桓公。鲍叔牙深知管子具有“宽惠爱民、治国不失秉、忠信可结于诸侯、制礼义可法于四方、使百姓皆加勇”的王霸之才，举荐代替自己出任首辅。桓公放下夺位中几乎将自己射死的一箭之仇，定计在鲁人刀锋下抢出管子，成就齐国霸业。

 

管子当政后，立足当时主要矛盾，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修旧法，择其善者而创之”，在继承传统基础上与时俱进，大刀阔斧推行全面改革，围绕内政外交，实施“尊王攘夷”、“选贤任能”、“官山海”等一系列重大国策。例如：

 

在地方治理中，“三其国而五其鄙”，意在加强中央集权，“作内政而寄军令”，实现寓兵于民；在政府建设中，建立逐层选拔人才的“三选”制度，为人才进入体制打开通道，避免社会阶层固化；在阶层管理中，实行“四民分居定业”，使民众世代安守职业，提高社会生产力；在农业政策中，推行“相地衰征”，即在一定意义上实施“包产到户”，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在经济体制中，首创盐铁专卖，为政府开辟了稳定而丰厚的财源。同时，统一货币，平抑物价，招商引资，刺激消费，加强宏观调控，储备战略物资，为霸业奠定了雄厚基础。

 

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永远是大国面临的主要考验。依托强大的综合实力，管子辅佐桓公伐戎救燕，迁邢存卫，问罪强楚，安定周室。在葵丘会盟中，桓公主持盟约，维护各国政治统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周襄王一度遣使参会，齐国霸业达到了顶峰。孔子盛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齐桓君臣驱逐戎狄，存亡继绝，史载“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从”，以信义赢得诸侯，保卫了华夏文明共同体。即便崇王贱霸如孟子，也充分肯定“五霸，桓公为盛”。

 

苏洵《管仲论》有云：“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管子去世后，桓公年老昏聩，重用奸佞小人，一代霸主饿死深宫。“五公子各树党争立”，骨肉相残，篡弑相继，齐国霸业在悲剧中落幕。但历经起伏，齐作为东方大国的地位无法撼动。齐晋鞍之战失败后，顷公调整政策，对内争取民众，对外“厚礼诸侯”，逐步走出战败阴影。此后灵公兼并莱国，将整个山东半岛纳入囊中。

 

中经崔褚杼之乱，庄公死于荒淫。景公即位，在一代名相晏子辅佐下，保持长期安定，经济繁荣，时值晋霸衰弱，形成晋楚齐秦各霸一方之势。《史记》高度评价：“晏子事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国无道，即衡命。”晏子倡导以礼治国，薄敛省刑，对外折冲樽俎，不辱君命。尽管与孔子在政治上颇有抵牾，不妨碍孔子对其充满敬意，称赞“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大国最大的危机，总是在内部裂变。景公时代，君轻臣重的“病灶”已经形成，《左传》载晏子已经忧虑“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预见到“齐其为田氏乎！”田齐祖先原为陈国公室，桓公时避乱来齐，历经长期发展成为大族。利用公室昏庸腐朽，夺取民心成为关键一招：贷给群众粮食时以“大斗出，小斗进”，小切口大文章，没有引起景公警惕。其局面是“今公室骄暴，而田氏慈惠，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晏子去世后，田氏在外结援诸侯，在内废立君主，争取各方面力量，一步步把持朝政。到了平公时，田常提出“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操纵司法大权剪除异己，孤立公室，“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直接控制的地盘已大于公室，姜齐时代接近尾声。

 

战国纵横

 

纵观春秋之末，“霸政衰微，变而为大夫执政。”在晋国，韩赵魏消灭知伯三分其地，加快了田氏夺取政权的步伐。时机成熟后，田和通过魏文侯遣使周天子，承认了田齐的诸侯地位，“列于周室”，确立了政权合法性。田氏代齐，成为历史进入战国时代的重要标志。战国二百数十年间，惨烈的大国对决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社会最动荡、谋略最精彩、思想最活跃的时期。留下江山一统，百家争鸣，永久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形态，而齐国乃最主要的舞台之一。

 

到了威王时代，以继承齐桓霸业为己任，起用邹忌、孙膑、田忌、淳于髡等卓越人才，改革内政，富国强兵，终于“一鸣惊人”。在战国之初的大国争霸中，齐军以围魏救赵、增兵减灶等经典战术，先后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击败魏军主力，取代魏国成为新的霸主。迫使昔日自封“夏王”的魏惠王到徐州朝齐，两国互尊为王，史称“徐州相王”。十余年后，魏国又联合韩赵等国发起“五国相王”，借以建立对抗齐秦等一等强国的“统一战线”，虽因大国抵制未达到预期效果，标志着周王权威彻底丧失。

 

宣王继承威王余烈，“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志在一统天下。利用诸侯相攻、燕国内乱之机，命大将陈璋率兵“三十日而举燕国”，取得惊人的军事胜利。但由此造成“国际均势动摇，各国环顾不安。”孟子警告：“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建议宣王“谋于燕众，置君而去之。”宣王审时度势放弃了占领，虽一度让万乘之燕臣属于齐，双方从此结下了深仇。

 

汉《盐铁论》总结，愍王继位后，“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齐国霸业达到了顶峰，一度出现“秦昭王为西帝，齐愍王为东帝”的局面。然而《荀子》所谓：“庆者在门，吊者在闾”，齐国强势扩张严重破坏了国际均势，此时的愍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燕昭王抓住复仇机会，委任名将乐毅，联合五国之师，一举击败上下离心的齐军，“取齐七十余城，惟莒、即墨不下”。愍王在流亡中死于非命，齐国一蹶不振，秦国成为独强。

 

反思这段历史，印证了孟子当年的和平崛起路线：“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异于邹敌楚哉？盍亦反其本矣！”列强虎争，天下“以攻伐为贤，”孟子以人民为中心的仁政思想看似迂阔，却是历史进步的根本。危难之际，田单以卓越的军事天才力挽狂澜，坚守即墨期间，鼓舞军民同甘共苦，同仇敌忾，“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抓住燕昭王辞世之机，巧妙利用燕国内部矛盾迫使乐毅去职，随后以诈降麻痹燕军，摆出火牛阵一举破敌，乘胜收复故土。田单“遂以复齐，遽迎太子于莒，立之以为王。襄王即位，君王后以为后，生齐王建，”齐国迎来最后的中兴。

 

齐王建继位后，依靠母亲维持政局，“君王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母亲去世后，任用小人得志的娘舅后胜执政，被秦人的糖衣炮弹打得一败涂地。《战国策》留下了齐国的死亡记录：“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在长达两代人的太平日子里，秦人纵横捭阖，远交近攻，齐人苟且偷安，醉生梦死。可怜八百年英雄乐业，一旦以屈辱的方式，汇入了大一统的洪流。

 

稷下星空

 

回顾历史，也许最让人震撼的，不是早已消逝的霸业云烟，而是历久弥新的思想文化。稷下学宫通过它传播的思想，永远沉淀在我们灵魂深处。

 

战国之世，“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在激烈角逐中，人才与思想成为关键变量。汉代《论衡》所谓“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各国争相“养士”。田齐桓公时，即在临淄小城西面的稷门建起学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到了威宣时代，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更要以优厚的待遇、宽松的环境招致天下贤达。或“开第康庄之衢”，或赐予“上大夫”之位，各派学者在此“议论而不治，”可以专心聚徒讲学、自由辩难，著书立说，指点江山。一时文星闪耀，司马光所谓“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一百五十年间，稷下学宫引领文化潮流，成为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例如：

 

儒家无疑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孟子曾长期游历稷下，《孟子》书中大量篇幅来自与齐宣王的对话，传播王道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政治文明的正统观念。荀子乃继孟子之后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襄王时在稷下“三为祭酒”，培养出韩非和李斯两位高足，成为法家代表人物，促成了秦朝统一大业。《管子》内容极为宏富，被今人誉为“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梁启超先生指出，“《管子》一书，实国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书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战国时其后辈所纂述，”即来自稷下管仲学派。今人颇感陌生的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提出“大九州”学说，认为“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焉”。以今日全球眼光看来，岂不信然！其“五德终始说”，成为历朝阐释其受命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

 

历史进程中，“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齐国灭亡后，中经秦朝文化灭绝，汉代文艺复兴，流风余韵所在，齐鲁之学独领风骚，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汉初以“黄老之术”为立国指导思想，主张“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出现了“文景之治”，其理论源头即出自稷下。西汉重经学，汉初“五经八师”中齐人占一半，董仲舒即公羊学大师齐人公羊寿弟子。适应大一统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千年来凝聚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故《汉书》称，“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奋，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此后，以儒术拜相的齐人公孙弘，成为儒学独尊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齐地文风骀荡，到了东汉之末，郑玄打破今古文经界限，宗古兼今，深通博达，集两汉经学之大成，齐文化从高峰走向高峰。

 

泱泱天齐，从未谢幕，来自日出东夷，汇入历史星河，凝聚成灿烂的齐鲁文化，永远照彻东方文明的时空。

 

 

（中篇）周师齐祖：致思姜太公衣冠冢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根据太史公记载，姜太公是我们山东人最伟大的祖先之一。“封神”之后，留在故都临淄的，是他的衣冠冢。

 

《礼记》云：“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太公辅佐文武二王，缔造周朝八百年江山，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文化面貌。商周革命之际，“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谋计居多”，武王开国，“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太公不仅是齐国的始祖，更是王朝的柱石；不仅开创了齐文化，更是中华文化中神明般的存在。返葬于周，发迹之地，也就顺理成章。而齐国子民不可能放下对太公的追思，于是有了这座衣冠冢。如今临淄人重立祠堂，守护神圣的祖脉。

 

太公冢前，耸立着刻有武成王名号的石碑。《史记》云：“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可以说是中华军事文化的鼻祖，历来被作为武圣人顶礼膜拜。李唐时代，太宗便借用太公的神力，自诩太公转世，戡平祸乱。玄宗时诏令各州建立太公庙，“乡供武举人上省，先令谒太公庙。每拜大将及行师克捷，亦宜告捷”。肃宗时追封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与文圣孔子并列，成为文韬武略的最高象征。太公以其神鬼莫测，以神明形象活在子民心头。中国人可以不知道他的《六韬》，没有谁不知道封神榜。

 

衣冠冢下，簇拥着太公后裔诸多姓氏的先祖碑。令人震撼的是，包括丁、高、卢、许等大姓在内，太公后裔多达上百个姓氏。太公一脉出自炎帝，虞夏之际，“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于是被我们胡姓的祖先大舜封到了吕，故太公“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绕行古冢，仰望太公功德巍巍、血脉繁昌。他的神明照耀万古，他的子孙遍布万国，这看得见的神力，岂是区区神话所能譬喻？

 

然而成就太公伟业的，依然是齐文化一以贯之的“以人为本”。在太公的擘画里，周朝革命成功，不可能仅仅是靠“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所谓“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讲的是天道。史载文王“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为推翻商朝政权，制定了“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为之先唱。天下和之，极反其常”的宏大政略。政略的展开，固然是《兵经百字》总结的“谋成于密而败于泄”，但核心仍是“修德”。后世兵家《素术》第一章云，“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欲。”一切从实际出发，得贤才之辅佐、诸侯之拥护、人心之归附，乃周朝得天下、守天下的根本。太公所谓“国之大务”，不过“爱民而已”。

 

《六韬》一书，以太公与文王父子的对话，展开了治国平天下的文韬武略，宋代列于武经七书之一。大概最初是“著于金版”，珍藏于国家档案，由齐桓时代或稷下学者编著而成。要之如此宏大的思想方略，只能来自开天辟地的历史实践。上古中华元典的降临，似乎总是来自经典的时代，历经后人无数心力凝结而来。与孙子、吴起等将领著作的兵书不同，《六韬》从平天下的政略展开，并非单纯阐释军事谋略。唯有太公辅周灭商，方有如此格局。

 

五百余年“大邑商”，中后期逐步丢掉了祖先的优良传统，“帝甲淫乱，殷复衰”。到了“帝乙立，殷益衰”。国势至此，“材力过人”的纣王即位，“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让人想起隋炀帝——没有过人之才，不足毁灭一切。而此时的“小邦周”，文王继位，“尊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只等天赐圣人，辅成大业。

 

如太公所言，此时老大帝国的商朝，“曼曼绵绵，其聚必散”；韬光养晦的周人，“嘿嘿昧昧，其光必远”，面临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太公博闻，尝事纣”，洞察商朝风俗颓败、吏治腐朽、经济凋零，“此亡国之时也”。一旦革命力量顺天应人，“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以卓越的思想、崇高的道义、强大的武力，必将开辟新时代。于是太公离开商朝，“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西伯”。

 

太公早年历尽坎坷，《尉缭子》载：“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孟津，七年余而主不听，人人谓狂夫也。”这段经历，令人想起《商君书》的论断：“有高人之行者，必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毁于民”。没有谁能够理解太公，磨难可以成就太公，终于在改天换地的历史剧场，迎来与文王的千载一遇。被《六韬》静水流深的片头，演绎的荡气回肠。

 

故事的主题，从文王出猎引出，卜者谓“兆得公侯，天遗汝师，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在渭阳之滨“卒见太公，坐茅以渔。”胸怀天下的圣王，遇到了超凡入圣的高士。太公的讲述，从钓取天下之道展开：“钓有三权：禄等以权，死等以权，官等以权，”团结天下英才，出生入死，共展宏图。实现“天下归之”，最根本的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所谓道、德、仁、义，不见得高谈性理，在于尊重人性、顺应人情、凝聚人心，与人民同甘共苦，为人民兴利除害，让人民安身立命。一席话打动了文王，“乃载与俱归，立为师。”

 

我不相信有如此神奇的历史瞬间，然而只有如此瑰丽的历史画面，才能揭示真正的历史精神。探求历史真相，不见得拘泥于历史细节。作为一代圣君，文王关心的首先是天下治乱，究竟取决于天心还是人事？太公以唐尧的历史经验，指出“福祸在君，不在天时”。唐尧的伟大，在于“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把握历史规律，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瞎折腾。制定一系列施政纲领，实现廉洁从政，发展经济，醇厚风俗，严明法度，保障民生。“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为周人的建国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其核心思想，仍不外乎以人为本：“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在生产生活各方面，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治国理政，力求“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虑”，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事业的长盛不衰在于作风建设，“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注意照顾同盟者的利益，“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在国家治理中，以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确保经济繁荣、民生稳固，把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势力，“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对于各种敌对势力，则要敢于斗争，果断出击：“日中必慧，操刀必割”。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太公对干部队伍的选拔提出了六条金规：仁、义、忠、信、勇、谋，包含了今日“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对干部的考察使用，强调考核政绩，用人所长，“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材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保持客观公允，杜绝团团伙伙，“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坚决避免“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完善干部激励和问责机制，“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做到奖罚分明，能上能下。惩治拉帮结伙、生活腐化、欺压群众等“六贼”，警惕投机钻营、高谈阔论等“七害”，包括坚决打击“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的各种邪教邪说。

 

在最高领袖坚强领导下，周人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力求人民拥护、干部忠诚、治理高效，实现“正群臣，定名实，明赏罚，乐万民”。保障军队思想统一、指挥有力、纪律严明，“凡用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进而以神鬼莫测的军事艺术，发挥出强大战斗力。宏大的政略，为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奠定了雄厚基础。

 

“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太公主张把握历史大势，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注重调查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把握事物本质，作为决策依据。“何啬何忧，万物皆得；何啬何忧，万物皆遒”，事物自有规律，需要“优之游之，辗转求之”，从而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面对“商王虐极，罪杀不辜”的暴政，人民亟需获得解放，“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取天下者，若逐野兽，天下皆有分肉心”。关键是“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践行群众路线，建立统一战线。

 

但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要接入文明正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依靠人民，顺应时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理顺政治关系，完善地方治理，加强思想文化建设，“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化直，变于形容。”最终实现“各乐其所，人爱其上”的和谐社会。在政治路线上，坚决避免“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导致“上下不安其命，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

 

面对尖锐的国运之争，不仅是综合实力的竞逐、军事斗争的对决，太公总结了从人心人事人情上颠覆敌人的“文伐之法”，例如“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无论是对干部的糖衣炮弹，还是对民众的奶头战略，令人高度警醒。太公重视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面对大国角逐，主张要善于“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重以众”，警告“太强必折，太张必缺”。从历史经验看，譬如春秋时吴国因争霸胜利而猝死，日本因四处侵略而投降，可谓确论。但一切的一切，还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启天下。”

 

感怀古今，神游千载。太公给我们留下了光耀万古的思想财富，珍藏在齐文化的宝库里，让一代代中国人顶礼膜拜，香火永传。

 

 

（下篇）华夏一相：致思牛山管敬仲墓

 

最初知道牛山，是因为孟子游历齐国时的评论：“牛山之木尝美矣”。《晏子春秋》上齐景公君臣登临牛山，一句“堂堂之国”的眷恋，让人把牛山与临淄的大国气象融汇在一起。二三千年前，在这临淄近郊的名胜，可以俯瞰都邑的繁华，可以畅享林间的野趣，也成为许多齐国王公身后的归处。齐桓公、齐威王……在这里可以遥见许多辉煌的背影。当泱泱天齐早已汇入历史的星空，让我有缘与牛山偶遇的，是因为管子——今人在坟茔旁建起了宏伟的纪念馆。当牛山不再因齐都而显赫，终因管子而长青。

 

作为中国人，当然崇拜管子，何况身为齐国故地的子民。一部《管子》，由管子生前开创的思想与事业发展而来，煌煌八十六篇，在诸子百家中裒为巨帙，被誉为“百家争鸣的高潮”，而又超越百家之门庭，凝聚着经典时代最经典的智慧，囊括着国家生活各领域的秘诀，让人望洋兴叹而又取之不尽。我们很难认识管子，而梁启超先生一句简单的介绍已经足够：“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对于前贤的伟大思想，后人“虽不能至，而或具体而微焉，或有其一体焉，则薪尽火传，犹旦暮也，国于是乎有以立。”万古长青的，乃思想之伟力。

 

管子的伟大，不仅仅是一时的霸业，不仅仅是精彩的谋略，而是来自中国人为国为民永恒的忧思。当面对齐国内乱，死生之际，管子的选择是“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出处进退不以统治者荣辱为标尺，而是为了国家——人民最大的集合体。一代伟人，对担负的使命有宏远的期许：“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关于国家的起源、性质与意义，无疑在中外政治学说中居于基础位置，《管子》没有像近现代西方学者那样提出“必要的恶”，而是信仰国家乃“必须的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以国家的领导力、组织力、凝聚力，“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让人们过上有秩序、有尊严的文明生活。在管子心目中，“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民本与威权的中道在于，“民者，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

 

从这一思想源头出发，也就不难理解，在辅佐公子纠与齐桓公争夺君位的斗争中失败后，召忽慷慨殉难“自刎而死”，管子则甘冒“不仁”之名，出任桓公的国相：“然臣之不死纠，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伟人之为伟人，在于心怀远大，绝非苟安怀禄。破解齐国接连内乱造成的危局，必须规模远大，积极进取：“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而大国复兴的根本，不在于穷兵黩武，在于厚爱人民。面对列国竞争之局，管子提出了一个核心政治命题：“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因此，治国理政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管子》开宗明义，为国家长治久安留下了金科玉律：“民恶忧劳，我逸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对人民群众要“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所出”，乃知所谓大道无关空谈，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此则“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毕竟，民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关乎国运盛衰与事业未来。

 

既然以人为本，首先要厉行民生主义：“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遵循经济规律，守住民生底线，创造美好生活；关键要塑造国民精神：“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对于时代兴衰的绝对重要性在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此，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核心价值观，“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实现“教训成俗”。

 

这些思想，与孙中山先生“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的论断如出一辙，揭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当代国家实践中得到印证。

 

以人为本，必然要依靠人民群众：“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性情，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用今天的话说，始终坚持与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必然要依靠人才强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用今天的话说，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必然要依靠民主监督，齐桓公曾问管子：“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为之有道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是每一个时代关心的问题。管子总结从黄帝到尧舜禹汤的历史经验，在于广泛听取人民意见，积极接受人民监督，倡议设立“啧室之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

 

依靠人民，最终是为了人民。在《管子》的国家理想中，“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乃中国人固有的政治伦理观。管子告诫统治者，倘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胜民为易，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于身，虽能不久。”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终究会被人民抛弃。

 

站起来，富起来，才能强起来。梁启超先生总结，“管子治术，以法治主义和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在传统分类中，《管子》往往被划入法家，而丰富的经济思想在百家中独树一帜，在面向经济主战场的当下，尤为宝贵。梁启超先生对法治的要义，从建国立政的高度作出了解读：“而此国家主权者，则于国家成立之始，同时存在者也。主权之表示在外者谓之法，故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事之必不可得者也。”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深刻教训，不难得到印证。

 

《管子》对法治作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全面论述，几乎占据全书的五分之一。法治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管子》做了生动阐释：“法者，民之父母也。”法律对于苍生，既是严父般的管教，更是慈母般的爱护。因为“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法律为规范社会生活，确立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使人们得到秩序的保障。通过完整的立法体系，“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为人民兴利除害，让人民各安其分，使人民知所趋避。在《管子》看来，“仁义礼乐者皆出乎法”，以法治保障德治。对于社会构建而言，“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倘若没有法律，社会将一盘散沙，动荡解体。

 

法治的逻辑是：“事督乎法，法出权，权出乎道”，国家设立行为规范，出自价值的权衡，来自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因此，立法要“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木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制定法律，一方面要统一稳定，“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一方面要与时俱进，“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与民则祥，法者不可恒也。”法律治理贵在政策适中，“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推行法治的关键在于领导人民带头守法，“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妨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君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法治社会的崇高理想是，“君臣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实现齐国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势必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我们看到，《管子》大量篇幅涉及经济管理，《轻重》十九篇尤为大观，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根本命题：“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自古“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王道。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故善者势力之所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而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乃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在此过程中，“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倘若“无市，则民乏矣”，发展市场经济，让人民勤劳致富、各得所需。施政中减税降费、让利于民：“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纵观《论语》《荀子》等各大经典，藏富于民的思想一以贯之。

 

在经济体制中，管子强调国家控制商品流通，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率先提出“官山海”政策，对盐业、矿产等战略物资实施政府专卖，确保财政收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突出宏观调控作用，“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政府在大宗商品价格较低时购入，上涨时抛售，即稳定物价又增加财政收入。尤为可贵的是，管子主张优化营商环境，致力招商引资：“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粟，五乘者有五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让政府当好服务客商的店小二。反复强调粮食安全，“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由此可以看见粮食战争与货币战争的威力。主张刺激消费，“积者立余食，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提升消费拉动经济，扩大群众就业途径。

 

法治的树立，经济的发展，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面对王室衰微，群龙无首，中原各国持续动荡，少数民族大举入侵，管子寻求最大公约数提出“尊王攘夷”，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实现各国普遍安全，建立华夏命运共同体。“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垒，兵不解翳，弢无矢，寝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齐国以外交手段为主，武力手段为辅，成就了“五霸，齐桓为盛”的伟业。以亲诚惠容的理念赢得诸侯，“远者以礼，近者以体”。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先王不以勇猛为边境，则边境安，边境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患生难”，反对基于实力原则，大搞霸凌主义。不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维护华夏世界和平正义。管子以一系列富有齐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齐国的霸业，被孔子称为“仁霸”。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和平来自强大的国防实力。《管子》告诫：“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只能依靠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管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形成军民融合发展格局：“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军工制作、人才队伍、军事训练、情报系统、谋略运筹，确保敢打必胜。通过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改革创新，齐国依靠强大武力，成就了存亡继绝的霸业，保卫了华夏文明的成果。孔子盛赞：“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二千多年过去，走过地老天荒，阅尽天下兴亡。走进牛山，站在伟人肩膀上登高望远，神游山河无限。放眼满川思想文化的洪流，由泱泱天齐涤荡而来，为中华大地留下无穷滋养。

 

作者：胡春雨，天桥区作协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会员，齐鲁晚报签约作家；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