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鬓秋霜忆当年，空间舌战敌伪顽。
红色电波传军令，大军欢腾敌胆寒。
三座大山脚下踩，五洲同庆尽开颜。
满目青山山烂漫，北京广播全球传。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最早的播音员是四名女性，她们分别是：麦风、姚雯、萧岩、孙茜。这首献给人民广播事业诗篇的作者，正是其中的萧岩。
2010年，在人民广播即将迎来70年华诞的时候，我们曾经采访过时年91岁的萧岩老人，而今距离那次采访也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们再次翻检出那次采访时的资料，重新聆听这位耄耋老人讲述那个年代的清凉山、王皮湾……
【2010年11月16日萧岩在家中接受采访】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第一位播音员，叫麦风，她本名徐瑞璋，到延安后改名麦风，后来又成了中国人民的第一个“麦克风”。而“萧岩”的名字又是怎样来的呢？我们的采访，就是从这个名字开始的。
萧岩，本名常丽华。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国民党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令很多爱国人士极为不满。很多爱国青年纷纷奔向革命根据地延安，寻求真正的救国之路。而当时，常丽华还是在河北省通州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的一名学生，因抗日战争爆发，她随学校迁到了北京，后来又撤退到了陕西安康。受爱国学生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她和姐姐常顺华、表姐常易彬也决定奔赴延安。当时，在爱国团体民青盟的引领下，她们先到达了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她们与一批青年学生一起，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从西安徒步前往延安。徒步行军对于常家三姐妹这样的来自大城市的、没有经过艰苦生活锻炼的年轻女学生来说，其辛苦可想而知，但是怀有一股投奔革命的热情，她们把困苦当成了试练。在步行前往圣地延安的途中，有一天姐姐常顺华对她说：“到了延安，参加革命了，我们改个名字吧。”这时，姐姐指着路边坚硬的岩石，说：“我就叫‘路岩’吧，我想做一块如路边的岩石一样坚强的革命青年。”妹妹常丽华想了想说：“那我就叫晓岩吧，东方破晓的晓。”这样，两个怀揣着坚定革命理想的女孩都以坚强为自己重新命名，由于“晓”并不是姓氏用字，所以后来到延安登记姓名时，改为了“萧”。据萧岩回忆，当他们这一队向往真理的年轻人，经过漫长的跋涉，走到延安城南看到宝塔山时，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高声呐喊：“我们到家了！”直到2010年我们采访时，回忆起这段1938年的往事，萧岩那份激动依然荡漾在脸上，70多年的岁月仍未曾冷却当年那个19岁青年的热情。
当时，中国爱国青年都希望到延安去学习政治、军事等各种本事，然后到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用鲜血浇灌民族的希望。而萧岩当时却没有想到，有一天，她的战场竟是在电波中。到延安后，萧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萧岩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又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在那两年中，萧岩如饥似渴地系统学习着马列主义经典和毛主席的著作，建立了更好的世界观、方法论。提到当年的学习经历时，萧岩说，记得在女大学习时，毛主席还到学校给她们做过报告呢。那时，风华正茂的她一直埋藏在心底的理想是，在高级班毕业后，到马列学院继续深造，打好理论基础，投身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1941年夏季的一天，组织科的同志和萧岩谈话，说要分配她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去做播音员。这个决定出乎她的预料，当时的她对广播一窍不通，觉得所谓的播音工作不过是念念稿子，这样平凡的“技术活儿”和她的抱负大相径庭。尽管思想上不认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第二天就卷起行李，提前结束了学习生活，告别了领导和同志，在通讯员的陪同下，到中央军委三局领导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报到。
到达设在盐店子的中央军委三局机关报到时，正值开午饭的时候，秘书把这个刚二十出头的姑娘介绍给三局局长王诤。王诤同志热情地招呼她：“来，我们一起吃饭，边吃边聊。”王诤仔细地询问了萧岩的经历，亲切地和她聊着。慢慢地，萧岩对播音工作的偏见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王诤温和地笑笑，说道：“播音工作可不是什么单纯的技术工作呀！而应该是一件头等重要的政治工作呀。你知道，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对边区实行封锁，延安出版的报纸运出去很困难。新闻封锁的结果就意味着我们党失去了自己的喉舌。为了使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的人民尽快听到党的声音，打击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党中央才开辟了这条广播战线，决定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呀。你可能还不知道，广播电台用的发射机，是共产国际援助的，是周恩来副主席费尽千辛万苦，冲破敌人的重重阻碍从苏联运回来的。我们就是要通过广播和敌伪展开空间宣传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群众对敌斗争，争取抗战胜利呀。你是女大培养出来的干部，又是一名即将出征走上空间战场打击敌人的战士。党期待你在这个战场立战功啊！”
牢记着王诤局长的一席话，当天下午，萧岩就奔赴了代号为九分队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所在地王皮湾。王皮湾是一个离延安城四十里地，离三局也有十多里地的偏僻村子。但是，那里景色宜人，依山傍水，沿河一片桃树和枣树。全村有十多户人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建在村对面的山坡上，坐拥一派田园风光。
当时的电台只有两孔石窑洞和十多间土房，那两孔石窑洞用来做发射机房和发电机房。十多间土房住着电台技术干部、工作人员和警卫班的同志们。播音室是另外的一间土窑。当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代号为九分队。任队长的就是曾经在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学习的傅英豪同志。1940年，周恩来同志到苏联治病并亲自带回了一台广播发射机后，为建立广播电台，党中央特意调来了傅英豪夫妇。在技术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建立起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虽然有了发射机，但没有好的发电机供电，只能用木炭炉烧煤气，用煤气代替汽油供发电机发电。因为没有钢丝架，天线架在机房山顶的树上。为了保证发电机发电，每天要有十来个人出去捡拾木炭供木炭炉烧火。由于电压不稳，在播音期间，技术员需要始终不断地修理发射机，手摇发电机发电。甚至连王诤局长有的时候也都亲自来到发电机房与电台的技术人员一起摇滚筒帮助发电机发电。再说播音室，是一孔面积仅有十几平方米的窑洞，窗户是用边区生产的毛边纸糊起来的，地上铺的和洞内的墙上钉的都是延安生产的灰毛毯，这种毛毯可以起到一定的隔音效果。室内的陈设也很简单，不过是一张白茬木桌，一只话筒和一本字典，还有一台破旧的手摇唱机和毛主席特意送来的二十几张京剧唱片。虽然，我们党创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播音室的全部家当只有这么多，包括技术员、警卫员、炊事员和政工人员在内也不过三十几个，生活很艰苦，工作条件很简陋，但那里点起的人民广播的火种，终成燎原之势！
【根据老同志回忆绘制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机房工作情景（左为发电机房，右为发射机房）】
（作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刘辰莹；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载自《中国广播》杂志，修订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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