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强：一篇“今日头条”短文勾起的对河南“四清运动”回忆

“比如河南，上一次三级干部会议就说找不出什么阶级斗争……河南，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五个月没有搞……三级干部会也开了，开了几次了，社会主义教育也搞了，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

“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取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用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二十几天时间，就训练了十五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一百五十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

“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的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搜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级、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类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1960年底，中南局成立之后，我才认识建勋同志。这时是三年困难时期中最困难的时刻，河南又是受破坏最严重、困难最多的省份，建勋同志奉命于危难之间，到河南主持省委工作，很快改变了河南的局面……（四清）那时，这个‘指示’，那个‘经验’，都把大部分的农村基层干部当成‘敌人’，当成斗争对象。在建勋同志主持下，以河南省委总结试点经验的方式，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对基层干部要采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这一报告，经毛主席、党中央批转全国，解脱和保护了绝大多数的农村基层干部。这几年，我较多时间在河南帮助工作，我认为，建勋同志从心里是不赞成‘左’的……”（引自吴南生著《深切怀念刘建勋同志和陈舜英大姐》，见《刘建勋纪念文集》第27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我和建勋同志是在六十年代认识的。那时他调河南省委任第一书记。在天灾人祸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他领导省委和全省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使河南经济得到恢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去河南和他协同工作。为了一些业务问题，我们也发生过一些争论，最后，‘不打不成相识’，我们竟成为很谈得来的好朋友。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我去黄河水利委员会蹲点。当时在上边一些‘左’的指导思想下，工作很困难。依靠他（刘建勋）的支持，我们在运动中基本坚持了正确的干部政策，没有伤害黄委会的领导干部……”

“鉴于当年河南省在反右派、‘反右倾’、所谓反‘潘、杨、王’、反‘五风’等运动的扩大化，在全省干部中造成了根深蒂固的矛盾。他（刘建勋）通过大“四清”运动，反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作教育、团结工作，在人的问题上，着重多换思想、少换人。有错误，本着教育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达到了毛主席教导的治病救人的目的，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教育、挽救、帮助、提高了一批干部。把历次运动扩大化造成的矛盾，压到最低程度，促进了河南的经济发展……”（引自《刘建勋纪念文集》第312页）

“1964年五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到外地视察，认为多数地方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反映了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

在接见过程中，“河南反映，河南对大搞群众运动有许多思想顾虑，过去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影响很深，有的说，平了反，反了平。刘少奇并没有接受这些意见，反而更加强调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一怕发动群众，二怕下去蹲点，这不仅是领导方法问题，而是能不能领导革命的问题，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问题，是要不要领导革命的问题……工作队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几百人搞一个公社……什么叫蹲点？过去你们那个蹲点不叫蹲点，不够标准，不及格……”

“截至1966年上半年，河南全省有约百分之三四十的县市结束‘四清’运动，进度在全国居中。”（引自郭德宏、王小波合著《四清运动实录》）

“从1993年底开始到1994年夏天，李雪峰跟我谈了九次……”

李雪峰“他谈到四清中的争论，高级干部对桃园经验的不满。我明白了，为什么事隔十几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专门写一句话：‘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引自李海文著《为李雪峰整理回忆录：文革是怎样发动的》）

“1964年9月份，社教期间建勋同志下去蹲点。临走前他的眼疾复发，眼底出血，但他不让我对别人讲。并且也不让我将病情告诉他老伴陈舜英同志，怕她担心。他在新乡具体什么地方蹲点我不清楚，保密守则也不允许我过问。我只是每周日去新乡。下火车后，司机接上我到地委招待所给他检查，按病情调整药物治疗。在此期间，陈舜英同志也因为心脏病发作出现了心衰症状，送到153医院进行抢救，医院还报了三次病危。同样，她也不让我告诉建勋，怕影响建勋的工作。我心里非常矛盾，但还是按两位老人的意思办了。自古道：‘大将受命忘家，临阵忘身。’这就是我认识多年的两位老干部。他们一心为革命、为工作，唯独不考虑个人的安危。”

“省委书记刘建勋化名老刘，作为工作队中的成员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摸索经验，从而以点带面指导全省‘四清’工作。我是工作队第九工作组组长，刘建勋是第九工作组的成员。在这一段工作中，我和刘建勋在一起磋商事情，从认识问题到思想方法上都受益匪浅。”

“‘四清’时我也在龙泉村，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们感觉建勋书记总是按兵不动，老是让我们‘继续串联，了解情况。’附近王屯就是中南局的点，他们搞得热火朝天的，让生产队干部退赔，结果把干部的屋子也扒了，把椽子都给卖了。我们都觉得龙泉比人家步子慢，不理解。还说：建勋书记咋这么沉得住气呢？到现在才明白，他那么做是对的！”

“大约是在1964年的秋收后，省委工作队进驻龙泉村搞社教运动。工作队入村访贫问苦，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实行‘三同’。吃老百姓的饭也交钱、交粮票，从不让老百姓吃亏。村里组织了‘贫协’有序开展工作，摸底排查谁有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做到心中有数，然后进行分层次教育。在运动中不忘抓好农业生产，绝没有让运动影响农业生产，从而民心安定。

刘建勋书记从无官架子，穿衣朴实，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人问他：‘你是啥干部？’他说：‘我是当兵出身、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普通人员。’村上开大小队干部会和群众大会，没见刘书记讲过话，都是工作队长讲的。村贫协主席孙国俊还猜：‘我看他的官不小，他一到场，别人都给他让座。’但大家确实都不知道他就是省委书记。刘书记主要是掌握方向，大政方针不能走偏。最后，咱村的四清运动圆满结束，没有出任何问题。

刘书记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在群众吃粮紧张时给百姓解决粮食吃；冬季老百姓烧不上煤，想办法给解决煤烧；每次他从郑州开会回村，都怕影响群众的生产和休息。若是白天，小车就停在村外人民胜利渠的河堤上；若是晚上，他就不准小车灯亮、喇叭响。刘书记还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发现堤后有1000多亩盐碱地不见收成，就带领工作队员和群众挖了两条河，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群众取名叫‘四清渠’、‘幸福渠’。经过努力，我村由缺粮村变成余粮村，每年都向国家卖余粮。”（引自梁志海著文《刘建勋书记在龙泉的日子》）

“自刘书记在龙泉村社教工作之后，40多年来龙泉村从老人到记事的年轻人，从党员到干部，时时不忘刘书记在龙泉期间的身影。我们始终把社教运动作为龙泉发展的新起点。刘书记首先主张领导干部廉洁，主张工作民主，主张社会公平，主张群众实惠。在这40多年里，龙泉村的党员由原来的十几个，发展到现在的200余名，从党支部、党总支直至村党委，一直在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我们认为，社教运动使人们树立了正确的政治理念，领导干部有了正气，就能带领群众致富。

龙泉村现有国家级的荣誉六个，即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全国敬老模范村、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先进集体、全国美德在农家活动示范点，这些都是与刘书记在40年前对龙泉村党员、干部的启蒙教育分不开的。”

“一次他（刘建勋）去地委党校大礼堂作报告，中午回来在房间休息，我进去问:‘刘书记，今天累吧！’他说：‘累倒不太累，就是我今天又拍桌子骂人了，我就不能容忍一些干部在群众面前耍威风、摆架子，做官当老爷的事，我骂他们像国民党，以后我也得改掉这个急脾气。’”

一次他从龙泉村回新乡，发现为他准备的是香皂，就让我马上换了。“他洗了脸，说以后不要再用香皂了，毛巾也不要常换，战争年代一条毛巾用烂了再折一下缝几针还能用。”

“四清”时他在新乡县龙泉村驻队，住在老百姓家里。一次他下乡回来说：老乡对我很热情，到中午窝窝头加红薯一筐。我说：你吃得下去吗？他说：群众能吃我咋不能吃。我说：我们老家也常吃窝窝头，但要配上辣椒吃，比如把辣椒炸一下，或炸成辣椒酱，可好吃啦。他说：你给我弄点让我带上尝尝。我们就炸了干辣椒装了一罐头瓶，让刘书记下乡时带走了。过了几天，他从乡下回来对我说：“小贾，谢谢你的油渣炸辣椒，吃了真开胃口，饭量也增加了……”

“四清”开始时，中央和省委在新乡搞“四清”试点的高干多，况且常住乡下。文化生活几乎没有，地委就在对门地区电影公司楼上的一个会议室，装了小电影机，让他们回新乡开会时，晚上放些电影。

一次晚饭后，我请他去看电影。他问：看电影怎么去电影公司，不去电影院？我说：地委领导为照顾中央、省里领导常住乡下，没有机会看电影，专门在电影公司会议室装了小电影机方便领导。其他领导都已去了。他说：让他们看吧，反正我不去看！以后也不去！

他在新乡搞“四清”期间，真的就没有看过一次电影。

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张福安回忆说：“1965年3月的一天，省委书记刘建勋进村后先到村民石宝金家访问。石宝金是孤儿，家有两间破草房，进风又漏雨。刘书记一进门就看到石宝金在擀面烙馍，马上就过去烧火，边干边聊。几十年来，只要提到刘书记，石宝金总会感慨地说：‘刘建勋书记这么大的官，能帮助我烧火烙馍做饭，看得起我们老百姓，替我们说话，为我们办事，我石宝金一辈子也忘不了。’”

“一提起刘建勋书记，我就想他。他是人民群众的好干部，也是俺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他，我的骨头早就沤糟了。那是1965年5月的一天，我的胆结石病突然发作，疼得厉害。孩子他爹石振来听说省委刘建勋书记刚从省里回来，住在我们邻居家，就直接去找他。没等把话说完，刘书记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抓紧时间派车到郑州医学院去。’接着，他又对随行的省公安厅副厅长鲍福昌说：‘给（途经的）新郑县公安局联系，要保证在新郑县境内车行畅通；还要给郑州医学院联系，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就这样，在刘书记的关怀下，我直接进了手术室，顺利做了手术。当时因为走的急，家里穷，我身上只带了10元钱。后来医院来家里调查后，还把我的医疗费给免了。”

“1965年，我从农业局调到增福庙农技站工作，适逢由建勋同志带领的省委工作队也到那里搞四清，和我住的很近。有一天我刚到家，就听到建勋同志的警卫员在和我住同院的老太太商量：‘他老啦，咬不动。你给他煮煮。’老太太连声应允：‘行，行！我给他煮煮。’原来是建勋同志在她家吃派饭，她也不知道其身份，每顿饭都给他吃干凉的玉米面饼子。建勋同志的胃不好，吃后有些受不了。后来，报纸上登了建勋同志在增福庙的照片。我拿着让群众看。大家看了都惊讶地说：‘这不是老刘吗？！’

那天，建勋同志身上穿了一件补过的兰色外衣。他问我在什么单位工作，我答道：‘我在农技站搞农业技术推广。’他高兴地说：‘好哇！你们的工作对农业有好处，群众会欢迎的。’他看见了我的母亲和一岁多的孩子，就对我母亲说道：‘小孩子好漂亮，老人家您好福气呀！’建勋同志走后，我母亲说：‘这老头儿不是一般人，别看穿补丁衣裳，一看就是大干部。劲头不一样，说话多和气。这叫真人不露相。’”

1966年2月，我正在地里看管生产队机井。公社武装部长告诉我马上回家，说有俩人找我。我看见有两个老头在家门口等我。就问你们怎么来的？那个高个子老头笑着说：我们坐11号车（指两条腿走路）来的啊！一下子我们都笑了。我紧张拘束的心情也全消失了。高个子老头向我详细了解村里的生产条件，今后有什么打算？他们走后，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省委刘书记。他还在菜园子、大树下与社员群众拉家常。

那时，人们的积肥观念差，他就生动形象地说要大家抓好“三个屁股”，把人粪、猪粪、牛粪都充分利用起来。刘书记还用咱老百姓的话鼓励我们，“有水又有肥，就是粮食囤。”

后来，我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率领全村老少经过一年多的奋战，把沟多、壕深、坡陡的上坡口治理改造成了平坡口。

1968年3月的一天，我高高兴兴地到省委找刘书记汇报。他亲自划火柴给我点烟：“小张，尝尝咱河南的‘黄金叶’。县委书记来说工作，我给他5分钟；我给你10分钟时间，有啥就说吧……”当听到上坡口“村里田成方、树成行，社员穿上了新衣裳”时，刘书记满意地笑了。

接近中午时分，刘书记打住我的话头，说‘今天到我家吃饭，我请客！’他打电话告诉家里：‘今天中午吃饺子吧，我的小房东来了。’吃饭时，“刘书记一边继续听我汇报，一边给我拨饺子：‘小张，不要客气。农村工作下力大，多吃点。’”

1968年秋天，刘建勋书记到增福庙村调研，中午回到公社晚了，炊事员给他盛了一碗面条，他又要了一个馒头，就势蹲在面案子前吃起来。正吃着，因为要给一个生病的公社干部做酸汤面片病号饭，两位炊事员先后三次让刘书记挪动地方，他都按照炊事员的话办了。事后，当他们知道那个老头是刘书记时，心里很是揪得慌，找到公社书记说：“我们一点也看不出他就是省委刘书记，下次来了，一定要让我俩给他道个歉。”

“‘文革’中的1968年，刘书记又来到增福庙，看到新盖的农村供销社、乡医院等多家单位占的都是可耕地，便严肃地批评说，‘我们是农业国，人口众多，靠地吃饭，保护土地资源人人有责。民以食为天，挤占良田等于端老百姓的饭碗，于心何安！’

那一年春雨少、入夏无雨，抗旱保苗刻不容缓。男女老少手端肩挑，昼夜不停地浇地，还是无济于事。刘建勋书记见此情景心急如焚，他一边安排继续打井修渠，一边帮助多方联系，四下求助。最终，我们战胜了干旱。在抗旱夺丰收总结会上，村支书张福安激动地说：‘1942年遭遇大旱和蝗灾，国民党政府不管不问，增福庙村饿死了三十多口人，全家逃荒要饭的有八九户。今年也是大旱，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战天斗地，不怕苦累，大旱之年仍取得了好收成。’

1972年初，刘书记进村后看到因为乡医院做不了手术，有病人急得在门口哭。于是，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医疗水平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很快就让乡医院选派了三名年轻医生，又用自己的车，直接送他们去河南省纺织医院进修实习。他们刚下车，医院的医生、护士和病人就全围了上来，还风趣地开玩笑说：‘咦？小车上咋坐的是你们这些土老帽啊？’”

“新乡地区的四清运动是从1963年春天开始的，先在辉县梁村公社搞试点，后来又搞了博爱几个村……

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后，新乡地委决定在新乡县七里营、小冀、大召营、合河、洪门5个公社和小冀镇进行四清试点。同时七里营公社又是省委的试点，中央和省直大批领导干部在那里蹲点搞运动。新乡地委为这次社教运动成立了总团、分团、工作队。一个公社设一个分团，一个工作队负责一个大队。地委书记耿起昌担任总团长，合河分团团长调走后，他一直兼任分团长常驻合河。”

开始“我们是带着‘敌情’和‘桃园经验’下去的，警惕性很高，当时要求扎根对象必须是全村最贫穷的，不能找大小队干部、干部家属、党团员，与这些人有关系的也不行，历史上当过伪军、土匪的不行，有小偷小摸的不行，社会关系有问题也不行。新乡解放较迟，解放前干过伪军、杂牌军的人比较多，挑这个不行，挑那个也有问题，总之扎根非常难。后来是耿起昌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说，可以比较，土匪、杂牌军有干1年的，有干5年的，你就扎1年的嘛。

中南局某位干部在七里营王屯蹲点，曾指着房顶上的鸽子造型半真半假地说：‘这就是和平演变。’

还有人说把干部都搞穷才算完。脑子清醒的人看出干部没大问题，运动又不能不搞，就想办法迂回一下。地委常委、工业部长巩连喜的办法是，干部该退赔还退赔，然后把不该退赔的东西作为奖品，再奖回给干部家属。

合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朱止根有多吃多占和生活腐化的问题。经过折算，让他退赔了3000元。最后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大队支部书记，转任副大队长。耿起昌亲自和他谈的话，让他正确对待、努力改正。

1965年春节过后，传达贯彻中央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此后小四清改为大四清。二十三条部分纠正了前段运动‘左’的偏差，重新强调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解脱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让他们参加运动，领导生产。但是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大、小队干部心有余悸，死活不愿再干，他们说，当干部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意思很清楚，就是怕再搞运动，再挨整。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队又为农村基层干部评功摆好，多讲他们的成绩和辛苦，鼓励他们大胆负责，为他们恢复名誉，还把他们退赔的东西又还给他们。

苗润生（时任沁阳县委第一书记、后曾任新乡地委第二书记）有胃病，耿起昌叫他买点鸡蛋吃，苗犯了难，问鸡蛋皮放哪里。耿一听笑了，说：‘我还管你的鸡蛋皮呀！

‘四清’运动对改进干部作风，改善农村经济管理起了一定的作用，对反腐倡廉也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它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了，在小四清阶段推广桃园经验，又把运动神秘化了，用土改的方法来搞，用桃园的经验来套，错误估计农村干部的状况，错误打击和伤害了一批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这个教训值得记取。”（引自张寅生、王玉堂等人合著《回忆合河‘四清’》，见新乡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新乡：1961—1966》）

“二十三条”下达后，新乡地委根据“二十三条”精神，对农村的“四清”运动调整了工作方法……1965年春，宣布解脱一大批干部，让他们站出来工作，领导生产，协助工作队搞好社教。因此，各地解脱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农村一度紧张的局面有所缓和。

“1964年，他率团参加地委组织的‘四清’工作，驻新乡县中召村。该村群众历来吃的是苦水，不但水味苦涩，而且含有损害人身健康的化学元素，全村群众祖祖辈辈深受其害，迫切要求钻打深井，汲取甜水，改变饮水质量。但由于受经济力量制约，年复一年，愿望始终难以实现。云峰同志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需，积极向地委反映意见，争取到了钻打深井的经费，组织群众义务劳动，很快打成了一口深甜水井。这在中召群众吃水史上是个历史性的变化。”（引自新乡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新乡：1961—1966》）

“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