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决策,使中国获得的战略利益是巨大的,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原先的预料。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后,许多专家学者总结了抗美援朝的伟大历史意义。至上世纪90年代为止,绝大部分学者都形成了这么几条共识:创造了中国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促进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从而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等等。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在2010年超越日本后,登上了世界第二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与美国的GDP的差距逐步缩小。 在诸多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学术报告和纪念文章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对新中国前30年建立起来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高度肯定。例如,清华大学举办国际研讨会的报告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一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从经济理论角度获得两条宝贵经验:第一,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是快速发展的基础;第二,自主创新的关键在于开放学习、引进和利用人才。” 因此,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对新中国前27年评价的实事求是精神。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作为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第12页)
【《十年论战》,吴冷西著】
需要指出的是,“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是实,而“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却是抗美援朝打出来的。
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谈到过: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曾经有段时间,人们在和平环境下生活久了,往往忘记了这种和平环境是怎么来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当时把搞“两弹一星”的钱用来改善民生该多好。但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实施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才使得很多人终于看到了“两弹一星”的长远战略意义。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环球时报》曾经发表了题为《幸亏中国当年勒裤带造出两弹一星》的社评,从改革开放的视角来评价“两弹一星”,称:“如果没有那些英明决策和于敏那代人的伟大付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有可能改写,中国的战略自信绝不会有今天的质量。”
2018年3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向中国发起贸易战。在美方不断施压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常常会想起当年的“两弹一星”。《环球时报》的一些社评,不断反映了中国人民这样的心声:“或许我们要感谢中国早年的战略威慑力量建设,把那些想捣毁中国崛起的美国精英逼上了经贸角力场。”“拥有包括战略核力量在内综合威慑力的中国有能力不让中美贸易冲突轻易演变成两大国的全面对抗。”
202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年纪念日,各大媒体和社交媒体都空前一致,纷纷发声,感念那些为“两弹一星”作出贡献的、曾经隐名埋姓几十年的共和国的功臣们。在发表的纪念文章中,一句话道出了实质性的关键点:“没有安全就不能发展。”
中美关系目前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紧张的新阶段。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社会舆论表现出这样的自信:“两弹一星”打下的基础,使我们有足够勇气应对不断加大的军事压力;对于愈演愈烈的科技方面的打压,我们庆幸我们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上,已经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而这种自信,我们都能追根溯源到抗美援朝那个新中国的历史节点。
“抗美援朝决策,使中国获得的战略利益是巨大的,甚至超过了决策者原先的预料。”
时间越久,抗美援朝的伟大将越为人所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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